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六五 孟子論三聖人
中國古有庖犧時，顯然還在畜牧時代。下及神農時，則已轉進到耕稼時代，五口之家，百畝之田，只要大家和平相處，宜可各自安居樂業。因此一般希望都在上面政治階層。自黃帝以下，堯、舜、禹、湯、文、武，唐虞、夏、商、周各代，聖帝相傳。而西周的疆土已自黃河流域南逾淮漢，而達於長江。三千年前的中國，已是廣土眾民，完成一大一統的國家，為舉世各民族所未有。其文化傳統之獨特成績，主要乃從上面政治階層來領導，來主持。
周公起，中國文化進展又跨前一大步。以前全靠一國之主，天下之君，來主宰，來發動。限制狹，機會少。周公臣而非君，西周一代禮樂制度全在他手裡創造完成。這在文化演進的希望上，又大大放寬。孔子畢生願望，便在學周公，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對大群人類有貢獻，必要做堯、舜、禹、湯、文、武，其事難。降低一步，做一周公，其事易。中國的文化想望，更要是在政治上。這一點，我們是首該注意的。
其實周公的地位，亦很難期望。周公以文王為父，武王為兄，成王為侄，故雖居臣位，畢竟與其他為臣者仍然有大不同。故孔子在當時，雖群尊以為聖，又說其賢於堯、舜遠矣，而孔子在政治上的真貢獻，究自不能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比，並亦不能與周公相比。下逮孟子，遂又有一番新觀念新理論出現。歷敘上古聖人，卻特地舉出伊尹、伯夷、柳下惠三人，以下達孔子。後代人慣讀其書，習以為常，不感有詫異。其實在當時乃是孟子一番開天闢地驚天動地的新創論，新獨見。即在孔子亦似乎未嘗想到此處來，這真見孟子苦心，而影響後世亦特大。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本是一農夫，其身份地位與周公不同。而自任為天民之先覺，欲以斯道覺斯民，則不得不在政治上求伸展。五就桀，五就湯，終於得志，造成有商一代之治。湯卒，嗣王太甲無道，伊尹放之自攝政。太甲悔悟，始迎歸。臣放君，與周公之東征誅其兄管叔又更不同。孔子稱誦周公，因其制禮作樂，開出此下一番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使人有所依循。而孔子本是宋臣流亡在魯一孤兒。孟子先世，當更不如孔子，特提伊尹，稱之為聖之任。此乃激勵後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論身份地位，皆當奮發興起，以大群治平之大道，自負擔，自嚮往。這在教育意義上有其重大之啟迪。
但政治乃社會之上層，無論為君為臣，皆高出人上。果使人人盡皆熱衷，此種風氣，禍患實大。孟子遂於伊尹後又提出一伯夷。當武王周公興師伐紂，伯夷叩馬而諫。伯夷之意，君臣地位不能不尊，征誅革命終是一亂道，不當不防。周室既定天下，伯夷叔齊乃恥食周粟，遁隱首陽山，採薇而食，終以餓死。兄弟為人，後世議論不定。孔子極尊周公，但亦稱伯夷為仁人，不論雙方行義不同，其居心則一本之大群，一己之生死利害置度外，故孔子稱其求仁而得仁。孟子亦以大禹、周公、孔子三人並稱，皆指其對天下萬世大群之造福言。是孟子非不重功業。又稱「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則當不與伯夷同情。但道非一端，天有陰陽，地有向背，人道亦然。武王周公之伐紂，有功大群，事無可議。有人反對，並亦站在大群立場上來反對。此等事非要不得，此等人亦不可缺。專據政治言，君尊臣卑，乃一心然定理。但有時臣亦可以反對君。武王周公伐紂，即其一例。伯夷叔齊以一窮匹夫，據定理來反對，寧死不屈。孟子特稱之為聖之清。所謂清，不僅無功業可言，亦復無權勢可仗，一身一志，求仁得仁，實則所得亦僅在其一心。然此心垂之萬古，激勵興發又何限，此其所以為聖。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唯其人皆可為，乃得為聖。實則為堯舜尚有外麵條件，為伯夷則可無外麵條件，則伯夷之得為聖，亦顯然矣。
就政治言，有人願為伊尹，有人願為伯夷，此等政治，乃始可資人想望。若僅有伊尹，而無伯夷，則此等政治終距理想尚遠。但政治終是一大群眾人之事，在大群中求如伊尹、伯夷其人，亦終難得。於是孟子又特地提出了柳下惠。在春秋時，柳下惠似無大功績大名譽，孔子論語亦未稱及其人。孟子特以繼伊尹、伯夷而合稱之為三聖人。在政治上，必求能負責任，伊尹為之代表，故曰聖之任。又求能不爭權位，而自守己意，有所反對，縱居少數，亦不屈從，伯夷為之代表，故曰聖之清。更求能和諧相處，不求積極主張，亦不嚴格反對，不站在正反之巔峰面，只站在全體中之寬平面，一若可有可無，但亦不失其己。政治乃眾人事，而此乃眾人大家所宜有所能有，始得和成一體，不相分裂。孟子則特舉柳下惠為之代表，而稱曰聖之和。此如甜酸苦辣咸，各具一味，乃能調和為味。倘其本身無味，多加滲入，亦使全體盡成無味。伊尹只求為此食品之主味。伯夷則保有己味，而不加入此食品中。柳下惠則可以調入任何食品中，而不失其本所具有之一味，故曰「三任之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又曰：「雖袒裼裸衽於吾側，亦何足以浼我。」任何一政治界，可以無伊尹，亦可以無伯夷。但終不可以無柳下惠。柳下惠之與伊尹伯夷亦同樣難得。孟子特舉柳下惠，可謂深識，尤耐尋味。
孟子乃繼此三聖續舉孔子，認為孔子乃聖之時。時當任而任，時當清而清，時當和而和，集此三聖而兼之，乃為集大成。孔子絕不如伊尹之五就桀，五就湯，又以割烹要湯。門人四子言志，而曰「吾與點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是孔子亦猶伯夷之清。及為魯司寇，主墮三都，此乃伊尹之任。社肉不至而出走，則又為伯夷之清矣。然猶周遊列國，曰「不仕無義」，「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猶伊尹之任，而又終不失其伯夷之清。其贊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吾與爾有是夫。」是孔子實兼任與清，而始有柳下惠之和。柳下惠三仕，亦如伊尹之任。三已，亦如伯夷之清。然而柳下惠終不能為伊尹與伯夷，更不能與孔子比。因柳下惠一由外面擺布，不能如伊尹與伯夷之立意為此不為彼。然柳下惠終亦不失其己，斯其所以得與伊尹伯夷為伍而同為聖。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孔子又最惡鄉愿，以為德之賊，未可與入道。伊尹之任，即是狂。伯夷之清，即是狷。柳下惠不狂不狷，但亦決不為鄉愿，然亦非孔子之所謂中行。中行須能兼狂狷，柳下惠不能。然在中行狂狷三者之外，亦自有此一路，孟子稱之曰和。但知和而和，則終不能與中行比。故孔子得兼柳下惠，而柳下惠不能兼伊尹伯夷。孟子此論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後世論聖人，亦群尊伊尹伯夷，乃終少道及柳下惠。實則後世之為柳下惠者，乃亦多過於為伯夷伊尹。即非孟子此論所倡導，然孟子固已預矚其趨勢而莫之能違矣。
墨翟繼孔子起，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亦伊尹之流。莊周為宋漆園吏，楚聘以為相，周拒之曰，願為龜泥中，此伯夷之流。孟子願學孔子，辭受進退出處，備極講究。其得為中行與否，茲不論。然後起儒家則多近柳下惠。如荀卿，在齊稷下三為祭酒，又為楚之蘭陵令，此亦柳下惠之流矣。唯儒家終偏於仕進。既有儒，則墨家不復盛。道家偏於隱退，乃與儒抗衡。中國歷史乃成為儒道兩分之天下，則益見中國文化深厚之所在。
秦漢以下，政治組織日形龐大，規制日形細密，人事日形複雜，伯夷一流在中國重視不衰。然能為伯夷者日少，亦可說竟無其人。伊尹一流，在政治上亦甚難表現。霍光追法伊尹，廢昌邑王，在中國歷史上殊不一二見。但霍光亦豈能望伊尹。唯如柳下惠之和，乃在中國政治史上最占重要，為絕不可少之多數。中國政治之長治久安，歷數千年，和之一德，最值稱道。任與清，皆出其下。亦因中國人天性最能和，而和之為功亦更大。柳下惠之為人，雖若出伊尹伯夷之下，而其影響則猶遠在伊尹伯夷之上。知人論世，絕不當不與以注意。
漢高祖得天下，自稱能用三人。韓信肯出人胯下，而自負能聚市人而戰，多多益善。漢祖不知用，竟亡去。拜為帥，始留。此亦近任之一態。張良為報韓宿仇，遂從漢祖，然每不多言。天下定，即欲從赤松子游，此即近清之一態。唯蕭何最無特殊可稱，近一和字。然漢之得天下，若蕭何終最不可缺。
此下如賈誼上治安策，任長沙王太傅，投文以吊屈原，及傳梁孝王，孝王墜馬死，誼亦憂傷以卒，此近任。汲黯治黃老言，面責武帝外好仁義而內多欲，武帝憚之，此乃清之一途。然賈誼、汲黯兩人，形跡皆微近和，卒不與伊尹、伯夷相類似。此乃中國歷史古今一大變，而治史者或未之注意。古人形相，乃有絕不再見於後世者。而如東方朔之徒，則顯有近於柳下惠之和。今終不能謂東方朔為人絕不如賈誼、汲黯，亦不能謂其在當時無影響無功效。人之所敬在此，而所需要仍不能只在此，而不知有在此之外者。
光武時，嚴光聖之清，最為後人所推仰。然光武得天下，不賴於嚴光。三國人物最推管寧，亦伯夷之清。然嚴光、管寧亦終不脫柳下惠和之一途。又如徐庶，赴曹操之召，其言行乃不復見，此亦一伯夷，然亦終不脫和之一途。此亦見世變。而有志伊尹之任者則更不論。如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此即伊尹之任。然高臥隆中，劉先主三顧之於草廬之中，乃許出驅馳。可見後人形跡，自不得以古人拘之。
余嘗謂，自秦以下中國政府乃一士人政府。諸士參加政治活動，皆可謂由任清和三色所配成。又凡士皆儒，皆慕效孔子，以為最高之準則。故任不如伊尹，清不如伯夷，和亦不如柳下惠，雖不能如孔子之中行，要皆本其性之所近，斟酌於其所遭遇，而成一任清和之配合。此乃中國之道統，而政統亦追隨不離。兩千年來，未有大變。而近人不察，乃謂中國士人崇拜孔子，僅能為一臣，以奉侍君主而助成其專制，譏之曰官僚。以為中國政治無革命，非民主，為中國政治傳統一大污點。而歸罪於孔子儒家。不知士之從政，果能任，能清，能和，則此政府自不待有革命，為君者亦不能恣其專制。則為之臣，為之官僚，又何罪之有。
中國政府，自宋以下，較之漢唐，又一大變。其時如胡安定、範文正、王荊公、司馬溫公，皆任之一流。而孫泰山、石徂徠，則清之一流。而如周濂溪，則巍然為此下理學開山。其為通書，乃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凡為儒士，則必以治平大道自任。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為中道。濂溪生平，僅為一小縣官。窺其意向，似決不欲為一隱淪，但畢生亦未一日臻顯達。既非志為伯夷，亦未能為伊尹，終亦近為一柳下惠。其愛蓮說有曰「出污泥而不染」，此亦猶柳下惠之言「焉能浼我」也。
繼濂溪而起者有張橫渠，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不得志於仕宦，猶與其弟子劃地試行古井田制，是亦不失為伊尹之任。程伊川為帝師，爭坐講之制，其後終貶於蜀，似近伯夷之清。其兄程明道，從者如坐春風，較近中道。然亦安於卑微，猶柳下惠之和。以下理學家出處進退各不同。要之，皆在任清和之間，性之近，時之宜，而不一其趨，其道則一。
元興，許衡出仕，於當代非無貢獻。方其在流離中，坐一果樹下，群皆爭食樹果，衡獨不然。曰：「果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是衡亦絕非鄉愿之歸。然後儒終鄙之，不得與同時劉因為倫。此見中國儒論之嚴。故每稱伊尹伯夷，而頗不稱柳下惠。然柳下惠與伊尹伯夷同為三聖人，又烏可輕。許衡不得望聖人之門牆，然亦具柳下惠之風矣。知人論世，或寬或嚴。前人鄙許衡，其論已嚴。今人輕鄙前儒，則適以證其無識。
滿清入主，李二曲、王船山、顧亭林、黃梨洲，乃至呂晚村等，此皆抗伯夷之清，不仕清廷。而夷夏之大防，較之殷周易代，大義所系，抑猶遠之。所以不採薇餓死者，則因社會體制變。故顧亭林謂：「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明代亡其國，而中國人則仍自有其天下，不隨國家而俱亡。既有其天下，自可復興其國家。故黃梨洲特著明夷待訪錄，維持此文化與道統，自可望政府與治統之復興。則晚明諸遺老，不僅為伯夷，亦復志於伊尹。周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在孔子顏子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在亭林、梨洲時，用之不行，只為伯夷，不為孔子。果孔子復生，亦必為亭林、梨洲晚明諸遺老，不復為孔子。是則亭林、梨洲晚明諸遺老，不學孔子，而孔子乃必反學於晚明。孔子聖之時，時之義亦大矣。斯晚明遺老之善學孔子，豈如近代國人之必以反孔非儒為善識時務之狂妄淺薄乎。
清政權既穩固，名儒仍出，仍以孔子為宗師。而如李恕谷、王白田、錢竹汀之流，依然不為伊尹之任，寧為伯夷之清。不得為伯夷之清，即為柳下惠之和。政權雖操於異族，而天下則依然是中國人之天下。文化歷史之大任，則唯儒士負其責。洪楊倡亂，號稱太平天國，奉耶穌為天兄，洪秀全自為天弟，所至焚燒孔廟。倘洪楊得逞，中國恐將不存在，降而為歐西人之寄子。如南北朝時，亦有北方中國人慕為鮮卑兒。幸有少數士人，出而任天下之興亡。其形跡則柳下惠之和，與伊尹之任相配合，其心則伯夷之心，其道統則仍宗師孔子。當洪楊時，乃有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諸儒之崛起，豈果為滿清政權作官僚。近日國人乃唯譏其不知革命，是亦淺之乎其視當時之諸儒矣。
民國創建，國人群尊孫中山為國父，認其足以遠追美國之華盛頓。不知東西文化相異，傳統不同。華盛頓乃於英國外別創一美國，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則仍自為中國。而以臨時大總統位，不數月，即讓於袁世凱，以求中國之和平統一。革命之後，即繼之以禪讓。孫中山之與曾國藩，其斟酌輕重，天下為上，國家為下，道統為先，治統次之，皆以柳下惠之和繼伊尹之任，而皆有伯夷之一番心意存藏其肺腑深處。知人論世，首貴識時務。使孔子復生，亦當無以大異於曾國藩孫中山之所為。抑別有更大之道義出乎曾、孫意想之外乎？此則有待真識孔子大道者之重為闡申。要之，孫中山與曾國藩皆確然成為一中國人，皆確然無背於孔子之大道。後人善繼其風，則中國人之天下必依然常在無疑。
今日大陸又轉而親美親西歐。要之，今日已無中國人之天下，不依仗一非中國人，即不足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至於國家興亡，政治轉移，此皆次要，不足深論。在今日，中國人若仍然希望自有一中國人之天下，則顧亭林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中國十億十一億之匹夫中，倘能不斷出有伊尹伯夷柳下惠，豈不仍將有中國人之天下存在。而孔子大聖，則自可暫置不論。余讀孟子之三聖人論，終不免低徊往復，心嚮往之，而不能自已。
今試以孟子此意觀西方，則自古希臘以來，即為個人主義之商業社會，不論無一共同之國家，亦復無一共同之天下。若謂亦有一共同天下，則市場為其中心，即國家亦建立於市場之上。人各專一業以謀生活，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皆然，政治家亦無不然。有權有勢，以凌駕於市場之上，斯即成一政府。強迫市人納稅，既無制度，索取無厭，市人群起反抗，遂有革命。民主政治即從此產生。故在民主政治下，主要問題，一切制度，唯以納稅人代表之多數意見而決定。多一票即為是，少一票即為非。然近代唯英美乃有兩大政黨分立，可以計多少數。其他如法國等，不成兩大政黨，各小黨分立，多少數亦難計，乃亦無是非可分，遂終成一不安之局。知識分子各治專業，如研究一洋老鼠，即以洋老鼠為其研究對象。亦可在政治上各投一票，有其幾百萬分中之一分之價值與意義。實則其所寄居之市場與其研究之洋老鼠，即為其人之天下。如英國人遷來美國，即為美國人，不復為英國人，亦何得謂其有國家觀。故西方人之國家觀與其天下觀，實與中國人不同。近代中國人一意西化，其主要途徑，亦當先求人生之市場化與商業化。即為一哲學家文學家，實亦等於以一工人資格之參加商場而已。故中國有士農工商之四民社會，而西方無之。至少西方社會中無如中國之有士，則何來有伊尹伯夷柳下惠，更何論有孔子。耶穌教亦與中國之士異。故今日中國而求西化，首當求工商化個人化。孔子曰：「伯夷古之仁人也。」今日西方人唯爭人權，不論人道。一人有一權，若能得多數權，即人生大道所在，又必隨時有變。然則伯夷之仁，孔子之聖，又何從見於西方之市場。
近日我國人用文化二字，傳譯西語。實則此語在西方甚後起，大意指人事形態之普遍傳布，如鐵路電燈等皆是。德國城市較落後，不願專為一追隨者，遂另用新語。大意指各地發展，有其自身之傳統性，如田野之生物。但中國自古早有文化二字，如曰「人文化成」。文即指道言，學求以道化其時代，則有伊尹之任。堅守其道，不惜違反其時代，則有伯夷之清。不違時，不失道，則有柳下惠之和。唯孔子亦任亦清亦和，能隨時而變其三態度，但終不失其為己，亦不失其於道。中國文化二字，兼人事與田野，亦不盡於人事與田野，更要當在大群政治上，尤要則在每一人之德性修養上。依中國字義說之，文化即人道。而其發展與變化，其主要關捩，則在少數人身上。中國人稱此少數人則曰聖曰賢。但人群大道與個人德性，在西方歷史上，並無此同樣觀念之出現。依今日國人意見，則孔子亦可，伊尹伯夷柳下惠亦可，且先投入一市場，先做一平等之市民。否則加入無產階級為一勞動大眾，然後乃可追隨時代，服從多數，與之俱變，乃庶可耳。唯投入市場中，則必有爭，亦無所謂和。孟子之論三聖人，恐將無一而可。今日國人，對於古人輕肆譏評，固亦無怪。故中西雙方文化自有分別，該先做一番鄭重之分別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