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四五 雅與俗

中國民族之歷史文化生命，綿亘五千年，不斷擴大，舉世無匹。其有關人生大道之理想與實踐，經多方斟酌調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絕非專拈片面單辭，所能發其蘊奧。余曾論中國民族重群居，但絕不妨礙其個人特立獨行之抒展。又論中國民族重視人生之普通面，但亦絕不妨礙有關其個人超卓之表現。今再重提一義，中國人每分雅俗，崇尚雅正，輕視流俗。此一觀念，似與其重群居言普通尋常，義相反而實相成。 小戴禮有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漢書王吉傳言：「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故俗必富地方性。拘閡於俗，實與重群居重人生之普通面者有別。中國古人每言，移風易俗，匡時正俗，拂世摩俗，化民成俗。又言：振風盪俗，陶物振俗，鎮風靜俗，和人寧俗。又言：悖世離俗，拘文牽俗。凡涉俗字，皆加鄙視。唯老子主小國寡民，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果如此，絕不能形成為一民族團體，與文化傳統，並亦絕不能求其擴大與綿延。與尚群居而言，普通尋常之義顯不同。莊子山木篇，與老子抱不同意想，市南宜僚告魯侯：「南越有建德之國，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言必遠俗乃能近道，捐俗乃能建德。離俗愈遠，捐之愈盡，而後道德之意始顯。 史記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告其臣下曰：「窮鄉多異，曲學多辯。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肥義之勸其君則曰：「有高世之功者，負異俗之累。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蓋俗必限於地，限於時。既富區域性，亦限時代性。莊子秋水篇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海，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冰，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道，束於教也。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丑，將可與語大理。」故重群居與普通尋常，譬之水，乃大海，非潢潦。仲長統所謂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俗與群不同。務功利如趙武靈王，唱為道德如莊周之徒，莫不知此。孔孟儒家，教人不從流俗之持義，則尤峻而平，尤通而實，最為的當。 最先辨雅俗者，起於詩。凡中國傳統論及音樂藝術文學，皆必辨雅俗。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乃指西周語，如今人言國語。方言則是鄉音俗語。凡大群相居，必當有一種普通語文，如歐西中古時期，亦共同使用拉丁語、拉丁文。現代國家興起，語言文字乃始日趨分裂，於是歐西諸邦，遂極難有融和合一之希望。在中國則自西周封建，其時疆土已極遼闊，包有河淮乃至長江流域，諸侯之朝聘盟會，必有禮，亦有樂。禮則雅言，樂則雅音。禮樂之用，主要在詩。文字音聲皆尚雅，即是一種普通語言與普通文字。亦如西方中古時期耶穌教會之必用拉丁文、拉丁語。故在秦代郡縣統一之前，西周時代已有封建之統一，提倡尚雅實有莫大之影響。即從春秋時代列國卿大夫所取名字，亦可證其時采同一文字，有同一意義，並寓同一尊尚，此即文化統一明白可指之一例。 文字一成不易變，語音則易變，樂聲則更易變。孔子主放鄭聲。鄭聲先只流衍於鄭地，乃受各地之喜好而競相慕效。雖若通行，實系俗化。此猶婦女服裝，亦分雅俗。雅取共同一致，俗則各趨所好。戰國時邯鄲趙女，其服飾儀態，亦受各地之慕效，李斯稱之為隨俗雅化，佳冶窈窕。其實趙女之佳冶窈窕，其得舉世之慕者，雖若已化而為雅，實則仍是邯鄲一時一地之俗而已。故梁惠王告孟子，亦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先王之樂，可以通行於各時各地，歷久不變，故謂之雅。世俗之樂，則起於一地，盛於一時，不久而必變，故謂之俗。 中國傳統觀念，則貴矯俗厲化，須能矯其俗而化之於雅，不貴隨其俗而貌化為雅。隨其俗而貌化以為雅，論其實質則仍是俗。西方文化傳統，則正近於李斯之所謂隨俗而雅化，故多變。如婦女服裝，經三數年一變。即如音樂，在先有古典樂，繼起有爵士樂。經多數愛好，即風行一時。久則生厭，標新立異，花樣又變，格調更新，主要皆在投人所好。此之謂時髦，此之謂潮流，大眾隨之趨赴。孟子告梁惠王，提出獨樂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之分別，而主要則在與民同樂。因曰「今樂猶古樂」。此雖孟子所言，後人終不以為然，乃曰：今樂古樂何同。當如孔子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乃始是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則屬救時之偶語。孟子意，只勸梁惠王能與民同樂。果能此，則必知進而求人心之所同，則終必歸於雅道。限於一時一地之俗，非人心之大同，則終與雅道異。故中國人常連稱雅道，亦稱雅正。正即有定義，本於道始得定。 古人稱，君子三日不廢琴。又稱雅瑟雅琴。琴瑟樂器，日常不廢，此亦一道。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此事流傳古今，亦成一佳話。伯牙擅琴技，為一大音樂家，但人不易知。中國人觀念，睎人能知音習琴，但不望人人能為一伯牙。不知音不習琴乃俗人，知音習琴而必求為伯牙，亦未能免俗。悼念知己，心有不忍，若鼓琴專為求知於人，亦仍不免俗。鼓琴本以自怡悅，求如伯牙，乃在成名。怡悅在心，大群普通尋常所當從事，不失為雅。伯牙之不鼓琴，乃為人生一大話題。人生貴能超俗自娛，自適其適。盡其所至，而得為一不世之人物。故人人可習音樂，但不必人人成一大音樂家。宋玉言，有下里巴人，有陽春白雪。此一喻，亦千古流傳。下里巴人多得附和，僅是俗。陽春白雪少獲知賞，始是雅。故欲知中國文化傳統，雅俗之辨，涵有深義，不容不知。豈得由比較多少數而即知。抑且鼓琴本為自怡悅。鍾子期死，伯牙心念知己，鼓琴而不悅，其不鼓琴固宜。至如論道講學，則孔子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故顏淵死，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而孔子之講學論道則如故。又豈得以伯牙為例。 論音樂必分雅俗，論其他一切藝術亦然。文學亦然。唐之初興，文章承續徐庾餘風，天下祖尚，乃已成俗。陳子昂作感遇詩三十八章，始變雅正。文學復古，即是文學開新，亦即是由俗返雅。由俗返雅亦是變，但變而不失其常。其詩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在子昂心中，正為知前有古人，又知後有來者，乃不欲以追隨時尚俗好為足，而有此愴然涕下之心情。繼子昂而起者有李太白，其詩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此亦一種復古呼聲。而太白之詩，在唐代，顯然亦是一開新。唯中國文化傳統，開新必在復古中。蔑古開新，則必隨於時俗，不得謂之雅與正，亦即非道所在。李白同時有杜甫，亦以復古為開新。其詩曰：「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又曰：「風流儒雅亦吾師。」中國人必連稱文雅，而雅之一義必兼古。蓋雅必通於古今，俗則限於當世。後浪逐前浪，後浪起即前浪退。故尚俗則唯知當世，前無古，後無來，唯知變，不知常。若言有常，亦唯常陷於俗而止。此非中國文化之大理想所在。中國人亦常言儒雅。因儒學貴通古今以求常，故荀子有雅儒俗儒之分，其實俗儒即不得為真儒。 韓愈倡為古文運動，亦承陳子昂、李、杜古詩運動一脈而來。韓愈自言為之二十餘年：「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唯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如是者有年，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而黑白分。其觀於人，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韓氏所言，實亦只辨一雅俗。正即雅，偽即俗。古書中亦有雅俗，唯其歷久而能傳，則必雅多而俗少。韓氏言，志乎古必遺乎今，今即是俗。韓氏之文，亦未能大行乎其世，直至於宋始大行，蘇軾謂其文起八代之衰，即指其能反俗以回之雅。俗必變，雅則始能正，垂之後以成其常。 推而言之，中國全部藝術史、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之進程，亦莫非以此一義，貫徹始終。即在莊子，亦必言「技而進乎道」。昌黎亦言：「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中國人言道字，即猶今人言文化。理想中之藝術文學，必從全部文化中生根流出，亦必回歸於文化大體系中為其止境。此等理想，即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亦同樣有之。陶淵明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又曰：「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俗情。」淵明之為人與其詩之備受後代愛崇，其主要即在此。其先曹植亦曰：「人主有所貴尚，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鄭異音聲。」上自帝王所好，下至社會眾情所向，自中國傳統觀言之，皆不脫俗。林逋詩：「閒草遍庭終勝俗，好書堆案轉甘貧。」莊子亦言：「不為窮約趨俗。」故必甘貧乃能違俗。蘇軾詩：「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又曰：「鳴蛙與鼓吹，等是俗物喧。」范成大詩：「竹枝芒鞋俗網疏。」司馬遷史記亦謂：「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是違俗必耐寂寞，薄榮名。此非達理慕道，無以躋斯。陸游詩：「窮理方知俗學非。」此皆辨雅俗。 會合中國古今各時代各方面之共同意見，無不以媚俗為羞，脫俗為高。中國以一廣土眾民之大國，統一政府高高在上，君相之位，貴莫與倫。自秦以下兩千年，為士者，不論在朝在野，不論治亂昏明，要之，當有一番自立不屈之氣概，不為當前政權所掩抑。又其民阜物豐，從事工商業，易有成就，致富不難。然在社會上，亦終無豪商巨賈大企業之得意興起，如近代西方之資本家。此正緣中國傳統觀念，富貴皆不能免俗，乃皆淡漠視之。此實中國傳統文化一項內在精神之所寄，所當特別提出，而繼之以深入之闡發者。 權勢所在，財利所集，則必為眾情所共赴。而中國傳統觀念，則深思遠慮，視之為畏途。防微杜漸，戒人勿近。而統以一俗字包括之。人既鄙恥其俗，則權勢財利，可於人群大道少所牽掣，而每一人之內在心情，乃可多有其自由發抒之機會，而不致為外面事態所沈溺。今再以中國歷史上學術思想之轉變言之，西漢以經學取士，迄於東漢，群目以為祿利之途，而民間之古文學，乃與朝廷博士之今文學代興。魏晉以下門第鼎盛，而佛教東來，高僧迭起，乃以出家為人生最高之嚮往。唐代禪宗如日中天，北禪成為兩京帝師，三朝法祖，而神會荷澤辨道，不啻公開向朝廷作翻案。厥後南禪掩脅天下，五宗七葉，全國皆南禪，而神會之名字與其著作，轉歸湮晦。最近始於巴黎重睹敦煌孑遺之孤本，乃知在當時有此一番驚天動地之大事。然何以南宗諸禪之祖師皆不樂予以稱道，遂使此事於短期間即歸消沉，若不復為人所知。此亦中國人觀念，鬨動熱鬧，喧張翻滾，大眾奔湊，一時甚囂塵上，皆不免於俗情俗態。而鄙夷視之。方外自屬尤甚。蘇軾詩：「屢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此見中國僧侶更不喜世俗囂張。今人乃以西方觀念讀中國史，遂認此事為不可理解。 又如唐代以詩賦取士，宋代易之以經義。然王荊公三經新義，亦招來同時之詬議。元明清三代，以朱子四書義取士，而當時群鄙之曰時文。姑不論其內容，政府所提倡，社會所群趨，即不免為俗套。今人又群以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乃一帝王專制政府，一若唯帝王一時意志所向，即舉國遵奉，而不知其有大謬不然者。中國觀念中，又有道統治統之分。道統屬於雅，此始可尊。治統則可雅可俗。果失雅正，即不為群所尊。故自古無不亡之皇朝，而孔子則永為中國人所尊。此可謂無統，必附於道以成統。則中國人論政治，實亦憑於其雅俗之辨以為判。 西方人似無中國所謂雅俗之辨，亦可謂有俗而無雅。如希臘各城邦各有其俗，但如何得為一希臘之大雅君子，則各城邦人士均無此想。如宗教，如科學，以及各項學術分派皆以成俗，非以成雅。耶穌之上十字架，以及羅馬耶教之地下活動，豈不皆以此俗反他俗。但及耶教風行，教會教皇，蜂起矗立，便又有新教，起而反對。科學亦如宗教，其先在落寞中為人所不為。但其後則與宗教成為對立之兩型。如哥白尼之天文學，即遭教會壓制。其他大批科學家，亦幾乎莫不如此。馬丁·路德與哥白尼，皆受囚禁。而伽利略則遭遇更酷。其實宗教科學外，哲學亦然。蘇格拉底被判死刑。凡一俗起，即遭他俗之反對。此乃違時違俗，並非違理違道。班固漢書有言：「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兩語，在西方歷史上，表現得更鮮明。 事態時代化，習俗難返，流弊滋生，此一層，亦在西方史上表現得更清楚。即如科學，在今日之西方，豈不已成世俗化。尋求真理之精神日減，供給俗用之趨向日增，其所以為學者已變質。姑舉愛因斯坦為例。初發表相對論，幾於欲索解人不得，此真乃一種超俗之新理論。但原子能被發現，美國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究不能不說其亦由愛因斯坦所發動。要說明一個秩序井然的宇宙存在，此顯是一項真理尋求，但變成為一項大量殺人之武器，終不能不說是一項世俗應用。最高宇宙真理，一經世俗運用，而轉成為一項大量殺人之武器，可使人類在剎那間全歸絕滅。原子能的驚人力量，不得不謂之亦出於真理。但今天人類的邁向原子時代，卻不能說其亦是一真理，只能說其仍是一世俗。真理與世俗間，豈不應有一分別。中國傳統觀念，力求提出道與俗，雅與俗，正與俗，真與俗的一切分別，正為此故。唯其如此，故在中國傳統文化四五千年的長期演進中，世俗力量，終不能過分得勢。在西方文化中，則正因此一分別未能鮮明提出，遂不免世俗力量時時上升。蘇格拉底、耶穌之遭遇，在中國史上固未見。而如愛因斯坦，雖不願接受原子能之父之稱號，但原子時代，究是由其開始。此亦可謂俗勢終於勝過了真理。西方史上一切悲劇皆由此。 今天的中國人，一味西化，道俗、雅俗、正俗、真俗之辨，不復關心，而且儘可能加以放棄與否認。盡求科學化，一若科學即是真理，不悟羼進了世俗，則真理可成為非真理，抑且反真理。今天的中國人，又甚至認為能供世俗應用，才始是真理。則如耶穌上十字架，當時其所宣揚，尚未為世俗接受信仰，豈得因此即認其為非真理。又如愛因斯坦之相對論，是否當因其發展成了原子彈，乃始可十足認其是真理。又如康德在十八世紀之末，寫了永久和平一書，主張有一個強大的國際聯盟來維持世界之永久和平，此一理想，至今已彌見其不失為人類和平前途一真理，但此理想，迄今亦仍未能為世俗所好好接受與運用，又豈得即此而便認其非真理。 上舉西方史上宗教、科學、哲學諸項來闡明中國傳統觀念中道俗雅俗之辨之涵義，可會通於西方歷史之具體演進而無礙。此下試再舉藝術、文學為例以加說明。中國人辨雅俗，主要本在文學藝術兩項，已如前舉。在西方歷史上，宗教、科學、哲學諸項，顯可援用中國道俗之辨來作說明，而藝術與文學，則西方人似乎更偏尚通俗一面，與中國傳統觀念中雅俗之辨更有距離。俗則必尚新，必趨變，無傳統可言。近代西方畫家如畢加索，在其中年以前，實於彼邦傳統畫法，有甚深造詣。但晚年則畫風一變，大異往昔。在世俗眼光中，新與變，總覺可喜，而畢加索之畫，遂更轟動。但循此以往，另有新畢加索繼起，仍必求變。畢加索亦仍必被遺棄。全部西方繪畫史全如此，全以能變能新轟動一時，但不久即又為後人之求新求變所棄，而棄之唯恐不速不盡。在中國傳統觀念下，則一畫家果能獲得同時及後人多數之愛好欣賞，自必有畫理畫法寓其中，一為共通之理法，一為獨擅之技巧。若過分注重其前者，則理法不免成為俗。唯注意其後者，則理法雖創自前人，然可以為後世繼續發揚光大，成為傳統，而永垂不絕。莊子曰：「超乎象外，得其環中。」象亦稱相，屬外在。環中當屬體，乃內在。外在之相，與俗共見，內在之體，則作者一心之技巧，唯待知者知。固須內外共成一體，但西方則似偏重外，中國則偏向內。但中國人之重其外，亦有過於西方人之重其外。故在中國畫史上，歷代畫品非無變，但規模格局，比較近似守舊，只在守舊中不斷有開新。西方則在不斷開新中，到底亦脫淨不了舊。其不同只在此。孔子說鄭聲淫，淫即指其太過滲進了俗的成分。俗聲俗調一時成為風氣，最多只如李斯所說之隨俗雅化，究與雅聲有辨。俗情雅意互為消長，苟不能超乎象外，即不能直探環中。明代理學家倡為流行即本體之說，究非真言。果違本體，流行何足貴。故莊子屢言技而進乎道，而並不貴於道之流為技。繪畫與音樂皆如此。 文學亦然。韓愈倡為古文，唯「陳言之務去」，陳言即是俗套。韓愈又言：「樂也者，郁於中而泄於外，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尤其精。當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韓愈於音樂詩文一貫說之，郁於中成其體，泄於外成其象。善鳴絕非世俗。又曰：「人之於言有不得已。」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聲出於口，皆有其弗平。若俗情，則其所謂不平與不得已者皆甚淺。亦可謂無所思，無所懷，隨於眾以成俗。時俗既遷，風氣隨之。故其人苟習熟時俗，則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又曰：「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韓氏所論，皆從古今道統大本原處出發，不依世俗之毀譽從違為進退。後人稱其文起八代之衰。若依當時俗見，則一部文選已足，而韓愈力求跨越，一意上追三代兩漢，亦欲以復古為開新，亦甚贊陳子昂與李、杜。此雖韓愈一人之言，而全部中國文學史演進精神，亦可謂無逃其所指陳。 宋元以後，戲劇說部，驟興特起，如王實甫之西廂記，施耐庵之水滸傳，尤其膾炙人口，迄今不衰。然戲劇說部，終不免以英雄美女，戰爭戀愛，為其主要中心題材，此皆於世俗大眾，有刺激，有興奮，有迷戀，有嚮往，為俗情所共湊，然究非人道大統本原之所在。渲染過分，近於孔子所欲放之淫。故終不得預於中國文學之正統。遠自詩騷，下迄近代，在詩文辭賦之正統文學中，亦未嘗不及於英雄與美女，戰爭與戀愛，然皆避俗而歸雅，亦不以為文學之中心題材。故立言得與立功、立德並稱三不朽。而又連稱文化、文教，凡言文，必不忘於教與化。猶如凡言技藝，必不忘乎道與德。故文藝必主於雅而忌於俗，此為中國一傳統觀念，亦中國文化一特殊精神之所寄。 今人慕效西化，崇尚通俗，好言地方化、時代化，獨避言一雅字。於綿延五千年之文化傳統，轉成廣土眾民之大一統國家之所以然，全不顧及。則茲篇所陳，亦僅拾古人余吐，殊不值時賢一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