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四三 自然與人為
近人率稱西方近代科學為自然科學，其實西方近代科學主要在反抗自然，戰勝自然，征服自然，乃一極不自然之手段。如自來水，大城市中皆填塞河道，另裝水管，即三四十層高樓皆可輸送上達。顯屬人為，絕非自然。電燈發明，經千次以上之試驗始成，至今轉夜為晝，通宵達旦，光明照射，亦出人為，非自然。自有電燈與自來水，乃有現代之大都市。此亦出人為，非自然，更可知。
又西方自羅馬時代即有噴水池，至今各地林園，幾乎到處皆有。中國則築石為假山，如元代蘇州有獅子林，至今尚迄立如舊，尤為奇特。假山較近自然，噴水池則顯見人為，以此為例，可謂其餘皆然。
深論之，人為必本於自然，而自然中亦必演生出人為，兩者不能嚴格劃分，然終不免於有輕重之偏。東方偏自然，西方偏人為，此乃雙方文化一相歧。姑就氣候曆法言，地球繞日運行，同此自然，同此歲月。而計時計月計歲，則可有不同。西方用陽曆，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年年如此，每年只有一天之差，此即顯見其重人為之跡象。中國用陰曆，一年亦分十二月，但以空中月光為準，月圓為一月之中。其他如上弦、下弦、晦、朔，皆以月光定，其與自然若更親切。唯分年有閏月，則稍似不自然。
中國最先有夏曆，其次有殷歷周曆，歲首相差各一月，但同為陰曆。孔子曰：「行夏之時。」以春夏秋冬四時言，則夏曆更自然。殷歷以十二月為歲首，周曆以十一月為歲首，皆在冬，不在春。冬春夏秋則為不自然。故孔子主用夏時。以太陽之運行論，日南至宜為一歲之首。中國人亦言冬至夜大過年夜。兼顧季節及農事，則夏曆歲首若最為自然。西俗又特重耶誕，雖與冬至相近，然其重人為不尚自然之意，則更顯。
又中國分二十四節氣，亦最重自然。以三月三為上巳，五月五為端午，六月六為浴佛，七月七為牽牛織女兩星相會，八月十五為中秋，九月九為重陽，則因農村人事辛勞，故多擇春秋佳日，供其休息娛樂。而配以端午重陽等名詞，則若人事必追隨於自然，而又必附會之以歷代人文故事，則若休閒娛樂之更富自然性。西方城市工商之尋求休閒，從事娛樂，假宗教之名，七日得一假日。又增周末，則每七日得兩日假。此等規定，亦顯屬人為，非自然。中國則五日旬日一休沐，亦似較近自然。
推此言之，一尚自然，一尚人為，事無大小深淺，到處可見。如文學，中國人謂詩言志。人心有志，出言成詩，此亦一自然。西方如荷馬史詩，沿途歌唱，博求聽眾，事同商業，則屬人為。故其題材多戀愛戰爭神話冒險等外在故事，而張皇誇大，聳動聽聞，則更見為不自然。神話為玄古人類之自然所有，但亦可張皇誇大，離情離理，失其自然。
中國古詩三百首，亦有戀愛戰爭神話，但一出於自然。如「期我於沫之上矣」，此亦言戀愛，然僅止於此。又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征人遠戍，有涉戰爭，然亦僅止於此。生民之詩，「履帝武敏歆」，此明是神話，然亦僅此而止，更不張皇誇大。周公、孔子以後，神話漸消。墨子言天志，莊老言自然，皆無神話成分。屈原離騷始有之。但離騷乃忠君愛國之辭，神話非所重。近人乃從詩騷中，挑出其神話成分，亦可得數十百條，擬之西方，則如小巫見大巫，不相倫類。
漢魏以下，詩體大變。孔雀東南飛、木蘭從軍，皆如小說，可以演成戲劇。然後來此等詩體絕少。孔雀東南飛本言愛情，木蘭詩本言戰爭，而兩詩敘述，則皆偏重在家庭倫理方面。此可征中國詩之特性，亦即中國民族特性、文化特性之所在。
唐詩有：「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又有：「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兩詩亦兼涉戰爭與戀愛，而吐詞含蓄，乃深入人心，傳誦不輟。若亦小說化戲劇化，則事變感人轉不如性情感人之深切。中國詩特性正在此。近代國人乃謂中國詩文不昌言戀愛戰爭，為封建禮法所限，認為其不自由不自然。不知戀愛戰爭特草昧時期之自然。發乎情，止乎禮義，不務戰爭，乃進入人文時期之自然。人類之從自然進入人文，乃人類一大自由，進化一大自然。又安得以戀愛與戰爭為人生終極之止境。
西方自史詩外，又有小說、戲劇，皆主戀愛戰爭，力求張皇誇大。於戀愛戰爭外，又有神話武俠冒險偵探等。但真實人生中，此等事極少見。乃又有創為寫實體之文學。而寫實終非寫實，仍必張皇誇大，否則無以刺激人，廣號召，即不成為文學。故西方文學終屬人為，非屬自然，亦宜可知。
中國人言目擊道存。張皇誇大非可目擊，即失真非道。中國文學則貴能抒情寫意。人生情意無窮，然人同此心，則亦同此情意。人能深入此大同中，獨自抒寫，迥異尋常，此乃是文學家大本領大手筆。故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妙手之偶得，乃始為文學家能事所在。但非深入自然，則亦無可有此偶得。故中國文學不重在外面事務之描寫，而小說戲劇乃不得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唐人元微之有會真記，乃當時言情寫實一小品，不能躋於文學之上乘。元代乃有西廂記，始成小說，可演為劇本。實則從會真記來，一如搜孤救孤之從史記趙世家來。此皆張皇誇大，而近代國人則必認此等乃始為中國之新文學。明代又有西遊記，始近似於西方之神怪小說。但元明興起之小說劇本，皆非中國文學之正統，在中國文學史上乃後起一旁枝。近人乃必崇奉此等作品，認為到此中國乃有真文學之影子出現。而認為以前文學皆死文學，必如此乃始是活文學。不知在人生中，事變皆易死去，情意則可長存。中國文學重情義不重事變，正亦常求其能成為一種活文學。此則近代國人或尚未深知之。
人類思想亦即人生一自然。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孔子夢見周公，則日必思之。孔子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自稱好學，則絕非學而不思。孔子之於學於問于思三者，乃相互融洽會通一體。下及墨翟、莊周諸人皆然。思必見於行，行必本于思，行與思同歸一體，故不得單獨稱孔子、墨翟、莊周諸人為一思想家。要之，學問思想行為三位一體，齊頭並進，中國學者則皆然。專務思想，此唯西方哲學家為然。此亦先有一番張皇誇大之心情寓其間，乃以思想為人生一項最大學問，終身以之。而其與當身當代之日常人生親切行事反不顧及。於是西方之哲學與文學乃同為專門，同出人為，於人生中之學問行為轉多不自然處。中國人從事學問，皆從其當身當代日常人生親切行事之實際需要，有情意，有思想，一本自然，而不加以人為之過分張皇與誇大。故在中國學術史上，多通人，少專家。不僅無哲學家，亦可謂無思想家。張橫渠著正蒙，程明道猶言其乃苦思力索所致，非自然所得。西方則好言創造，力求自我表現，必別標一格，以求異於他人。此又中國尚自然，西方務人為之一例。
故倘謂一部中國思想史，古今幾千年來，先後相承，只就前人所認幾項大題目大綱領上，不斷推闡體認，極單純，但亦多變化，如一老樹，冬季枝葉凋零，而根干依然。西方則如雜樹叢生，雖亦蒙密鬱勃，然無巨干大本，不能有老樹之參天。又譬之水，中國如長江大河，眾流匯歸。西方則不擇地而出，各成斷港絕潢，即有大湖巨澤，亦無朝宗于海之大觀。即譬之史乘，中國古代封建上有一中央政府，西方封建則各擁一堡壘而止。故西方學術思想，於哲學外，仍得有宗教。中國則無哲學亦無宗教。近代國人譏中國如一盤散沙，守舊，不進步。但趨新尚異，只是花樣多，未必是進步。中國人信古好學，西方人則重自我表現。中國文化寓有極深厚之時間性，西方文化則重在空間之擴張。西方亦有自然，但不如中國乃為人文化成之自然。中國亦有人為，但天人合一，內外合一，乃成為一種極天真極自然之人文。此乃其大異所在。
歷史記載人事，亦一種自然之學。中國歷史遠古即有。西方歷史則極為遲起，既重現實，則前代人生有所不顧。羅馬帝國崩潰，乃起後人之驚訝。何以若大一帝國，竟而一蹶不振。於是乃旁搜遠索，網羅一切零散材料，編排比次，寫為羅馬衰亡史一書。西方之有史學，可謂肇於此。但史學記往事，須求真實，不當張皇誇大，尤其記一國之衰亡，更無可張皇誇大處。於是遂繼起有文學、史學之爭。中國則詩有雅頌，宗廟歌唱，文學亦即史學。司馬遷成史記，為中國正史二十五史之開山祖。其書之文學，亦卓絕千古。文學通於史學，中國人並不以為異。馬遷有言：「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乃馬遷之一番歷史哲學。文史哲三學，在中國，乃可混然一體，不得顯為劃分。此下不詳論。西方文史哲為學，則可各自獨立，相互不顧。故中國學問，和而不爭，一若皆本於自然。西方學術間，則爭議紛起，盡出人為，違於自然。
重學重問，則其心中常有他人之存在。重自我表現，則其心中常有一自我，求標新立異，跨越他人，以成就其一己。故西方自有史學，亦即分門別類，紛歧百出，政治史社會史等，難可縷舉。其在中國，則社會之上必有一政府組織，政治之下必有社會基礎，上下一體，無可劃分。即如先秦時代，諸子百家興起，豈非當時一大事。但究該劃入社會史抑政治史，豈不轉成一難題？漢初社會又變，史記有貨殖列傳、遊俠傳、儒林傳。若此三者盡歸入社會史，則仍必併入政治史，乃見當時之真相。若謂儒林傳宜歸入政治史，則貨殖、遊俠又何一不與政治有關。合而觀之，始成史學。分而成書，則一鱗片爪，真相難明。
又如魏晉南北朝隋唐，門第鼎立，此又中國社會一大變。然若將門第歸入社會史，則各朝正史又將如何寫？今人則謂中國古人不詳知社會史，不知中國社會史已盡融入正史中。今人必以西方眼光讀中國書，則宜其有此誤解。佛教東來，下迄隋唐，此又中國社會一大變。宋代理學興起，書院講學，直迄明清，此又中國社會一大變。釋氏出家逃俗，正史中只約略道其情況，山林僧侶之思想行事，則別以專史詳之。宋明理學家，仍如漢唐之儒林，正史不得不詳。若專寫中國社會史，豈可只詳釋老，更不提儒學？又豈可一併付闕，則不成為中國之社會史。又如宋代之義莊，以及宋代之鄉約等，皆歸入社會史，則以前之門第，此下之書院講學，又何得不列入？書院講學列入，則如東漢馬融、鄭玄等，俱當列入。而洙泗孔門早當列入。其他當列入者又何限。推類求之，必將見其扞格而難通。
中西社會不同，斯歷史記載亦不同。國人盡可不通希臘史，而徑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之書。亦可不通中歐史，而徑讀康德、黑格爾之書。但豈可不通春秋戰國史，而能通孔、墨諸子書。又豈可不通漢史，而徑讀董仲舒之書。不通宋史，而徑讀程朱之書。故專治哲學，在中國學人中，即為不通。因此中國無哲學與哲學者之專稱。
近代國人，寫中國社會史，乃將端午競渡、中秋賞月等，儘量納入。不知此乃社會風俗，而在中國，風俗與教化，又融為一體。風教間，文學又是一大項目。詩經有十五國風，楚辭有九歌，兩漢有樂府，魏晉以下有世說新語，唐代有太平廣記，宋代有宋稗類鈔，元明之際有元劇，有水滸傳，明代有金瓶梅等，此等皆文學書。又如清初顧亭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非文學，而實為明代社會經濟一部主要參考書。其他有關社會問題之書尚多。不通正史，此等皆無可詳論。今人讀大學歷史系，即不理會文學。又治社會史，即不理會歷代正史。又不通曆代之教化風俗。又或將社會史與經濟史相混淆。要之，歷史乃一大整體，不會通以求，則真相難得。此乃一極自然之事。多為之分門別類，則出人為，非自然。
西方又有經濟史，特為最近國人所重。中國以農立國，國之本在民，民以食為天。敬授民時，乃古代政治一重要項目。又井田制度，受田者既非農奴，而授田亦非西方之封建。又兼有庠序之教，俊秀得進為士。秦漢以下，井田制度廢。而輕徭薄賦，俊秀皆得經選舉考試入仕。其他如農田水利，更為政治一要項。史記河渠書，歷代漕運制度，清初胡渭禹貢錐指所載之歷代治河防災政策，何一不以農業經濟為重。其他工商業，自漢代鹽鐵政策以下，相承有一貫之政策。通商惠工，而不使走向資本主義之途徑。考論中國經濟思想與經濟制度，捨棄正史，則無所本。漢代如晁錯，唐代如陸贄，其所抱之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莫不一一與當時之現實政治息息相關。但在中國，乃無特出之經濟學與經濟學者，正如其無特出之政治學與政治學者。社會學亦然。融通協合，不再多有分別。則其無一部專門經濟史，固亦宜然。
中國經濟無不與社會政治有其緊密之相關。如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網羅晚明各地經濟情況，分別撰述，而追溯淵源，有遠至數百年千年之上者。故治中國經濟史，不重在年代分別，而尤重在地域之分別。中國疆土廣，生產富，工商業各具地方性。利病得失，既相通，又相別。政府之各項制度總其成，又以社會風氣立其基。故如經濟，必當由通學，不得為專家。即讀顧氏此書而可知。
故治中國史，又必通疆域輿地之學。漢書有地理志，唐有元和郡縣誌，宋有太平寰宇記，明有一統志。輿地疆域之學，遂或從史學中獨立，而有若與史學並駕齊驅。各地疆域志，自魏晉以下已極盛。唯其書多失傳。至北宋，有吳郡廣記續記，類此者當可二十種左右。此下愈興愈繁，分省分府分縣，莫不有志。下至清代，如吾鄉有泰伯梅里志，此乃與無錫同城之金匱縣所轄之一部分，東西南北各不逾二十里之一小地區，乃自吳泰伯以下三千年來，社會經濟，人物文化，靡不畢載。乃成為一最小型之地域史。下至一山一寺有志。一書院有志，風俗經濟，人物文化，莫不歸入，融為一體。此亦本之自然，非出人為。西方一多瑙河，一萊茵河，既非長川巨流，兩旁又疆土分裂，諸國駢立。此皆違背自然，事出人為之證。故西、葡、荷、比，各自立國，不能合併。甚至如英倫三島，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雖同為一國，猶必分疆裂土，各有其獨立之鴻溝。此尤西方史不自然一明證。
西方人群尊耶穌，必分天堂人間生前死後以為二，此亦為一種違反自然之信仰。又必共推一教皇，乃有馬丁·路德之新教興起。新舊教相互衝突，遂成西方史上一大事。而新教中又宗派繁興，分歧百出，幾於難可指數。此又一不自然。中國佛教寺院林立，分宗分派，亦在疆域上。如禪宗有南嶽、青原之東西分峙，臨濟之北方特起，此亦形勢自然。倘亦必推一佛教皇，以為一舉世之宗主，則縱無爭端，必多弊端。人為之不可久，亦自然趨勢所必至。余又論東西方之音樂，亦一重自然，一本人為。已詳別篇，不再論。其他類此者尚多，俟讀者推類求之。
其實此一東西文化之大分別，乃從農業商業來。中國以農立國，故崇尚自然。西方古希臘即以商立國，乃重人為。其相異處，人人易知，不煩詳論。而工業則界在兩者之間。中國農工相連，即如歌舞，亦屬工，故又連稱工藝。中國一切工業皆趨向於藝術化，實則乃天人合一化。而西方則工商連言，乃日趨於機械化，而唱歌跳舞等則不謂之工。藝術必求精製，若系人為，而忽視其本源之同本於天，亦出自然。機械則求贏利，亦若自然，但實一出人為。此中奧義，恕不具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