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四二 風氣與潮流

風氣二字乃一舊觀念、舊名詞，為中國人向所重視。近代國人競尚西化，好言潮流。潮流二字是一新觀念、新名詞，為中國古書中所未有。此兩名詞同指一種社會力量，有轉移性，變動不居。唯潮流乃指外來力量，具衝擊性，掃蕩性，不易違逆，不易反抗，唯有追隨，與之俱往。而風氣則生自內部，具溫和性，更具生命性，自發自主，自有其一番內在精神，不受外力轉移。然則吾今日中國社會，如何能適應外來潮流，而不隨以俱去，猶能善保其生命內力，與固有的獨立精神，使風氣與潮流得相與引生而長。實為當前最宜看重之一要點。 中國古人言風氣，請舉孔子為例。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生在兩千五百年前封建社會尚未崩潰之時，其言君子，指在上層貴族言。其言小人，指在下層平民言。而其主要則在德字。德指人之德性，為人人所同具。孔子言，在上君子之德性如一陣風，在下平民之德性如一叢草。風東來，則草西偃。風西來，則草東偃。社會風氣之易成易變有如此。 孔子又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可見轉移社會風氣，主要不在其上層之政治與刑法。政治、刑法雖是一種力量，但此力量可求避免，而不生愧恥心。於其心可無所轉移。故政治與刑法之力實有限。唯能以在上位者之德性為領導，而具體化，成為一種上下彼我共行之禮，則受者內心自生感動。不夠此標格，會自生一種愧恥心。能不別加限制而自生限制，不別加壓迫而自感壓迫，自能到達此標格。 故中國人言政，不重法治，重禮治。此為中國文化自古相傳一特性，歷兩千五百年而不變。西方社會中稍具此力量而與中國略相似者，則為宗教。不尚權力，更不待刑法，進教堂唱詩膜拜，有似中國之禮樂。而耶穌之十字架精神，亦可謂尚德不尚力。其所表現之力，乃出自耶穌內心之德。耶教傳布亦近二千年，遍及歐洲全社會，此亦一種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信教者自有一種有恥且格之風。其力量不仗政治，不仗刑律，可勿論。所異者，西方政教分，中國則政教合。而宗教所最後歸宿則仍為上帝之力，而非耶穌之德。中國則崇尚人類共同之德性，雖曰賦之自天，但所重近在人，不遠在天。在中國文化中，並未產生宗教，然亦同具一種信仰。唯其信仰之主要目標，則在人之德性。即在上位者亦無以自外。故其精神有與宗教相異而實同之處。孔子雖非教主，而永尊為至聖先師，其一種德性教育之力量，實即近似一種宗教力量。 中國人言風教，言風化，社會風氣乃由一種教化來。注意及此乃能來研究中國之社會史。晚清曾文正有原才篇，開首即曰：「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人才自社會善良風俗培育而成，而善良風俗則從其社會中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來。曾文正所生之社會，距孔子時，已逾兩千年，社會形態已大變。而曾文正所言，亦與孔子意無大相異。試以歷史事例為證。 中國政治風氣之敗壞，莫過於三國時代之曹操與司馬懿。社會風氣之敗壞，則莫過於唐末與五代。宋興，有胡安定、範文正，而風氣復歸於正，一時人才輩出，此風氣之厚薄非由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何？蒙古入主，有文文山、謝疊山、黃東發、王伯厚。滿清入主，有史可法、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政權移於上，而社會風氣則堅定於下，依然一中國人之中國社會，無可搖移。此無他，亦由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曠觀古今中外，此唯中國始有之。古希臘、古羅馬乃及現代之西歐，宜皆不能相比擬。此乃中國文化之特可自傲處，非其他民族所能想望。 西方重多數，中國重少數。多數尚力，而少數則尚德。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乃使人心悅而誠服。不尚德，乃始轉而尚力。多數壓迫，乃若潮流之洶湧。少數主持領導，有同情心，有感召力，乃為大眾所歸往，始成一理想之風氣。中國社會風氣之堪貴乃在此。現代西方雖科學昌明，而宗教則依然尚在。彼中有殷憂其文化之沒落者，亦唯以復興宗教為念。可見人類社會不能專尚科學與物質文明立國，即西方人，亦自知之。 近代中國，則唯有一孫中山先生，堪當少數中之尤少數。其倡三民主義首民族，次及民權。民權當由民族來，非團集多數人，即得成為民。而民族精神其深厚基礎，則保存於少數，亦唯遞禪闡揚於少數。故中山先生有知難行易之論。不知不覺而行易者屬多數，後知後覺已屬少數，而先知先覺則更少數中之尤少數。故中山先生之革命過程亦分三階段，一曰軍政時期，次曰訓政時期，最後始曰憲政時期。中山先生所理想之憲政，實必由民族傳統文化之精神來，當稱之曰民族憲政，既非向外襲取，亦非多數能創。故中山先生心意中之國民代表，不僅被選舉者當先經考試，即操有選舉權者，亦必先經考試。此等主張，今日國人皆不敢明白稱引。何者，西方論政重多數，潮流所趨，既不深知，自難違抗耳。 今日國人，觀其體膚毛髮，則儼然仍是炎黃嫡系。論其心情好惡，則盡歸現代化。其實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即屬西化。就歷史實況言，中國五千年來，非不時時有其現代化。孔子即周公之現代化。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現代化。現代化貴能化其自我，而非化於他人。故中國宜有中國之現代化，而非即中國之西化。如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則不過為時代潮流沖卷而去之一較好名詞而已。故中國之古人，即吾儕之祖宗，則必加鄙棄。中國之後生，即前代之子孫，則首貴留學。行易則在中國，知難則付之外洋。故中山先生其人，則必比擬之於華盛頓。其所創之三民主義，亦必比附之於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乃始有其意義與價值。 中國人言道統治統，必曰「作之君，作之師」。並不期望之於人人。中國人言政治，必歸之選賢與能。而其選舉權，則下不操於民眾，上不操於帝王政治領袖，而別有其客觀之規章與職位。中國人言生活，亦不專為物質生活與私人享受。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之民生主義，其言明白具在，亦豈林肯之民享一項可相比擬。 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曰：「必也狂狷乎。」則又曰：「過我門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愿乎！」今日國人，就其在中國社會言，則崇洋排己，有似於狂狷。就其在外國社會言，則捨己從人，皆為一鄉愿。唯為洋鄉愿，國人仍所崇重。故當前之中國社會，實已變成一洋社會。其名猶是一中國，其形象則全成一洋象，較之蒙古滿清入主時，可謂已天壤相別。此誠時代潮流之所迫，又何風氣可言。潮流乃外在一種力量，風氣則成自內在之德性，由我為主，非在外力量之所能操縱。但德性出於共同之天賦，實屬多數。而權力則必掌於少數人之手。故中國傳統實為真重多數，此又難於以名言分析之。 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經者，正常大道，乃樹人立國之大本所在。此非多數所能知，然多數亦必由知以行。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不可，非不欲。顧亭林亦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責亦在少數，非每一匹夫盡能負其責。苟欲負其責，則必學顧亭林、範文正，乃知周孔之為人。如演平劇，一跑龍套一打鼓手，同需負責，但譚鑫培、梅蘭芳則仍需深厚培養。今必求每一匹夫之同負其責，則宜天下之日趨於亡而不可救。 經不正，民何由？奉公有貪污，居恆恣奢淫，此乃一種歪風穢氣，為國法所不容，刑律所當先。若欲正人心，興風氣，首必及此。然正本清源則別有在，當求之於正常之大道。唯此乃我國人之舊觀念，舊信仰，又為當前之時代潮流所不容。不知今日國人賢者，其終何去何從。國人今方討論改革社會風氣，漫談及此，以供賢者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