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五九 傳統與現代化

（一） 近代國人好言現代化，卻似不好言傳統。現代化實指西化，而傳統則似仍陷守舊中。但西方人實亦尊傳統。 姑以民族情感言，民族即一大傳統。美國脫離英倫而獨立，然英美兩國情感，常相和諧。歐洲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均派兵參加，主要在英美關係上，民族情感乃其主因。戰事平息，美國人對西歐繼續作巨額經濟援助，實因親英而兼及其他歐邦。英之對美亦較對他邦為親。最近美蘇爭端，英國必站在美國一邊，亦其民族情感之一種表現。 不僅英美，即如猶太人，第二次大戰後以色列建國，舉世猶太人無不奉之為祖國，愛護無微不至。美籍猶太人亦然，美國乃成為以色列一不叛不變之盟友。此亦民族情感特為顯著之一例。其他如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人，亦何獨不然。如今兩伊戰爭，伊朗與伊拉克，亦有民族界線之潛存。全世界一切事變，一切紛爭，可謂民族情感為其主要一原動力。而民族情感則由大傳統來。故傳統可以現代化，而現代化則終不能脫離其傳統。 民族傳統中，有語言傳統。西歐語言分裂，拉丁語與希臘語不同。北方蠻族入侵，又因語言之變引起宗教分裂。各地群以自己方言翻譯經典，於是乃有德、意、法、英各國語，代替了拉丁語。語言傳統，同時即為民族傳統。此亦極自然而又無可奈何之事。今日歐洲之不能融和為一國，語言分歧亦其主要之一因。 但民族語言傳統，終偏在自然方面。不出數百里之遠，數百年之久，而語言必變。西方文字則附隨於其語言，而未能獨立，故其人文化之範圍常有限。唯中國文字則超乎語言之上，而能有其自身之展演，故其人文化之範圍特廣，綿延特久。中國民族生命，乃能廣大悠久，日進無疆。論其傳統，乃與西方特異。近人乃誤謂中國人重傳統，不知西方亦重傳統，唯其為自然所限，乃若與中國有異。 中國人又特重雅俗之分。語言有地方性，稱方言，即是俗。文字則全國性，不為時地所限，乃謂雅。西方人好言變，時地異則必變。中國人好言常，超於時地，乃見其常。非不有變，而變即在常之內。故知常即知變。但徒知變，則不定能知常。變而無常，今日不知明日，此方不知他方，則人道狹而不宏，暫而不久，如何能安能大。如中國人言明日，不言他日，他日乃今日之所未知未明，故貴能有明日，即其證。中國人又連言通常。此方通於彼方，今日通於明日，可通即見其有常。可通有常，皆人生之大道。中國人又言通常日用，日用處均能通常，斯見中國人生觀之期於可大而可久。 中國古人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斯又見中國文化傳統之特深特異處。西方則似乎務求書盡言，言盡意。其他變化繼起，則又需重加討論。故中國人之出之語言著之文字者，僅略道己意而止。其未盡者，則待聽者讀者之自為體悟。其於吾言吾書能贊成同意否，則待其人之自加判定。即師弟子之間亦然。故言教化，聞我教者之自化，如陽光甘露，萬物化生。教者一如春風，學者乃如桃李。春風之化桃李，乃由桃李之自化。「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此待學者之自習，時習之而內心自悅，非教者強之悅。今問學者何以能自悅，則孔子言所不盡，以待學者之自證自知。 西方人則必言盡己意，務求他人之必信。乃若言者為上智，聽者為下愚。果使聞所言而不盡信，則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在言者方面，一若真理言之已盡，無可疑，無可辨。聽者不信，則唯有自造一番語言，自創一番真理。於是哲學思想，乃務於變，務於新，而其傳統則非可大可久。在中國則為師者述而不作，仍有待於從學者之續加思索，續加討論，而遂成一傳統。故在西方為個人主義，在中國則為大群主義。如中國人稱一家之言，乃子孫相傳之家，與西方之專家不同。即此一端已可見。 柏拉圖理想國所主張，雖未為後代人接受，而其書中幾項重要觀念，則迄今兩千年來，在西方實永傳而無變。一重職業，職業則重商。更重軍。曰富曰強，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乃為西方傳統立國兩大基本，兩大目標。而知識分子之最高尋求則在政治。此三大觀念可謂乃西方傳統，乃為西方文化一柱石。 故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士，而西方無之。中國之士曰「志於道」，西方則當謂志於政。耶教後起，乃始離於政而傳其道。傳教徒亦自成一職業。西方有大學，肇始於教會。初興分四科，神學邏輯為傳教，另兩科法律醫學，律師醫生皆成職業。實則此下大學分院分系，各教授仍是一職業。可謂於商與軍之外，增出學之一業，如是而已。各業皆隸於政之下。西方政教分，故大學教授亦鮮有志於從政。理亂不問，黜陟不知。職業即人生。而文化傳統乃亦各自分別在其職業上。最高政治外，又增宗教，又增科學。而各業之為生，則主要仍賴於商。政治統制，則賴軍警權力。西方文化傳統，大體言之乃如是。 中國士人不曰志於政，而曰志於道。道非職業，非謀生途徑，故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故士有進退出處辭受之自由，亦即隱顯之自由。士之出仕，不為君，乃為道。士之傳道，則為師。而中國社會則師猶尊於君。故師道猶在君道之上，道統猶在政統之上。此為西方觀念之所無。老子言君則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此四語二十字，可謂中國人對君位一觀念，已盡其大致。而其論治道，亦涵有深義。豈如柏拉圖之言哲人王，總攬萬務，縷舉詳陳，連篇累牘，積千萬言而竭盡無遺乎。老子又曰：「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為政者高高在上，而在下者不之信，豈言辭之所能為功。中國人能知看重對方地位，不以言辭強人信，不僅政治如此，即教育亦如此。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自述己事，由人體驗。又曰：「有朋自遠方來。」師生相處如朋，非強之來。故曰：「有來學，無往教。」其不來，與來而不知，則又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則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貴。」豈強人以必知。故中國人雖重師道，而尤貴不求人知。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語言文字表達己意而止，又豈在求人之必信。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五字已足。西方人之三段論法則曰：「人必有死，蘇格拉底是人，蘇格拉底亦當死。」下兩語實已在前一語中，何必增此下兩語強人以必信。孔子又曰：「民無信不立。」此語大有深意，但孔子亦僅五字，未加發揮，以待人作深長思。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焉知來學者之不如我。喋喋以言，反使來者生厭，減其親敬，又或侮之則奈何。為師教人如此，為政治人更宜然。中國傳統政治，在上位者必少言，在下位者始多言，讀歷朝帝王詔令與歷朝名臣奏議可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總統競選，奔走道路，反覆多言。當選者未必增人信，落選者轉見受人侮。一切政事，又必出於大眾之會議。僅以多少數爭勝敗，親與敬在所不論，乃與中國傳統意旨大相違。 中國人言商，則必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又曰「信義通四海」。信不信在人，義則在己，貨真價實斯止矣。廣告宣傳，跡近欺人，異於信義。為政亦然，能守信義，又何來有革命。今人競好言革命，而不究革命所由來。此亦可謂競尚現代化，置傳統於不究。無本無始，又何以望於今。 再言宗教信仰。若果真有一上帝，則老子言「下知有之」，亦至高至善矣。中國人之上帝乃如之。耶教之上帝，使人「親之譽之」。回教之上帝，乃使人「畏之」。回教終不如耶教，亦在此。 以中華民族較之西方，顯見為乃一和平柔順之民族。蘇格拉底在雅典下獄死，耶穌在羅馬上十字架。此兩人講學傳道，未有犯法違紀之事，然皆陷於死。故爭取思想自由，乃成西方一傳統。在中國則如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山，乃其自願，非周武王逼之。而後世猶尊伯夷叔齊在周武王之上，此為思想自由。 孔子辭魯司寇，周遊列國，雖不見用，備受崇敬。老而歸魯，魯之君卿仍加敬禮。若使伯夷叔齊如孔子，宜亦受周公成王之敬禮。實則孔子反時政亦如伯夷。兩人生於西方，恐其獲罪當不亞於蘇格拉底與耶穌。 秦始皇焚書案，伏生之徒，皆得歸隱。坑士乃坑方士，後世永詈秦始皇為暴君。漢臣亦有勸漢帝讓位被誅，然繼起言者不已，漢終讓位於王莽。可見中國思想自由已成傳統。 西方人好爭成功，但成功後不免繼之以失敗。逮其失敗，即不獲再有成功。全部西洋史盡如此。中國人則不尚進取，尚保守。不務成功，戒失敗。執中知止，謹小慎微，隨遇而安，無所入而不自得。故在先舉世之敗而亂，不害後起一人之治與成。伯夷叔齊，孔子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則伯夷叔齊乃成功人物，非失敗人物。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無義。」孔子之週遊求仕，乃孔子之所以成其為孔子。孔子之道，不行於當代，而永傳於後世，則孔子亦一成功人物，非失敗人物。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殺身捨生非其失敗，成仁取義乃其成功。故全部中國史乃一部成功史。在個人則成聖成賢，在大群則五千年來成為一廣土眾民大一統之民族國家，至今而仍屹立在天壤間，舉世無與匹，此即其成功之明證。西方人爭成功，群意每受裹脅，不得不喪其自由。故爭自由乃為西方一傳統。近代民主革命，共產革命，皆由此傳統來。中國則自始即為一自由，但求無過，故言行道不言爭自由。 項王被圍垓下，單騎至烏江。亭長艤舟待，促速渡。項王曰，我率江東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一人回，何以見江東父老。聞漢軍懸賞得我頭，今以贈君。遂自刎。項王年尚壯，江東地大，焉知不能再起。然項王終不勝其愧慚失敗之心，以生贈人，得後世廣大之同情，此亦一成功，非失敗。齊田橫逃亡孤島上，從者五百人。高祖得天下，召之，謂橫來非王即侯，不來當派兵圍剿。橫應召，隨二客至洛陽前一驛，告其二客，我與漢王同起兵，同王一國。今漢王得天下，我何面目往見。漢王但欲一見吾面貌，今我自刎，一驛之間，我面貌當不變，可速持往。二客攜頭往，乃亦自刎。島上五百人聞之，皆自刎。田橫雖亦如項王之失敗，而英名百世，則亦一成功人物。吾中華民族如項羽田橫具壯烈性格之人物尚多有，而吾中華民族乃竟為一和平柔順之民族，其中乃存有文化大精義，深值闡發。 故中國人不爭成功，而常能於失敗中得大成功。史籍昭彰，難以縷舉。即如關岳，尊為武聖，豈非乃其失敗中之大成功。失敗在一時一事，成功則在此心此道。而此心此道，則可歷萬劫而長在，經百敗而益彰。其他如諸葛孔明、文天祥等，難列舉姓名以詳說者尚多。故西方歷史尊成功人物，中國歷史則多尊失敗人物。但人事多變，成功而終歸於失敗，失敗乃常保其成功。一則限於時代化，一則成為大傳統。此又雙方歷史文化一大不同處。 求成功，必務進取。戒失敗，常務保守。進取則必犧牲其當前，而企圖於將來。將來復將來，犧牲又犧牲，乃永無實際之成功，此之謂功利主義，而實非功利所存。前人稍有成功，後人保之益謹，守之益堅，使此成功永在人間，此之謂道義。故尚進取則必蔑古而尊今，尚保守則每尊古而謙今。尊今蔑古，則後亦自尊而蔑今。謙今尊古，則後亦自謙而尊今。蔑古故求變求新，尊古則守舊守常。一則常棄其所有，一則保其有而不失。故中國人言政治，有開創，有守成。但又言自古無不亡之國，故或禪讓，或革命，必有後王之興起。中國二十五史，自史記開始外此下皆斷代史。西方歷史則與中國異。即如當前之美國，立國未達二百年，即已一躍而為世界之盟主，全世界事無不聞問。富益求富，強益求強。進取愈進取，駿馬千里，不知稅駕之所。中國則如一匹駑馬，五千年治亂相乘，何啻十駕，而尚有前程，待其緩駕。傳統不同，得失互見，若必務求現代化而棄傳統於不顧，則駑馬已棄，駿馬未得，稅駕無所，更何進退遲速可論。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其言因，即所謂傳統。言損益，即其當時之現代化。殷周湯武，何嘗非當時之現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繼周而起者，但又知其仍必因於周，而亦不能無損益。秦漢以下迄今兩千年何嘗不然。但所因少，則傳統弱，而不能常。如秦，如新莽，如三國魏晉，如隋，如五代，皆是已。所因多，則傳統強，而能常。如兩漢，如唐，如宋，如明是已。其間如五胡，如北魏，如遼，如金，如元，如清，皆以異族入主。因於中國者多，則亦能有常。因於中國者少，則無常。今人好言革命，革即有所損當更多於所益。因與革之或當或不當，而得失高下定。又何得有革而無因。 至言學術思想，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亦有所因，亦有其損益。故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謂孔子乃上承周公而亦現代化。孟子又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孟子則亦可謂乃承孔子而現代化。荀子亦然。孟荀之於孔子，其所損益各不同，而高下得失亦以是而判。兩漢以下，中國全部儒學史，亦復如此。同因於孔子，同有所損益以求其現代化。故吾中華民族，乃積五千年來之人文而化成。或可謂中國民族文化乃由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開創，而此下則為守成。今則唯求因於西方，盡革故常，凡我所有盡必損，凡求所益則皆我之所本無。其在西方以及全部世界歷史中，亦無其例。此乃舉世人類自古未有之一番新期圖，其成其敗，又烏能遽加以論定。 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蝶也。乃復化為莊周，又瞿瞿然周也。此僅莊周之一夢。今國人百年以來之猛求西化，乃一實，而非夢。我之固有，方將盡化為烏有。蝶乎蝶乎，翩翩而舞，又何得復化為莊周。我不知蝶之將何化，而莊周則已失。悲乎愴矣，莊周莊周，吾則猶望此百年之猶如一夢，則大夢猶可醒。天佑中華，斯文之幸。與我同感者，尚其善禱之。 （二） 人之一生，自嬰孩墜地，迄於童年、成年、壯年、中年、老年、耆年，時時刻刻在變。當其在嬰孩幼童時期，何能預知其將來中年晚年之所為。逮其屆於中晚，回視往年，亦往往如隔世。 餘生前清光緒末，在無錫南鄉七房橋一小村莊中，是年台灣割讓於日本。及餘年過七十，乃播遷來台。以今日所居台北士林外雙溪，較之八十五年前所誕生之嘯傲涇上七房橋，顯然是兩個世界，漠不相同。然而在此兩個世界中，亦顯然有一不變者，厥為我之存在。存在於八十五年前之無錫七房橋者，是此我。存在於八十五年後台北外雙溪者，仍是此我。我之一生，由幼至老，亦幾全變。然我心自知有一未變者，即我其人。 人生在其成年壯年期，可以極多幻想，然此等幻想未必能實現。在其晚年耄年期，前途無多，幻想全消，漸多回憶。所回憶者，乃是我之真實生命。我之一生之意義與價值，則全在此老年之回憶中。在餘八十之年，寫為八十憶雙親一文，記念我父我母。我之嬰孩期，卻不在我記憶之內。以其無可記憶，乃若無所存在。但卻能明白記得我父我母。我之生，即從我父我母來。我之嬰孩期，若我無生。我之生乃在我父我母之懷抱撫養照顧中，逐漸成長。待我五六歲以下，始漸有記憶。然凡我所記憶者，亦全是我父我母之撫養照顧為主。我之在此家，僅若一遠來之客。我父我母與此家，乃我生之主，我僅是一附屬品，乃全於此附屬中成長。 及我成長為一人，為一我，後又漸變為一家之主。而我父我母，以老以死，生命失其存在，其猶有存在者，則唯在我之記憶中。我又念，父母生命其實仍存在，我即我父母之化身化生。由嬰孩化為今日之耄老，亦猶由父母而化為今日之我。在變中有一不變者存在，及今回憶，若有一條線貫串此一切變。而此線則不變。此一不變之線，即是我之生命。此一不變之生命，唯我知之，唯在我之記憶中知之。除卻記憶，則已無知。他人之不知，則更無論。 我又在八十四五歲寫我之師友雜憶。遠自七歲起，我即有師有友。及今八十五歲，回念亦近八十年。我之在此世界中，仍如一客。此世界乃我所寄旅之客店，我今方將離此寄旅而去，但此寄旅則常在，亦常變。我在此常變之寄旅中，所遇多矣，而唯我師我友，則若與我之生有大關係。我之得為今日之我，我父我母外，我師我友影響於我者實大。曾有一友朱懷天，較我年幼，先我而死。懷天之死，我亦僅二十餘歲。紀念之餘，我忽愕然驚惕，悟若懷天實未死，以其常在我記憶中。而我則實已死，因我之一切當在懷天記憶中，懷天既死，此等記憶亦隨而失去。其他人不知我此一切，雖同在此世，然與我此一線之內在生命實無關。我之此一線，當不在此許多人心中，則我豈不雖生猶死。 我之師友雜憶一書中所記諸師諸友，十之九今皆已死去。我之回憶，乃存留其一部分。其實凡我之回憶，即我生命之一部分。我嘗告人，我此一分回憶，幸而寫在我之八十四五年，記憶早已衰退，所不忘者，正見其與我生命有親切真實之關係。所忘者，只可證其與我生命關係不親切不真實，忘之亦可無憾。 我因此想，我之一生，實常在今日國人所提倡之「現代化」一詞中。如我某年得某師某友，某年又得某師某友，所變多，此非我生之一種現代化而何。然在我記憶中，亦常若有一條線貫串此多變而存在，此即我之生命傳統。必打破傳統來求現代化，則我之現代乃在台北之外雙溪，而我猶憶我乃從無錫之七房橋來，幸而有此傳統常存我記憶中，故我乃覺有此一生命。若僅有現代化，失去此傳統，並求盡力打破此傳統，只知我在外雙溪，不記我從何來，則已失卻了此我，即不啻失卻了我此一生命。則一切完了，復何意義價值可言。 故知人生一切意義價值盡在記憶中，即盡在傳統中。唯此一傳統則勢必現代化，亦不得不現代化。但此一傳統只存在於我之以往記憶中，而現代化則屬外在未來之遭遇。記憶在我心之內，由我作主。遭遇在我身之外，非我之所能主。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君子不謂之性。」中國古人分人生為兩大部分，一內在之性，人身五官四肢各有性。又一則外在之遭遇，是為命，因其非我所能主。身之對物，此外在部分之關係實較大，人生對此部分不當盡追求，亦不能盡負責，推而外之諉之命。孟子又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君子不謂之命。」此一部分中亦有命，如父母不能自主當生何等子女，子女亦不能自主當由何等父母生，此實命之大者。然父慈子孝各有性，性則內在於我，能由我自主，不當諉之命，而己不負責。如舜之父為瞽瞍，既頑而母又嚚。然舜克盡其孝。又堯舜皆不以天下傳其子，而傳賢，實亦堯舜對子之慈。子既不肖，不能當天下之重任，傳之位，亦適以害其子，於子何益，故堯舜不為。此一部分，非心之對身，乃心之對群。中國古人必教人在此上努力，而其本原則各在其一己之心性，亦無人不能由此努力者。近人爭言自由，唯此乃人生最大之自由。近人又爭言平等，亦唯此乃人生最大之平等。不僅人人自由平等，並亦對內最能獨立，對外最能博愛。中國人所重之人生道義，亦盡在此。 近人又怪中國人不能在物質上求進步。其實物質生活之進步，非即人生之進步。如我生八十五年前無錫嘯傲涇之七房橋，今居台北士林之外雙溪，以兩地八十五年來之種種物質狀況言，確是大為進步。但我捫心自問，實不敢說我之晚年，心地人品，比我童年亦相隨進步。若果人生全視物質生活而定，我何待自己努力進修，只再求移居美國，或居舊金山，或遷紐約，豈不較今即為進步。抑餘思之，余亦決不敢謂八十五年前嘯傲涇居民盡較八十五年後當前之外雙溪居民為落後。以心地言，以人品言，或多轉勝於今日。每念我父我母，如在天上，余唯自慚不肖。然以物質生活言，我父我母往年生活，何能與余今日相比。中國古人亦非不求進步，唯主要更在求為人之進步，故必論心地，必論人品。物質人生則在其次。 如言飲食。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嗜焉。」易牙乃是古代之善烹調者，如使易牙生於今世，其所烹調，仍當為人人所同嗜。今世非無善烹調者，如其生在古代，古代人亦當同嗜其烹調。今日雞鴨魚蝦果蔬百種，僅求大量生產。就餘一人之口味言，終感往日童年嘯傲涇所嘗較今日外雙溪所食反更勝。我母亦擅烹調，一盆一碟，一餚一饌，皆慈母所制。又有種種醃菜臘肉，皆經慈母手制，美味無窮，至今難忘。較之今日進大餐廳，大宴會，人生情調終覺不及往日。今日享有一席宴會，當費八十年前舉家一月一年之所費。而宴會方畢，淡然遽忘，大異乎往時童年在家一日之三餐。此種人生，究為進步與否，凡有心人，皆當問之己心再自論定。 目之於色，有同美如子都，女性則如西施。此皆天賦，絕難模仿。要之，今日之美人，未必進步勝過古人。抑盡人亦不妄想嫁夫必如子都，娶妻必如西施。西方人好言戀愛，然又謂結婚乃戀愛之墳墓。又言戀愛非占有，乃奉獻。中國人重視婚後生活，猶勝於婚前戀愛。離嘯傲涇余家不五華里，有東漢梁鴻孟光隱居古蹟。每值清明，四圍十里內，謁拜者畢集。梁鴻孟光之故事，乃深入余童年之心中。此後能讀西方文學中之戀愛小說及劇本，又看電影，積數十年，乃終不忘梁鴻孟光之為夫婦。即在此自由戀愛自由結婚之一節上，亦不得謂今日男女皆已進步，超出古人如梁鴻孟光之上。唯論物質生活，則梁鴻孟光自不能與今人相比。 耳之於聲，亦有同聽如師曠。音樂歌唱，此在今日尊為藝術。藝術亦在生命中，雖可與年俱進，亦不得謂今人必勝於古人。西方人亦不謂其今日之造詣必勝過三四百年前之維也納。又西方人對中國烹飪美術兩項，皆知愛好。中國民初新文化運動以來，對以往傳統競致不滿，群肆詬詈，獨於烹飪美術兩項，亦少批評。唯西方人對中國藝術獨於音樂歌唱方面，少所欣賞。即如平劇，亦中國近兩百年來一大創辟，繼元劇崑曲後，一新放之奇葩，全國雅俗同所愛好。即以梅蘭芳一人論，亦平劇旦角中一大人物。余曾讀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之第一冊，知其初上舞台，即已成名，而虛心好學，努力求進，終其生不懈。劇場布置，上海遠勝於北平。但梅蘭芳表演，不聞亦以在上海為勝。此見進步主要在人不在物。好劇者，寧在北平聽，不樂在上海聽。此中意味更難言。中國劇一獨特處，正在其排除舞台上一切布置，求能更表現角色之演技唱技來。 程艷秋親受業於梅蘭芳，然程之身裁體段，與其歌喉聲帶，絕不能一效其師。乃自創新風格，新腔調。寓居北平之好賞平劇者，特為程艷秋創作新劇本，譜為新曲調，乃使梅程各擅勝場。此亦在中國文化體系中，有其先例。如唐代李杜之於詩，韓柳之於文，亦復各就性近，分立疆界。杜為詩聖，乃指其代表傳統之正。李稱詩仙，仙非中國人物之正，出奇制勝，自創風格，而不害其傳統。韓柳亦然。前之有陶潛之與謝靈運，後之有蘇東坡之與黃山谷。其他不縷述。梅蘭芳猶杜甫韓愈，程艷秋猶李白柳宗元。中國文化精神最重在人，而人又重在其性。較之西方文化顯有不同。如莎士比亞樂府，至今為西方人所崇重，四五百年來，所創劇本更無推在莎翁之上者。是西方人亦認進步在人不在物，與中國同。然西方人推崇莎翁之劇，遠勝於舞台上之演員。而中國則舞台演員其受人重視得人欣賞，乃更過於所演劇中之人物。梅蘭芳唱生死恨之韓玉娘，程艷秋唱鎖麟囊中之薛娘子，演劇者膾炙人口，造劇者轉不被尊，此已異矣。至今此兩劇仍流傳，演唱不絕，然梅蘭芳之為梅蘭芳，程艷秋之為程艷秋，則千古傑出，使人嚮往。縱或有人演技能超梅程之上，而梅程之為梅程，則依然無傷，此乃中國文化精神之最特殊處。古今詩文名家，何止千萬，然李杜仍為李杜，韓柳仍為韓柳，不聞必先打倒李杜韓柳，乃為能創新格。此即在西方亦然。文學藝術史上，有了新的進步，仍保留舊的未進步者。國人傾慕西化，於中國舊傳統中歌唱名角中心愛好，而信念不能樹立，則愛心亦日趨淡薄。亦有稍涉藩籬，即昌言改革，唯變唯新，是所膜拜。不知變與新當求之內。梅程幾十年舞台生涯，何嘗不日變日新。求梅程之進步，亦當在梅程之心地人品上求，始可得其進步之真處深處。文壇上起一李白韓愈，則文風自變自新。莊周言：「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則變與新皆在己，舍己而求，又何變何新。 二十年前有電影明星凌波，以黃梅調唱梁山伯，一時聽者如醉如痴，群情擁戴，凌波一如天神。此如遊子離鄉，老大回家。電影是現代化，而梁祝故事及黃梅調則屬舊傳統。耳之於聲有同聽，有不知其善而善者。然此一路之發展，終亦停下，不再繼續。又有李小龍，在電影中以演國術獲西方人欣賞。李小龍已死，而此一路線，則繼漲增高，至今未已。自心不敢有好惡，唯以異邦人他心之好惡為好惡，尚何藝術可言。孟子之所主要提示者，乃在此人心之同然。所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易牙之烹調，則莫不同嗜。師曠之歌吟，則莫不同聽。推而大之，彝倫大道，治平大法，人生日常亦有同然。如伊尹，如伯夷，如柳下惠，己性非不同於人性，貴其能善盡己性，止於至善。又能大而化之，則如孔子。故孟子曰：「知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其所追求，不在外，乃在內。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自誠明，自明誠。天人合一，孔子自知天命而達於從心所欲不逾矩。欲在己，而矩在外。方者必同此矩，善者必同此性。中國人之理想人生正在此。 人自嬰孩，以至幼童，具此心，未必識此性。從長者以為學，長者亦必有學。教子義方，乃父母之慈。然義方必待學而知。故學烹調必從易牙，學歌唱必從師曠，學為人則師聖賢。方人之自嬰孩幼童而至於成年中年老年，何嘗不始終在現代化之中。有不欲其化而不可能者。然化則必有一預在之境，此境乃不先知。果僅從俗而化，則達於耄耋，回念嬰孩時，年齡已過，時代已易，日變日新，生已非舊。我之為我，不復存在。此誠人生一大悲劇。 西方人信有靈魂，死後上天堂。物質人生之日變日新，至是可一筆勾消。世界有末日，但科學日興，宗教信仰日淡，人生在世乃唯求在末日前之眼前享受。世界末日雖未至，個人末日則轉瞬而臨，不容逃避，亦不容存疑。中國人想像不在此。西方乃個人主義，中國則為一宗法社會。百畝之地，五口之家，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百世不絕。於日變日新中有一大傳統，即物質人生亦在其內，並無止境。若論精神人生，父慈子孝，千古同然。「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人與人同類，則一人之孝可以傳於千萬世之人人。大舜已死，大舜之孝尚在斯世，此亦猶舜之靈魂不死。人間世即是一天堂，舜之死後靈魂，豈不猶常在此天堂。故在中國不必有如西方之宗教。中國人言德，德者，足於己無待於外，故曰自得。西方人言得，必求之外面物質界，故重物質人生。中國人言得，則求之一己內在之心性，故重精神人生。故中國乃以心性教，不以靈魂教。靈魂屬個人，心性則屬群體。個人物質人生重空間，群體精神人生重時間。此乃中西雙方文化傳統大相異處。 今論心與物之關係。大舜若生今世，亦當為其父母供一切物質人生之享受。物質世界日變日新之遭遇，凡以盡我心而已。此物質世界，可以日新日變，此心則一保恆常。果使吾心亦日變日新，我不為我，則此物質世界轉將不見其變其新。唯此物質世界由個人主義操縱，則日變日新而有原子彈殺人利器之產生，而猶日求其進步，世界末日終不可免。然又豈得謂人人乃必同具此殺人之心，以與生俱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決不能謂殺人之心人皆有之。科學發明而至原子彈，可謂心之逾矩矣。其實科學發明亦何待原子彈而心始逾矩。 故中國人對於宇宙人生真理之探討，一是以人本位主義出發。在人本位之立場下，尤以探討人心為主要，更尤以探討人心之所同然為主要。此一人心之同然，由空間言，山之陬，海之涯，凡有生民，則無不同具此心，即同稟此性，唯因所生地區不同，而容或有異，則待教育修養之功。故曰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進於夷狄則夷狄之。則中國人之重視人文道統，尤過於自然血統。誠使夷狄盡進於中國，則為世界之大同。苟其不能驟企於大同，則猶可得小康。一國同，斯為一國之小康。一家同，斯為一家之小康。亦求一人之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亦即為一人之小康。 以時間言，則上下千古，時代屢有變，而人心之所同然者仍不變。天如此，地如此，人亦如此。果其此性不變，此心不變，有其同然，有其常然，則先知先覺宜可修身以俟。藏道於身，即亦傳其道於世。歷之千古而不惑，質之聖人而無疑。此為中國人之一種大樂觀，並可隨時隨地隨人而加以證實。即此瞬息間，一心之存，已是把柄在握。一拳石成泰山，一滴水成巨海，當前一顆心，即證宇宙萬古人生之大同。宋儒張橫渠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即此物此旨矣。其要則在己。故橫渠又曰：「晝有為，宵有得，言有教，行有法，瞬有存，息有養。」是在己之肯為之力為之而已。 故中國此一道最平等。人人有此天賦，人人有此能力，上下與天地參，而人與天地平等。人與人之間，又何不平等之有。又是最自由。彼亦人，我亦人，有為者亦若是，我何畏彼哉。非己不能，乃己不為，此非最自由而何。又最博愛。躋一世於大同，開萬世之太平，愛之博，又何逾於此。又最獨立。關鍵則在當前之一心。故中庸曰：「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尊德性而道問學。」要端則在能尊一己之德性。 天地君親師五字，在中國兩千年前已有。唯其有此道，故人得與天地參。亦唯其有此道，故師得與君親伍。古人又言，「能為師始能為君」，則師道猶高出於君道。道統猶高出於政統。孔門四科首德行，師道最先亦在德行。不唯孔孟儒家為然，即墨家道家亦無異。莊周內篇人間世之後，繼以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有德始為師，能為師始為王。儒家言堯舜，墨家言禹，皆在此人世有德為師始膺此帝王之選。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忠信即人之德性，十室之邑皆有其人，皆從大道來。故自天道以至於人之忠信，皆一統相承。絕非有了忠信即失去了道。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乃其尊傳統。孟子曰「孔子聖之時」，此則其主現代化。貴能由傳統中求現代化，非可打倒了傳統來求現代化。道家主小國寡民，絕學無憂。於帝王，則尊堯舜前之黃帝。於宗師，則尊孔子前之老聃。輕視道統，必求挽此世運，以返之上古原始淳樸之境。故不貴有道問學，而唯求尊德性，則亦仍以德行為本。中庸言：「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凡一切學問思辨，莫不為行，即人生實際作準備工夫，亦可知。 其他如詩三百首為文學，書與春秋為史學，先秦百家為子學，亦皆尊師重道。其道則俱為人本位。人道中有師，其含有一種教育意義，則仍無大異。西方古希臘如荷馬之文學，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之哲學，則同為一種道問學。要之，非尊德性，非與中國之師道相一致。所師在學，不在道。在知識技能，不在德性。唯待耶穌起，乃有一種教育精神。然乃宗教信仰，亦不同於中國之師道。故宗教家乃在君親師之外別有一格。而西方中古時期以下之教育，則全從宗教來。迄於近世，乃有國民教育，則從君道來。為一國民，異於中國理想之為一人。近世西方大學教育，宗教信仰亦轉淡薄，僅求為一學者，亦非教育其為一人。宗教為神本位，科學乃物本位，其他諸科，皆為政治本位或商業本位，皆非人本位，故亦不以德行為本。唯文學藝術則於尊重神與物及政治商業之外，而似稍近於中國人之重德性。唯其德性亦尊重一種特殊的自我表現，不以人心所同然之大群體之德性為本，則仍與中國傳統有異。 近代國人群言時代化，實乃西化。但西方亦自有傳統，故中國近代言時代化，必反中國自己之傳統，而不反西方傳統。如言新文學，不反莎士比亞，乃至不反荷馬，其他盡如此。然中國人豈能盡變成為西方人。求變於西方，究當變為美國法國德國俄國？在西方，各有其習性傳統不同。而時代又不斷在變，在其時代變進中有挫折，有阻礙，亦將莫不回顧已往，求之傳統。如中古時期後有文藝復興，現代有復興宗教之想望。亦如老人衰病，每追念童年生活，此亦人心所同一極自然之現象。倘我中國人，亦能自隨其已往之傳統德性而為變，則在此時代化中，尚可容有中國傳統之存在。中國人所重，在人心之同然。故當嬰孩時，則有家庭教育。夫婦父母兄弟三倫，皆以教育其一家人心之同然。及其壯年成丁，出至社會，則有國家教育，君臣朋友兩倫，皆教其一國人心之同然。其賢且俊者，則有聖人之教，以教其千古相傳人心之同然，而進於世界大同與天下太平。今日則群慕西化，爭尚個人主義，夫婦父子尚無同然之心，唯耶穌教上帝一神，乃使為人心所同尊。自然科學所研究之一切有生無生物，如電如磁，如洋老鼠，如小白兔，亦皆有同然之心與性。實驗所指示，無可加以反對。而人生一切則除法律規定外，乃盡得自由。中國人已往五千年之文化傳統，乃全無一回顧之價值。故使中國而現代化，則只許有現代中國人，乃不許有古代中國人。譬如人當青年期，絕不許其有嬰兒期。及至成年期，又絕不許其有青年期。嬰兒青年期早已過，乃不許其內心之記憶存在，則人生豈不全成為無中生有。試問西方人生亦果然歟，抑亦非歟？ 現代化亦可有種種不同，耶教外尚有回教存在。歐洲人外，尚有阿拉伯人存在。則在現代化中，亦自可有孔子與中國人之存在。近代中國人高呼現代化，當於自己傳統有其一番記憶與回溯之心情。然乎？然乎？則又有明日現代化所當企足而待。似當不必一概抹煞。 涓滴之水，可以成溪澗。溪澗匯為江河，江河匯為海洋。海洋所積，亦唯涓滴之水而已。涓滴之水可以解渴，溪澗則可以淹人死，江河潰決為害益大。禹治水使江河仍為江河，溪澗仍為溪澗，涓滴仍為涓滴，而不見水之害，仍存有水之利，人生乃以綿延而無盡。 人持刀殺人，斯為大不仁。然執刀殺人，僅限於近其身旁之人。持一槍，則可以殺遠離身旁之人。改用大炮，乃可同時殺多人。人類自發明原子彈，美國人投之日本之廣島與長崎，殺人數十萬。使此投彈者，手持一刀入廣島長崎，逢人即殺，盡日夜之力，所殺數千人而止。苟使其人不患神經病，亦無可連續殺此數千人。今唯一舉手，投一彈之勞，死人數十萬，其人尚縹緲在雲中，或已駕飛機返，曾未稍動其心，烏得謂仁與不仁。 科學發明乃自然之理，依中國人語，亦可謂之是天理。然則近代人乃假天理殺人，人何以堪。今日之世，非洪水為災，亦可謂是機器為災。人生方賴於機器，而人力則微末之甚，人心則盡用在發明機器上，盡用在假天理以殺人，人又其奈天理何。 使有大禹復生，其又何以治此天理之災。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今日世界各國尚未全擁有原子彈，一旦世界第三次大戰起，勢必為原子戰爭。則不擁原子彈之國家，或反可少受其害。則今日所謂落後之國家，其受禍或亦將落後。此即觀於第一次第二次大戰之往例而可知。大禹治水，亦從未受災處著手。三過家門，亦即其未受災處。唯未受災處乃能救災處，亦唯未受災人乃能救災人，此則決然可知。若競以災為福，則無災可救。今舉世所競稱之現代化，不如更其名曰將來之時代化，庶乎更有其意義。僅顧目前，不計將來，斯則其為害必更大。 要之，重物不重人，乃當前人類大弊所在。救弊者亦唯當奉此為最大之原則，外此則無足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