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六七 人物與事業

（一） 方今世界棣通，五大洲如一家，人生諸相，形形色色，繽紛雜呈。正宜放開眼光，放大心胸，辟新思路，創新見解。不宜孤拘一是，以排眾異。美歐各大學設有比較文學一課，實具深義。唯不僅文學，即史學、哲學，凡諸學問，在今日均當作比較研究。自然科學，亦不例外。英國人李約瑟寫有中國科學史一書，材料雖不齊備，然椎輪大輅，略有規模。國人正可據此與西洋科學史作比較研究。 中國古代陸路交通，即以無遠弗屆，乃有指南車之發明。西方古希臘因航海經商，遂有幾何學。地理異，斯發明異。中國發明火藥，傳至西方，遂造槍炮殺人利器。人性異，斯發明又異。人類文化最大工具推印刷術，中國首先發明。如是推闡，便知人類發明自然科學，苟由獅、象、鯤鵬或蜘蛛、螞蟻來發明，其所發明必各不同。焉可拘一是以排群異。 上陳實已侵入文化比較之範圍。文化如一大建築，實系一大生命。建築必有基礎，生命必有根性。中西文化相異，必有一基礎根性之所在。由此措思，如網在綱，如水得源，可以操一以馭萬，可以匯萬以歸一。可供比較一大方便。 文化包羅萬象，盡屬人事。中西雙方觀念，對此有輕重之分別。西方重事，中國重人，雙方文化大異即由此生出。 二十餘年前，余在美國耶魯大學論史學應重人物。耶魯歷史系前主任盧定教授一夕招宴，席後談此謂：史學應重人，此義固然。但其人亦必具歷史事業，乃得入歷史。余答：君言正見雙方觀念不同。中國史上，不具歷史事業之人物為數當占十之三四，而且有極重要之地位。至其表現歷史事業者，其歷史地位反不重要，亦占大多數。一切歷史事業皆決定於人物，此為中國人觀念。此層大可深論。 嗣余又論及文學。謂西方重作品，可不問其作者。如莎士比亞，至今其人尚在不明不詳之列，而其作品則膾炙人口。中國則唯元明以下，劇曲小說之作者，如關漢卿、施耐庵乃至曹雪芹，亦可不問其人之詳，而僅讀其作品，一如西方之例。而文學正宗則不在此。如屈原與宋玉，陶潛與謝靈運，作品高下，定於作者。西方有了作品，即成為一作家。中國則先有作者，乃始有其作品。李、杜、韓、柳、蘇、黃，皆無逃此例。 以上兩義，余皆曾撰文闡申，今乃擴大及於全文化。竊謂西方人重事業尤過於重人物，而中國人則重人物尤過於重事業。西方古希臘馬其頓之亞力山大，羅馬之凱撒，法國之拿破崙，皆歷史上第一號人物。前兩人且勿論，專言拿破崙。出生海外一孤島，未受高深教育，乘時崛起，一躍而為法國之大統帥，又為政府元首，軍事上政治上輝煌成就且弗論。其對法律上文學上，亦莫不表現其驚人之天才。然而終於軍敗身降，幽囚荒島上。又潛身逃回，再度興兵，終在滑鐵盧一戰再次軍敗投降，又在流放一更遠荒島上，羈留至死。 成敗人事難免。但就中國人觀念言，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何況以一全國三軍大統帥，又為國家政治元首，不惜兩次陣前投降，受敵人之宰制，在其為人品格上，終不得謂其無瑕疵。乃法國人一意崇拜，凱旋門永為巴黎市之主要中心，來游者無不瞻仰。又增建拿破崙墓，為巴黎另一中心。全法國人至今仍以能有一拿破崙為榮。其他歐洲人，亦莫不於拿破崙加推敬。此乃西方人重功業不重品格一明證。 回論中國史。西楚霸王項羽與漢王劉邦爭天下，垓下之圍，烏江亭長艤船以待，勸項王速渡。項王慨然曰：我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以一身回，何面目重見江東父老。此乃一番真情實話，肺腑之言。一將功成萬骨枯，功成者尚如此，何論軍敗。然項羽事業雖敗，其烏江自刎，在其人之品格上，則可謂是一白璧，完好如初。事業可敗，品格不可敗。至今讀史者，對項王之自刎，無不抱同情。較之漢王成皋對語，「願分我一杯羹」，軒輊顯然。 同時有齊王田橫，兵敗於韓信，與五百壯士流亡一海島上。漢王既得天下，招之，謂橫來，非王即侯，否則遭兵戎。田橫卒赴召。距漢王闕下一驛，告其隨行二壯士，謂我與漢王並為一國王，今漢王為天子，我為荒島一亡命，何面目拜之階下。漢王欲見我一面，我死，汝二人攜我頭去，漢王猶得見我如生前。遂自殺。二壯士攜其頭赴漢闕，漢王大驚，謂我欲見田橫，何忍置之死。遂封二人，並命速召島上壯士來歸。此兩人回至田橫死地，亦自殺。其餘五百壯士留島上者，聞之，皆自殺，無一生留。田橫五百壯士墓，歷世受人崇拜。田橫事業無可言，然其不降志，不辱身，氣節皓然，可與日月爭光矣。 此等事，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一見。春秋時，介之推從晉公子重耳出亡，重耳回國賞從者，忘之推，推亦不言。偕其母隱山中。文公求之不出，乃焚山逼之，推與母皆焚死。推無其他事業，孤傲負氣，不願再受賞。不降志，不辱身。而其母從死，若終不可以為訓。但後世留傳，乃有寒食節，繼以清明掃墓，推行全國，至今不衰。可見中國人對此之同情，亦國民性之流露。論中國文化，當加注意。 其次又如公孫杵臼、程嬰故事，千古流傳。元人有搜孤救孤一劇，至今在京戲中尚流行。相傳此劇初至歐洲，德國大文學家歌德不勝欽慕，謂中國人作此劇時，德國人尚在林中擲石捕鳥為生。歌德所知中國文學並不深，唯較之當前國人專捧西洋文學，鄙中國舊文學如敝屣，棄之唯恐不盡不速，雙方意量相差，不啻天壤之相隔。倘從此等處輕視中國，乃庶近之。 唐代張巡許遠守睢陽故事，亦為後世推敬。而民初提倡新文化運動者，斥之為禮教吃人。專就事業論，當時江淮亦賴以保全，唐室亦藉以中興。論兩人之本身，則睢陽終於失守，兩人亦相繼被擒身死，不知豎白旗，效西方求光榮之和平。比論文化者，豈盡向西一面倒。 余幼年曾讀一法國短篇小說，作家及篇名俱忘，猶憶其故事。法國一貴族老婦，寡居孤寂，來一村覓一養女。村東西各有一家，均僅母女同居。村東母拒之，謂不忍割捨親生女給人作養女。村西母允之，其女遂隨去，得入貴族學校受高等教育。越三年，返鄉省母，高車大馬，僕從如雲，禮品盈箱滿篋。一村鬨動，群出聚觀，村東母女亦預其列。三年之隔，一女已儼然成貴族名媛，一女則貧窶如舊，依然一村女。此文作者似盛讚村西母之遠見達識，而村東母則為譏諷對象。余初讀，亦深受刺激。悲莫悲兮生別離。村西母驟失其女，晨夕思念何堪。其女驟落富貴熱鬧場中，豈能遽忘慈親。一夕歡聚，翌晨又散，縱母富女貴，較之村東母女貧賤中天倫之樂，孰得孰失，亦豈得謂西家全是，東家全非。竊謂此一故事，正可為中西文化作寫照。商人重利輕離別，中國人亦有此詠，而西方亦同有村東母女。故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唯多少數則隨風以變，如是而已。 晚清王國維謂西方文學尤擅悲劇，曹雪芹紅樓夢得其近似。此下競尚西化，蔚成紅學，至今猶然。唯曹雪芹絕非教人學賈寶玉林黛玉，並謂大觀園唯門前一對石獅尚保得乾淨。曹雪芹意，乃教人勿做大觀園中人。紅樓夢雖非中國文學正品，亦尚未脫傳統，文學即人生，人生即文學，作家作品融化合一，與西方文學之僅作客觀描述者大不同。而中國人生中亦盡多悲劇，如前述伯夷屈原項羽田橫，豈不俱是悲劇人物。唯西方悲劇多捏造無收場，而中國悲劇則真人真事，並有完好流傳。乃可喜，非可悲。中西悲劇不同，亦即文化不同。今人乃多嗤中國人好作團圓想，認為乃文學卑品。夫婦好合，乃為不可貴之收場。反之人情，豈果如是。 余讀西方小說，頗好托爾斯泰，乃一俄羅斯貴族，震於當時英法人言平等，心存愧疚，所言切近人生，而又多悲天憫人之感，近於東方人情調。晚年不安於家，隻身出走，死於道路，可見其心情之一般。作品可喜，作者可悲，仍是西方文化傳統，仍是一西方悲劇。中國如屈原，如陶潛，如杜甫，如蘇軾、黃庭堅，生平在坎坷困厄中，若亦是一悲劇。然其所悲在對外，其一己之內在心情，則自有安放，我行我素，無入而不自得。托爾斯泰則自心磨擦，自作矛盾。社會生理，個己心理，各有不同，人文化成之相異乃如此。 西方之自然科學最所短缺者，亦在心理學方面。最先是物理，進之乃生理，實皆是唯物的。最後有弗洛伊德之精神分析，乃是一種病態心理，在戰爭中從醫院病床上得來。日常心理，西方人向少研尋。但非實際人生所能缺，於是西方人乃極言男女戀愛，此誠亦人生。但中國人謂夫婦人倫之始，夫婦和合，乃有人倫。西方人重男女更過於夫婦，於是男女戀愛遂為文學主要一題材。近代國人又競相慕效，一若人生之愛唯在男女。轉歸宗教，則有博愛。資本主義偏在爭利，本亦無博愛可言。故富人入天國，如橐駝鑽針孔，耶穌聖經明言如此。則宗教家對資本主義亦所不許。但宗教家教人死後靈魂入天國，亦不重在日常人生之心地上立言。故西方宗教實不干涉人事。總言之，人生日常心理，西方人本未深入。而中國人教訓，則更重在心性上。此誠中西文化一大相異。故一重事業，一重人物，實重在心性品格上。今國人摒此不言，則其他尚復何言。 （二） 中國歷史以人物為主。耶魯盧定教授在港與余言，世界禍亂，大率由智識分子引起。嗣又言，智識分子解釋安定一義，時有不同。某一時謂安定當在此，別一時又謂安定當在彼。人事動亂，胥由此來。余念此層仍可以前論人物與事業之辨為答。大抵人物必趨於安定，而事業則多趨於變動。人之一生，必經許多事變，但事變則盡在人之一生中。故事有變，人可無變，終有其前後相承之一貫性，即相同性，亦即其安定性。故重人物，則其歷史之進程必多安定性。重事業，則其歷史之進程必多變動性。 以西方史言。拿破崙、希特勒亦各有其一生之事業。個性不同，斯其事業亦不同。唯西方人重事過於重人，每以事業來評衡人物。故人物活動亦多注重在事業上。必求創造事業來增高其地位，其歷史進程，自趨於多變而難安定。中國人觀念，則重人更過於重事。立德更在立功之上。有德不必有功，更為一受人重視之人物。如周武王開有周八百年之天下，而伯夷叔齊，在當時並無事業可言，然其德之所表現，或可謂更超於周武王之上。故伯夷叔齊亦名垂史乘，受後世尊重。 德性貴其同，事業貴其異。伯夷叔齊以讓德稱，人人可讓，世世代代亦同可有讓，伯夷叔齊之人之德之可尊乃在此。此即謂之立德。周武王伐紂有天下，乃一事業，遇此時際乃得為之，非盡人所能為。故雖立有大功，而其受後世人尊重，或反不如伯夷叔齊。 不僅如此，即堯、舜、禹、湯、周文王，功在人群，德冠萬世，然其德可效，其業不可效。周公旦不居天子位，而其立功亦如堯、舜、禹、湯、文、武，庶易為後人所效法，故孔子乃有志學周公。孔子未嘗不關切當身人事，有志為天下大群立功，然不能求為堯舜禹湯文武。倘當世或加信用，彼宜可得為一周公。故其週遊天下，遍歷諸國，其意即在此。然當時諸侯卒未能加以信用，終歸老於魯。生平教導後進，遂為中國之至聖先師。 可知孔子一生，非不有志於天下人群，非不有志於政治功業，而最所重視者，乃其在己之德性。論其功業，遠不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論其德性，則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似。從中國後代人看，則孔子之功業，亦已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般聖君賢相之上。故孔子弟子謂「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以故？因堯舜地位人人所不得望，孔子則以社會一平民，其德性修養，講學明道，盡人可效法。豈非孔子功業已遠超堯舜而上之。故教育事業有功人群，應更超於政治事業之上。而道統則亦更高於政統治統之上。政統數百年必變，道統則可歷萬世而不變。人群中有道統存在，則終有前途可冀，其安定乃更超於其動亂之上。 就中國後代歷史人物言，東漢光武中興，太學同學得為開國元勛，名列政府高位者，不在少數。獨有嚴光未來。光武登帝位，下令遍覓之，得於富春江上，以漁釣為生。邀至京師，宮中親切晤談，入夜又邀同床而臥。親切愛敬如是，但嚴光終求還。光武不強留，放歸。嚴光並無事業可言，但亦中國一極有名之歷史人物，後人崇拜，尤在光武之上。故中國人崇拜政治人物極有限，而崇拜非政治人物則親切有加，尊敬更深。王莽亂世，功業成就，非可盡人效法光武。而嚴光之釣魚富春江上，則人人盡可效法。天生之德，同樣無虧。則其人豈不宜更受重視。故可親可敬在其人之可師法，而不在其不可師法處。 三國時代，有曹操與諸葛亮。事業成就，諸葛亮不如曹操。德性修養，則諸葛亮遠在曹操之上。曹操不僅是一政治家，同時亦是一軍事家、文學家。其事業表現，實遠超同時及前後其他歷史人物之上。但德性有虧，不忠漢室，存心篡弒，偽為周文王，待其子丕起為周武王。此種虛偽手段，更為後人輕鄙。此下中國歷史上之長期動亂，亦可謂曹操乃其罪魁禍首。而諸葛亮則奉侍蜀漢後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業並無成功，而德性則一如伊尹周公。故其受後人崇拜，乃與曹操受後人之吐罵者，正相對比。同時又有管寧，避居遼東以師教為務。晚年復歸中原，不受曹操之邀請，清苦自守，迄於老死。更無事業可言。但論三國人物，則有更推管寧於諸葛亮之上，尊為三國時代之第一人。諸葛亮乃一政治人物，身為漢相，非能人人同有此遭遇。管寧逃亡授教，亂定還故國，食淡攻苦，清節自守，則人人均可效法，故管寧乃更為歷史人物之上乘。 唐末梁唐晉漢周五代，八姓十三君，又有十國，分疆割據，其為禍亂，較之三國時代益甚。宋興，天下始安定。其時有陳摶，隱居華山，無事業可言。又有林逋隱居杭州西湖，無家無室，梅妻鶴子，終其生徜徉湖上，僅留詩數首而已，亦無事業可言。然論五代及宋初之歷史人物，則終必首推此兩人。馮道終生高居政治上位，經數代為宰相，自稱長樂老。國家興亡，政府更迭，絲毫無異於其身。當時亦受推崇，歐陽修為新五代史，乃加鄙棄。較之陳摶林逋，乃如霄壤之別。陳摶林逋德性無愧，供人效法，斯世終可望漸歸於安定。馮道無德可言，人人效之，禍亂曷極。 元代蒙古入主，天下大亂，黃東發、王深寧閉門著書，隱居明道，非有其他事業，但亦為歷史上有名人物。較之他代，未見遜色。政治動於上，而社會安於下。迄於明代興起，隱居山林，書院講學，八十年中繼踵相接，乃使明代依然得上承中國歷史文化之大傳統，而不感有中斷之痛。此元儒之功，而東發、深寧亦無愧為中國歷史上之第一流人物。 清代入主，晚明諸遺老，如顧亭林、李二曲、黃梨洲、王船山之流，皆無事業，而同為第一流之歷史人物。亭林言：「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諸人皆在野一匹夫，而實負天下興亡之大任。此下清代，仍得為一五千年歷史相承之中國，亦諸人之貢獻。 更當闡說者，中國史中，女性多占篇幅。全部二十五史，女性成為歷史人物者亦不少。並無事業可言，而其德性則同得成為一人物，名列史乘而無愧。依中國文化傳統言，則天下興亡，匹婦亦當有責。即如顧亭林嗣母，身受明廷褒獎，遺命後人勿仕異姓。亭林謂身受遺命，故此身萬不當出仕。此雖婉辭遜言，免遭不測之禍，然其母此言，亦足永垂史冊矣。更有不知姓名，而亦得傳於史冊者，則如今平劇中之韓玉娘。其人本無姓名，其傳見於明史、新元史，亦中國文化一特色。 中國乃一農業社會，耕耘百畝，一家溫飽，傳子傳孫，兩三百年不變，故不言事業。宗親鄉黨，聚族而居，守望相助，休戚與共，特重人倫相處，而德性為之首。故重人物輕事業，乃中國傳統文化一特徵。廣土眾民，一政府臨其上，即可安定無事。非異族侵凌，可以不見兵革。五千年歷史相承，敦品修行，可無他道。 餘生清光緒乙未年，余家即聚族而居，一村百家以上，綿延五六百年。村中有事，皆由族長裁判。即四圍農家，有事亦由我村中族長裁判。距城四十華里，舟行半日可達。然極少有上縣署涉訟，縣官亦少見下鄉。鄉人多畢生不見官吏。官民相親如一家，亦相隔如雲漢。唯安定中亦有動亂。余幼年即屢聞長老談洪楊之亂，舉族逃散。家有鴻議堂，即剿匪將帥在此集商得名。六歲庚子，有親戚仕宦天津，避難來居。辛亥年十七，族中辦團練，祖孫同隊，余以一中學生，被命為教練，指揮諸祖伯叔兄長，演練兵操。至今思之，亂世應變，亦相親接，一如平居。一地如此，想他地皆然。 抗日軍興，餘一人居雲南宜良山中寫國史大綱。山距宜良城八華里，環城四周，余遊蹤所到，皆安堵如常，若不知在國家民族興亡關捩之大戰中。及移居四川成都郊外，常在鄉村茶肆品茗，遇一八十老人，生平足跡未進城市一步。其實此村距成都城僅二十華里。在此大戰亂中，而民間安定有如此。以余當身經歷，回念歷史上種種戰禍，恐無大異。一邑之禍亂，不害他邑之安定。一時之禍亂，不害他時之安定。政府少干涉民間，民間亦少預聞政事。民間事由民間管，政府則由民間賢人組成。有考試制度，縣試出秀才，省試出舉人，京試出進士。全國各地官吏，皆由進士舉人出任，又必派赴異地任職。雲南人可遠仕黑龍江，福建人可遠仕甘肅新疆，使全國如一家，大群相處，安定無他虞。 余幼時在上海租界中始見有警察，俗稱巡捕。租界與中國社會異，諸方雜居，事端百出。尚有吃講茶。擇定一茶樓，爭議雙方均到，各申理由，供仲裁人評其是非。旁聽者亦許打抱不平，起立發言。亦有流氓參加，但決不願巡捕房干涉。其他各地尚未有警察，但社會安定則過於租界。 不久情形變，各鄉村各市鎮，處理公共事務者，皆目為土豪劣紳。民間事盡由官府解決，乃有警察保護治安。實則所謂土豪劣紳，本亦地方鄉村人物，其所貢獻，未必下於警察。中國四五千年，廣土眾民，長治久安，何待有警察。豈得謂全部中國史，禍亂其常，安定其變。史籍俱在，焉容強辯。 今日國人盡稱中國政治乃帝皇專制，然不派軍隊，不用警察，而能由帝皇一人專制全國亦一奇。又稱中國乃一封建社會，然民間無貴族，無堡壘，即所謂之土豪劣紳，亦不聞有保鏢有衛士。人自叩門登堂，聽其裁處。封建權力豈果如此。 西方觀念傳入中國，而一切乃大變。爭慕事業，不尊人物。無事業，則不得為人。所謂自由平等，平等當指人，不指其人所擁有之財富與權勢。一切事業則不平等。自由指行為，爭富為資本主義之社會，爭貴為民主尚法之政治。自由爭富，終亦有貧，絕不平等。自由爭貴，終亦有賤，仍不平等。倘言獨立，則人與人相爭亦非真獨立。故今人僅求此三者，乃僅得一不安定，斯禍亂隨之。 中國人不爭事業，僅爭為人，故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其乃向內向己爭，不向外向人爭。所爭乃品德性行。孝弟忠信，智仁勇，此須各自向內向己爭，於是向外向人乃益和。而且所爭必得，寧有人而不得為孝子忠臣者。如爭孝弟則家庭和，爭忠信則鄉黨和，爭智仁勇則國家天下和。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可以不齒之為人。斯非不平等不自由，但不由軍警，不由法律，而人群自臻於安定。 重事故尚爭，必分而日小。重人故尚和，必合而愈大。即言學術，西方亦主分爭，如科學、哲學、文學皆相分爭。對外如此，對內亦然。必成為一專家，此乃事業，非人物。中國人則立德、立功、立言。凡所言，非在己之德，即對群之功。道一風同，非求各成一專家。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乃指其群相景從，從其人從其言。故西方學術同歸於事業，而中國學術則本之德性。 言進步，亦指事業非人物。西方重事業，故易見進步。然違離德性，故終難安定。中國重人重德，乃重大同，不言進步。但日趨和合，常見安定。苟有進步，則必仍在和合安定中。中西文化大別在此。西方學術分疆割席，各專一門，各求進步。亦人生中一事業。故貴自創造，自樹立，知人之所不知，言人之所不言，乃成其一己之表現。故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但真理即在其表現中，乃點與線之真理，非面與體之真理。亦各有所見，各有所到，而未能會通和合發現一人群共同之大真理。故雖真理，亦必隨時隨地隨事隨人而變，終不能獲得一大同安定之境。 故西方學術特缺史學，晚近始有。固史學貴人，貴會通和合，一切人事皆歸納在內。史學非自我表現，亦非客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非己有德，不足以見人之德。非己之和且通，不足以見一世之和通。歷史記載人事，而史家自身之事則不預。但其所謂史，實即其自身之事。故又與西方異。史學在西方為晚起，而終亦與中國史學異。中國貴通史，而西方無通史。亦如中國貴通人，而西方無通人。身家國天下，各不相通，則亦何有事業相通。故西方人貴專業，無通業。既有史學，乃復有歷史哲學之出現。亦非根據歷史來創造哲學，乃根據哲學來創造歷史，如黑格爾。其在西方學術傳統中，仍為一種自我表現。人與中國有不同，對歷史所觀察所發揚亦不同。歷史已過往，亦不安定，仍可各自創造。 中國人從事學問，根本不在自我表現，更非求在人群中自創一事業。所謂學問，乃在其如何在人群中做一人。雖亦千差萬異，無可相同，堯自為堯，舜自為舜，周武王、伯夷、叔齊，周公、孔子，亦各自為人，然其大宗旨大根本則亦無可相異。每一人各可有表現，亦可無表現。各可有事業，亦可無事業。即如韓玉娘，連其姓名亦不為人知，而見於史，並播為一戲劇，流傳人間。七八百年來，世事大變，而人心終少變。韓玉娘之為人，則仍留在七八百年來之人心深處。西方正為缺少此等人物，於是其文學戲劇，乃特為創造，以資彌補。而史學則特闖進了種種哲學觀點，以接近各時代個人之所理想。而歷史則如一堆材料，供其使用。為利為害，則在史學家，不在歷史本身。故史學亦史學家一事業。中國則人生乃是一事業，與西方人之事業觀又不同。 今再綜合言之。重事業，重各人在人群中之特出表現，則其群自易趨於變動。重人物，重各人在人群中如何安分為人，則其群自易趨於安定。群在安定中，自易進步。以變動求進步，縱有進步，其群仍難安定。本文大旨在此。至人心所樂，究在安定，抑在變動，或兩者融會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底細他詳，茲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