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三六 生命與機械
(一)
中國以農立國,以耕稼為業。五穀百蔬,瓜果蟲魚,牛羊雞豚,無日不與生命為伍,亦無日不賴生命以為生。其四圍之生命,即其己之生命所依存。故其與四圍之生命,乃無不親之如家人,愛之如手足。以耕以耘,以撫以育。其視宇宙自然界,乃亦如一生命界。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屬生命皆從天地自然中來。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土之培植,水之滋潤,自然界之護養群生,可謂無微不至。故其仰天俯地,亦如一家四鄰之和睦相依,以共維此生命。
生命時時變,節節變,大體有生長成熟之四階段。方其生,即依其他生命為養。及其熟,則還以養其他之生命。故生命乃一大共體,絕無不賴他生而能成其為生者,亦絕無不以養他生為務者。故有孤生,有群生。一谷一蔬,皆獨有其生命,然無不群集以為生。孤生有熟有成,群生則相繼不絕。百畝之田,以養五口之家。生命成熟,即以奉養其他生命。而其孤生又必傳種再生,以達於無窮。人生亦如此,方其初生,及其既老,己不能自生,必賴他養以生。方其壯,則以己生養他生。不僅其居家侍奉父母有孝,撫育子女有慈,即其日常辛勞,操耒耜以耕作,其視田中禾麥,亦不啻如家人。人之養五穀豈不亦如五穀之養人。則不僅一家一國民族為群生,人之與禽獸草木同此天地同此會合而相聚,亦不啻相互為群生。此生命乃為一大總體。孤生有死,群生則傳,世代綿延,日益擴大。孤生之死,只是此大生命中一小變化。此為耕稼人民共有一宇宙觀,共有一人生觀,即成其共有之生命觀。雖不明顯共有此觀念,實則潛藏有此共同一意想,即其民族生命之悠久演進而可知。
西方古希臘,乃一工商社會之都市生活。農業非其大群生活主要所賴,故郊野農民僅為農奴。工業與農耕不同,對象多屬無生物,富機械性,缺生命性。一斧一鑿,一尺一繩,一切物皆成材料,由我意向,經我製造,以供使用與玩賞。製造既成,乃由商人外出販賣,以其利潤供生活。故工商亦非一體,一賣方,一買方,雙方性質不同。賣方先逆探買方之意向,投其所好,然後有條件的出賣。故交易非友誼,乃不啻為有敵意,但可和平解決,不必以兵戎攘奪,如是而已。故交易雙方雖各得所欲,而相互間無感激無懷念。故工商社會之與外界接觸,雖較農耕社會為廣大,而其心意間,則終存一種封閉感孤獨感。大都市人群相聚,亦不存有一種和通感親睦感。有孤生,無群生,與農村社會絕不同。
農業社會中之工業,為農業之副。最要如絲織,其侍奉蠶蛹,蒔桑采葉,待其產卵,照顧周詳,辛勤勞瘁,乃有過其侍奉己生者。故農桑並稱,其奉他生以還養己生,體貼周至,情意相似。又如陶業,燒土為窯,對象為無生物,與農桑若不同。然辨土性,則仍同其對有生物。人生出於自然,自然亦儼若一大生命。故陶業非如機械性之製造,亦可謂乃富生命意味,故其供日常應用,愈悠久,而愈生親切感。其販賣,亦與其他商品販賣意義有不同。
農人鑿井,為桔槔以取水,莊周道家乃謂其具機心,將有害於自然與生命。此一層,討論人類文化演進,不當不深辨。機心起於功利觀。自然醞釀出生命,生命依順乎自然,非由功利觀主使。中國人不言功利,而言道義,乃一本之自然與生命,而功利亦不能外於道義而自立。此為中國人文演進一重要原則。
中國商業起源亦甚早。然日中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與西方之城市交易大不同。故商為農工之附屬,與農工之附屬於商,其意義亦大不同。不同深處,乃在人之心理上,在其對人對物之觀念上。生命有其全體一貫性。其過程中,亦有種種變。必會合部分之變,從其全生命看,始得生命之真意義與真價值。若劃分全生命為各部分,各自切斷,單從每一部分之變分別來看,必失其生命真實內容之意義與價值。如植物,先有根苗,然後有干枝花果。故根苗在植物生命中,有大意義大價值。又如青蛙,初生為蝌蚪,僅為青蛙初生期之一變,非有獨立性。苟使不長成為青蛙,亦非可有蝌蚪之生命。
人類生命有一絕大冒險期,即其嬰孩與幼童期,遂使其此下之成年期有更大可能之變化。人文界可以卓然獨出於自然界,而與其他生物大相異,以自臻一妙境,正為其有一較長之嬰孩幼童期。故嬰孩幼童期之在人生全過程中,乃有其至高無上之意義與價值。亦莊老道家所謂無用之用。
孔子乃中國之至聖先師,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乃一學者生命,其生命即學問,學問即生命。其言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此乃自述其學問生命之進程。可謂自自然生命中創造出一最高理想之人文生命來。十五志學,即志於道。三十到五十,則修道。五十以下,則行道。孔子之道即孔子之學,孔子之學即孔子之全生命。而孔子之生命與其道與其學,皆自十五志學之一念來。第二第三階段,整個學問生命,由志於學以達於從心所欲不逾矩,融貫為一。孔子生命可謂乃一最自然之生命,可為人人生命作模範,其可貴乃在此。至於嬰孩幼童期,乃人類由自然進入人文一最先階段,孔子亦不例外,但孔子未詳言,今亦難作深論。
就一般言,人生嬰孩幼童期,苟無家庭,早投入自然環境中,向外奮鬥,早長成了許多應付自然的機智技巧,則人類亦將如其他動物一般,所謂習與性成,此下的一切即常困在此積習上,不能更有進步。唯其人類有此較為隔離自然環境之一段預備時期,遂為人文演進增加了種種可能性。
幼年如此,晚年又然。人到耄老,亦得有一人文環境,善加護視,使可遠離種種掙扎。至少在其心理上,可得一分恬淡安泰,自在不煩,少生憂傷。此一心理之在大群人文中,有益無損。抑且大群人文之獲有大啟發大進步,實多從老年人來。果使老年入困境,生命無安全感,則無此影響可生。抑且未臻老年,其心已變,其影響人文界有損無益。故幼年老年,乃人生中無用而有大用之兩時期。孔子言:「少者懷之,老者安之。」人之全體生命中,必求其幼有懷而老有安,乃可使其中年生命有一正當之展拓。此為中國人在人生全體過程之各階段中,各有其穩妥安排之大理想所在。
人之生命不僅當通曆其全體,又當融入於總體。個人生命有其全體性,而群體生活乃有其總體性。既不當從總體生命中單獨抽出個人生命來作考慮,亦不當從總體生命中抹殺個人生命來做安排。必面面顧到其生命之全體與總體,乃可使人類生命有一廣大高明之理想演進。
人生在嬰孩幼童期,則總體生命主要在家庭。及其成年,男婚女嫁,結為夫婦,中國人稱之為人倫之始。人生必有倫,人倫即人之總體生命之所由以表現。自夫婦而有父母子女,此為每一人生命總體之擴大。人類又必由家而有群有國,於是而有君臣朋友,此為總體生命之更擴大。由是而有天下,乃始為人類生命總體之大全。更由是而有古往今來之延續,於是此總體生命乃傳達於無窮。故中國人言人生,乃由修身齊家而達於治國平天下,使人生總體生命獲得一好安排。而其基本則仍在人之個體生命上,故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西方人則並不顧及生命之總全體,而單獨抽出其個體小生命,有所謂個人主義之提倡。迄於近代,又有社會主義之產生,其對生命,擴大觀點達於世界性,而及於生命之總體,但又抹殺了生命之個體。此皆違失了人類生命之自然性,無異生命之自殺。又在個體生命之全過程中,就其各階段而一一為之切斷分離,各視為一獨立性,此亦不啻乃一種生命之自殺。
男女戀愛,異性求偶,此亦生命過程中一應有之事,在全生命中有其意義與價值。若抽離為一獨立事項,則必失去其意義與價值,或將損害其生命之全過程。異性相戀之情感,實本自然。如飢思食,渴思飲,寒思衣,倦思睡,皆其生命對外在物質之需求,中國人謂之欲。人對人,則謂情。生命中有此情,乃求配偶。非為求配偶乃生情。中國人觀念,情由性來,但非凡情即性。婚嫁本於人之性,非可謂一本於人之情。換言之,婚嫁乃生命中一大事,而戀愛則不然。食衣睡眠皆當有一適可之限度,欲如是,情亦然。夫婦和好,有禮有法,而情更加深。故夫婦之情實非男女戀愛可比,此乃由自然進入人文一大關鍵。中國人以夫婦為人倫之始即此義。西方人重視男女戀愛勝過於夫婦結合,重欲勝於重情,更甚於重禮,亦中西文化一大相歧。
西方又言戀愛自由。飢思食、渴思飲,乃生命要求,非自由。能解饑渴即可,寧必嚴擇對象。戀愛亦有限,非盡得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於對象,亦有一番客觀挑選,豈即違反於人性。西方文學過分渲染戀愛若神聖,今則自由離婚日增,一結一離,內心之激盪轉變,所影響於其生命之全過程者,難以想像估計。其他則更何言。
生命過程中有戀愛,又有鬥爭。動物禽獸皆然。人文社會則婚姻求安定,戰爭求消失。中國人言止戈為武。言其感情,戀愛屬喜,戰爭屬怒,而中國人則哀樂尤在喜怒之上。力戒怒,慎言喜。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但又言哀兵必勝,故在人文生活中,哀遠勝於怒。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則樂又遠勝於喜。喜怒無常,最要不得。中國人分別喜怒哀樂之高下深淺,莫非有當於全體生命之意義與價值。西方人似對生命深處有所疏隔,事事物物僅重外面。哲學家探討人生真理,專尚理智客觀,摒棄感情,一若其與真理為敵。而文學家又特好言感情,又偏重喜怒,皆觸景而生。事過境遷,喜怒無常。哀與樂則深著而常存。
中國人之生命觀,大之為通天人,近之為合內外,故其宇宙觀亦為有機的。大自然乃一生命之大總體,此體即是生命一神靈,亦有其德性。人生即從此生命之大總體而出現,又歸入此大總體而長存。故在中國,只言天不言上帝,而地則可以配天。長宙廣宇中有天地,一陰一陽亦如自然之與人生,又如人生之有男女夫婦。死後靈魂,亦歸入總體化,天地即人類生命一大靈魂。故在中國文化中,無宗教,無上帝與天堂。
西方人必於自然與生命作分別觀。其視自然,則幾如一大結構、大組織、大機械。宇宙則為一非生命的、無機的。故西方有宗教,信有一上帝,在主宰管理此世界。無機中有一神。唯物論與有神論並存相濟。若此宇宙唯物無神,則此億萬種生命又將如何安排。生命亦是一自然,但究與無生物不同。西方哲學有唯心論,亦有唯物論。唯宗教則心物雖有別,仍同在一世界。科學則專注意在物質方面作研尋,以求滿足人生之種種欲望。至如達爾文生物學,主從無生物中產生出生命,則生命豈不乃無中生有,又何來有如中國人所謂之性靈。故西方生物學仍是一自然科學,與宗教不同。而與中國人之生物觀亦大不同。
中國亦早有科學,唯中西科學之發展過程亦有不同。如醫學,中國人即常以一有機的生命體視人身。頭顱手足心腹腸胃種種不同,然在同體中各有所司。故言生理病理,皆主言氣。氣即有生命性。其言宇宙亦然。天地萬物全體中一氣運行,即屬有機的,即具生命性。西方人則無此觀念。
對日抗戰時,余在成都,有兩英國農業專家來考察灌縣都江堰水利工程。曾言中國農田施肥都用有機物,如河泥之類,盼加意保留。西方肥料用無機物,久則土質變,有損農作物,今乃知其害。余曾訪之金陵大學農系某教授,彼言西方人言如此,但吾儕仍當采西法。最近有日本京都某教授來台告余,彼退休後築室湖濱,以種植自娛。試用東方舊習,以有機物為農肥,效果甚佳。中國之治病施肥,皆用有機物。此即中國觀念信自然即具生命性一征。而西方科學,則必在自然中儘量發展其非生命之一面。此誠中西文化傳統一大相異處,不得不深加注意。
西方人看人群社會,亦若一無機體,好言自由與組織。人群集居,生命之總體機能即潛伏其中,善為發揮,乃能以安以久。豈如一器物,可專以機械與組織來求其完成。中國社會尚禮,西方社會尚法。禮主利導人性,亦可謂乃有機的。法主防堵人性,屬無機的。西方社會組織皆由法,極權民主皆然。工商企業,教會組織,皆憑法。馬丁·路德之新教亦皆憑其組織,即憑法以爭。故西方社會,不僅商場如戰場,即政治界宗教界亦然。而耶、回兩教中古時期之相爭,乃至今不能平息。佛教具東方性,雖亦有分別,但無組織,無戰爭。人群自可有組織,亦見有力量,但無組織之力量,有時則更遠超於有組織之上。佛教來中國,至唐代禪宗,深入人心,掩脅全國,綿延達於千年之久,然亦非有特殊之組織。棒喝乃是一種機鋒非鬥爭。
即言政治,西方亦重組織,近代政黨即其顯例。中國秦漢以下,全國統一,皇位相承,但非有組織為之支持。細讀中國史,亦何嘗有所謂帝皇專制。中國傳統政治,其大群內部之共同生命性,實遠超於其外在之組織性之上。苟以近代西方之組織與功利觀相繩,則中國上古三代開始,禹之卒,中國人朝向啟而不朝向益,誠為在民權政治之發展進程上一大退步。但此乃出於當時群情之所向,此亦一種民權表示。政治當以民情為本。中國人言民為邦本即此義。
中國傳統唯曰「尚德不尚力」。力須組織與機械,德則是一種自然。中國人常連言德性,性是生命的。生命同,性與德亦同。故曰同德,使人心服,乃是一種無形之力,乃一種有機力。西方哲學不言德,科學研究物理,在力不在德。宗教主原始罪惡論,亦不能有德。故中國人之德性觀,乃為西方人所無。
西方人言知識即權力,但知識只是生命中一項次要工具,非即生命。故知識可分門別類,無整體。由此知識生長出另一知識,故知識有進步。西方人對知識,又分歸納與演繹。歸納則是一組織,演繹則實是一變相之歸納。如言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亦有死。其實蘇格拉底亦有死一語已包涵在人皆有死一語中,故可說是一種變相歸納。中國宋明理學家分別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見聞之知得之外,乃事物性。德性之知發於內,乃生命性,其重要乃遠過於見聞之知。西方人只重見聞,不言德性。柏拉圖榜其門曰,「非通幾何學,勿入吾室」。幾何學乃機械的,無生命的。幾何學中所解答,實皆包涵在定律中,並無新意義生長。孔子曰:「過吾門而不入吾室,我無憾焉者,其唯鄉愿乎。」鄉愿生斯世,為斯世也善,無個性,不重一己之內德,即是不重其一己之生命。知識即見聞,而不能深切貼近於其內在之德性,則於自己生命無關,乃為孔子所不喜。西方人所重之知識,可以日變日新。中國人之知識,則於日變日新之自然過程中,更有一種內在生命日化日成之體性存在。由此形成雙方學術之相異。一重己心之修養,一重外在事物之運用。重外在運用,乃日趨於機械化,而生命則幾近於停息。今日之世局乃如此。
孔子問子貢:「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聞一知二,限在見聞上,知其正面,即可推知其反面,此乃所謂是非之知。如知人,即知其他有生無生諸物之非人。西方人言知識,於邏輯外又有辯證法。邏輯言歸納演繹,辯證法則言正反同異。甲與非甲合為乙,乙與非乙又合為丙。如是求知,則純成為機械的組織的,只見自然面,不見生命面。子貢之聞一知二,與相近似。顏淵之聞一知十,十是全體總體,唯德性之知能之。心與物,自然與生命,會通以為知。亦可謂子貢之聞一知二,其知在量上。顏淵之聞一知十,其知在質上。西方人之功利觀重在量,中國人之道義觀重在質,此亦中西文化一大相異。
顏淵又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以文,即見聞之知。約我以禮,則反之己身己心,體貼之以自己之生命,乃可知其全體。雖若亦仍有限,而可得其會通。如嬰孩幼童,不能知成年耄老之所知。顏淵年未過五十,僅到孔子不惑而知天命之階段,未能到孔子耳順從心所欲之階段。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子以一大聖人體段昭示於顏子之前,顏子知有此一境界,乃嘆無法企及。孔子則贊之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其在川上則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則生命有止亦有進,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至善只是一境界,雖可止,而學則乃是一生命,不可止。耄老有如嬰孩,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當學,大人亦當學。生命相通,時代千古亦相通。後聖之學通於前聖,而學則無止境。豈如是非之與權力,乃可定於一時一事而有其所止乎。亦可謂東方人看生命,乃視其自幼到老之一段進程言。西方人看生命,則重由我與彼之一種比較言。一重時間性,一重空間性。亦可謂西方人不知有生命之學,故亦不知有此等境界之存在。
宋儒言德性之知,亦即猶孟子所謂不學而知之良知。陸象山言:「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但中國古人自始即知讀此一部有機宇宙天地大自然之無字天書,生命與大自然起共鳴,此即其德性。只讀詩三百首中之比興部分,即知中國文化之深根固柢即在此。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見於山之寧靜生育,其內心深處即有樂,啟牖感發乃其德。見於水之流行滋養,其內心深處亦同有樂,啟牖感發即為智。人類生命德性中之仁智,即從大自然中來。人類中有先知先覺,亦從大自然來,此之謂德性之知。如何培養牖啟此知,中國人之傳統教育精神即重此。
自中國觀念言,身家國天下,皆同一生命之一貫相承,層層包容,通為一體。西方人則一意加以分別,其病乃由中國道家莊周所謂之機心來。如言國,乃必分別為土地人民主權之三者。人民之上,何以又必加一主權。非有人民,主權又何由生。必分人民主權以為二,此可謂不自然之至。改言人權,人各有權,苟不相通,群又何來。乃言組織,以組織來運用此權,此之謂機心。既非自然,亦非生命,乃憑空創造以求運用此自然與生命。機心之要不得乃如此。中國人則言,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合而成國,此始是自然人文之合為一體。故中國人言國,乃深具生命性。西方人之國,則只具機械性。人之為群,在德不在力。一切人事須從生命上著眼用力,若以機械來求駕御人事,則無往而可矣。
(二)
餘一友,其女來北平投考協和醫學院學醫。一日,告余擬退學。問其故,言上解剖課,面對課桌上一屍體,心不能忍。余告以當改變己心,莫作一死屍看,只當一機器看。心變則自忍。逾月又來告,已心安。遂留校續學,十年後,成為一名醫。此即西方醫術不存生命觀一證。
西方心理學言,人之知覺記憶全在腦。但無目何見,無耳何聞,無鼻何臭,無舌何味,無皮膚亦無痛癢。使此腦離此身,更何知覺。故依常識,知覺在身不在腦,亦未可謂之不是。記憶更難言,此身綿延數十年,使無時間積累,又何來有記憶。知覺與記憶乃生命中事,不盡在身,更不專在腦。但生命何在?豈不仍在身,亦在腦。使腦機能失靈,縱此身尚存,亦如已失去。
可知生命中實確有如機器之存在。生命乃有賴於此機器,而更有其超機器之存在。或言腦,或言身,皆可作一機器看。心亦身中一機器,但中國人言心,則非機器的。亦可謂心即生命。乃一超物之存在。此一存在非可具體指說,唯有心領神會,以心知心,更無他途可循。
今試再言心在何處,亦可謂在全身之綜合和會處,更可謂乃在超軀體以上之綜合和會處。西方人喜在具體中來加以分別,專就一事一物言,乃不得中國人所謂之心所在。不得心之所在,斯亦不得生命之所在。不僅醫學如此,其他學術亦全如此。多分類各成專門,如文學、科學、哲學,自希臘開始即然。因此乃無當於人心,亦無當於人類生命之存在。
因此言西方歷史,羅馬史、希臘史、現代歐洲史,各自為體,在其內部絕無一貫之相承。現代全歐洲形成數十國家,亦難和合為一。政治如此,社會亦然。亦各分別,無一超其上之綜合和會可言。中國則不然。
姑以死生言,其實亦是一體。生必有死,而死則仍在生中。中國人言生生,即指生之不絕言。而西方社會則顯分死生以為二。世間事凱撒管,此言其生。上帝事耶穌管,此言其死。死生顯有一大別。人生必有男女,實亦一體,而西方人亦作分別看。某一西方學人言,穿皮鞋與穿拖鞋不同。男性生活如穿皮鞋,女性生活則如穿拖鞋。中國古人穿履,入室前,脫在戶外,履之內有襪,或厚腳套。履後變為靴。又有布鞋,日常所穿可不多變。亦可謂中國布鞋乃中性的,男女無分別。
中國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男子自外歸,一家團聚。不僅夫婦和合,上有老,下有小,乃成生命一大和合。中國社會富生命性,家庭尤為社會之中心。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夜間則一家人團聚,故農村亦為中國社會一中心,失卻此農村與家庭之兩大中心,即不見中國社會之特性。
西化以來,中國社會最大之變在女性,婆媳不再能同居,即變為一夫一婦之小家庭制。又婦女亦必離家工作,亦與舊時小家庭不同。中國社會之第二大變則在都市地位超農村之上,以前是都市附存於農村,此下則變為農村附存於都市,此兩者間,意義亦大不同。
中國人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即指生命向前一大進程言,陽其明顯處,陰其隱藏處。陽指動,陰指靜。陽在外,陰在內。然中國人言陰陽,不言陽陰,即就生物進化言,亦先有陰性,後有陽性。幼稚知識亦先知有母,再進始知有父。陰為生生之主,而陽為其副。陽在外活動,乃以輔陰之在內生生。中國人言天地陰陽,其實天道亦有其陰面。中國社會之人生大道即在此。
原始人類,唯求謀生,乃能用器。如今人言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等,然器非生命,一如人之身,耳目口鼻手足腸胃皆其器。器為生命之副,非生命之主,僅供生命之利用,非生命之本質。乃手段,非目的。由於器物之運用,乃分職業。職業亦供生命之利用,斷非生命目的所在。中國在戰國時,已成士農工商之四民社會。農工商皆職業,士則可謂乃一非職業之職業。孟子曰:「士尚志」,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是士不當以衣食為志,道則生命之大道,亦即人心所嚮往。而人各有心,苦不自知。詩曰:「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能忖度此心,以詔導群眾,以共赴此人生之大道,士之大業乃在此。
漢代成為士人政府,士人從政,先由察舉,後有考試。選賢與能,為其要旨。是士人政府實即一種民主政治。唯西方民主尚多數,中國民主則尚賢尚少數。故士人政府亦得稱為賢人政府,由社會中少數俊秀傑出之士,出而任之。西方社會中之教徒與中國之士略有相似處。學校本由教會設立,學校任教,亦非為謀生。而遞變至今,教授亦成一職業。學校在社會中,亦如一機器,有其特定之用途。今人群中各機構,皆各有使用,皆如一機器。則人群乃如一架大機器,無生命之真實意義可言。
生命與機器有一大分別,即一有情,一無情。換言之,亦可謂一有心,一無心。人心之主要生命即在情,故人心即人情。人而無情,即可謂之無人心。人類心情之表現,或在空間,或在時間,皆在其綜合和會處,不得一一加以分別。又心情必在隱藏處,未可明顯指示。其可明顯指示者,乃欲非情。草木禽獸亦有情,其生命之表現,即在情。中國人言修身,實乃修此情。先之曰齊家,即修其對家人之情。擴之曰治國,即修其對國人之情。又擴之曰平天下,即修對天下人之情。家國天下,皆就空間言,謂之行道。又有傳道,則加入時間言。道可以亘古今而貫萬世,而皆自每一人當前之修身做起。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實修身乃指修心言,指心之表現於身者言。本則在隱藏處。蘇軾詩「萬人如海一身藏」,修身則貴在隱藏處修。千仞之木,亦必有本,深根固柢,人所不見。所見者,乃其枝葉之茂盛,花果之燦爛,皆由其本來。
今再約略申言之,身如一架機器,人則是一生命。無此身則無此人,但人與身終有別。中國人言修身,乃由各人自修己身,修己身以善為人。社會之根柢則在此社會之每一人,故每一人之自修其身,即為社會深厚培植其根柢。
中國人本不言社會。家國天下皆即社會,其本則在各個人,中國人稱之曰己,家國天下則其枝葉花果。老子言:「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亦一器,構造極複雜,但其用則在車之無處,此即其和會綜合處,亦即其隱藏處。和會綜合無處可指。如身可指,人不可指,須從此身之和會綜合處得此人。亦可謂其人乃在無處。此社會之大生命,亦即在無處。專從有處求之,則必失其所在矣。
中國人之為學,主要亦在其無處。換言之,乃學其人,非學其人之事業與作為。顏淵學孔子,博文約禮,即孔子之所學。如有所立卓爾,乃即孔子其人。戰國百家並起,儒家之學在孔子,墨家則學墨翟,道家學莊周、老聃,名家學惠施、公孫龍,陰陽家學鄒衍,法家學申不害、韓非,農家學許行。雜家無其人,不得謂學呂不韋。縱橫家亦不得謂學蘇秦、張儀,小說家更無其人可學。故九流十家中,雜家、縱橫家、小說家,其學無主,實亦不成家。其他七家皆有所主,故亦相傳成家,而最大最久者,則唯儒、道兩家,而孔、孟、莊、老遂永為中國社會之宗師。
西方人為學乃學其人之所學,而非學其為學之人。西方之學術傳統,亦在其所學,不在其學者。文學、科學、哲學,各有傳統。實則以中國人觀念言,亦可謂非傳統。因中國人言傳統,其傳統必有人。西方則無此觀念。如學文學,讀莎士比亞書,可不知莎士比亞其人,即其例。故西方學術分門別類,各有專家,而無其綜合和會處。實則專家只為個人,非可謂之有家。中國則不然。司馬遷為太史公書,為後代史學鼻祖,而司馬遷自言其書乃學孔子之春秋。深一層言之,司馬遷亦有意學孔子其人。非學其人,又何以學其書,此乃中國人觀念。韓愈倡為古文,其實亦有意學孔子,故曰並世無孔子,即不當在弟子之列。故孔子乃為中國社會之百世師,即在其學之綜合和會處。學者學為人,即從其生命所在處為學,由小生命通入大生命,故其學乃得為百世師。
苟失其生命所在,則人之一身可分為頭、腦、手、足、胸、腹、耳、目、口、鼻諸部分,地位不同,職司皆異。然則誰為此一身之主?西方醫學對人身亦各分科,有眼、耳、口、鼻各科,可以各擅專技,互不相顧。其他諸學亦然,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外交、軍事,亦各得為成專門。但一國之大政方針,豈能如此割裂拼湊,而謂可得一正確之方向。遇有爭議,則唯於會場上以多少數為定。政治然,社會尤然。社會乃人群大生命一集合體,其根柢所在,乃尤難言。
中國人言社會,只有一分別,曰有道無道。有道則治,無道則亂。亂而不救則亡。西方歷史,希臘亡,有羅馬,有中古封建時期,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實可謂是亂亡相繼。今則英、法諸國亦已衰,倫敦、巴黎亦將仍蹈雅典、羅馬之覆轍。中國人言,鑑古知今,觀於西方史之過去,亦可知西方史之將來。中國則自炎黃以來五千年,仍只是此一社會。枝葉花果或有變,至其根深柢固處則無變。
中國社會根柢首要則在士,而男女相較,則重女性。近代國人群譏中國為重男輕女,其言荒謬,余屢有申闡,此不詳論。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雌性女性乃生命之始,雄性男性則其子。大抵雄性男性多在明顯處,供使用。雌性女性則在隱藏處,為根柢。莊老道家所謂之無用之用。生命固貴有用,但更貴其能藏。孔子曰:「君子不器。」非主無用,乃不貴如器之徒供使用。稱子貢為「瑚璉」,瑚璉亦器,但藏在宗廟,不供人隨意使用,則有用若無用,故為器之貴。其稱顏淵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顏淵其人乃一有用之人,而非徒供人用,為一被用之人。用則行,是其有用。舍則藏,是其不為被用,所以為大用。其主要處在能修身。女性亦貴在修身,能務修其身以為不可用,乃為最上之用。此義又誰知之。
生命之用首在食。民以食為天。士之修身,則謀道不謀食。其為學,亦貴在志道、行道、明道、傳道,女性亦同然。而謀食為生,則多由男性任之。男主外,女主內,即由此。生命藏於內,身體顯於外,凡用其身,皆以保其生命,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中國之士道,凡修首貴藏。諸葛孔明言:「苟全性命,不求聞達。」高臥隆中,自比管、樂。藏器在身,非誠無用,不求聞達,則貴潛修。同時如管寧、徐庶,皆知藏。近代國人競尚西化,只求表現,此義已失。乃謂中國之為士者,皆志在仕進,縈心利祿,一唯奉迎專制帝王之頤指氣使,為官僚則不啻為奴隸。其所想像,距五代時長樂老馮道尚遠。不讀書,而輕肆譏評,其荒唐淺陋又何足怪。
詩三百,關雎為首,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唯言君子求淑女,不言淑女求君子,窈窕亦言其深藏。中國言女性有三從四德,三從已別闡。德、容、言、功為四德。容不指色,窈窕亦即容。德、言、功則叔孫豹所謂三不朽,女性所同具。烹飪紡織,衣食大端。相夫教子,為功尤大。德與言亦胥綜合和會,不能強作分別。故求人生大道真相,觀於中國之女性,即可得其梗概。倘專在大群外在事功上求,則女性轉不見其重要。中國人唯為深知人生大道,故重士,而士則無職業。又重女性,女性則藏於內而不外揚。能無業內藏,乃始易保其性情之真。既敦厚,又深摯。中國人文演進乃深賴此兩端。
中國農、工、商三業,又重農。農之求食,首在修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稼穡艱難,首重勤勞。三年耕,有一年之蓄,則又重在儉。勤儉為修身之根柢。中國為士者,必出於農。唐代科舉,先須家世清白。三世為農,斯為清白。工商業皆不預。農人勤勞無貪求,安分守己,故生活易清白。商人向外牟利,則生活易陷不清白。中國人重農輕商,其中亦寓有人生大道。近人乃專以財富功利觀,謂農業社會乃一未開發之社會,進步而有工商,更進步而有機器。但機器可使財富進步,不得使生命進步,或轉使之退步。知其子不復守其母,而危殆隨之矣。
欲知中國社會真相,試先求之中國之文學,尤要者在詩。古詩三百,首關雎,即詠男女夫婦。豳風七月,則詠農村。婦女與農村,乃中國詩主要題材所在。此下三千年皆然。又有田園詩人,如晉宋之際之陶潛。此下亦代不乏人。田園詩之外有山林詩,「問我何所有,山中有白雲,只堪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求之孔門,顏淵曾點乃田園山林詩人所宗。尚書曰「詩言志」,志在顏淵曾點,所言自不離田園山林。田園詩多近儒,山林詩則多近道,綜合和會以求,則孔孟莊老儒道兩家仍為中國社會所宗師。用而行,則廊廟朝廷。舍而藏,則田園山林。故不親田園山林,則亦無從認識中國人之真趣所在。
田園山林之外,又有邊塞詩。中國軍人盡出於農。不認識中國之農,亦無以認識中國之軍人。士則兼通文武,出在邊塞軍旅間,即猶在田園山林中。此一義,不熟誦中國之邊塞詩,又何以知之。外此乃又有廊廟朝廷詩,乃獨無市區商旅詩。白居易琵琶行,潯陽江頭商人婦,乃可入詩。寧有一市井商人而入詩者。商不入詩,亦中國文化傳統一特徵。但亦有酒樓妓女入詩者,此當善求其意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此其意義易求。獨以不知亡國恨責之商女,則其意義又難求,試觀史乘所載亡國之際,一國之人能知其恨者又幾人。非有遊客,何來此商女之唱,詩人亦自抒其恨而已。又何尤於隔江之商女。非融通生命大道,又何以誦中國之詩。
詩之後有詞,其體裁內容與詩亦略相仿。然詞為詩餘,其所詠亦轉益深藏。多在閨門之內,多在行旅之餘。「楊柳岸曉風殘月」,詠在行旅,情在閨門,而能為一代之名詞。非深求,又何以誦中國之詞。今國人則一律諡之曰死文學,又曰封建文學、貴族文學、官僚文學。如「楊柳岸曉風殘月」此七字,豈不仍在目前,而豈得謂之已死之封建貴族與官僚。
詞之後又有傳奇劇曲,主要題材仍不得離女性與家庭。其家庭亦多在田園山林間。即帝王家庭,亦必田園化山林化。如貴妃醉酒,如四郎探母,皆有園林。又如游龍戲鳳,以一帝王,入市井一小酒店中,遇見一酒家女,此亦詩詞題材。戲劇一貫相承,其背後皆有一修身齊家之人生大道存在。劇情反正離合,觀者自可會心。一帝皇之尊,一商女之卑,游龍戲鳳,禮貌曲折,同一尋常人,同一尋常事。孟子曰:「大匠與人以規矩,不能與人以巧。」詩詞平仄聲韻有規矩,戲劇亦同有規矩,一啟口,一發聲,一舉手,一投足,到處有規矩。演唱者唯於規矩中見巧。規矩實即生命之本質,道家稱之曰自然,儒家謂之是天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是知此規矩。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乃始是生命全在規矩中。大巧若拙,孔子晚年,乃到達此境界。此非外面安設些規矩,以強加之生命之上之所能比。
希臘以商立國,弄巧營利,不如農業之耕耘收藏顯有規矩。中國社會婦女與農民,皆能不失規矩。為士者之修身明道,則亦必納己於規矩中。一切學問皆然,文學亦無不然。今日國人競慕西化,文學如小說電影,以男女自由戀愛為題材。亦必別開生面,出奇制勝,緊張刺激,為人意想所不及。必求曠天地,亘宇宙,可以一遇,難以再遘。失生命之自然,無規矩之可循。即當前文學一門,亦可識中國社會古今一大變。
或以為社會必求變求新以達於時代化。不知每一社會皆必有變有新有其時代化。以中國史言,堯舜禪讓,湯武革命,下及春秋戰國,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莫不各有其時代化。蒙古滿洲異族入主,中國社會亦依然有其時代化。但雖屢變,而終不失其為一中國社會。不如西方史,希臘羅馬中古時期以迄現代,前一時代化為烏有,後一時代乃告興起。故中國史乃一生命之時代化,而西方史則為舊生命變成了新生命,時代變而生命亦變。而今日國人心中之現代化,則實為西方化一代名詞。老子曰:「知和」,曰「常」,中國社會重在求和,故變而不失其常。西方社會重在爭,故此起彼仆,乃成無常。今日西方已成為美蘇相爭之局面,更何有往日英法之常。今日國人亦以尊美尊蘇相爭,而所謂西化,亦與兩次世界大戰時迥異。如此則現代化實即一無常化。老子又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中國社會一部百家姓,西方社會無之,此亦一相異。
余曾游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一帶,其華僑社會應自明初鄭和下西洋開始,此乃遠在哥倫布橫渡大西洋之前。哥倫布僅以一葉扁舟達美陸,而自此西班牙、葡萄牙乃在太平洋上劃一界線,以分彼此兩邦向全世界開闢新徑之藍圖。不久而荷蘭、比利時繼起,又不久而英、法追隨其後。俄國彼得大帝失敗在前,德意志兩次大戰又失敗在後。然而目前之英、法又如何?比荷、西、葡又如何?其間又何嘗不各自有其現代化。而如中國明代鄭和下西洋,則大海船結檣連艙而去,較之哥倫布之西渡遠為壯盛,並連續十餘次,所航日遠,直達非洲,亦在歐洲人之前。但中國社會則依然如故,鄭和事,若無大影響。而移殖南洋各地之華僑,則日增無已,至今乃儼成為中國社會,不僅遠在英人移殖美洲之前,亦尚在西葡南美移民之前。最相異者,中國僑民寄人籬下,所至即安,不爭政權。英法帝國主義後來,遂高踞其上,而中國社會則依然如舊,仍不失為一中國社會。亦可謂亦經多次之現代化,而依舊不失其故常。故風遺俗,猶有超中國大陸之上者。
唯一大異,大陸重農,而移殖南洋者多務商,少業農。其最守舊者則為女性,故家庭完好,子孫相承,祭祀不輟,迄今無大變。又尊士,僑民多閩廣籍,開設私立學校,必往上海延攬江浙籍人去任教。其唯一憾事,則國內西化之風已盛,往為師者,每攜帶西化觀念俱去,幸未能驟改其舊習。此乃餘三十年前之所見,今則又經現代化,則不知其詳矣。
南洋華僑外,又有美國舊金山華僑。初以勞工赴美,迄今亦歷一百三四十年,可謂已達五世之久,而中國之故風遺俗亦多存在。近年來,中國大陸力求開新,而舊金山華僑則仍多守舊。紐約市亦有華人街,其他美國都市同有數十百家中國人集居,亦多保留有中國社會之舊狀。禮失而求諸野,今國人競求變求新,求現代化,而遊覽美國,華僑轉多較中國本土為落後,亦是一奇。
最近美國太空梭之創始,可謂現代化最新一目標。然美國外,繼起者唯蘇維埃,英、法諸邦無意追隨,則現代化亦自有其限度。抑且今之所謂現代化,乃在機器,非在生命。生命待機器而化,機器則別有其根柢。非得有如美國之財富,又烏來有太空梭之創造。蘇維埃則犧牲生民衣食以為之。然老子又言:「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太空梭不十年亦將臻於老化,西方科技進展當如此。中國人言,人唯求舊,物唯求新。中國社會主在人類生命本身上發展,故得有炎黃以來五千年之舊。西方社會主在器物資本上發展,生命本身轉居其次。生命表現,亦僅在器物資本上。如一工廠,其重要表現,亦唯器物資本,多數勞工無表現。但如太空梭,豈非亦造於勞工,太空人亦可謂即勞工。圍觀其起飛與降落者,可多達數十萬人。其他全世界人,則全在電視中略睹其形象,或在電報新聞中略聆其消息。故今日之現代化,可謂已全落入機器,而人類生命之本身似已不復足道。然苟無生命,何來機器。唯機器之享受,雖曰歸於多數人,而機器之創造,則終必歸於少數人。今日之言現代化,則唯求多數之享受有機器生活而已。中國人言人生享受,則如父慈子孝,齊家治國平天下,均屬生命,不屬器物。今日言享受,則唯器物資本之相爭,他復何有。
老子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知和不知爭。竊恐兩百萬年前原始人類之赤子,亦復如是。中國人則善保此赤子之心。西方人求變求新,方其為赤子,亦如在天堂。及其中年,乃如入戰場。及其晚年,則如在墳墓。視人如物,則亦宜其老而早已矣。耶穌以原始罪惡言人生,今日科學昌明,世界進化,乃證耶穌之言不虛。本此而言現代化,則恐非末日之來臨,無他途之循矣。現代化之意義豈果如此?竊願有意治中國社會史者之有以闡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