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三八 道德與權力
今人競言自由平等與獨立，其實人生是多方面的。若各別分開，則千端萬緒。但其在人生總體上之意義與價值，則總不能說平等。
專就人身生活言，五官、四肢、百骸、七竅，各有其作用。目司視，重對色。耳司聽，重對聲。但各在全身生活上始有其意義與價值。視生活發展而有繪畫，聽生活發展而有音樂，繪畫音樂則成為藝術人生。但藝術人生不全憑耳目，亦僅只是人生總體中之一部分。其所有之意義與價值，須憑其在總體人生中之意義與價值而定。獨立分離，則其意義與價值便不見。
手能持，足能行，其在人身總體生活中，亦各占地位。手足殘廢，使日常生活不健全，但其人仍有一整體生命。耳目功能較近心，其在生活上之地位高，手足不能與相比。故手足殘廢，不如耳聾目盲之更多損失更可憐憫。
近人盡說平等，又盡想出人頭地，分別人生各部分活動作比賽，如種種運動會。但就人生理想言，應可說有藝術人生，卻不能說有運動人生。西方有藝術家運動家，運動與藝術，似乎成為一種分別觀。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乃亦隨而變。
運動會比賽，在爭勝敗優劣。競爭群情所喜，但出席運動會者，則只少數，多數人環而觀之。少數中得勝，已成出人頭地。萬眾歡呼，在得勝者之心理上更感滿足。但就其人之全人生論，其意義與價值究何在？逢場作戲，偶一為之，亦非不可。今乃成為人生一目標，一專業。方幼年時，即全部精力加以訓練演習。但過三十四十，即須退出運動場，尚有下半生又將奈何。其回顧前半生，則如一夢。若以獲取獎金，換來下半生溫飽，則其前半生，亦僅是一手段，或似一貨品，不得謂是真人生。
人生相處，理當相親相敬。作一拳王，或可致人於死地，則更要不得。黃金與頭銜，名利當非人生之所求，此一義，今人又誰知之。
最近有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乃引起美、蘇等國之國際衝突。許多運動員競起反對，謂政治不當干預運動。是猶不啻謂運動人生可以超出政治人生，而有其獨立之地位。但每一運動員，亦必兼具一國籍。近代人群爭自由，但尚未有一無國籍之運動員。個人自由，不當侵犯他人之自由。而在大群中，則必有其不自由處。至於個人內部自起衝突，則又何以完成其個人。
個人主義乃起於西方之商業社會，所爭有其共同目標，一曰財，一曰權，為富為貴。財利不平等，乃轉而爭權力之平等。爭則必有勝負，而勝者終屬少數。多數不得意，乃另求發泄，如運動會之花樣，層出不窮，即其一例。但此種發泄，反以提高其求爭求勝之心情。發泄亦即是一成長，非解消。求爭求勝之心愈趨強烈，禍亂迭起，乃使人生共向於無意義無價值之途徑而邁進。當前世局之可憂，其本源即在此。
人生絕不是個人的，而有其總體，即群。亦如五官、四肢、百骸、七竅，同屬一身。夫婦、父母、子女，同屬一家。列國則同在一世界一天下。各有其地位，即各有其意義與價值，總體相通，即決不能各自獨立平等與自由。故個人在群體中，一如水滴之在川流，亦如各細胞之同在一身，各有作用，各不可少。而其意義與價值，則在全身，不在各細胞上。
家為群中之小者。夫婦和合，百年偕老。有子女，有孫曾，可以遞傳而不絕。一家之內則人人平等，又各有其獨立與自由。如父為慈父，子為孝子，就人之內在德性言，豈不各自自由平等獨立。故曰妻者齊也，又曰齊家，夫婦平等，一家之人亦相聚平等。若子女不孝，父母不慈，則其家散。夫婦亦必相愛敬，其相互間之自由獨立有限，否則即不成家。故一家生活在和不在爭。
家為小群，國則大群，乃有政府。中央地方，文武百官，各有職司，猶身之有耳目口鼻，亦同稱為官。職司有大小，地位有高低，然同屬一政府，於不平等中仍屬平等。但不得各自獨立自由。生命乃一自然，目視耳聽，中國人謂之自然之性。性乃一大生命，身之視聽乃生命中分別一功能。人身乃一自然生命，其有群，則成為一人文生命。人之在群，各有職司，共為一體。此由人之性，即人之德，故又合稱德性。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人群大道，必本於各己之德。老子則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不先有人性之孝，何來有六親之和。不有忠，何來有國家之平治而不昏不亂。老子重自然輕人文，意態偏激，終不如孔子所言之中正。
西方重個人主義，昌言人權，謂由人權結合乃有群。故家有母權父權之別，國有神權君權民權之別。盧梭民約論謂人之有權，乃由天賦。由人群授權於君，乃有君權。則君權不得凌駕於人權之上。西方人尚權。中國人尚德。權必爭之外，德則修之內。此乃中西文化精神之大不同處。
言人權，則家與國乃人生外在一組織，即不啻對人生一束縛。自由與束縛爭，乃尚法。然法由何來，故西方政治必爭立法權。而其權又必在多數，不在少數。民主政治之大經大法乃如此。君民結合，有法有爭，夫婦亦然。爭法爭權，則一家蕩然。國際間乃無法而必出於爭，則天下蕩然矣。自由平等獨立，乃相爭一口號，而人道亦蕩然矣。
中國人稱「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地生人，有其性，有其德，則自能有群。有群則必有君，君者群也。人之有群有君，人文大道亦由自然來。君在政府中，亦一位一職。此下尚有多位多職，則政府亦一群。故家國同是群，忠孝同是德。德由天生，亦須人為。而人為必合於天道，此為中國人理想。
人性非無爭，主要則在和。和之意義與價值則更大。如人之一身，相互間亦有爭，而必以和為主。家國天下皆然，而每一人為之中心。故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修身乃修其德性，使和而不爭。所謂政治，政正也，治則平也。何以能正而平，則在明德以親民。故齊家為政均尚德。天德王道，不言權利。王霸之分，即尚德尚力之分。人同此德，故能使人心悅而誠服。力則必出於相爭。孔子曰：「君子群而不黨。」又曰：「君子無所爭。」西方民權政治必結黨以爭。不待修身，亦不重道德。唯黨爭之上必有法。中國則道以待君子，刑法治小人。此又中西之相異。
人群大道，非限於政治一項。中國傳統政治，選賢與能，廣羅社會人才，以組成此政府。而人才賢能則必待教育。故道尤重於君，君道之上又有師道，為君者亦必有師。孔子為至聖先師，中國歷代帝皇莫不知尊孔子。君道行於政，師道則行於天下之大群。中國人言天下，猶在國之上。故道統必尊於治統，而師道則絕不尚權力。
西方人又謂知識即權力。中國則師以傳道，非以傳知識。道亦須知，而知識非即道。西方人憑知識向外求真理，中國人則內求之德性以明道。孟子告曹交，歸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堯舜先得吾心之同然」，則道在人心。中國人言道德若先天，西方人言知識則在後天。孔子之言道，有非人人之所知，但亦以先得人人之同然。故中國人言學，先德後知。西方人則知識為重，德性乃所不言。
人性亦喜自我表現，又喜高出人上。中國人教人表現高出人上者，亦在其德性，不在其知識。知識而違於德性，則亦同為小人。德性人所同有，知識則可獨出。故德性乃平等，可自由，可獨立。知識不平等，乃成為一權力。中國人只爭在己之德性上，不爭外在之權力，乃以成其和。
德性尤必見於群，如仁義忠信皆是，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必遠離於權力財富舉世所爭之外乃能然。伯夷餓於首陽之山，而獲萬世之同情。孔子稱伯夷為仁人，乃言其德性，非言其事業。其身獨立於一世之外，而其心仍常存於萬世之所同然，中國人稱其人曰聖。西方則人世間無此等人之存在。
中國人重德性，亦可謂乃是另一種個人主義。德性天賦，此為大同。但亦因時因地而人各異。故子路、顏淵不能盡同於孔子，禽滑釐不能盡同於墨子，老子更不能盡同於莊子。故德性雖平等，可自由，而必有其獨立性。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乃求獨立以自成其一己。又曰：「為仁由己。」則己之處大群，求能為一君子，即多得與人相同處。又曰：「富不可求」，富則必求異於人以見。故德性乃為至廣大至悠久之個人主義，而爭財富爭權力則為短暫狹小之個人主義。近代人務求之外面之財富權力，乃愈見己之不獨立不平等不自由。盡力以爭，所爭仍在外。真所謂道在邇而求之遠，南轅而北轍，其終將何所達而止。此以成當前之悲局。但反而求之，道固猶在，則亦無足悲觀。
孔子常仁智並言。後儒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後起陰陽家乃以五常配五行。人生原始當先有仁，人生演進乃繼有智。是仁在先智在後，有仁乃有智，不仁則智又何途之用。今大體言之，中國人尚仁，西方人尚智。故中國人重道義行為人物，西方人重物質功利事業。中國史聖賢迭起，輝煌照耀。「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其文化乃仁者之靜而壽。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如山巍然，屹立常在，萬物滋生，蘊藏無窮，而山則仍然是一山。西方史如水流前進，「逝者如斯」。後浪推前浪，僅見波濤洶湧，而涓滴若無預。事業則愈變而愈新，功利則日擴而日大，其文化傳統或可謂乃智者之動而樂。事業變，人物乃無足追憶。求其舉世共尊，千古常在，則唯耶穌一人。但耶穌乃猶太人。抑且耶穌之見尊乃因其在天國，不在塵世。西方人物多以事業傳，如哥侖布橫渡大西洋，其平日為人，則無可稱述。莎士比亞創為樂府，其人有無，尚難尋究。其他率類似。要之，重事不重人，即重功利不重德性。中國如大禹，治水乃其功業，其子方呱呱，三過其門而不入，乃其德性，功業無可詳述，而其德性之一端，乃千古傳誦不絕。又如關羽、岳飛，事業則失敗，其品德則尊為聖。近代國人乃謂中國崇拜失敗英雄。不知事業失敗，乃其德性之完成。文天祥、史可法同然。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則曰「捨身取義」。所取所成為仁義，所舍所棄則屬其人之生命。中國人之教人有如此。
又如三國時曹操，政治武功之成就外，文學亦卓越。然後人則崇拜諸葛亮，不崇拜曹操。同時又有管寧，並無事業，而後人崇拜，或有尤超諸葛亮之上者。至如吳泰伯虞仲，伯夷、叔齊兄弟，則更不待言。中國女性，劉向列女傳以下，歷代正史所載，難以數計。皆無事業，而以德性見尊。故中國人生，宜可以壽稱。一人之生，可傳數千年，常在他人心頭口頭，筆下歌下，追憶不輟，稱道無窮，豈不可謂之壽。即讀百家姓家譜亦可見。若論樂，則壽即是樂。女性如孟母，歐陽修母，乃及其他節烈，就其景況言，豈不悲多樂少。然就其心情言，則仍是一樂。人不堪其憂，回亦不改其樂，此等處皆似之。中國人之樂，樂在其德性，不在其事業。周濂溪教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皆不在飲食起居生活上，亦不在事業上，而在其德性上。近人謂西方文學重悲劇，實則西方人僅在生活上尋樂，而悲劇則涉及德性，乃以補西方人生之不足，故西方人重之。在中國則偏重德性人生，全部歷史人物，幾乎無不具有悲劇性。唯此種悲哀，乃為真樂至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試問人生到此境界，究竟是悲是樂。當知孔顏樂處，亦正在此等境界中。人生自有其心嚮往之欲罷不能之一境，此即情味無窮，又何必強加分別其為悲為樂。真人生即真樂處，而勤勞操作，自在其中。即尋不到真樂處，而勤勞操作，仍不能免。故曰「民生在勤」，「君子無入不自得」，「小人閒居為不善」，其理亦在此。若謂西方歷史多悲劇性，則中國歷史實多喜劇性。壽即是樂，五千年相傳不輟，生命日繁，非有喜樂何以得此。
中國人尚仁，亦兼重智。西方人尚智，則並不兼重仁。此如高山峙立，外觀無水，內實涵水，不崩不裂，叢樹灌木生焉。而且山靜無爭，水則流動有爭。無堤防，則泛濫橫越。故讀中國史，實覺人生可樂。讀西洋史，則時時有虞有防。孔子歌「梁木其摧，哲人其萎」，可為中國人寫照。耶穌之上十字架，則為西方人寫照。故孔子不言復活，非其悲。耶穌言復活，非其樂。
今日國人爭慕西化，到處尋樂。獨立平等自由，若為人生三大樂處。夫婦和合，何必爭獨立。父慈子孝，何必爭平等。出門則警察林立，讀報則罪案羅列，又何再爭自由。不仁不智，人生樂處又何在。中國人言人倫，言相人偶，言人與人相處，乃不爭獨立平等自由。披閱一部中國史，廣土眾民，相生相長，以有今日，豈非人生一大樂事。其由道德，抑由權力來，幸吾國人其回頭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