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四九 平常與特出

（一） 我們該做一普通人抑特出人，似乎東西雙方在此有分歧。東方重在前者，西方則重在後者。西方是一工商社會的文化傳統，工商業花樣多，大家總想與眾不同，有所特出，乃可謀利。不如農業人生，大家差不多，無可特出處。大家想特出，互為不同，即就此點上，依然會見得中西雙方大家都一樣，不見有真特出。大家走普通的一條路，無多相異，但也依然會在普通中時見有特出。 西方人看人生重在其外面事業上。業各不同，而亦時有特出。但農業五穀桑麻，生產收穫，年年差不多，因此農業雖不可無，而不為西方社會所重視。在古希臘，工商百業居都市，自成一階級。農人居郊外，聽命於城市，其身份較卑，被視如農奴。羅馬軍人最特出，其地位尤在工商百業之上，而農民則仍視為農奴。中古時期，又以教會中掌教權者為最特出，當時唯羅馬教皇，尤特出於舉世人之上，一切人皆當俯首聽命。其次現代國家興起，於貴族階層中產生出政府，國王最特出。政教歷經衝突，教權終屈居政權下。此後革命迭起，有民選議會、民選政府、民選總統，而選民則以工商界資產階層為主，於是貴族漸失勢，工商業遂躍居社會中最高特出地位，此為近代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之來歷。故西方社會多變，主要在孰為當時之特出階層，而在每一階層中之每一人，又復各求特出，乃終使其社會常處於不安。 近代西方社會，唯工商企業界為最特出，至若政黨政客，乃及自然科學界之智識分子，不過為工商界作扶翼與依存而已。乃又有工人崛起。此唯西方社會傳統崇尚特出，一線相傳之歷史演變有如此。 東方觀念則重人不重業。人則普通，業較特出。百業中以農為主，農最普通，亦最受重視。其他工商百業，較不普通，較特出，乃亦較不受重視。其實凡百諸業，莫非附加於人之上，皆不普通，更普通者乃是人。業農者是人，其他工商百業亦同是人，唯以農人居多數，較更普通而已，故中國農人最受重視。此不專為經濟政策，乃為人道主義。近人好中西相比。所謂人道主義，亦非西方社會以濟貧恤災、慈悲為懷者為人道。中國人之所謂人道，乃是一種人倫大道，人則必當以普通人為主，不當以特出人為主。人倫則是普通的，非特出的。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則抱一種極宏通極和平的人道觀。 人總是人。不論諸名色、諸行業，人與人之間，必有大家差不多的普通面。如每一人必各有其父母，則為子女者應如何對待其父母，亦應有一番普通道理。中國人稱此曰孝。每一人亦必各有其年長的一輩，幼年人對年長人，亦應有一番普通道理，中國人稱此曰弟。每一人，年長了，進入社會營生做事，應必忠於其業。在每一團體中，又必有上下之分。忠於其業，亦應忠於其上，中國人稱此曰忠。人與人相交，必該有信，彼此不欺騙，不謊言。中國人認為孝弟忠信，乃是做人一項最普通的道理，人人都該遵行。富貴貧賤，男女老幼，都一樣。貴為天子，也該懂得孝弟忠信。富可敵國，亦該懂得孝弟忠信。每一人，在此項道理之下，則都屬普通的，更無特出可言。如是始得謂之人。中國人最看重此一點。在此最普通之道理中，亦可有特出人。如古代舜與周公之孝，後世岳飛文天祥之忠，此是大孝大忠。乃成為孝子忠臣中之特出人物，為中國人之最所重視。其他特出，中國人觀念，則轉居次要地位。 在中國人此項觀念下，最成問題的應是宗教。因宗教顯具特出性，中國文化傳統里不能自己產生出宗教，正為此故。佛教來中國，教人出家，出家是一項特出事，但我們只讀中國歷代的高僧傳，卻也沒有不孝不忠的。而且中國社會，每以佛事為亡故父母求超度。如此則佛教雖若特出，但在中國社會裡，亦已儘量普通化了。其次如哲學，每一哲學家，似乎都在思想上務求特出。但中國思想界，則似乎先有了一限制。種種思想，似乎都只在此限制下進展。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之意，應是不求在普通人中有特出的孝子忠臣。他認為六親和，便不必有特出的孝子。國家政治清明上軌道，也就不須有特出的忠臣。若如此，老子思想，乃求正本清源，使人生更普通，更沒有特出處。老子只求於自然大道中謀求六親和、國家治，其意決不在提倡不忠不孝。宋儒在佛學禪宗盛極之後來提倡理學，近代人多喜指摘他也深受了禪學影響。其實理學家主要宗旨，亦正求在人生大道中儘量回到最普通的孝弟忠信的路上來，至少是反對人出家，反對人離開了普通人群來做一特出人。 再其次，如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其中所發現的種種自然奇秘，中國人非不信服，亦非有意拒絕利用。只因自然科學主要在講求自然物理，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所重視的那一套人倫大道，則不為自然科學所研窮探討。科學真理乃都是一套特出真理，只在特出場合中使用。而中國人最重視的普通人所最當普遍遵行的那一套孝弟忠信的道理，則並不能因有了許多特出場合中之特出使用之發現而便棄置不問。這一層，實為近一百年前中國智識分子最先接觸到西方新興的自然科學所極端關心之事。最近，科學潮流，似已無可遏逆。但在整個人生文化問題上，能不能把自然界許多特出真理來代替了人類大群所應共同遵行的一些普通真理，此處終是一大問題。 再簡要地說，人生都趨向特出，總易忽略了普通面，如此則易使人群陷於渙散破裂。而且一種特出面占勢，另一種特出面便受壓抑。無論是工商業方面，抑或是軍人武力方面，宗教信仰哲理思維乃及科學方面，只要一方面太占勢特出了，便易忽略了其他方面，使人群滋生不和不安。此就西方歷史已有過程，即見其如此。所以中國傳統觀念，常著重普通面更過於特出面，只求於普通中見特出，不求於普通面之外來尋求特出。這一主要觀念，還是值得我們來重新提出、重加探討與發揚。 如言宗教，西方歷史上的宗教衝突與宗教戰爭，直至於今，仍不絕跡。每一宗教，當然絕不在提倡衝突和戰爭。但因各宗教都不免有其特出面，於是相互間遂易生衝突。是否該提出一項普通的來領導此一切特出面，或和諧此一切特出而解消其衝突。如每一宗教，都主博愛人群，我們先該有此普通信仰，信此教與信那教的同是人，甚至不信任何教的亦同是人。信此一教，是我之特出面。但我仍還是一人，則是我之普通面。我不該把我之特出面來毀滅了我之普通面。不要把我此一信仰看得太特出了，如此則不僅妨害了其他信仰之存在，抑且會妨害到人群大體之其他事項。因任何一事項，都不該太特出。太特出了，便會不普通不平常。任何一人亦然。一人太特出了，便易妨害到其他人。故人生不該盡求特出，但可盡求普通平常。各大宗教的教主，似乎都被其信徒信其為太不普通了，這中間便有病。只有中國人觀念中之聖人，則仍依然還是一普通人。聖人固亦有特出處，但總不損害其普通處。唯因其不過分特出，遂不成為一教主。 其次說到一切學術思想，哲學科學都在內，當然亦各有其特出面。但儘管是一大思想家大學問家，他總還是一人，總還有他普通的一面。只要他跳不出那普通的一面，即可證普通一面之重要性。那即是任何一思想家學問家，都該有他普通平常為人的一套。就中國人觀念言，他總不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或許有人以為中國人向來提出的孝弟忠信，並不能認為是人生的普通大道，則試問人生普通大道究該是什麼？此仍是今天人類所應最先注意探討的問題。今天的時代思潮，似乎認為自由即是最普通的人生大道。但自由也該使人人各自由在普通面，不應使人人各自由向特出面。人人各向特出面自由，便宜滋生種種病害。 如近代歐洲，販賣非洲黑人到美洲去當奴隸，但還向他們宣揚耶穌教。傳教是他們的自由，販奴也是他們的自由，他們不悟兩種自由間有衝突。只把宗教看得太特出了，遂認為人人該信教，其他全可不問。即其人淪為奴隸，亦若無足措懷。西方人對其殖民地民眾亡國之痛，亦淡漠置之，仍亦向他們傳教。一若亡國滅種皆次要事，信教乃首要事。或許認為亡人之國，淪人為奴，可使其人轉易信我之教。或許認為既非同一宗教，則其國可亡，其人可奴。總之是把宗教信仰看得太特出，遂使對其他事的認識全差了。 最近科學地位又特出在宗教之上，於是只把科學上之發明與使用，憑為衡量一切人事之準則。西方人以科學先進自傲，其他全目為落後。向落後民族與落後地區宣揚科學，遂成為西方人今日唯一大任務，而宗教信仰轉可不問。但宗教是一種精神人生，科學利用，則只是一種物質人生。遂使今日的西方，以物質人生為其唯一的特出面，不悟在宗教與科學之外，尚有其他人生之普通面。信仰相異，物質差別，不該使人生在此上太過劃分。如黑人為歌后、為拳王，亦受西方人重視。但仍只重視其特出面，與人生普通面無關。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亦未嘗無許多特出面。試舉一例如音樂。中國古代有關教育上師之得名幾從音樂來。故師多為一瞽者為樂師。殷代掌樂者有太師摯，少師陽。周官有磬師、鍾師、笙師、龠師。春秋時有名人師曠，為晉太師。孔子學琴於師襄。此等皆瞽者，以其人身體上之特殊性，遂使其成為一特出人物。然理想之師，則更應在普通面。又如受業肄業之業字，本稱懸掛鐘鼓之大版。詩經「虡業維樅」，又曰「設業設虡」。禮記樂正同業。音樂在人生中有其特出面，亦有其普通面。孔子學琴於師襄，在孔子人生中即屬普通面，在師襄則屬特出面。陶潛詩：「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中國人主要在從人生之普通面學琴治音樂，並不重在求為一音樂方面之特出人，如學琴必求為伯牙，治音樂必求為師曠。嵇康之卒，廣陵散絕，然後人之悼念於嵇康者，絕不為其廣陵散。蓋嵇康仍自有其人生之普通面，其能廣陵散，則僅屬其特出面。中國古人又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專業治經，亦屬人生之特出面，人師之可貴，則在專業外尚有其人生之普通面。 循此推論，一切為人、修學、治業，愈普通愈平常愈可貴。愈見為特出者，縱為人生所不可廢，然在中國觀念中，每恐其因於特出而有傷於普通平常面而不加提倡。教育子女，必望其為孝子忠臣，或賢妻良母。在家庭，在鄉邑，在邦國中，更要者，在希望其為一普通人平常人。近代社會，慕效西風，觀念轉變。頗聞人言，今日鄉村婦女，生男盼其能成一少棒名手，可以揚名海外，舉國皆知。育女盼能成一歌星，在電視台夜總會播唱，月薪收入，超過一大學教授三五倍以上。此皆前廿年所未有之新名色、新行業。費數年時間，在青年期即成社會一特出人物。就社會總體言，亦若多彩多姿。就每一人之出路言，亦若遠較以前之安常習故為變通而進步。然在前代，亦並非無此等名色與行業，而社會終不重視，目之為江湖賣藝。非不得已，輒戒勿為。即如國劇一項，在百年前，朝野欣賞。名藝人如譚鑫培、余叔岩、梅蘭芳、程艷秋輩，豈不舉國崇仰。然社會終以流品觀念，因其易特出，不認為一普通職業。亦有性所喜好，私下演習，偶爾登台，謂之玩票。若竟轉入此業，則稱下海。此非一好名稱。可見不普通不平常之特出人物，向為中國社會所戒慎，不加提倡。 又如一名書家名畫家，豈不更受中國社會尊重。然其最要條件，應是一業餘者，必在普通名色之範圍內，成其絕藝。試讀歷代書畫名家之傳記，自鍾繇、王羲之以下，迄於近代，凡為此項藝術大名家，必求不脫離其普通身份，不僅見為一特出人物。如西方習慣，開一展覽會，公開售其作品，恃為一職業，憑以營生，在中國即受輕視。若富貴人出重貲求之，每拒絕不與。而隨興所至，濡墨掃毫，播之貧賤交往中，乃成佳話，增其地位。亦有受政府羅致，培養宮廷中，如翰苑供奉之流，縱其作品亦臻絕頂，而在社會心目中，終亦不與業餘人等量齊觀。 又如詩文作家，其受社會重視，每更過於書畫藝術。然同樣須在普通行列中有其特出表現，不憑以為特殊一生業。所謂洛陽紙貴，乃屬社會傳鈔，非作者藉以牟利。後世印刷術興，大著作歸書商販賣，作者絕無版權享受。亦有為人家子孫撰其父祖墓誌碑銘，而接受潤筆，此亦交誼人情，非論價售貨之比。然若為額已豐，亦添朋儕間口實。 又如其他大著作，亦皆由公私旁人代為付印，俾便流傳，絕無賴此憑為生業之事。若果有之，則學術亦如市道，必受社會鄙視。即如明清易代之際，士人不願出仕，生事維艱。其抗節不屈，乃屬一種特出表現，然其維持生活，則仍必有一普通規範。或處館，或行醫，或出家為僧，或赴邊墾荒，要之仍不失為一普通人。如呂晚村以選刊制科時文獲厚利，雖其內情乃為宣傳民族思想，在當時亦發生甚大影響，並在身後受禍。然在中國傳統觀念下，此等事，要不可為訓。在其當身，亦已不受朋儕之願諒。 然則中國傳統所重視之普通人，不僅在其行為操守上，有一普通規範。即在其營生過活上，士農工商，亦各有規範，戒其逾越。在此普通規範下，盡可有特出表現。但種種特出表現，卻不可夾雜有一種營利謀生之目的。縱如一工人，亦可有其特出表現。如陶瓷、如雕刻、如絲織、如紙墨製造，歷代皆有名匠。但其表現，乃本之其內在德性之自然流露，非僅為營生。中國社會上，工藝精品，優美絕倫，自古流傳，為今人所寶賞者，難可縷舉，然要之不為經商營利，則故事軼聞，可資為證者實多。果若夾雜了營利謀生之目的，則其動機在外不在內。若有所成，中國人鄙之為奇技淫巧。若推廣此義，即書畫詩文，若亦夾雜了營利謀生之私圖，亦可不必是其內在德性之自然流露，中國人亦鄙之為一匠，同樣亦可列之於奇技淫巧之列。技巧可以特出，而奇淫則所當慎戒。總之，凡其人之特出表現，均應表現在其人生，即表現在其德性上。即其人之行業，亦即其人生之一部分。一切特出表現，縱是從其行業中表現，亦即是人生與德性之表現，不應由其在行業上之特出表現而妨礙及其全人生與其德性大本之所在。此為中國傳統觀念中所深思慎慮之一要端。 蓋人之德性，本於天賦，乃屬人之普通面。在人之普通德性中本可有種種相異與互見特出處。人類大群，則必建基於其普通德性之上。若人人僅求自異，各務特出，離此普通大本，則其群終必渙散，乃至破裂。在人事上，求為特出，實並不難。而在人倫大道上，能僅保此天性，以謀發展而共同形成一普通面，其事實不易。中國文化傳統，四五千年迄今，唯因看重此一大目標，謹守弗輟，驟視若蹈常襲故，陳陳相因，遂無急劇之轉變與改進。然而其群自大，其基益固，縱經艱險，亦能維護其群於不壞。較之其他諸民族，殆少其匹。今若改弦易轍，獎勵人人求特出，又以外面功利為誘導，則天賦共同之德性，終必日以稀薄。而人之處群，乃唯以相爭互勝為事，不以相安互和為務。非不有一時之成功，恐難期長久生命之維持與滋長，此有中西歷史為證，實亦大值深思也。 （二） 民國初年，東方雜誌似有人寫一論文，已忘其篇名與作者，稱中國從來知識思想犯一通病曰籠統。一時此說盛行，報章雜誌屢見籠統兩字，成為詬病中國知識思想一公認通用之名辭。由今思之，籠統猶言囊括，乃指包涵總體言，此正中國傳統文化一最大特徵之所在。當時以籠統二字群相詬病，亦正可謂把握得其要領。 如言孝，時代不同，社會不同，家庭亦不同。人各有父母，而父母亦各不同。即使是兄弟，甚至如孿生兄弟，其對父母之孝，亦必不能盡相同。如何盡其孝，既各不同，又何能清楚分別，具體言之。空洞只說一孝字，豈不為一籠統之名辭。 如舜與周公均大孝，而兩人之孝，具體言之，實大不同。兩人之間又有禹，其父鯀治水無功，舜殛之羽山，而使禹繼任其父業。禹治水在外十三年，胼手胝足，三過家門而不入，洪水終平。舜殛其父而用禹，禹能幹父之蠱以答舜，此亦禹之大孝。而其孝則與舜與周公之孝又大不同。西周之初，又有泰伯虞仲，讓國逃亡，此亦當稱為大孝。中國相傳有百孝，百人之行，互不相同，而互得稱之為孝。可見孝正是一極籠統辭，而乃特為中國人所重。 其他籠統之名辭，屈指難縷數。如言讓言和，言無所爭，言禮，一切皆然。禮主讓，以和為貴。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除射無所爭，而射亦有禮，其爭實非爭。但所言皆不具體，皆籠統言之，而一切事則皆在此禮之一字之籠統之內。禮與孝兩字亦同為中國人所重。 大學言：「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亦皆籠統之辭。何謂明德，此指天所賦於人之性，而發之於吾心者，此非一籠統之名辭乎。至於如何明我之明德，則人各反己自得，倘有所言，當更屬籠統。然中國傳統人生大道，則此籠統之明明德三字已足包涵淨盡。孝亦一明德，此皆人生之至善，人生一切大道在明其明德，在止於至善。如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與朋友交止於信，皆籠統言之。慈孝與仁與敬與信，皆人之明德，皆人道之至善。人當知止於此而不遷，故曰「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人當知為人子則唯孝為至善，當止於此至善，更無遷移。止於至善者，非謂己之能至於此至善，乃謂唯此乃至善，為人所當止。如舜父頑母嚚，至屢欲殺其子。然舜無他道，唯有止於孝。即只有此一道，未有其他路線可供選擇。知此則心自定。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乃其分別，而道則其籠統。孔子之意，乃更求分別以企於更加籠統。當知中國人之籠統正從分別中來。猶如中國人之認識總體，乃從認識其部分中來。此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者所不得不知，尤當加倍注意努力之所在，故不憚詳言之如此。 父母只是父母，子女只是子女，名分早已定，而吾心不定，則何道之從。心定則自靜。靜者不動義，即止於此而不遷移之義。能靜始能安。舜之孝，在能心安於其子之名位上，而道自見。其心安乃能慮。父母設計殺我，我奈何？聽其殺抑逃之乎。逃了又如何？仍守子道，抑逃後再不為子？處處時時事事皆當有慮，而終不逃其子之名與位，斯可得矣。凡其所慮所得，皆具體有分別，而事皆未來，各不得具體分別以說。可說者，唯此一籠統空名曰孝是矣。故中國人必先知此一籠統大道，曰明德，曰至善。知此然後乃可分別時地以明其明德，而止於至善。明其德而止於至善者則在慮，非可前知，亦非能推知，在能隨時隨地隨事而慮，始可有得。而其先決條件則在知此一籠統之大道。故中國人之止，乃可與中國人之通合而為一。猶之中國人之分別，乃可與中國人之籠統合而為一。孔子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即分別，中即籠統。正亦此義。 此一籠統，不僅籠統吾之一生，亦籠統一切人，一切時，一切境。有一道曰孝，此非極籠統之尤乎。若必具體言之，則必隨時隨地隨事隨人而有分別，難於前知，亦難可推知。此必先有一籠統之知為之本，即對人生大全體之終極理想與最高目標有所知，亦即所謂止於至善之知。無知無本之人，其平常處境，仍必隨時隨地隨事隨人而分別為慮。縱可慮而有得，然於籠統之大全體則並無有得，斯必於異時異地異事異人而俱失之。凡其所慮所得，皆至狹小至短暫。時地事人變動不居，而此心亦不定不靜不安，有所得而無所止，亦終不得謂之至善。 大學書中，分知與慮為兩項。以今日語說之，知乃知識，慮則思慮。亦可謂中國人乃以知識謂知，實即識而非知。而思慮則稱慧。孔子之言仁且智，仁亦一種知識，即是識。智則指智慧言。知識乃籠統識得此總體。臨時在此總體上分別應付則謂智慧，乃對部分，非對總體。西方人僅求知，而不論識與慧。其謂知識即權力，乃近慧，非近識。中國人則重識猶勝於重慧，故曰：「士先器識而後才藝。」才藝乃本于慧，不本於識。又曰：「識時務者為俊傑。」時務亦一籠統語，先識時務之大籠統，而後智慧有所用。苟不識時務，而徒用智慧，則雖有小得，終必大失之矣。西方今日之科技，亦屬一種智慧，而總有其不識大體不得大體處。故乃對其大體為害甚大。 孟子以伊尹為聖之任，伯夷為聖之清，柳下惠為聖之和，其任其清其和，亦皆得謂之識時務。則識時務不僅為俊傑，抑更可為聖。孟子又稱孔子聖之時，則變通任清和而隨宜使用，尤更為識時務。識時務即識大體。孔子之贊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行與藏即任清和之更迭變換而使用，此之謂聖之時。孔門唯顏淵能有之。子路仕於衛而死，復何所成？冉有仕於季氏，季氏富於周公，孔子曰：「冉有非吾徒，小子可鳴鼓而攻之。」是子路之善治軍，冉有之善理財，其在具體事務上之智慧，雖可謂未必差於孔子，而其對時務之籠統大知識，則距孔子甚遠，皆不得謂之識時務。孔子作春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春秋之一褒一貶，游夏之徒不得贊一辭。是游夏在文學之科亦不得謂之識時務。不知又歷幾何世幾何人之會合攻專，而始有春秋三傳之結合。孔子又稱管仲，曰：「管仲相桓公，不以兵力。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則管仲宜亦可謂之識時務。但自有孔子，而孟子則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是則天子之事即時務乃王道，管仲則僅為霸道。孟子王霸之辨，為此下兩千年中國儒道所承襲。可見知與識大不同。知有管仲，豈能即識王道。知治軍理財一切文學之變，又豈能識王道。知僅是一分別名辭，識則必達於籠統境界。王道乃籠統之更大者，又豈專務政事文學者之所能識。 今再嚴格分別言之，則識最居首，慧次之，智又居其次，知則最當居末。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而孟子以不學而知為良知。但人斷不能不學而有識。俗有雲「有眼不識泰山」，則有眼能見不能識可知。故國人每以學識連言。而智慧見聞則皆從學功夫中所當有。此四字之大分別乃如此。而西方人似乎僅重一知字，此亦其文化相異之基本所在矣。 近人競慕西方，亦崇其個人主義與功利觀點。此須用智慧隨時隨地隨事隨人作具體分別之應付，俾易於有得。如冉有可謂理財專家，而孔子曰非吾徒也。孔子所言，乃為人生大道，雖若籠統，然易世以後，季孫之富終於何在。則孔子之言，豈不信而有徵。今人看法則不同，認為冉有之後當求另一冉有繼之，則季孫氏不患不長富。故唯求變求新，但求進步，不肯求所當止。人生千變萬化，豈有一可止之境。西方社會與西方人生，自希臘至羅馬，至近世之英法，而至當前之美蘇，變則變矣，然希臘羅馬乃至英法，其一時盛況皆不可得而止，豈美蘇當前之盛境獨可止。人心不定不靜不安，縱亦有慮有得，然不旋踵即失之。孔子曰：「雖百世可知。」此知則即是識。由識自能有慧。個人主義與功利觀念盡在眼前，寧論百世。故西方傳統重當前之智慧，不重籠統之知識，此則與中國大異。近人以籠統譏中國，亦此意矣。 孔子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言「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其言兵與食，皆具體易知。言信則籠統不易知。但死生乃宇宙生命大自然一體之兩端，人生亦然。希臘、羅馬、英、法、美、蘇，雖極一時之富強，其民皆有死，豈不易知。但生必有死，又死必有生。耶教所信，乃信在上帝天堂，不信及於塵世。中國人則信人同此性，人同此心，人同此德，人生大道乃本此心此德而立，可永存不息。故己之一生，即存在通達於他人之生命中，而有其不朽。果得有此信念，雖若籠統，即可信人生之不朽。而西方人不之信。民信而立，所立者即其位。故中國人必求正名定位，又豈西方人僅爭平等之所能知。中國民族之立於宇宙間，則廣土眾民已綿亘五千年之久，此非孔子所謂信而有立之確證乎。則中國人所言雖籠統，亦皆有具體分別可證，亦唯國人之善體之而已。但若必求說明，則千言萬語終有不盡不明處，亦唯反求之己心而可得。亦幸國人共識之。 （三） 平常乃一籠統語，而中國人則最重平常。安分守己，樂天知命，平平常常做一人，其中即可有傑出人。不安分，不守己，不樂天，不知命，不平不常，只想做一傑出人，則人而非人，絕不得成為一傑出人。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此一語七字，在中國流傳甚廣，影響亦甚大。但孟子意乃指堯之好賢，舜之孝，堯舜之讓。指其德性，不指其地位事業與功名，堯舜德性，平常人所同有，故平常人同得為堯舜，非不能。但孟子也說人有所不能。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餓其體膚，勞其筋骨，違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見人是有所不能的。如堯舜為天子，出任人群大任，豈人人能之。 堯舜為人，史跡荒遠，難以詳考。但知堯為天子，聞舜至孝，嫁以二女，遂得舜之詳。適逢洪水為災，擢舜攝政，又以天子位讓之，舜又以讓禹。果使堯為天子，洪水未興，則堯亦平平常常過了，那能成得像今所傳之堯。次言舜，無勢無位，生在一平常家庭中，亦僅得做一平常人。乃不幸父頑母嚚弟傲，生在一不平常的家庭中而舜還想做一平常人，能孝能弟，於是歷盡幾多曲折艱難，而終以大孝名。經堯物色去，獲禪天子位。同是在一不平常環境中，成得一不平常之傑出人。 再次言禹。其父鯀亦當是一平常人，並非一惡人壞人，所以堯使之治水。果使他是一惡人壞人，堯也不會使他來治水。舜殛鯀，而使禹。禹既先知其父治水之失其道，又念其父被殛，乃盡心力以治水，以贖父之愆。是禹亦在一不平常之處境下，而得成一不平常之傑出人。乃亦受舜禪為天子。果使無此洪水大災，鯀與禹亦自在一平常父子標準下，不失為一平常人。但鯀禹又焉得乞求天降洪水，以期己之不平常。 今再就此三人論。治水大業成於禹，但非在上之堯舜授以此大任，則禹亦無以成其業。堯舜之於禹，正如孟子所謂天之降大任於是人。堯舜之德，實已上通於天。天生斯人，即賦之以斯德。故人皆可以為堯舜。但孟子繼楊朱墨翟而起，其時則楊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之楊則之墨，人人不願為一平常人，斯誠一世之大憂。故孟子乃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意即猶謂人人能做一平常人，即已為堯舜。堯舜亦只是一平常人，無煩勉求傑出。孟子乃唱導天下以人人盡所能行之一正道，乃為平常人立教。謂平常人盡不平常，如舜以若是之父母而能孝，則平常人又誰不能孝。以堯居天子位遇艱難能讓位，則平常人又誰不能讓。孝與讓，皆平常人德性所俱有而俱能。孝且讓，斯即不平常矣。若必求如舜之為大孝，如堯之能以天下讓，時運環境不同，則孔孟亦所不能，其他人亦誰歟能之。故孟子自稱則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但並不言願學堯舜，亦不言人皆可以為孔子，則孟子之深義亦大可尋求。 人生必當為一平常人，但平常人中，又必當有傑出人。唯不能尋求違異於平常以為傑出，唯當在平常中能傑出。楊墨則務求違異於平常以見其傑出，故孟子指示一正道，即平常亦即傑出，如堯舜是已。如禹如周公如孔子，此亦皆傑出，則非盡人能為，此須進於學，成於才，乃能達。志學求達，此乃極平常事，為平常人所當勉。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即猶如孔子之四十而不惑，此即志學勉達後所成，但豈平常人所能。此則已見在平常中傑出，而豈事業功利名望地位之所謂。當知此等在大群中既不能平，又不能常，雖若傑出，存心於此，則絕非人生之正道。 莊老道家則只教人為一平常人，不教人為一傑出人。老子曰「絕聖棄知」「絕學無憂」。為一平常人，歸而求之有餘師，固不待學。佛教東來，教人學釋迦，亦求為一傑出人。中國高僧如生公，則謂一闡提亦具佛性，頓悟成佛，乃與佛教大義有違，生公之說，實旁采孟子義。及唐代禪宗繼起，乃有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之說，則遠非佛教之本義。佛教必求出家，盡屏人事，反己求之，庶得不學而能。若求為孔孟聖賢，在大群中做人，或將出任天下之大任，則焉能棄家而絕學。 南宋陸象山言：「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不教人讀書，以一平常人，得為堯舜則可。以此為六祖慧能，求成一佛，亦無不可。但絕不能在平常人中，為一傑出人，出任天下之大任。當知象山教人不讀書，在當時已為不平常。所以，不見有大害，因同時有朱子。朱陸門人互通聲氣，治象山之學者，常有朱子學在旁作警戒，故得規矩無大差。及明代王陽明，在龍場驛歷盡艱辛，乃問使孔子亦如我今日，當作何處置。遂發明其良知之學。但陽明此一問題，在當時實是一極不平常之問題。以一平常學者來作問，當問我學孔子，當如何來效法始可。今謂果使孔子處我境，亦只得如此處。則未免自視太高，太傑出了。此等想法，乃使人不能真傑出。若問我處孔子境，亦得如孔子般處否？則其間自當有學。要我學孔子，乃一平常人想法。要孔子亦如我，此乃一傑出人想法。此後陽明離去龍場驛，出任政府重任，乃有事上磨練之教。則已知人當在事上磨練，不能僅憑良知。然事上磨練已不易，仍當先在學上磨練，惜乎陽明在此終未有大發揮。 繼陽明而起者，有王龍谿王心齋，專以陽明良知之學來教平常人，乃二王亦見為傑出。尤其如王心齋，本一擺地攤之小商人，其在鄉任教，陶匠樵夫，皆聞其風而起。殆皆上承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義。然天下尚有大任則恐非龍谿心齋之教所能盡。更降而有羅近溪，乃至有李卓吾，則離題更遠。卓吾本一政府官吏，烏得搖身一變即為一佛徒。以卓吾之才情，入深山中為佛徒，亦得為慧能，為一代宗師。何得身披僧衣，仍預塵事，仍滯仕途僅憑一己良知，豈得盡棄人世規矩歷史經驗於不顧。即昔之狂禪，亦不若是之狂。孟子僅言人皆可以為堯舜，並不曾言人皆可以僅憑一己之良知。後人之言良知，實已非孟子所謂之良知，孟子所言乃一平常語，而後人之論，則甚為傑出。亦已不待論而知。 禹治水有大功，不得謂人人可以為禹，而中國人則認立德尤在立功之上，其義深矣。繼堯舜禹而起者，有商湯周文王武王周公，文王之德尤在湯武之上，而周公則最難為。使武王不遽死，或成王年已長，或管蔡不如是之無道，則周公尚不若是之難為，亦無以成今傳之周公。唯周公兼德業於一身，有似於禹。但禹治天災，周公則處人事，其難則猶甚於禹。孔子志道志學，乃獨以周公為其最高之準則，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復夢見周公。」斯見孔子一生志業之所在。 孔子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十室之邑皆有忠信之德如孔子，但不能如孔子之好學。好學必先立志，即人人立志好學，亦不能人人如孔子。但孔子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孔子已知其道之不能行，而猶學不厭教不倦。其門人弟子則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之賢於堯舜者何在，此則值後人之深思。孔子亦居平常位，為一平常人，而已能與堯舜同躋聖人之列。則果使孔子亦居堯舜之高位，當堯舜之大任，堯舜又何得與孔子相比。墨翟繼孔子起，亦立志好學，但曰：「非大禹不能為墨」，則又豈得人人而為禹。楊朱繼墨翟而起，又唱為我之學，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楊朱宜非一不學無志人，然欲盡人如楊朱，斯亦甚難。而當時則楊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此則當時學風盡求為一不平常人，而不計其可能與否。故孟子曰：「乃我所願，則學孔子。」則因孔子為學之造詣雖不可企及，而孔子為學之路向則仍不異於平常人。僅曰「三十而立」，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此非平常人之所想望乎。是則孟子之學孔子，亦非求超出平常為一傑出人可知。 今日之世情，則人人盡求為一傑出人，再不願為一平常人。爭富爭貴者不論，即日常遊戲，參加一運動會，亦必求列為冠軍。人人又盡加以榮譽獎勵，則世道所趨，更何可問。人人能為之事，我不能不為，此乃平等而不自由。人人不能為之事，我亦不能為，而必求能為，此則自由造成不平等。此亦中西文化相異一要點。而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乃誤解為人人皆可傑出為世界第一人之想。而不知最傑出者，仍當不失為一極平常人。則誤解孟子義，其為禍之大，乃必有出乎李卓吾之上者。而今人治學亦正不以李卓吾為怪，而更有重加以崇奉而取法者。世道人心如此，使孟子復生，不知又將何以為言。此誠大堪警惕矣。 （四） 中國人好言心，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但心有深淺厚薄高低之不同，因此傑出人要得一知己不易。 西漢初賈誼，少年傑出，漢文帝賞識了他的陳政事疏，但同時朝廷先進絳灌之徒都不賞識他。文帝無奈，命他為長沙王太傅。賈誼屈居遠僻，不免自傷悼，自比屈原。再見文帝，作長夜談。文帝說，久不見賈生，自謂進步了。再見賈生，乃知仍不如。但當時朝廷形勢依然，乃命其為梁少王太傅。梁王出獵，墜馬身死。賈誼亦憂傷不壽。一代偉人，遽此長逝。數十年後，司馬遷為太史公書，以賈誼與屈原同寫一列傳，賈誼遂成此下兩千年來，中國歷史上一傑出人物。 使賈誼於文帝世，果得大任用大作為，恐亦未必有大成就大建立，使其名望地位更遠超於今傳之上。賈誼亦幸而仍為一平常人，乃更見其為一傑出人。此則誠學者所當深切以思，懇摯以玩之一途。 北宋蘇東坡與王荊公，各為詩文來批評賈誼。東坡作賈誼論，說他修養不足，政治前途須耐心等待，憂傷遽逝，豈不可惜。荊公作詩詠賈生，則謂賈生因梁王墜馬未善盡師傅之託付，遂自憂傷而卒。兩人批評大不同。誰得賈誼內心之真？賈生初赴長沙，或亦自傷不遇。待其再見文帝，仍不識文帝心情，一意只在自求進取，那亦無足深取。荊公之評應得其真。今姑不論賈生，即就荊公東坡兩人之批評，亦自見兩人之心，深厚淺薄高低之不齊。單就兩人在其當時之一切表現言，即把他們批評人的來批評他們，亦宜不太離譜。 余嘗深玩荊公之詩文，較之其並世前輩歐陽六一，同輩如曾子固蘇東坡，亦絕不少傑出處。而荊公特多受當時與後世之詬病，此亦因其得神宗之賞遇，過分傑出於尋常之上之故。此亦學者知人論世之所當深思。倘以邦國相擬，今人之議論，豈不於美蘇為集中特甚，亦以其地位傑出之故。明白得此一番道理，則中國之特能於衰後轉盛，亡後復興之所以然，亦可研思以得矣。 今再以美國論，人稱美國為一移民國家，其國中各處移民雜居。英倫最先移民，實屬少數。但彼等乃美國之主人，乃處處必求傑出於其他移民來此之上，此實美國前途殊堪憂慮之一端。而何以善其後，則不僅深謀遠慮所未及，抑且亦少明白提出認為一問題。是誠堪憂慮之更甚矣。又如蘇維埃遠自俄羅斯彼得大帝以來，以俄國較其他歐洲現代國家為落後，一意追求前進，迄今仍專求傑出，不甘平常，乃其立國最大之病根。 中國人則時時處處教人為一平常人，又時時處處每以傑出他人為慮。此誠一極平常，而又極傑出之一大道理。「貧而樂，富而好禮」一語，則更寓精義，更當實踐勿違。當知貧應是人生一平常狀況，富則乃屬人生一傑出狀況，故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豈務求爭前唯恐落後者之所能體諒其心情。此誠值得提醒國人崇慕西化者之再加深思。 民國以來，批評成風，尤好批評古人，號為文化自譴。而孔子遂為批評最高對象。打倒孔家店，口吻淺薄，號為新文學。當時論語受批評最普遍者有兩章，一為女子小人為難養，一為子見南子。此事在當時子路已懷疑，但孔子不自表白。人之一心，豈能事事自加表白，此亦見己心之無深度無高度。故孔子對子路亦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他日又曰：「人不知而不慍。」老子亦言「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貴」。中國人不求人知，乃為人生一要端。子路伉直善改過，其從孔子忠誠不變，偶有懷疑，當已冰釋。及衛亂，孔子在魯，早知子路之不歸。子路死，孔子自哀曰「天喪予，天喪予」，若其慟顏淵。則子見南子一事，孔子子路已絕無芥蒂可知。在魯在衛在陳在楚，亦絕不有為見南子而稍減其對孔子之敬禮，何期兩千年後，乃成為批評孔子一好題目。即此見批評者之淺薄，於孔子曾何損。 某年前，有十數大學生見余，談及中國文化傳統。余告以當稍讀幾部中國書，論語尤當先讀。一女學生即問，孔子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何義？則此一語受國人疑難已歷數十年未變。余告以此語當注意難養二字。若母若妻若女，豈得認為僅受我養，又復難養。又豈得謂近之不遜，遠之則怨。則此章女子顯指家中傭僕，不指凡天下之女性。余家一女傭，正如孔子言，甚感其難養。諸位崇慕西化，今台北家庭雇女傭者日少，漸已接近美國，而孔子已先兩千五百年言之，豈得為此一語，遽棄論語而不讀。 近年來則風氣又變，古人已不值批評，乃轉對同時人批評。批評他人，不啻即表揚自己。風氣如此，自己即同在受批評之列。知名度愈高，受批評亦愈烈。人與人不相敬，不相信，又何以成群而相安，更何相樂之有。 西方人重人事，不重人心。一事之是非從違，乃不得不以多數人意見為定。而多數人之心則率淺率薄率低，深厚與高度則僅可從少數人心求之。故當前西方民主政治，實是一平常人政治，非中國古人所追求之賢人政治。使賈誼從事競選，參加會議，必不得多數贊同。此層在近人中，唯孫中山先生一人提及，但亦絕不為大多數崇拜孫先生者所稱道。中山先生言知難行易，而唯知心為尤難。但人群相處互不知心，則又何以自安而自樂。 既知己心之可貴，斯知知心之難求。所以中國古人說：「得一知己，死而無憾。」然人不知我無可責，己不知人斯可慚，亦可恥。父母不知我，無可責。我不知父母，當自愧自疚。此舜之所以成為大孝。所以知人為貴。能友一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猶不自足，乃求尚友千古，此為中國人處人處己之最高理想，最高態度。中國文化之最高可貴正在此。人與人相友，何與人與人互相批評，其間究當作何分別？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顏淵最能學孔子，正為顏淵能自知於孔子猶有不知處，故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不知為不知，斯為顏淵之知。故周濂溪言學顏淵之所學。濂溪不敢言學孔子之所學，而濂溪遂亦卓絕於千古。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者正在此。而今人則豈肯自承於孔子有不知，僅以能批評孔子自負。人心人道如此，可慰抑可樂？ 今人好學西方，如希臘之亞里斯多德，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今人亦當謂「我愛古人，我尤愛真理」，豈不即已西化。真理則在亞里斯多德之一己，不在其師柏拉圖，此之謂自由平等獨立。東施效顰與邯鄲學步，則非西方人所貴。今以顏淵之學來學西方，則又當為西方人之所慚所恥矣。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今當易其辭曰「西方無所學，必也爭乎」。羅馬與希臘爭，英法與羅馬爭，美蘇又與英法爭，善學美蘇則當與美蘇爭。批評自己中國古人，又曷若能批評西方之更為西化？如參加西方運動會，即在能與西方爭。今全世界無一處不相爭，即美蘇亦無奈何。國人求現代化，莫如不讓而爭。古人已死，與我無可爭，轉移目標，始為善學。美國行民主政治，蘇維埃則為極權統治，唯中山先生乃創為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斯則可謂善學西方者。不知國人以為如何。 孫中山先生亦為中國五千年歷史上一傑出人，但同時實亦是一平常人。論其生前實績，辛亥革命成功，身居臨時大總統位共幾月，即謀和讓位於袁世凱。及再起革命，偏據南土，又共幾年，即北上與張作霖段祺瑞謀和，而病逝北平。其創立之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皆待後人為之實現完成。故中國人論人生，必在大群中有其歷史綿延，中山先生一生之意義與價值即在此。其所唱之民族主義，或亦以此為要。願國人之崇奉孫先生者，其再熟思而深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