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四四 組織與生髮

西方社會重組織，中國社會重生髮，此又東西文化一大歧點。西方古希臘乃一商業社會，人生分為兩截。經商乃手段，贏利尋樂始是目的。故其工作必帶有一種功利觀。城邦林立，不易團結。海外活動，蹈履風波，妻離子別，死生莫卜，家庭觀念遂滋淡漠，易生一種個人主義。悲莫悲兮生別離，又易帶一種悲觀主義。 他鄉異國，投人所好，此乃一種揣摩心理。機械變詐，不以深厚之同情為基礎。還鄉享樂，如文學，如戲劇，如藝術，如跳舞運動之會集，都在大群中尋找個人樂趣。內外分隔，各重其己，不在於群。又轉瞬即變，貴能當前爭取，不計前，不計後，無長久之時間觀。但每一人終須在群中生活，此群則總是個人的，功利的，分散的，暫時的。如何來維持此群，則端賴於有組織，有法律。這又是外在的。人生須在此外在束縛中來謀求個人的功利與娛樂。 法律組織力量薄弱。馬其頓起，希臘即告崩潰。羅馬於商業外，注重軍人之武力結合，乃有帝國創興。而羅馬法亦為此下歐洲人所稱道。帝國崩潰，封建貴族堡壘紛峙，終不能組成一國家。其時宗教盛行，各求靈魂上天堂，亦屬個人主義。而凱撒事由凱撒管，宗教信仰，其勢單弱，乃有教會組織。故西方宗教，不如中國社會之禮樂。亦仍是西方社會一形態，一組織，乃必附帶有法律。苟非法律與組織，即不能維持此信仰之存在。 文藝復興，城市工商業又復起。現代國家建立，其組織又變。然個人主義之本源則仍無變，乃又產生出近代之民主政治。但仍必有政黨組織。要之，有組織必生有分裂，亦唯有分裂乃始有組織。西方社會，乃可謂實一分裂性之組織，亦可謂乃一組織性之分裂，如是而已。 現代科學興起，商業益盛。大企業大工廠大公司，各有其組織，而個人主義則亦日益猖狂。自由平等獨立之口號，乃舉世瀰漫。要之，則是個人與組織爭，組織與個人爭。宗教信仰，國家政治，社會經濟，莫不皆然。科學乃為其相爭之武器，其他各項學術思想則為之助陣。此誠近代西方世界不可避免之一大悲劇一大厄運。 其實人生分先後兩截，內外兩面，自原始人類已然。出離洞居，以漁以獵，圖果己腹，此為其生命之前一截。及其返洞閒暇，漫向洞壁繪畫雕刻，或月夜洞外，歌舞作樂，此為其生命之後一截。而其顯分內外，則人人易知，不煩論。漁獵轉為畜牧，此為人生一大進步。牛羊成群，同游如友朋之好，同時即是一種娛樂享受。人生之前後兩截，內外兩面，不啻融成一片，豈非一大進步而何。所憾者，逐水草而遷徙，穹廬流徙，無可寧居。及其轉為耕稼，而人生又獲一大進步。 農業人生之進步有兩端。一在其有定居。再則耕耘收穫，可免遊牧人群之日務宰殺，以成全其內性仁慈善良之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於五穀，生之育之，若撫嬰孩。長之成之，若侍老人。而俯仰天地，一心同德。苟不與天地參，亦無以成其業。故農耕民族，一天人，合內外，亦辛勤，亦娛樂，其生命乃可無先後內外之分。水旱荒歉，則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曰勤曰儉，有生產，又有積蓄。子孫百世，不盡顧其前，乃亦顧其後，而始有一種悠久之生命觀。鄰里鄉黨，率土之濱，亦莫不同此一生命。於是乃又有一廣大之生命觀。抑且業農不盡為己，亦以為人，故絕非個人主義。天地生五穀，不專為農人。業農亦不專為己。孔子曰「仁」，曰「知天命」，「罕言利，而與命與仁」，實已道盡農業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中國儒家思想，實本農業人生，一而二，二而一，非有他也。 農業之外，又輔以工業。蠶桑紡織，陶冶為器。一織家，一家陶，衣服居住，利及他家。自無而創有，為私亦為公，並在工作中帶娛樂性。工農性質同。百工繁興，乃日中為市。各以所有，易其所無。交易雙方，商得同意，故曰商。非由第三人居間為商。有登壟斷而望者，孟子譏之。此後乃有第三人居間為商，又有貨幣為媒介。商人乃可掌握貨幣以為生，不漁獵，不畜牧，不耕耘，不製造，而乃可獲大利，超漁獵畜牧耕稼製造之上。於是遂又回復到原始家庭生活截內外兩面之人生。唯商人重利輕離別，則其家庭生活，較洞居人為不如。此則又為人生一大變。雖在人生中若有大進步，而亦有大退步之另一面。不定居，此其一。心多機巧，投人所好，斫人性，傷人德，有所不顧。獲大利而求娛樂，亦以斫己性，傷己德，此其二。商業之有害人生者在此。 中國古代，早有商業。然始終以農工為本，商業為末，本末分明，故商業乃未見其大害。後代中國人則言信義通商，講信則不務欺騙，尚義則不重私利，商業乃亦不以個人功利為本。凡屬公利，則不許私營。商人並受政治統制，不許進入仕途。選舉考試，商人皆擯不在其列。祖先曾有經商者，乃謂之家世不清白。故商人之在中國社會，乃為四民之末。中國人之輕商有如此。中國人僅重謀生，不重營利，此為中國社會一特色，亦即中國文化一特色。 中國人又言，利者義之和。大群人生必主和，即個人人生亦主和。夫婦為人倫之始。禽獸之生命延續，乃一自然。人類之生命延續，則屬人文。西方重男女戀愛，為夫婦之始，仍屬個人主義。中國主夫婦和合，融成一體，為成家之本。禮者體也。故夫婦和合，有禮有樂，成為人生一新體，但非如西方人所謂之組織。父子易代，亦有禮，先後亦合成一體，而樂亦寓其中。此皆從生命言。個人乃一小生命，夫婦父子各相為倫，乃成大生命。生命則必有一種生髮作用。夫婦生育子女，乃由夫婦一倫生髮出父子一倫，由已有生髮出未有，從舊有生髮出新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五穀一年一新，人生則可以日新月新。成群為國，亦可常新。此乃一民族之大生命，推而至於天下並世各民族亦無不然。 故中國人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從生命內部生髮來，不從外部組織來。中國乃一宗法社會，群體日擴，主要在其內部生命之生髮，不重在外部之組織。自部落社會進至於諸侯封建，又進而至於郡縣一統，政制體制之日益擴大，亦由內部生髮，不由外部組織。近人亦知中國人群乃由禮治，非法治。此言甚允。中國人僅稱君位，不言君權。位以禮言，權則以法言。居君位，當盡君職。為君者而求擁有權，必先掌有軍。但中國秦漢以下，中央衛兵額數少，邊陲戍卒多。戰事平，統帥回朝，有爵而無位，乃絕無軍權可言。唐代府兵，分布全國，而關內占少數。宋代傭兵制，亦多在地方。明代衙所，略如唐代之府兵，同亦分在地方，不集在中央。唐宋明三代之兵部尚書，乃文職，並不由帝王直轄。皇帝既不擁兵，又何得而有專制全國之權。元清兩代，外族入主，乃特有蒙古滿洲之部族兵，以防漢人之動亂。但其他制度，則一承中國，無可改動，仍依前朝。要之，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絕非一軍人政府。亦無帝王專制制度之存在。一讀通典通考諸書自知。 再言法律。歷代律文，皆可詳考。制定法律，亦政府專職，而皇室無其權。律文大意，親親尚賢。君位自當尊，君權則有限。君位世襲，可免爭端，而亦無傷於一國治平政治之大體。中西法律用意大不同，乃由其社會與政府之不同來，此篇不詳論。 唐以下，有禮戶吏兵刑工六部尚書，迄於清，千年未有變。禮戶吏乃為政之體，兵刑工則為政之用。六部之上，則尚有相位總其成。王室則與政府分，政府內部和合成體。職位之別，則如一身之有五官四肢。故政治實同人類一生命體，乃由其生命生髮出組織，非由組織可以產生出生命。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立法、司法、行政三權鼎立。國會代表民意，與政府相對立。而司法院則評定其兩敵體之爭。行政則美國由總統英國由首相一人掌握。三權之分，乃由組織。而此組織，則非生命。則可謂西方民主政治乃無生命的。若謂其生命在民眾，則民眾與民眾，又必分黨以爭，則仍是組織，非生命。生命乃一和，豈有一內部分裂相爭之體，而得成為一生命體。 美國總統之下有國務院，實即外交部。中國外交屬禮部。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中國國際關係亦尚禮，禮則與仁義相配合，則國與國，亦當如父子君臣之融合為一體。此乃見生命之大。故一國一政府之在天下，亦如一身之有五官四肢，同在一大生命中。又豈當分權以相爭。近代世界各國皆由組織來，而國際則獨無組織。天下無一大生命，則列國生命又烏得相安而長存。 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參酌中西，主要乃主權在民，而能在政。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一歸治權，不屬民權。唯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始屬民權。而選舉人被選舉人其資格皆須經考試院衡定，此不失為中國傳統尚賢政治之用心。漢代有御史大夫，唐代有門下省，宋代有諫院，明代有六科給事中，皆司監察之職。有考試，有監察，而政體仍屬合一。何待於競選與司法之必分權以相爭。 故知中國傳統政治自有其一套內在精神。換言之，此亦一種生命性能之表現，不斷綿延，不斷發展，此可謂之乃代表民心民意，而始有此一種生髮。如父母教子義方，子女幼稚無知，其生命前程正由父母代表作主。學術生命亦有其傳統。後生無知，正待為師者之督促領導，代表作主。政治亦然。蚩蚩者氓，正待聖君賢相之代為作主。父子一體，師生一體，君民一體。中國人稱天地君親師，每一人之小生命，皆有一大生命為之代表作主。人文生命亦當由自然生命為之作主。今則因果顛倒，乃由各個人之小生命自我作主，爭派代表，監督指揮，則為之君為之師者，轉為之仆為之從，又何政治學術之理想可言。為父母者，又豈能先征胎兒同意，乃始生男育女。為師者，又豈能先聽學生意見，以教以誨。為君者，乃必得聽從民眾決奪遵以為政，意見分歧，則必服從多數。則一身之頭腦，必尊重於五官四肢互相分裂中之大部分，而定其趨向，又何以為頭腦。人之處群必相爭，其處宇宙萬物亦必爭。今謂征服自然，戰勝自然，乃有人生之前途。則人生本出自然，亦即自然。戰勝征服自然，人生豈不亦將被征服而敗下陣來。當知個人小生命，終不得與大群乃至宇宙之大生命爭。故生命終由生髮而來，非由組織而成。尚德不尚力，此誠人生最主要一大原則。 撒克遜人遠涉重洋，開闢新大陸，此本撒克遜人生命體之一大發展。北美十三州獨立，自創新國，則乃由發展而分裂，由分裂而敵對，從此英美兩國再不能和合成為一體。又如加拿大、澳洲，亦皆由撒克遜人分散發展而各成國。此皆分裂乃有組織，組織即成分裂之一證。其他西歐各國之海外殖民莫不然。即西歐本土亦各國分裂。今則大敵在前，各國仍不能和合。只從外面組織，即斷絕其內部生髮之機。苟能從內部生髮，則自無另加以組織之必要。其病害則仍從商業來。故其開展中即有限制，成功中即寓失敗。其實商必以農為本，古希臘之經商，亦即以農奴為之本。近代資本主義之帝國，亦仍以殖民地之農業為之本。生命之寄託，在外不在內，在人不在己，則何得有此生命之常存。 農業民族，生生世世，永在生命親接中乃知生命之深義。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人生大道必以生命所天賦之德性為根據，即仁心為依歸。德與仁，即在其生命之內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倫政治，禮樂工商，人生各業，皆屬藝。唯從內部生命根基上出發，則生生不已。可以游泳自在，濟其深而達於遠。人生百藝本屬相通，亦得和合成體。長江大河，達于海洋，實皆水滴之集合和會，流動不居。不待組織，而自成為江河。中國傳統文化，即依此形象而前進。五千年來一部廣大眾民之大歷史，又誰與倫比。 學術思想方面，亦可用組織與生髮兩觀念來作東西雙方之分別。西方重向外，注重純理性之客觀探求，人生情感擯而不論，謂是主觀。哲學如是，科學亦然。皆摒去人事，而向外面自然界求。其實即宗教亦外於塵世而求之天堂。則宗教哲學科學，此三者，皆同一向外，非有內在生髮，均不能善盡其指導人生之功能。既不能單從一方面來指導，又不能把此三者組織為一。而實際則取決於人生當前之利用，乃為一種純功利的，至少是以當前功利為主，其距客觀之純理性則甚遠。 中國人則認為人生真理應從人生內部生髮，不從人生外部求。再進一步言，人生真理應向自己求，不向他人求。親切真實，易於從事。人生有此身，更有此心。身屬物質，心屬精神。物質乃一自然，精神則發於人文。自然人文，本屬一體。有其分別性，但亦有其和合性。西方人認精神物質為二，雙方應有一組織。中國人則主精神從物質來，仍然和合。再言心，西方人分作智情意三面。唯純理性乃屬真理。中國人則認智情意三者合一，即心即理。毋寧由情感生髮出理性，而純思辨即非真理。故西方必分知行為二，中國則主知行合一。而行為實即是智情意三者之和合而產生。孔子仁智兼言，仁偏情感，智偏理性，由有理性，而情感始得表現到恰好處。故真理不在哲學之思辨組織上，而在人生之行為上。此種行為，乃由人之德性。德本於性，而性則是人生行為不斷生髮之真來源。 西方又有經驗主義，仍重人生外面種種經驗，組織成為一真理。此種真理，仍是一種認識性，仍待一種純理性之智慧來探求。孟子曰：「盡心知性，即知天。」由知性透到知天，則仍是一種生命性之生髮。盡心知性知天，一貫相承，只是一種生髮，絕不是一種組織。而盡心工夫則已兼行為，亦非一種純理性之探索。 西方哲學、宗教、科學，此三者既相分別，此外又如文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亦分門別類，各有專家。大學中分院分系，盡向廣大外面分別探求。大學則亦如一組織，而實無組織。倘能有組織，則院系分別上，當更有一會通所在。故組織亦只是外面一形式，不能成為內在一生命。 中國各項學術思想，則多自人生實際行為及其生命中生髮而來。如文學，古詩三百首，豈不即生髮於當時之實際人生。風雅頌皆然。不了解於當時之政治與社會，即無從了解此三百首。屈原離騷，亦自屈原之實際人生及當時楚國之政治情況來。近代國人又認文學應具獨立性。則如樂毅報燕惠王書之類，皆因事而發，豈不得稱之為文學？而中國傳統文學，其原有地位乃可一掃而空。 又如莊周書，內篇七篇，斷然為中國文學之無上妙品，此豈莊周有意為一哲學家，又兼為一文學家，乃得有此成就。又如司馬遷太史公書，其文學之美，有口皆碑，亦豈司馬遷有意為一史學家，又兼為一文學家，乃得有此成就。實則莊、馬之哲學、史學、文學，皆從二人之內心來，亦即二人之生命來。故知人當知心，而知人論世，如屈原、莊周、司馬遷，皆當就其時代與其生平，而識其為人，深體其性情內蘊，及其真生命之所在，而始得了解其所表現。此真近人所慕拜之所謂創造，唯乃一種生命創造而已。但正其名，則應稱生髮，不曰創造。 東漢以下，中國始正式有文學一名目。此下凡為一文學家，莫不從中國人文精神之長期生命中栽根立腳。故文中必有作者其人，無其人則亦無其文。但中國人又稱，一為文人，便無足道。此乃求以文為人，而非有意於以人為文。中國人在一切學問背後有一人，故其學問皆乃其人之生命生髮，即由其生命發出學問來。西方一切學問，則皆可超離於學者其人而存在。從事學問，即所以成其人。無此學問，即亦無此人。故其學問皆從外面知識組織來，非由內部生命生髮來。 西方學人之成就，可謂乃其人生命中之一番事業，不得即謂是其人之生命。如是則事業乃以功利為目標，而生命轉成為手段與工具。中國則生命乃目的，事業則為朝向此目的前進過程中之生髮。組織則即是手段，亦為功利。生命自身之生髮則為道義，非為功利，甚至亦不稱為事業。西方重事業，乃有組織觀、功利觀，而生命地位則為之退失。中國則重道義，輕事業，而生命之意義與價值乃益顯。此為中西文化相異絕大一要端。 西方醫學重解剖，亦即重人體組織。而此人體之全生命，則轉所忽視。重解剖乃重斬割。人體可斬割一部分，換進一部分，以革新其組織。如最新之機器人、電腦等，乃皆以組織代替生命。中國人則重人體中之生命，更過於其組織。精、氣、神皆對全體生命言，不對部分組織言。有生命乃始有組織，重衛生尤過於治病。其治病亦通全體以為治。 隨生命而自然生髮者，有兩要項：一曰病，一曰死。但生生不已，乃為生命之真生髮。其病其死，則為其生髮中之一附帶現象。生命之附帶，則為病為死，而無害其生生不已之真生命。中國社會乃一生命生髮之社會，故有治亦有亂，有盛亦有衰，有升亦有降，有進亦有退。通讀中國一部二十五史，在其大生命中，不少病死之象。然病必復健，死必再生，無害其生命體之繼續發展而前進。 西方重組織，非生命，則病而死，乃不再健，不復活。故中國好言常，而西方好言變。中國則變而不失其為常，西方則即變以為常。中國又好言同，西方好言異。中國乃於同中見異，而仍不失其同。西方則求異中得同，其所重則仍在異。此亦其相異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