晚學盲言 · 六八 知識與德性

美國耶魯大學前歷史系主任盧定教授，余與相識近三十年。去歲香港重晤，在宴席上，盧定言，彼治西洋史，覺人類一切禍亂，皆自知識分子引起。不知中國史是否亦然。余答，中國史，治平大道知識分子負其責。盧定問，何以能然。余答，西方知識貴客觀，以純理性求。中國知識兼主觀，融情感，不重純理性。盧定謂，知識中夾雜情感，易有私見，更增禍亂。余曰，此誠中西歧見所在。中國人言，「士先器識」。識屬智，與今人所謂有不同。宴席上未能盡言，僅此而止。 別後，盧定自美來書，重提此事。余復書，中國道家老子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絕學無憂」。正與尊意合。但中國更尊儒，信奉孔孟。道家莊老特以補偏救弊。絕聖棄智，終非中國人所尚。余欲特撰一文答盧定，事隔數月，乃始下筆為此篇。 儒家知識從德性起。德性中即有情感。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性之，謂一切知識行為由天賦德性來。反之，謂見人如此，反而求之己，乃見其誠然。中庸言，「自誠明」，即性之。「自明誠」，即反之。德性知識，本末始終，一貫相承。德性為本為始，知識為末為終。情感即德性中一部分，而且為重要之一部分。人而無情，即無以見性，無以成德，亦無以為人。宋儒陸象山言，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實乃讀了無字天書，即伊尹所謂天民之先覺。中國人學字有兩義，一曰覺，一曰效。覺即自誠明，性之。效則自明誠，反之。知識從德性來，而還以完成其德性。 德性由天賦。人同此性，亦同此德。時時地地人人事事若不勝其相異，不勝其區別，而終必有其共同大通處。中國知識貴通，各種專門知識居其次。如農學、醫學、歷數、算學、水利、工程等，皆重在事行，唯此等事皆於人群生活關係極大，中國自古即有。然尤要者則在行，即做人方面，即人群相處之道，所謂修齊治平。故知識必貴通。詩經三百首，為中國最古文學鼻祖，然中國人不認其專是一文學。詩以言志，分賦、比、興，我所志貴能通於人人之志，並貴通於其他生命。如詠夫婦和合，即起興於雎鳩。而詩以用於政，分風、雅、頌，即通於政治之各方面。政治尤貴能通於事事。故不通人情，不通天道，即無以言詩。不通政事，不通禮義，亦無以言詩。古希臘有荷馬史詩，為西方文學之祖，戀愛戰爭，雜以神話。然文學只是文學，非可通於社會人事，非可通於政治大道。中國古詩亦言戀愛戰爭，亦有神話，然其本源出發點，則在天道、人情、政府、社會之種種禮義法度。故於中國古詩中，有哲學，有政治學，有社會學，有心理學種種知識學問，而融合會通以為詩。至少不通中國古代政事，即不足以言詩。不通中國古代社會情況，亦不足以言詩。若以近代觀念，戀愛、戰爭、神話，分門別類求之，則全失中國古詩之大意。 又如尚書，更主要者為西周書，乃中國三千年前之原始史料。非通天道，即中國古人之宇宙觀，非通政事，即中國古人之政治學，即無以言書。後世奉尚書為中國史學鼻祖，其實史學中，即包有哲學政治學等，非可專以史學求。故中國古代之文學與史學，皆通學，非專門之學。非可如後人觀念，專以文學與史學視之。 中國後世之史學與文學。其淵源皆從詩書來，亦非可以專門之知識技能為之限。即如屈原之離騷，屈原非一文學家，而離騷非僅一文學作品。又如司馬遷作為史記，司馬遷乃以史學名家之第一人，史記為中國二十五史之第一史。然司馬遷師於孔安國董仲舒，孔安國治尚書，董仲舒治春秋。司馬遷之史記，又明舉董仲舒所言春秋大義為其著書之大本大法。故以中國舊觀念言，史學必本源於經學。以近代新觀念言，則史學必旁通哲學政治學。故司馬遷亦不得專以史學家目之。司馬遷之高出於其他史家亦即在此。 唐代韓愈唱為古文，為此下一千數百年來中國散體文一大宗師。然韓愈自言，「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則韓愈之文，乃以明道。故韓愈自比於孟子之拒楊墨，以闢佛自任，則韓愈固不以一文學專家自命。韓愈生平並未努力於史，然其言曰，「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此兩語十二字，已見中國史學傳統主要精神之所在。亦可說中國史學仍即是一種做人之學。政治上為奸為諛，掌大權，乘大勢，得意一時，然史家乃誅之於後世。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當時政治領袖不能誅奸諛，而後之史家誅之，使後之繼起者知有懼。則不通道，不通政，不懂做人，何得秉史筆。潛德尤不易知，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之」。此非潛德乎。司馬遷作史記，世家始吳泰伯。伯夷亦讓國為一平民，及其終餓死於首陽之山。孔子曰「伯夷古之仁人也」。司馬遷史記列傳首伯夷，此皆所謂發潛德之幽光。吳泰伯、伯夷遠在三千年前，然三千年來之中國人無不知尊崇此兩人，又連帶及於虞仲叔齊，此皆由孔子司馬遷之發其幽光。使非孔子司馬遷之高瞻遠矚，亦何以識此兩人之能影響後世如是之悠久。但今人則俱不尊泰伯伯夷，又不信孔子司馬遷，則又奈之何。 孔子為魯司寇，位居三家之下，不久即辭去。孔子亦一平民，然司馬遷史記作為孔子世家。孔子非有爵位傳其子孫，司馬遷寧不知。然古代天子諸侯，爵位皆絕，而孔子則後世崇奉為至聖先師，其家世相傳至今兩千五百年不絕。司馬遷自違其例，以孔子為世家，可謂有遠識具百世之眼矣。 漢代崇經學，孔子春秋列為五經。孔子亦與周公並尊。孟子則在百家之列，與鄒衍、荀況、老、莊、申、韓為伍。韓愈特提高孟子，是亦發潛德之幽光。韓愈在當時僅弟子三數人，其學不再傳而絕。宋代歐陽修，始一意尊韓，此亦發潛德之幽光。歐陽修亦文亦史，其為新五代史，馮道始見貶斥，此則誅奸諛於既死。故中國之文學史學，乃立名教之大防，文化傳統賴以維持，賴以發揚。西方人信靈魂，靈魂界與人生界分別存在。人生短暫多變，靈魂始悠久有常。人生善，死後靈魂升天堂。生而惡，死後靈魂下地獄。凱撒之事凱撒管，上帝耶穌不之問。西方唯宗教始稍近於中國人之講究做人，但又大不同。中國則僅有此一人生界，奸諛縱得意於生前，亦必見誅於後世。潛德雖幽暗於一時，亦必光昌於百代。其權則在知識分子，中國稱為士。士者，知識分子之志道、明道、行道、傳道者之稱。孔子後，戰國時代即成為士、農、工、商之四民社會，而士居其首。故有士貴王不貴之論。其時則王者卿大夫莫不貴士。下至漢代，遂成為士人政府。從政者必以士，故中國知識分子，其權則猶高出於政治人物之上。道統之尊於治統亦在此。如三國時，有曹操、司馬懿、諸葛亮，皆士，皆政治人物。然諸葛亮則流芳百世，曹操、司馬懿則遺臭萬年。南宋秦檜、岳飛亦皆士，皆政治人物。然岳飛流芳百世，秦檜則遺臭萬年。人孰不願為諸葛亮與岳飛，又誰願為曹操、司馬懿、秦檜。故中國人言，三代以上唯恐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名者，是非高下之準則，萬世人心共同向背之表示。中國人所謂知識，則首貴於知此。 唯此等知識分子，實居社會之少數。中國社會多數多能尊崇此少數，服從此少數。故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善鈞始從眾。西方社會不幸而不見此少數。西方知識分門別類，各務專門，鑽牛角尖，一為蠻，一為觸，不求相通。西方人重事尤過於重人。人即重其事。各項專門知識之求得，亦即事。中國則在知識與事業之上尚有人。道必求相通。中西史跡昭然。古代如蘇格拉底，其社會地位，豈能與孔子相比。中世如康德，社會地位又豈能與朱子相比。即論知識，蘇格拉底與康德乃西方一哲學家，孔子則中國一大聖，朱子則中國一大儒，此已大不同。若以中西社會整體與文化傳統中之地位相比，則更見其不同。 即就近代論，中國在晚清之末，民國之初，有康有為、章太炎。論其學問知識，決不能定其為一文學家，或史學家，或哲學家、政治學家等。然論其在社會上所具有之力量與影響，亦斷非西方任何一大學教授所能比。故中國一知識分子，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責任，實遠較一西方知識分子為重大。顧亭林言：「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即指知識分子言。唯知識分子，僅亦一匹夫。天下興亡，從何負其責。中國人言天下，乃指社會人群，興亡則指文化道統。反而求之一身，反而求之一心，我身此心即天下萬世人之心。此心所明即是道，可以通於天下之廣大，萬世之悠久。顧亭林日知錄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明道。而亭林之影響於此下中國社會三百年，亦至大莫與京。康有為、章太炎，則不能與顧亭林相比。故使當前之中國，亦黯淡無前途。 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亦一種甚深之情感。豈純客觀純理性之哲學知識可比。故在中國有文學，有史學，而無哲學。近代國人好以一切比擬西方，則莊老道家庶近西方哲學氣味。因其疏外人事，戒用情感。其實深求之，亦不然。此處不詳論。五經中有周易，近人亦好以哲學稱之。然易本為卜筮書，此在周易上下篇有明文，在左傳中有具體事例可證。倘哲學而以預卜人事吉凶為其主要功能，則仍不失中國文化大義。於人事預求吉凶，則必於人事求其通。枝節紛爭，利於此，或害於彼，絕非大吉。故易曰「元亨利貞」。元者，事之始。亨者，事之通。事必求其始，求其通，又求能通於後事，乃始為有利之貞。又曰「義者，利之和」。一事一物之利，非於相互間求其和，斯為不義，亦即無吉無利可求。 西方古希臘哲學與科學本屬同根。下迄近代，亦仍有其緊密之相聯。中國古代，農學、醫學、天文、歷數、水利工程之學，本已早有發展，此皆於人世有大利用。然偏屬物理，非人道，中國人乃以次要視之。西方人在此種種專門知識上求通，即彼方之哲學。中國人則在人群修齊治平大道之通則下，再來運用此種種專門知識。此即中西相異。 換言之，西方人求通於物，中國人求通於心。如發明蒸汽，即可通於其他事物，但心不通則爭益甚。西方自然科學乃為人生多引爭端。而其哲學終不能於此等爭端上求會通。則知識誠為人類禍亂之本源。中國人先求通之心，修齊治平大道既立，縱於物有不通處，自可緩以圖之。無大不利，亦無大凶。 今日國人一意慕效西方，不知修齊治平大道不可於蒸汽機電機中求之。亦不可分門別類，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軍事學、外交學種種各自獨立。中國自然科學非無發展，但政治、法律、經濟、外交、軍事等，皆不成專學。如孔門，子路治軍，冉有理財，公西華外交，當一專職則可，仍必有主持大計總其成者在其上。今日西方大學教育，亦復分門別類，軍事更為專門。由中國觀念言，非先求人事之通，豈能有政治、法律、經濟、外交諸學。故縱謂西方人不通政治、法律、經濟、外交諸學，亦無不可。既非所通，而登高位，掌大權。民選僅憑多數，多數無知，不得積成一知。以無知從事大政，引起人群之禍亂，非知識之罪，乃無知之罪。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下，非奸即諛，否則無以膺眾選而當大任。而禍亂乃無終極。 中國大學之書，有三綱領，八條目。八條目之後四，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近代西方盛唱個人主義，但不言修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皆重向外發展，但不言平天下。大學言平天下，則在明明德於天下。明德即指人性，亦指人心，明此明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無他道矣。西方文學喜言戀愛，亦人性，但非明德，故戀愛非修齊之道。西方文學又好言戰爭，戰爭亦人性，但亦非明德，故戰爭非治平之道。 明德系何，則非大智不能知。大學八條目，其首二曰，格物、致知。致知首貴知此明德。格物者，物乃射者所立之位，亦射者所欲射之標的。射不中的，不在易射者之位，亦不在易所射之的，而在善求其射之道。格物即指不易其位與的言。如孝子，居子位而孝其父母，父母不歡，則益善求其道以孝。為子女而知如何能得父母之歡心，斯即明其明德矣。西方人言戀愛，亦必求得對方之歡心。然僅止於男女之間。上不及於對父母之孝，下不及於對子女之慈，更不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其愛，亦專而不通，即非明德。故專門之知，非大知。斯為小人，非君子。唯君子為能善處群，修身即求善處群。不修身，即無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故大學三綱領，明明德之下即曰親民，夫親其妻，妻親其夫，上以親父母，下以親子女，盡人皆親，而後天下平。此曰至善。知為至善，即當止。故曰，止於至善。西方人言人生，知進不知止。戀愛成婚，即為夫婦，當求白首偕老。而又言離婚自由。以中國人言，此非自由，乃不得已。周公大義滅親，亦不得已。戰爭亦人生中不得已事。故曰，止戈為武。必能以戰止戰，以爭止爭。但亦非失德以戰昧德以爭之所能同日而語。 故中國人言修齊治平乃做人大道，首貴在使人人知此心之明德而明之。此義發於大學。大學一書出於戰國之晚世，而不知究出於誰何人之手。至宋儒始尊以為四書之一，而成為中國人人一本必讀書。此亦可謂發潛德之幽光。今日國人盡譏中國人好古守舊。然古人何限，何以獨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何以於此外又尊吳泰伯與伯夷。古書何限，何以獨尊五經，而又於五經外又增以四書。此豈一意好古守舊者之所能與知。 宋儒張橫渠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如大學言明明德，即是為天地立心。大學言明明德以親民，即是為生民立命。表章大學，即為往聖繼絕學。而其意則在為萬世開太平。此豈又一意好古守舊者之所為。明道伊川兩兄弟，即同時以張子西銘與大學一書開示學者，又豈專以好古守舊為學。若必專以好古守舊為事，則詩書之外，不容再有孔子春秋屈原離騷，以及此下司馬遷之史記。孔子論語以後，亦不容再有孟子與大學中庸之合成為四書。天下亦寧有無舊之新，又寧有無古之今。抑且新轉瞬即成舊，今轉瞬即為古。本末終始，吾道一貫，又寧有古今新舊之可辨。然而吾今日之國人，則若西方無不新，號為現代。即希臘羅馬猶然，因其為中國所未有。在中國則無不舊，是謂古老。不論唐虞三代，即下至宋元明清亦莫不然，因其為中國之固有。此又為當前不爭之一種心理事實。然此種心理又何能不變。竊恐轉瞬之間，亦將成為一種陳舊古老心理。此則今日吾當前國人所當反而自問之己心者。此亦當前一莫大知識問題。 今再綜合言之，知識當為人生求，非為知求知。知識不當外於人生，而認其有客觀獨立之地位。如天文、歷數，以授民時。陰陽寒暑，晝夜晦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僅為農，亦人生日常所當循。抑且人事必有是非、邪正、利弊、得失相反之兩端，貴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中國人求知天，亦為道，即為人生，非為知求知。西方人發現地繞日，非日繞地。此對西方宗教信仰有大爭議。中國人得此，唯加首肯，於中國相傳人生大道非有可爭。西方天文學為知求知，尋而益遠，所知益精益細，其對人生之意義價值亦日進而日德。增一新知，非必於道有裨。 中國古人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同此生命，即同稟天德。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德有大小。西方人發明生物進化論，亦於彼方宗教信仰有大爭議。中國人得此新知，於人生大道仍無大變，無多爭。西方生物學，一蠅一蚋，盡畢生之力以求，所求日精，所知日細，亦可謂於人生非有大裨益。而更可怪者，自然科學本求物理，而西方人乃循此以轉向人文。則人文又盡變為自然，乃天而非人，豈不即人世而已變為天堂。 中西雙方求知態度不同，故其所求得之知識之內容亦不同。其於人生之意義價值亦不同。此則可一言而判者。其他種種，引申無極，本篇暫止於此，不復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