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四七 樂生與哀死

（一） 樂生哀死，為人生兩大事。西方社會信有靈魂，生前死後與現此生世各不同。如生世為一家，父母子女，生前不如此，死後亦不如此。故孝父母僅當生現世之事。抑且家人集居，同財不同權，故西方有母權父權之分。父母死，即無權，子女得自由，對死父母自亦少哀思。其靈魂上天堂，又何哀。其靈魂下地獄，必其生世有罪孽，亦不足哀。 故西方人在生世，僅知對生求樂，不知對死有哀。其歷史人物能對後人留哀思者亦極少。如古代亞力山大、凱撒，近世如拿破崙，生掌大權，來自武力，死後僅供景慕，不留人以哀思。其他軍事家政治家哲學文學藝術科學各界諸偉人，當生享名獲利，受其所業之報酬，死後亦留有景慕，無哀思。埃及古帝皇，死後有金字塔。巴黎有凱旋門。美國華盛頓市，華盛頓大銅像矗立。雅典、羅馬以及其他各處，古蹟森然，皆增景慕，非存哀思。要之，西方社會可稱乃一無可哀思之社會。其唯一可供人哀思者，唯耶穌。但耶穌乃猶太人，其十字架精神誠堪哀思。進教堂聽頌禱詩，亦多哀思聲。教中人物如聖女貞德之類，亦可生哀思，然為數甚僅。西方乃一個人主義之社會，人與人間唯有爭，對人之死，宜無可哀，亦無足深怪矣。 中國則大不然。中國人生僅自然大生命中一現象一枝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生即從父母來，父母之死不啻若己身之死。如是則父母之生，已變而為己身之生。故曰節哀順變，則其哀亦可知。故中國古代家宅其西偏為生人所居，東偏為死者神位所藏。歲時祭祀，即在家中。後世農村多聚族而居，亦必有祠堂，即在村中。歲時禮拜，哀死亦即所以樂生。 詩有風、雅、頌，頌專以致哀死，而最為禮之大者。周人尊文王，又尊后稷，歲首必祭，天下諸侯皆集。清廟之歌，一頌而三嘆，莊嚴肅穆，大小雅迥不能及。然則哀死豈不猶遠在樂生之上。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後人遂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為七情。人唯有情，方其未發，藏於內，故曰中。其存藏於中者，僅此一情，非有七也。及其受外面事物刺激而發，其狀異，遂目之曰哀樂。然哀樂非有二情。其發而中節，不失其分寸，則當曰和。不僅與外面事物和，其藏於內者，亦仍一和，非有哀與樂之分別。父母在堂，壽登耄耋，孝子不勝其情，既歌且舞，人目其情曰樂。及其父母死亡，孝子不勝其情，既泣且踴，人目其情曰哀。孝子內心非有二情，但其發而有異。乃是此孝子之心與父母和合為一，故其情亦與父母之壽考與死亡之異和合為一。故情藏於中，因於外而發，貴其能內外相和合，斯曰中節。哀樂如此，喜怒亦然。獨怒之發，每易與外不相和合。然武王一怒而天下平，則怒亦一和。苟能中節，則怒亦如喜，非有相異。中國古人言，發乎情，止乎禮，禮即其節。又曰：「禮之用，和為貴。」人生無情，則又何禮何和之有。 人之生命唯一情，生則樂，死則哀。順於生則喜，逆於生則怒。生所需則愛，生所厭則惡。此皆生命自身內部一自然動向，即謂之欲。如飢欲食，與之食則喜，奪之食則怒。遇食則樂，失食則哀。可食則愛，不可食則惡。使無欲食之心，則上之六情皆不見。此欲食之心與生俱來，謂之性。性則在內未發，發而向外則曰欲。生命對外，複雜多端，變化無窮，乃有可欲有不可欲。故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即言其與生俱來。「率性之謂道」，即本乎性而發於外，一切人生皆即道。「修道之謂教」，則道亦須修。如飢欲食，但食不能不擇，又不能無節，又須食而知味。僅知飲食，則為一事，可謂不知道。 中國乃一農耕人生，日與生命相處，種植耕耘，日夜勤勞，唯以養育生命為事。與畜牧不同。畜牧則大群牛羊，任其自為生長。稻麥五穀，則由農人助之生長。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實則此心之不忘，即在助之長。孟子之所謂助，則謂不中節之助。故農業民族乃特與生命有情，熟知各種生命內部自生自長之真情，而從外助其長。中國文化之最高可珍貴處即在此。 中國人哀死之情，成為一種禮俗，普遍全社會，其事至明顯，其義至深厚。如端節祀屈原。屈原特一楚國人，忠君愛國，而齎志以歿，未有勳績成就，乃獲得此下全中國人之哀思，歷久而不衰。即論文學，離騷非人人能讀，遠非如西方創造一劇本一小說可以廣泛流傳之比。而屈原身後，能獲得全中國人廣大深厚悠久之同情與哀思，則全世界各民族之文學家，亦絕少有之。可見此不當專以文學論，而當以文化論。近日國人認為文學可以獲人心，則不免為一種偏淺之薄識。 如春秋時代晉人介之推，從公子重耳出亡。重耳返國為晉文公，行賞未及，之推偕母遁隱山中。文公求之，終不出。至焚山搜索，而母子俱死。遂有寒食節，亦迄今不衰。論其人，無事業功績可言。而守志以死，引發國人之哀思。又如東漢初嚴光，乃光武一同學，避不出仕。光武訪得之，終辭歸。而嚴灘古蹟，兩千年來遭人憑弔思念不已。嚴光高德，固不可及，而中國人之深情，亦由此而見。近人好言中國為專制政治，為封建社會。上述屈原、介之推、嚴光三人，其高節卓然，歷兩千年，國人思念之不已，豈亦帝王專制社會封建強令之然。而此三人之人生，其為可樂抑可哀，又豈今人之言哀樂者之所能評定。 以上不過於天時節令地理名勝上偶舉此三人言之，其他不能一一詳及。春秋時代有息夫人。楚滅息，楚王納之，息夫人三年不言，名載左傳，為後世所稱道。今試問左傳二百四十年列國之治亂興亡君卿大夫賢奸昏明有關世運之大者，千端萬緒，長篇巨幅所不能盡。息夫人特一亡國之嫠，既不能以死守節，其與當時國際大局又何斡旋，又何建白。而楚王之寵受，終亦未轉移其內心之深痛。三年不言，斯誠竭人世之至可哀憫，而時人能與之以同情，傳之後世。此乃中國人道一大節目，治國平天下一大綱領所在。豈有人與人無同情，而此生可樂，此群可安之理。讀史者不深明乎此，又何從與言中國之文化。 若循此以誦中國一部二十五史，以及古今各家詩文集所詠所載，旁及地方志乘小說筆記中所述，其人其事，何限何盡。即如漢末有蔡文姬，棄其異國之夫與其子女，不顧其為一國后妃之尊，而決心歸漢。途中有胡笳十八拍，其詩豈不亦傳誦千載。歸國後之晚年生活，亦未見傳述。要之，其無關世運，無所影響於當代之治亂，而其孤獨一人之淒涼身世，則為盡人所同情。蔡文姬之名字及其作品，遂亦永傳於後世。觀於息夫人與蔡文姬，死可哀，而生亦有可哀。但生可樂，死亦有可樂。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山，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成仁取義，豈不可樂。秦檜死岳飛於獄中，瞻拜西湖岳飛墓，豈不岳飛死可樂，而秦檜生可哀。死生一體，哀樂一情，此當體之生命深處。而豈言辭之分別所能盡。 故在中國，史學文學，一皆取材於真人真事。而衡量取捨之標準，則不憑於權位財富，亦不專限於功業成就。品德修養，乃為中國人之最所重視。但懸格亦不嚴。苟有一節可取，尤其遭世不淑，受人所難受，則悲天憫人之情，乃於是乎發之。韓愈有言：「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此乃史家之職責。而集部中所見之潛德幽光，則盈幅皆是。故中國乃有最富人情味之人生，同情心到處充沛洋溢。苟其專為一己，則乃私慾，為中國人所不齒。欲亦本於性，而可以害性。發為情，亦可以害情。中國人貴性情中人，而深戒多欲。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周濂溪言：「主靜立人極，靜者無欲之謂。」寡慾無欲，非寡情無情。情慾之辨，一對人，一對物，乃為中國後代論人生最大一問題。 爭權奪位，謀財求富，皆欲非情。西方唯以財富權利為尚，全部歷史活動以此為中心。其文學則多出虛構。好言戀愛，孝弟忠信人情之大者，甚少涉及。哲學則更諱言情感，一若人情皆無當於真理。故言政治，無論君主民主，言社會，無論為封建為資本主義，同屬無情。法律之最高境界，則僅可免於過分之不義，而無仁。此為中西人生一最大相異處。 余於民國十三四年間，初看西方電影，尚系默片，片名已忘。其事跡依稀猶在記憶中。一德國中年人，忠懇誠實，成家立業，有社會地位。因事遠行，火車中邂逅一女，鍾情為偶，偽造死訊不歸，其家人信之。歷年後，女忽死，其人潦倒念家，出門漫遊。一夕，偶抵家門，適逢其生辰，家中妻兒正廣邀親朋飲宴紀念。賓散，家人猶聚談，燈火輝煌。此人終不叩門直入，僅窗外窺視，黯然離去。劇情生動，樂生必哀死，哀死即所以樂生。果使此老人叩門直入，哀樂之情又當如何。往事荒唐，老人內心之羞恥，家人意外之驚詫，皆非日常人情所有。咄嗟間，又何得相安相樂，一如往年。老人離去，則終以保全其一家之和樂。而此老人亦猶得常念其家人以為樂。此亦可謂不幸中之大幸。此片亦甚富人情味，但荒唐終非不幸。不幸由命乃在外，荒唐失德則在己。中國人同情不幸，不幸事遂亦因而減少。果遭不幸，亦得自寬自慰，而輕其不幸之感。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則貴乎其慎修己心善自為處。則人生主要仍在此一情字上。 余以十三歲幼年，初讀西方小說天方夜譚，迄今八十年，尚所記憶者，乃其最後能言鳥一故事。此鳥在一山上，山下有人指示，循路而上，尋求不難。然當一意直前，路旁群石竟發人聲，呼之喝之，苟一回顧，即亦化石倒斃。路益上，石益多，聲益大，終使人不易不回顧。某家三兄弟，其兩兄皆已一去不返。最後一弟，乃塞兩耳上路，終得此鳥而返。路旁諸石亦盡得復化為人。此乃一阿拉伯神話，後乃知其影響西方實亦多。西方人皆一意向前，雖經失敗，而目的在望，仍不回顧。西方宗教哲學乃及文學科學，皆不啻為人指示一能言鳥所在地，教人信從，決心向前。已往之失敗，既無同情，亦不回顧。如中國人，尊崇古人，同情不幸，則唯為路旁之石，又烏能終得此鳥。西方文化之向前邁進，豈不如此。 現代人稱中國社會多人情味。其實味猶情，甜酸苦辣咸實一味，猶之喜怒哀樂實一情。物必食之始知味，人必相交而有情。物與人在外，味與情在內。內外和合，而情味生。唯所食異則味異，所交異則情異。能於異中知其同，乃為知情知味。飲食所以解饑渴，然當有餘味留在舌根，存在心頭，始為樂事。苟事過境遷，飲食下咽，更無留存，是為寡情，亦成乏味。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矣。」又曰：「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謂人生於飲食外，尚有他樂，更深更厚。若僅知飲食之為樂，則孟子所謂乃飲食之人。然孟子以易牙比之師曠子都，則飲食之樂，聖賢亦不諱言。中庸言：「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亦猶謂人鮮不有生，乃不知生之宜有情。無情求樂，亦猶不知味而求飽，則僅求為一飲食之人而不如矣。 余家在江南魚米之鄉，乾飯稀粥已不知有幾多作法。自冬至至歲尾，農家種種糕團，亦不記有幾多名目。魚蝦果蔬，俯仰即是，若可一拾而得。又家家戶戶各種醃菜腊味，多者可有二三十色。孔子曰，「貧而樂」。飲食知味，最普通，最基本，亦最易得。然亦經兩三千年文化積累，乃有此成績，非偶然而致。 又余家曾住北平，傭一車夫，擅制麵食，品類多種。余常至灶間賞其技。對日抗戰時，余又歷各地，皆有特製飲食，價廉而味美，易得而難盡，此亦即中國貧者之樂。今人皆必謂西方物質文明遠勝中國，但中國之庖廚烹調，能在物質中深藏人文精神，西方飲膳烏能相比。姑舉茶與咖啡一項言之。咖啡味濃刺激，多飲易厭，茶味涵泳，自唐迄今實歷千幾百年之演變。亦如西方都市味濃少變，居久易生厭。中國鄉村味淡多變，久居而安，不易厭。故品茶乃知茶味，品人則知人情。而人之高下亦以別。財富權力唯有爭，唯有斗，無能品。今日國人亦盡尚爭，不知品。回念數十年前，窮村三餐較之今日市肆之一席千金，其為味或有過之。然年老知味者，則亦與日俱逝。既無老成人，亦少典型，渺不再得，世運堪嗟乃如此。 中國人言聲必及韻，言色必及采。此猶食之有味，生之有情，皆在質體之外，有餘不盡。而其感動影響，留在人心，則唯深唯厚。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非孔子不信有死有鬼。苟無生，何來死。苟無人，何來鬼。聲色而無韻采，聲色倏去，復何可樂。然使無聲色，亦無韻采可求。生可知，死不可知。聞聲乃知韻，知生斯知死。中國人又言風采風韻風味風情。風亦非質體，而在人心和通相互感動影響之間。孔子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其實風起於青苹之末，果無草動，何來風生。然而今世之抱物質主義以為生者，此皆知有草而不知有風，死即絕滅無餘存。後世人生，皆從前世來，故中國人謂前世人生為神。中國人又言神采神韻神味神情。自自然言之，則曰風。自人文言之，則曰神。神與風亦無大分別。西方人言人體美，必先論三圍。中國人則曰神採風韻，風神絕世。即一顰一笑，亦必有風有神。若唯知三圍，則必寡情乏味，歸於一堆泥土，復何風神可言。 晉宋間有陶淵明，史乘列之隱逸。隱藏塵俗之中，而又逸出於雲霄之上，斯誠人生一種至深厚之韻味。其詩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韻味固非言辭之所能辨白，然使人低徊神往歷千五百載而不能已。斯文學所以尤為人生韻味之所在。 即證之家人父子之間。中國人以三十年為一世，父母三十生子女，父母為前世人，子女乃後世人。然子女一世則無不深受父母一世之影響。中國人教孝，父母之生，子女應無不知。父母之死，他人則謂其已去，其子女仍感其常在心頭。故知生方知死，死與生乃同一存留。人鬼之間，息息相通，此即所以為神。但家人父母之死，三世而絕。賢人君子之死，則其生常在。不唯在其家，抑在於天下，如孔子豈不上下古今四面八方而常在。中國人之視人生如此，此之謂大群主義之精神人生。與近世個人主義之物質人生大不同。前人已死，後人繼起，在後一世之人心中，絕不留存有前一世。唯有向前追求，更無向後回顧。但求樂生，不知哀死。寡情乏味，雖千言萬語，亦難道盡其種種。此則唯個人主義之物質人生為然。則復何樂生哀死之有。 （二） 人各自愛其生而畏死，則其世易治。人不愛其生，輕生而不畏死，則其世易亂難治。此理甚為明顯，可不詳論。 今問人為何不畏死？曰輕生，不自愛其生，故不畏死。再問何以輕生不自愛其生？老子曰：「為其生生之厚。」家畜一豕，他無所有，轉覺其家之可愛。女主中饋，不務外勤，其家乃可安。此皆生生之薄，乃有此心理。今則成為一科學世界，機器世界，各項機器增新無窮，農漁工商各業，衣食住行各項，皆賴機器。人力為副，退居次要，或不重要地位。家中電燈、自來水、冰箱、電風扇、冷氣機、暖氣機、電鍋、電話、電視、吸塵器、洗衣機、汽車、照相機、手錶、計算機，凡此之類，舉不勝舉，覼縷難盡。此可謂生生之厚矣。而人力乃無所用。故人之生亦唯機器為貴，而自身人力，皆遭蔑視。於是乃輕生，不自愛其生，而轉愛身外之物。非此諸物，亦即無以為生。 但此身外之物，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我得其十其百，所缺何啻千萬。抑且必求變求新，歷時三載，家中所有諸物皆陳舊，非另換一套，則將無以見人。故凡我之所盡瘁耗神者，皆為獲取此諸身外之物，而非一己之生。非此身外之物，亦即無以成吾生，則其貴物而輕生也亦宜。 故物質世界愈前進，則人生價值愈後退。資本工商業愈發展，則人生情味愈減縮。身為一汽車司機，日入甚微。如此人生，復何意義可言。只有駕駛前進之頃刻，始若稍可快意。車經平交道，復何耐心停車枯待。駛車直前，與火車相撞，此司機當場死亡，而其他司機闖越平交道而身死者不斷繼續而來，此之謂愍不畏死。人生貴在能快意，彼何嘗存求死之心，乃求當前之快意。此種心理，亦宜同情。行刺大總統，行刺教宗，亦何嘗與之有深仇大恨，但亦求得一時之快意而已。今群眾方以小心謹慎告誡汽車司機，世風方趨於輕生不畏死，以務求一時之快意，則此告誡宜不生效，更何論於古訓。 今日世界大量需用人力者有二，一曰軍隊，一曰警察。警察不許人快意，唯專以法律束縛人，則亦徒增人之不如意。軍隊則仍亦自求快意。蘇維埃派兵直入阿富汗，一時何嘗不感有快意。美國飛行太空梭，則所感快意益甚。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未滿四十年，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咄咄逼人，呼之欲出。生不如意，乃求一時之快意。然此快意則仍須在物質上機器上求之，此乃今日世界形勢之無可奈何者。 馬克思主張唯物史觀，則全部西洋史，實尚未到達此境界。而此下演進，則物質勢力日益增高，馬氏觀念恐不久終將實現。人生所求唯在物質方面，所憑以求者，仍在物質方面。以前是以物質來供獻於人生，此後則以人生來追隨於物質。物質進步，始是人生進步。人生之於物質，一如影之隨形，則宜乎其輕生貴物不畏死，而唯恐物質之不具備，不滿足。伸於物，而屈於心，則姑於僅備之物質上求獲一時之快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亦何可違逆。 釋迦指出四大皆空，教人歸於涅槃。僧尼皆單身出家，逃深山，居佛寺，以求其道。然跳崖自殺，絕食自盡，凡諸輕生事，皆所力斥。耶穌教則以十字架為標幟，此非輕生不畏死一象徵乎？人生自始即一罪惡，則生自不足重，尚復何愛於此生。所愛乃在死後之靈魂上天堂，則復何死之足畏。故在西方史上，宗教戰爭屢見迭出。逮於文藝復興城市興起，古希臘羅馬之物質人生重見追求，而始有今日之歐洲。然則唯神唯物，實同為輕生不畏死之一種表現，則無怪於西方之卒有今日矣。 餘生八十七年前無錫南郊四十里外一鄉村，其時現代西方種種科學機器皆未見。一家牆上懸一大自鳴鐘，則家家欣羨。一人進城攝一照像，則人人爭慕。不憶何年，乃始見有電燈、自來水、汽車與飛機。然至今回想，當時亦確然一人生，其與今日實亦無大差異。因此追想及於兩千幾百年前，孔子、老子亦確是與我相似同在一人生中。孔、老當年之物質生活，一切條件，當較我幼年時遠遜，自不待論。單就我一人之心境論，則幼年愉快實遠勝於晚年。再就古今人之生活與思想觀念言，則孔、老當時之一切，又豈余幼年所能知，所能遇，所能相比擬。可征物質人生愈進步，精神人生或當愈退步。今人乃專以物質與機器來作人生一切之評價，亦終宜其更無有稱心滿意之一日矣。則又生何足愛，死何足畏乎？余老而貧，乃幸得有幼年一番境遇，又多讀中國古人書，乃不禁發此怪論，則幸讀者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