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三九 道義與功利

（一）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御。」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文本於自然，人類文化衍進亦自然之一途。天賦人性，有善有惡，但亦有由惡向善之可能。故三人行，此兩人之善惡由比較而自見，第三人則於兩人中擇善去惡，即是人文衍進之大道。 堯舜為中國上古大聖。陸象山言，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然學問不限於書本，舜居深山之中，其聞善言，見善行，亦可有學有進。人文衍化如是。上引論孟子中庸三章，可謂盡之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章可謂乃孔子之人生哲學，如詩之賦而比。人生如水流，為善去惡，由是至彼，其前無已，其道不竭。中國文化自皇古有巢氏、燧人氏，下至犧農、黃帝、堯、舜，以至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循是以下五千年迄於今，傳統不絕，如水流之逝，中國人稱之曰治。率性而行，其心自安。長治久安，乃見人文衍進之無窮。細讀一部中國二十五史即如是。 歐洲人天性若與中國有別，其文化衍進亦與中國異。希臘亡，有羅馬，有中古時期之貴族堡壘，又有現代國家興起，而有當前之美蘇對立。同一水流，但非治水之流，乃屬潮流，今稱時代潮流。前潮後潮，波瀾洶湧，起伏無常。自中國觀念言，乃動亂，非治平。就西方現代國家興起之一時期一階段言，遠自葡萄牙、西班牙遠航大西洋，海外爭霸，分全世界為兩部分。荷、比繼之，下迄英、法。陸上爭霸，又迄於德、意、英、法。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直迄於當前之美蘇對壘。歐洲民族常此數十國並列，兵戈相爭，迄無寧日。西方文化三四千年衍進率如此。此與中國之長為一民族國家，唯見生齒日繁，疆土日擴之大一統局勢相比，豈非一人文衍進之大相異。 立國形勢如是，其他學術思想之演進亦復類是。依照中國人觀念，學術思想之進步，當在國家社會之長治久安太平無事中。故中國人言治學猶言治水，當和平前進。其進平則順正通達，非如波瀾之洶湧，潮流之起伏。 孔子一日與子路、冉有、公西華、曾點同坐。孔子言，平日言無知我，倘遇知者，當如何。子路言治軍，冉有言理財，公西華言外交，各有所擅。曾點鼓瑟不言，詢之，謂異乎三子者之擅。促之言，曾點舍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嘆曰：「吾與點也。」孔子非不欣賞三子者之各有所擅，然既懷才不遇，其心已不平不安。一旦遇機得逞，又或有偏有激，不能達於平正和順之境，非能如孔子之所謂游於藝。如水流有木石阻塞，下流即多激盪，失其平暢。故學者亦貴先正其心，其學乃得平正通達。有宋理學家，於孔子吾與點也之意深有契悟啟發，可參究。 孔子贊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子之樂，樂在其能以孔子為師學孔子。顏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矣。」此欲從末由之嘆，實即其學而不厭之樂之所在。顏子又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治軍，如理財，如外交，皆孔門博文之一端，故能用之則行。約之以禮，則出處進退辭受之間，自有道義可循。孔子為魯司寇，墮三都，不成而退。倘必欲行其志，則當如西方政客之反抗與革命，而中國人則謂之非禮。孔子之去魯赴衛，仍求行其道。及其失志於衛，又困於陳蔡之間，乃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乃歸魯以老。然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顏子之居陋巷而不改其樂者，亦猶孔子之此心。 中國自古即以農立國，但問耕耘，不問收穫。其生勤勞，乃是道義，非屬功利。其為學亦然。雖講究治平之大道，其心有伊尹之任，而亦有伯夷之清與柳下惠之和。孔子聖之時，即任、清、和之隨其時宜而互發。西方人自古即以商立國，功利觀念充塞胸中，有功利無道義，影響及其學術，乃至於政事。自希臘人已然。衍進迄於今，人生唯多刺激多問題。一切學術思想，乃為消弭刺激解決問題，特富功利性。上引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志，略與相似。與曾點之意則大相背。換言之，亦可謂中國學術思想重情感，而西方則重理智。中國人乃本於其情感而生理智，西方則必排除情感乃見理智。 中國人非無刺激無問題，主要皆從內心情感來。西方人之刺激與問題，則主要多在外面物質對峙之形勢上。故中國人言學，主要曰孝弟忠信。而西方人則曰富曰強。一重內情，一重外力，相互間大不同。 諸葛孔明教其子曰：「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方其高臥隆中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可謂澹泊寧靜之至矣。劉先主三顧之於草廬之中，遂許以馳驅，及輔劉後主，乃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諸葛一生，皆由劉先主友情刺激所生動。 徐庶母被拘於曹操，徐庶告劉先主，本欲與君同事者乃此心，今此心已亂，請辭君別，遂去曹操營。終其生，乃再不見徐庶之一言與一行。如諸葛亮與徐庶之故事，大可發明孔子吾與點也之用心。倘諸葛亮徐庶專以討伐曹操為其出仕用世之大業，則絕不如今傳之諸葛亮與徐庶。 南宋岳飛，其母以「盡忠報國」四字刺其背，飛父子同死風波亭獄中。宋高宗所以一意信從秦檜謀和，乃為受金人威脅，將放縱欽宗南返，使其不得安於帝位。即岳飛死，國人莫不以為冤，高宗乃悔悟，讓位於其子孝宗。故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即修其心。諸葛亮、徐庶、岳飛三人，事業皆無成，而此三人之心，則長在後世人心中。人心有清有和，如伯夷、柳下惠，豈必以伊尹之任為心。中國文化傳統之傑出於其他民族之上者乃在此，五千年來之永為一民族國家之長存而日大者亦在此。此之謂道義心，非功利心。 若為功利心，企業家贏利，勞工即集體罷工求增薪。企業家歇業，諸勞工亦失業，則豈不以罷工求歇業。美國首先以核子武器戰勝日本，今日乃受蘇維埃核子武器之威脅。故富更富，強更強，吾道一以貫之，爭富爭強無止境，乃至無一日之安寧。以前然，以後當無不然。 今之日本，最為舉世一富國，其要在於經商，出口勝於入口。然使舉世經濟不景氣，入口皆減，日本之出口豈能獨增。蘇維埃以核子武器凌逼群敵，然使群敵盡屈服，核子武器亦無所用，又何以長此稱強。羅馬帝國征服四鄰，而帝國亦隨即崩潰。富者即敗於其富，強者即敗於其強。往跡昭然，豈不足戒。 今再約略言之，道義可從貧弱中轉富強，功利轉可從富強中轉貧弱。中西史跡昭然，不煩縷舉。不幸西方歷代學術思想多具功利觀而不悟。姑舉宗教一項為例。耶穌一日講道，聽者告以其母其姊亦來聽。耶穌謂，孰為吾母，孰為吾姊。女老者皆吾母，女長者皆吾姊。耶穌自稱乃上帝獨生子，則耶穌本不認己有父，此又不認己有母與姊。上帝教義本出猶太人，謂猶太人當有上帝相救。耶穌則謂上帝不獨救猶太人，乃當救一世人。是則耶穌心中，不僅無家人特出，並又無其同族猶太人特出。耶穌心中，舉世人盡皆一罪惡，信教得救，乃有世界末日。則其視舉世人，亦有如其他猶太商人之視一切財貨諸物，其無人與人之一番情感可知。故信耶教，崇拜上帝，僅求登天堂，仍是一種功利觀。不如中國人，從尊天觀念中生出一種人與人相處之道義觀，而達於舉世之治平。西方大學，最先即從教會來，則西方知識界之不重人生道義亦可知。 余有一美國友人盧定，本北歐瑞典人，移居美國，曾為耶魯大學歷史系主任，喜治非洲史，不直西方帝國主義。在香港酒席上告余，彼欲為一書，專寫世界人類一切罪惡禍害，皆從人群社會中知識分子來。余告以中國殊不然，一切人類相處相安之治平大道，皆由學者發明提倡。尤其如儒家孔孟，更為特出。如西方史實，可如彼意著一書，特不當舉以概中國。中西文化不同，主要正在此。而當前國內學術界則多主張西化，亦正如盧定所譏，多足以增禍亂，非可以期治平。青年從中學生起，其心中已不知積有若干刺激，若干問題。絕不問自己當如何對人，唯求他人當如何對我。亦知求知己，能賞自己長處。但不問如何親近人，只求如何對付人。人生如陷群圍中，只求自由平等獨立，而無中國人積古相傳家國天下父母、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五倫觀念。如此處世，自無道義可言，只有功利可商。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此猶今人之言人文物質。中國重人文，西方重物質。中國人之視物，甚至亦尊之親之同於人，故曰「衣冠文物」。衣冠亦物亦文。人為萬物之靈，而禽獸中亦有麟鳳龜龍四靈。詩與易涉及物者何限，西狩獲麟，孔子乃以作春秋。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都邑山川，古蹟名勝，天時地利人和，非有物，又何以成家國天下。大學言「格物致知」，橫渠西銘言「民胞物與」。文質彬彬，乃人群和合大道，故曰然後君子。近人或譏中國為多神教，其實盈宇宙一自然，即一大神體。人文仍在自然中，宜其多神。豈如西方只上帝一神，凱撒事凱撒管，上帝棄置不管，則宜其禍亂相乘，而末日之終必降臨矣。 西方之重物輕人，商場戰場皆可見。英人之Civilization，德人之Culture，皆從物質方面言。最近發明之電腦機器人，豈不皆是物。故中國人對物皆論品，西方則論量。甚至治平大道，選舉會議，亦論量重多數。中國則善鈞始從眾。如是則西方文化其重物精神，豈不仍上同於皇古原始野蠻人。而中國則為文化傳統最悠久一史國，孔子之言可謂信而有徵。 然則此下人類如何轉移重點，能在人文方面著眼用力，其道則甚簡。首當重人情，知率性之為道，知自然與人文之和合而無間。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加重人情，減輕物慾，則庶乎近之。 （二） 孔子言用行舍藏，儒家為學重在人群相處之治平大道，故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仕學兼營，乃有出處辭受進退之禮。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人文治平大道皆屬文，如言夫子之文章。孔門四科最終為文學，治軍、理財、外交、內政一切諸端皆屬之。舍而藏，則稱文學。師弟子相傳如一家，可以永世不絕。戰國時代稱為家言。今稱西方學者為專家，有行無藏，不待用於政治，與中國之家言大不同。如哲學，本其一人思想著書立說，即以行世。亞里斯多德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其師柏拉圖早亦著書立說行世，亞里斯多德承之，亦如其師。哲學非政治，故僅言真理。倘亦一守師說，依樣葫蘆，則不自成家。故西方專家之學，正如西方父子分財，各成一小家庭。非如中國大家庭制，子孫對其父祖以述以尊，世世相傳，始謂成家。故中國貴守舊，西方貴開新，此為中西雙方學術上一大異。 中國人之道，貴在用世。時代不同，則道亦有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故學道貴能用世，非為世用，故曰君子不器。孔子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不行則藏，所藏乃其道。不用吾道，乃為舍我。西方人重才藝不重道，才藝乃方法技巧，僅求供人用，最要如科學。不適用不時髦，則為不成學。中國長生家言，實亦如西方之科學。但他人不信，己可獨守獨行。西方文學如小說劇本，乃亦如商品，必討他人歡。不時髦則廢棄，非可藏。中國文學則必藏有作者之生命與個性，故亦可謂以文學作品藏其己。如屈原離騷即是。宋玉則僅慕效其師之為文，非有藏，故不如其師之成家。揚雄早年為辭賦，晚而悔之，曰「壯夫不為」。乃為易傳法言，始有己可藏。故曰：「後世復有揚子云，必好之矣。」柳宗元雖不倡言如韓愈之願為人師，但其為文亦有藏，與韓無大異。其他中國文學，上乘名作皆有所藏。 今言哲學思想，儒有用行舍藏之兩端，墨家偏於用，故曰「非禹之道不足以為墨」。禹治洪水，十三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腓無胈，脛無毛。墨則視人之父若其父，用世之心太過偏切，非盡人所堪。道家則唯主藏。楚聘莊周為相，莊周辭以願為塗中曳尾之龜，其不求用世有如此。老子則並其人之詳而不知。易傳中庸以道家言加入儒學，亦並其作者而不知。故此下中國傳統，乃儒道兼融，儒為主而道輔之。 東漢如嚴子陵，垂釣富春江，其人應屬儒，而大似道。三國諸葛亮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其人亦儒而道。西方之學非深本於人性，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所思所論，皆在其一身生命之外。讀其書，非可得其人。全部西洋史，一切科學文學皆然。即如宗教，亦可謂耶穌信己為上帝獨生子，實與耶穌之己無關，道在其父上帝，不在己。與中國人之言孝道，道即在子，大不同。並尚不如中國墨子，視人之父若其父，而孝道則仍在己。故非上十字架，即無以見耶穌精神。西方人重客觀，全部西方史一切人事，皆依著於身外之物質上。即己身亦一物質。亦可謂有物無人。故其人生，乃有變無常，有行無藏。 中國社會之士精神，隨時有進退。最墮落，在晚唐及五代十國時期。宋代士道復興，已在開國後五六十年間。清代人著宋元學案，濂溪學案前諸人皆是。最先胡安定，次孫泰山，次范希文，而實當以希文為最要。范希文生已在宋開國後三十年，父早死，母再嫁，後父朱姓，希文年長複姓范，讀書蘇北長白山一僧寺中，斷齏畫粥，晨去暮歸。考試得秀才，即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語見於嚴子陵祠堂記。是希文初未意獲仕進，而已志在天下，亦可謂如伊尹之任。及其任宰輔，兩子僅一袍，不得同出外。又創設義莊制，使同族中孤兒寡婦皆得育養。千年來此制遍行全中國，實為中國農業社會一共產制度，影響之大莫與比。 又有胡瑗讀書泰山棲真觀道院，在蘇湖創辦書院，其事已詳於他著，此不贅。與希文兩人，一仕一不仕。清儒為學案，首胡瑗及孫復，次乃及希文。實則希文長孫復三歲，胡瑗四歲，因看重隱退講學者更過於出仕從政者之上，故如此。其實就當時情況論，則希文之貢獻與影響，不亞於胡瑗。此下如司馬光隱退十九年著資治通鑑，其對後世之貢獻影響，又遠勝於王安石之為相行新政。但其時貢獻影響後世更大者，則莫如周濂溪，為一小縣令，而著通書太極圖說一小篇，又與二程兄弟短短作兩夕之談。此見用行舍藏，各適其時，相互間實無輕重高下之分，不必只以舍而藏者為高，以用而行者為下。亦不必以用而行者為幸，舍而藏者為不幸。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道之流通，不須斤斤計較於其間。 唯如最近世之新會梁啓超，不幸而幼年即從師於康有為，名滿朝野，未及六十而死。其晚年實迭有契悟。其為國風報，實已遠勝於其先之為新民叢報。初僅知有新民，次乃知有國風。其在抗袁運動中，又能知晚清曾國藩之足可師承處。其後又知在野為師，自稱二十年不再有意於出仕，此則亦近於知舍之則藏之一途矣。其在南京講演，有提倡中國崇尚禮治之說。及其為歐洲戰役史論又歐遊心影錄兩書，與其幼年之醉心歐化者大異。又能發老子不出孔子前之論，乃中國學術思想史一創古未有之大發明。唯其最後為近三百年學術史，則仍未脫早年從師康氏之影響，此誠大可惋惜之事。但其為歐遊心影錄，則足可證明其思想之已有變。而惜其不壽，未能更有所深入。 以梁氏如是不世出之奇才，而惜其幼年從師康氏。此如韓非、李斯，亦誤從師於荀卿。使顏淵不得孔子為師，則不知其成就當如何。師道之可尊乃在此。故千古人才，其性則賦於天，而其才則成於師。師道之可貴乃如此。然而即就梁氏之一生，已足開示吾人以無窮之契悟，則在吾人之善自反躬以求。如梁氏，其對當身則貢獻小，而損折實大。近百年來之新風氣新潮流，災禍未知所終極者，則梁氏之影響實更大更廣於康氏，此則誠近代史上一大堪惋惜嗟嘆之事。 故中國社會之重士重在道，不重其為器。在能用世，不在其用於世。故曰「君子不器」，又曰「大器晚成」。此則其能藏終貴於其能行。其行於當身，終不如其更能行於後世。此則已成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常識。所謂實至而名歸，蓋棺而論定，其中皆有精義，所當深究。 （三） 中國人常才德連言，猶其道器連言。德屬形而上，才則形而下。德則相和通，才則相分別。德則藏之內，才則顯之外。德為心對心，才則物對物。故尚道義則必言德，尚功利必言才。中西文化相異正在此。 余嘗謂西方人重事，中國人重人。實則重事即重其才，重人乃重其德。如堯、舜、禹之世，禹為治水長才，但使無堯舜，禹何得自竭其才。禹亦非無德，其子啟方生呱呱，禹三過家門而不入。又其父殛於羽山，禹豈不孝不慈一意以功業自顯之人。則其為德之厚，亦誠難言之矣。非有此德，亦無以自竭其才。而中國人志在尊德性，乃並薄功業而不談。故多言尊堯舜，少言尊禹。 叔孫豹三不朽，立德在立功、立言之上，此為中國古人一絕大見識，並世其他民族莫能逮。孔門四子言志，子路志在治軍，冉有志在理才，公西華志在外交，皆分別專門之才。獨曾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無志事功，乃見其德，而孔子與之。孔門四科，德行為先，言語政事文學為副，此皆尚德次才之意。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即須才，而為己則見為德。自此以下，凡有為有跡可見，皆歸入於才。而無為無跡可見，乃歸本其德。諸葛亮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是矣。而後世猶必以管寧為三國第一人才，則中國人重德輕才之證，由此可見矣。 孔子問子貢「汝與回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正才與德之辨。聞一知二，乃其才。聞一知十，則其德。孔子自謂雖百世可知，乃即孔子之德。德在內，天之生人百世皆然。得之己，則百世可知矣。聞一知二，則對物之才。如知前則知後，知東則知西，能知成斯知敗，能知直斯知曲。子貢在孔門，乃以才勝。而顏淵則以德勝。觀於此章「回賜孰愈」之論，誠子貢評論人物方人之至言矣。今人則方震於西方人之才，又何以衡量測度中國人之德，則宜其讀古書而全不知其所云矣。孔子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不為己尚德，則又何所信而述。信則當知反己以求。信即信其己，斯能信及人而有述。今人果知反之己，又認為要不得，必求變。則試問天之生我，又豈如今西方電腦之類之所能變。故古之學者為己，亦貴其能自信於己而不變。孔子之當其世而不變，宜亦於此求之。孔子又謂子貢亦器，但唯為瑚璉宗廟之器，非家常日用之器。又謂其不受命，義旨誠深矣。倘今人亦知畏天知命，則亦何有核子武器之發現。 當年美國兩度投原子彈於日本，可以預知美日戰事之勝敗。但何能知四十年後之美、日，又何能知更四十年後之世界。則所謂聞一以知十者，豈今日自然科學之所謂知者之所能及。今日全世界方群驚於為西方自然科學之知，乃至舉世人盡不知世界明日之究將為如何之世界。則孔子之所謂雖百世可知，豈非乃大愚欺人之妄言。 今再進一步言之。才實為一應付，而德則為一領導。事之來，必有才以資應付。事既過去，人生仍當向前。但外面事來則甚複雜，故才必分門別類，各尚專門，不相會合。西方人自古希臘起，即重才不重德。即如哲學文學，以至宗教，實亦皆重才不重德。故人生必分別相爭，而不能和合成群，直至於今依然。中國人尚德，乃以一和通合一之性之才能來領導人，得於不知不覺中不斷進步，乃有今日。故平天下觀念，唯中國人有之。其他民族能事止於治國，而平天下則無其意想，其本亦在此。故中國人重視政治人物，重視帝王地位，而豈得以西方君主專制四字妄自菲薄。 舉世人不忘禹往年之大德，而求有以報之，此亦子夏之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可以見中國國民性之厚德於一斑。而又豈權力一語所得羼列其中。是則不明人心，不尊古人之德，又烏足以談前古之史事。即湯之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亦何嘗不見當時中國國民性之厚德。今人必以秦代以後兩千年為中國一帝王專制政治，亦見近代國人之德薄，不足以繼承往古之傳統。 法國人重拿破崙之事功，而忘其為人。凱旋門之雄峙於巴黎，斯即見東西方人心理之相異。倘以倫敦西敏寺較之法國凱旋門，亦見英國國民性，尚較厚於法國。而英、法兩國在近代西方史上之成績，亦據可見矣。 然則當今之世，欲躋一世於太平，得免武力兵火之爭，得免貧富有無之爭，而相和相安，以度此一世，其大本亦當建基於中國傳統無為與為己尚德之學。改國民教育為普通教育，或人本教育，則使世人盡有志於為一人，不止為一國民，不止為一民族分子。必有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之觀念，則庶乎近之。此則希有德者能暢發其大義，以待世人之共信，其庶或有福於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