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六四 器與識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此語發於唐初之裴行儉。因時人競譽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行儉獨不之許，遂有此語。流傳迄今，已歷一千三百年。文藝何以當後，此暫不論。姑先分別闡釋器識兩字之來歷與意義。 論語言：「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君子不器。」朱註：「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今按：器分別供各種特殊使用，又人人時時處處皆得用之。君子在人上，當能用人，非供人用，故不器。不器非無用，乃用之更大者。又稱子貢為瑚璉之器。瑚璉玉制，用於宗廟，以盛黍稷，其器貴重而華美，亦非人人時時處處所得而用。故子貢要異於僅備一才一藝以供用者。老子曰：「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則老子乃重器之大。又曰：「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以為官長。」朴乃自然氣質，原始人生多共相，相互間無大差異。人文日進，於是各就才性所近，演成別相。如孔門，子路治軍，冉有理財，公西華掌外交，任職於政府，則皆老子所謂之官長。然必有用之者，老子屬之於聖人，是老子亦以聖人為不器。小器易造，大器難成。君子聖人，皆由學至。孔老之義，實本相通。莊子言「無用之用」，仍不抹煞此用字，則人之貴能成器致用可知。易傳：「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此即孔子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僅能負，大器乃能乘。若使負物者乘車，是小人而踞君子之位，終將招來寇盜。易傳陳義，亦無殊於孔老。孔子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從政貴能使人，能量才任用，乃為大匠。若一窗一欞，一榱一桷，此皆小器，僅備使用。能主宰使用之者，乃為大器，亦即不器。則自春秋末孔子，下逮戰國莊老易傳，儒道兩家，莫不重此器字。人生當為用於社會，貢獻於群體，此亦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精神之所在。唯負物之與乘輿，用有不同，斯即器有大小而已。 此下中國人，常言器度器量，器宇器局，器之大小，即其為用之大小。史記：「晉公子從者皆國器。」漢書：「何武有宰相器。」三國蜀志：「蔣琬社稷之器。」此皆就政治言。政治貴大器，有大用，不貴掌權。 易傳：「備物致用。」又曰：「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凡器皆所以致用求利。有自然器，即物。亦有人文器，乃由人類文化所造，則人亦猶物。器物待製造而成，人物則自教育修養而致。凡人與物，皆期於天下有所利用。人之於群，亦如一器一物，以供群之利用。天地生人，乃如一自然原料，人貴能本其文化理想，運用此原料，製成器物，以供群用。故中庸曰「贊天地之化育」。又曰「因其材而篤焉」。天地能造物，人則教化人，故人與天地，並稱三才。 人物之成，既需教育修養，而大人物則更需有大學問大修養。中國古人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大人物之興起，乃需歷史性，經長時期之栽培。如何使用人，職在政治。如何栽培人，職在教育。故政治與教育之主腦人，皆須大器，或言不器。而推其本，則人亦自天地自然來。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天地君親師」。天地與親皆自然，而君與師則出於人文。中國傳統文化為人文本位，其主要精義，更在作育君師。此處乃所謂天人之際，非深曉於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義者，驟難與言。 孔門四科，德行為首。德行最是大器，亦是不器。有當於德行之科者，不僅備世用，亦知如何用世以淑世。成己成人，此即君師之大任。其他言語、政事、文學三項，志業各有專長，猶如今世之言專家，非通才。僅供人用，不能當化人教人之大任，則非君師之選。 中國文化傳統，自堯舜以至周公，源遠流長，亦已遠逾千年以上。然其時則傳統在上，在君，在政治事業。文化日演日進，孔子出，集千年之大成，乃使師道更尊於君道，傳統乃轉移而在下。必由教及政，由師及君。莊子言大宗師，應帝王，非主無用，亦主有大用，而亦師在先，王在後。中國此一傳統文化意識，建立於春秋戰國之儒道兩家。下逮兩漢，民族日恢宏，邦國日展擴，世運日昌隆，豈無故而然哉。 然而晚漢之季，此一傳統文化忽遭挫折。古人所理想之所謂成器以備用者，至是乃不得不大有所變通。魏晉以下人，乃好言一識字。孔子以仁智並言，智字中即包識字。而魏晉以下人，則必舉識字來代替智字。此中意義有大轉變，非深通於此一時期之歷史演變者，亦將無以深悟於此轉變之意義。今苦驟難詳論。姑舉此下人之屢提此識字者，粗為引釋。 司馬德操告劉先主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一語，亦已流傳一千七百年，至今尚在人口。一時則有一時之所當務。時代變，則人之所務亦當變。識此變者，乃為俊傑。此可略分兩面言之，一曰通識，知於古，又當知於今。一曰先識，知於今，又當知於後。要當知於時之變。魏晉以下，中國傳統文化，似已走上了一條絕路，前無可通。墨守成規，則將器不成器，而用無可用。豈徒無用，轉將有害。不徒害己，亦以害群。故魏晉以下人，其所務必將與兩漢大殊，須別具一番識見，自覓一條路向，此即司馬德操之所謂識時務。 劉劭人物誌亦言：「明能鑒機，謂之達識之士。」機亦一種器，而其器善變。時既變，所謂器者亦當變，故司馬德操之言識時務，與劉劭之言鑒機達識，其實皆承舊傳統來，亦求以致用，非與兩漢以前真有違。後人率認兩漢以前為儒家傳統，崇尚人生之積極面。魏晉以下為道家傳統，改取人生之消極面。其實此兩面仍屬一體，皆主人生在大群中如何致用，特補偏救弊，稍有變通而已。 此下人遂屢言此識字，如曰淵識遠識，明識通識，博識先識，而後有器識二字連用者，則始見於沈約之文。沈約上距孔子，亦過九百年矣。晉書張華傳，亦以器識宏曠稱之。裴行儉之器識二字，乃由此來。而裴行儉上距孔子逾一千年。此器識二字之來歷乃如此。中國傳統文化綿延之悠長，積累之深厚，即觀於此兩字之成立而可見。而又豈粗心短視，所能窺測其義蘊之所在。 今試略再申之。天地生人，亦萬物之一，與禽獸無異。但人自有群，自創文化，便與其他生物不同。人在大群中，當如一器，以供大群之用，而後群道乃昌，人生日進。若由私人來運用大群，則群日窳而生亦絕。蓋人之有群，本以對付自然，積久而人群內部自生問題，非以對自然，乃以對人類之自身。此為人類文化問題中更大之問題，非僅以對付自然為問題。 古代如巴比倫人、亞述人、埃及人、希臘人，非不一時文化燦爛，而忽然崩潰毀滅，皆不起於外面對自然界的問題上，而起於內部人文方面人對人的問題上。人人重己輕群，噬群以肥，仕群以爭，而不知奉己以獻群。中國傳統文化，則人如一器，備供群用。唯群體日張，內部問題，日臻複雜。因於器字外又增一識字，教人籀出通則，以簡馭繁，活變活用。故在兩漢以下，雖演出了魏晉，但魏晉以下，終又孕茁了隋唐。唐初裴行儉「士先器識」四字，實乃遠承先秦，淵源儒道，如深根老乾之上，萌出嫩芽新葩，其為具有深厚的生命意義文化意義，稍思即知。 但今日國人，則鄙棄傳統，一意崇洋。於自己傳誦了千年以上之名言，可以漠不關心，而好拾西方人牙慧。聞個人自由則色喜，言知識即權力則首肯。不知西方人諺，亦從西方文化中來。中西文化傳統不同，則所語宜亦有差別。試讀唐書裴行儉傳，其人勳業卓著，豈是一不自由人。其語流傳千古，有影響，豈得謂其無權力。唯中國古人好言器，求供群用，卻不好言權力。中國古人又好言識，務於變通，卻不好言自由。果僅爭自由而無識，僅尚權力，而此權力乃不供大群之用，則群道何由而昌。群之不存，己又焉附。然則徒誦洋言，為時代之鄉愿，作風氣之奴婢，亦僅證其器小識狹，而又何文藝之是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