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三五 操作與休閒

人生之勤勞操作，與休閒娛樂，同占重要。而中西人生對安排此兩部分，則有重大之不同。 西方社會對此，自始即有其嚴重之分別性。如古希臘郊野農民，僅供奴役榨取，乃無休閒娛樂可言。羅馬軍人主政，農民仍供奴役，與希臘無異。中古封建時代，貴族僅封閉在堡壘中，工農皆供奴役，更無休閒娛樂可言。文藝復興，城市興起，稍復希臘羅馬時代之工商生活，而農人則仍僅操作。現代資本社會，即工商業亦唯少數資本家有休閒娛樂，多數則仍勞動操作。其如何獲得少許休閒娛樂生活，則無人計慮及之。故自由平等，實乃社會多數人向少數人爭取此休閒娛樂生活之口號而已。 中國社會則不然。遠在夏商周封建時代，即有城市。除中央政府所在地京師以外，諸侯則君有國，卿有都，大夫有邑。春秋時代，國都邑之可考者遠超兩百以上，大體為政府百官、宗廟社稷、貴族家庭及農工住宅一集合區，而以政治為中心。農作地在郊外，田中有廬，以便春耕夏耘秋收之操作，冬令則歸城居。百工城中授宅，生活有廩餼，其操作等如一藝術活動，僅給公家之需。商人最居少數，亦居城中，僅供上層國際貿易，亦官給廩餼，不為私生活顧慮。農人最勞苦，然井地授耕，亦僅供九一十一之稅，生事易足。故中國古代實一宗法社會，乃同一血統之共同生命一集合體。雖分貴族平民，亦團聚如一家，與西方社會大不同。農工商各有盈餘，乃擇城中曠地，日中為市，各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如是則已。非如後世有商業店鋪之街道。孟子曰：「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各有所勞，亦各有休閒。而勞力者之休閒，則由勞心者為之安排。 詩有豳風，豳非國非都，僅一邑。從其七月之詩細玩其農民生活，勤勞即似一休閒，操作同是一娛樂，融成一體。非於勤勞操作之餘，來別尋一休閒娛樂。此實中國人生活一理想境界，遠在三千年前之豳農已得之。此下歷代有憫農詩。農人生活固可憫，然玩賞其詩，亦一如豳詩所吟唱所描寫，其生活非真有可憫。其他鄭、衛、齊、晉、秦、陳諸國風詩，民間風俗各不同，然同有休閒娛樂，為此下三千年來國人同所追慕。故得同與二南、豳詩傳誦不絕。 當時貴族生活則備詳於雅頌諸什。祭祀盟會，朝聘宴享，凡屬軍國大事，政治要端，莫不行之以禮樂，實即當時勤勞操作與休閒娛樂之凝合結晶，此乃中國人生一特性。雖曰禮不下庶人，然如冬獵春漁，貴族平民集體舉行，既以表上下之親和，亦以習武備戰。治社會史者，苟於中國古禮細加闡尋，則知中西人生理想之大不同所在矣。 又兩軍交戰，個人之死生，集體之存亡。決於片刻，此乃何等大事。然讀左傳，晉楚城濮、邲、鄢陵三大役，乃及其他戰事所載，在兵刃交戰中亦多有禮，參插有許多休閒娛樂成分之種種雅事嘉話，尤見中國人生之特殊性格與其特殊面目，非如西方小說家描述戰事憑空想像之所能及。在中國，戰鬥人生亦幾如一種禮樂人生，乃形成為一種極上乘之文學人生，亦即藝術人生。非有文化傳統之極深積累，又何克臻此高雅之一境。 中國之為四民社會，遠在春秋初年即見有士之一階層出現。而孔門儒家在春秋晚期最見特出。論語鄉黨篇，纖屑記載孔子之日常生活，其他十九篇中，亦幾於每篇有之。孔子乃中國一大聖人。聖乃指整體全人生言，非指其一特殊面。西方人對人生無此觀念。周濂溪言：「士希賢，賢希聖」，乃希其全人生。大思想大哲理，終屬人生之一方面一部分。憑此即成為西方一哲學家。如康德如盧梭，或嚴肅或浪漫，均不得奉以為人人之準則。北宋張橫渠正蒙，頗似西方一哲學書，同時二程議之，謂其乃苦思力索所得，非由整體全人生之自然體驗中來。此一分辨，涵有極深意義。象山、陽明亦猶嫌伊川、晦庵過具學者氣味，與親切之日常人生若有隔，而在理學中別創其理論與風格。明初吳康齋、陳白沙，學奉程朱，亦重日常人生，皆似一詩人隱士。唯康齋嚴肅，白沙放任。但兩人之人生，皆即操作即娛樂。亦休閒亦勤勞。不失自古相傳禮樂人生之精詣。凡此皆與西方哲學家不同。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近人擬之於耶穌十字架精神。然耶穌教人靈魂上天堂。墨子則上法天，下法古人中之禹，僅為個人人格力追上乘，自我作犧牲，享受則在他人，與西方宗教信仰大相異。但其唯務勤勞操作，不圖休息娛樂，整體全人生，僅趨一邊，非禮非樂，終非中道。故莊子非之，謂墨翟人格固為大群所仰慕，然非人情所堪，烏可奉為人生之準則。 楊朱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近人又擬之於西方之個人主義。然為個人計，拔一毛乃小損失，利天下亦於己有大報償，即專論個人功利，亦何樂不為。實則楊朱乃專論私人人格，不作功利打算。此亦中國一種有所不為之狷。若謂墨翟所教為一種禮，則乃一種非樂之禮。若信楊朱之道為一種樂，斯乃一種非禮之樂。孟子謂墨無父、楊無君。中國人為整體全人生著想，則必有家有國，有父有君。既有己，必有人。有愛亦必有敬，斯之為禮樂精神。故中國人對上帝鬼神，有禮亦必有樂。專為個人獨居，有樂亦必有禮。此之謂中國之禮樂人生。周公制禮作樂，夏商之際已遠有其淵源。 楊、墨之後，莊周、老聃道家繼起，亦如楊、墨，不言禮樂。消極無為更近楊朱。但亦能於休閒娛樂中不廢勤勞操作，而旁通於儒。孔孟儒家之積極有為，似近墨翟，但特重休閒娛樂，則旁通於道。中國後代人生，則兼采儒道，樹立一大中至正之理想。中庸易傳成書，當已在秦代，已指示其蘄向。要之，則亦以倡導整體全人生為主，與西方哲學之別於人生外求真理者不同。 次論文學。詩三百後有屈原離騷。屈大夫忠君愛國，投湘自盡，離騷篇中所呈之文學人生，亦即禮樂人生。宋玉、景差慕師為文，勤勞操作，而非其整體全人生之暴露，乃始近於現代國人所稱重之文學。僅技術，非生命。漢賦亦欲追踵雅頌，但非但內容不符，而徒騁辭藻。揚子云悔之，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故司馬相如實亦宋玉、景差之流。唯如長門賦等尚稍存古意，然以較之漢樂府所收民間作品，則尚非其倫。 最堪上承屈大夫之流風者，晉宋間有詩人陶潛。誦其詩文，可想像其整體全人生。此即一禮，其作品乃一樂。陶潛為人，亦可謂儒道兼融。其心性生命，與其生活作品，亦合一無間。如是始謂中國文學之上乘，亦即中國人生一楷模。陶潛生平，有情志無事業。言其情志，則田園飲酒。言其田園，則雞鳴犬吠，五柳一松。其作品乃堪與屈子離騷上下媲美，則古今無異辭。屈原為仕宦中人，陶潛則隱逸中人，如諸葛亮，兼此兩型，高臥隆中，自比管樂，隱逸中不忘仕宦。及其白帝城受託孤之命，軍國大事寄於一身，但仕宦亦一如隱逸。諸葛非文人，其出師表誡子書，亦傳誦千古，無愧於屈、陶。既曰鞠躬盡瘁，又言澹泊寧靜。食少事煩，而一生如在休閒愉樂中。亦可謂儒道兼融一人物矣。片語只辭，凡此流露，亦皆得成為大文學。「一為文人，斯無足道。」自然流露斯乃真文學，刻意為文則終為一文人。 即如樂毅報燕惠王書，後世奉為戰國時代第一篇文章。但樂毅非當時一文人。莊周著書入子部，今人謂之哲學書。司馬遷太史公書入史部，今人謂之史學書。而此兩書，則同為中國文學之冠冕。漢初賈誼，作過秦論，上治安策，皆屬政治文字。雖作鵩鳥賦，但後人終不稱之為一文人。然尊之為中國一大文學家，則絕無愧色。故在中國，文人與文學家乃大有差別。中國古代最高文學，皆出自非文人之手。宋玉、司馬相如始有意為一文人，然終不得成一高標準之文學家。東漢書始有文苑傳，而陶潛在宋書中入隱逸，不入文苑。及唐人修晉書，仍有陶潛，一若不列其人，即為晉書損色。然仍列隱逸，不列入文苑。則中國古人之視文苑人物，其意量輕重，亦由此可想矣。 此下在中國文學史上之第一流人物，為後人歷久崇奉者，如唐代之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北宋之歐陽修、蘇軾，南宋之陸游等，莫不以其一生之整體人生寫入其文學中，而其作品亦即為作者生平之寫照。故其文學之高下得失，乃胥視其作者之生平為人而定。杜甫為詩聖，李白為詩仙。儒道高下，亦依以定。此皆在人品上。至於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亦盡在其中。此亦中國文學一傳統精神所在。故凡屬中國之文學家，並不以文為生。換言之，中國人之學，皆屬其人之品德，非其職業與行業。此如封建時代之農工商，其行業乃由官授，由公家廩給。其私生活則乃公職，非私業。中國社會中之士，實亦一公職，非私業。李、杜、韓、柳、歐陽、蘇、陸，莫不有公職，莫不有其生計安排。其文學寫作，則乃其閒暇生活之自由流露，乃其內在品德之表現發展與完成，絕不為其私生活之職業經濟打算而有此寫作。或譏韓愈受諛墓金，然此乃當時門第積習，此下亦因承不輟。較之今人一意罵祖，又何遽為非。愈亦豈為此而起八代之衰，為百世之師。非明乎此，則決不能知中國社會之特有情況，亦決不能欣賞中國文學之特有性格。中國歷代有書畫名家，亦豈如西方，有展覽會公開出售，乃始有其作品之成就。 中國社會亦有依賴文學為謀生職業者。放翁詩：「斜陽衰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千古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此負鼓盲翁之唱說蔡伯喈故事，也即一種文學生業。其事有似於西方，乃大為近代國人重視。其事雖在南宋，但已遠有淵源。最早當始於唐代，而漸盛於金元以下。然元明兩代之說部，如施耐庵之水滸傳，羅貫中之三國演義，亦多為其一生之休閒娛樂，而非為其身家謀生之一種勤勞操作。此則仍未脫離中國文學之特殊傳統。唯不為作者自己生平性行作表白，異於屈原賈誼之所為，然言其寫作內容，則仍有傳統之遞承。 施耐庵避吳王張士誠之召，隱居淮北，其敘水滸諸英雄，既有官逼民反，亦有民逼官反。一面反對朝政之敗壞，一面亦不贊同江湖之作亂。大旨仍宣揚其對當身時代一己之意見。而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描繪歷史人物，縱其違失本真，有似負鼓盲翁之唱說蔡伯喈，仍存有一種文化傳統之大意要旨。通俗演化，使普遍民眾共得了解，其用心亦在公不在私。如其闡揚關公之為人，道義昭然，五六百年來深入人心。有功社會，此不再述。如其描繪諸葛亮之綸巾羽扇，指揮若定，數百年後之京劇，其神情意態皆從羅貫中之演義來。如其坐街亭城樓上，一童一琴，彈弄泰然。城門洞開，兩老頭軍坐城門外，詼諧作態，而司馬懿大軍竟不敢進空城一步。此其表現出一種休閒娛樂之人生，真可謂只應天上有，不在人間逢。中國歷代正史及各大家諸文集，幾許大人物，驚天地，泣鬼神，遭遇著絕大艱難曲折，而竟以孔明城樓上琴韻悠然之心情應付度過，以完成其品德與事業。表出之於小說與戲劇，則人人易知。雖不能符合於文化深處之高度修養與其境界，而小說戲劇亦遂得由此而預於中國文學之林。 中國後代文人，又常分詠漁樵耕讀。柳宗元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漁翁之生事艱窘，不見詩中，而其所處境界之敻絕塵寰，則供後世讀者想望無窮。其於樵於耕亦每見其如此。其於學者之讀，亦何獨不然。即如柳州之山水遊記，下至歐陽永叔之記醉翁亭，蘇東坡之賦游赤壁，窮途潦倒，仕宦顛沛，遭遇人生中之大失意，而文中所表達，又豈非休閒娛樂之一種至高佳景乎。 隻身行役，本非樂事。而唐詩人張繼楓橋夜泊詩則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江楓漁火，月落烏啼，山寺鐘聲，後人誦此詩，莫不心往，乃以不能同嘗此終夜對愁之苦味為憾事。又如杜牡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於是此清明之時雨，路旁之牧童，杏花村中之酒家，亦常在後人心中。路上斷魂，乃亦同所嚮慕，勤勞操作與休閒娛樂，既已渾化融成一體，人生之悲歡離合，乃不如常情之所分別。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捨生取義」，殺身捨生，尚所不計，勤勞操作，更復何言。岳武穆之賦滿江紅，文文山之作正氣歌，其為大仁極義可無論。即詩人之對愁無眠，行路斷魂，論其心情，亦何嘗非孔門所唱修心養性之流風餘韻。中國詩中乃別有天地，別有人生，此則可與知者言，難為俗人道耳。 故中國文化有其傳統，有其端緒。歷史文學皆然，而社會人生亦已盡在其中。近代國人慕尚西化，認為中國乃一如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非可與現代歐美工商資本社會相比。於是遂認中國文學與其人物，莫非封建性、貴族性、官僚性，非現代所宜有。於是稱中國文學謂死文學，唯後世晚起之白話章回小說，尚稍近西方體裁。而書中之人物生活，則仍為要不得。一如今人之意，不僅中國已往舊文學乃死文學，中國已往舊人生亦不啻是一死人生。此下則需有大爐灶，另加製造，則又誰來任此。 近人尚猶推尊清代曹雪芹之紅樓夢，乃有所謂紅學興起。賈寶玉、林黛玉之相戀，若有近似於西方。然本不為中國人生所重，亦非曹雪芹著書用意之所在。詩騷以下，歷代詩詞歌曲，亦多男女相戀。晚起之通俗文學，演義及戲劇中更多。余曾於論中國之悲喜劇中略抒其意。即如蒲松齡聊齋志異，盡以托之狐魅，而極富人情味。中國人生之可貴，正為其人情味之到處洋溢，不擇地而出。父子君臣忠孝大節，則尤人情味中之更深更大者。詩三百，首關雎，夫婦一倫又豈男女相戀而止。賈寶玉與林黛玉，亦當從中國文化大體系歷史大傳統人生大理想文學大宗旨中，加以衡論，於此亦始見曹雪芹紅樓夢一書作意之所在。 提倡新文學，先當提倡新人生，西方人生固是一新，但亦只是一異。中西人生如此，文學亦然。西方新文學乃從其舊文學中來，中國此下有新文學，亦當從其固有之舊文學中來。若單論中西雙方之文學，則中國之變，實遠多於西方，此又不可不知。 元劇趙氏孤兒先傳入西方，德國文學家歌德甚加欣賞，謂其時我德人方在樹林中投石擲鳥為生。其實趙氏孤兒事起春秋，不在元代。此見雙方文化演進深淺之不同。英國莎士比亞略與我明代歸有光同時。歸氏善寫家庭鄉間生活，瑣情細節，栩栩如生。至今讀之，猶如活躍紙上，尚能深入人心。莎氏則身世不詳，至今在英國仍無定論。故中國文學乃作者之內在人生，而西方文學則作者與作品可以絕不相關。若謂人生乃一勤勞，文學乃一娛樂。在中國則兩者一體，在西方則兩者各別，亦即就歸氏與莎翁兩人之生平而可知。此非文學相異，乃文化相異。兩人苟易地而生，不知其兩人之作品又如何。 同時又有魏良輔，孤居樓上，二十年不下樓。此下兩百年間，紅氈毯上，亦歌亦舞，莫非魏氏之新腔，即所謂崑曲。甚至滿洲入關，此乃民族興亡一大關鍵，而社會上魏氏新腔，依然演唱不絕。「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即至近世，崑曲仍尚流傳。較之歌德與莎翁，影響深遠，當猶過之。今日國人則唯歌德莎翁是崇是慕，誠使善得其神髓，在中國文學史上，亦可另放一異彩。但歸氏魏氏，何必輕之鄙之，定要其作品死去。民族自由，豈果如此。 胡適之提倡白話新文學，曾有過河卒子一詩，以自喻其不後退之意。其實象棋卒子不僅過河不後退，未過河前亦不後退。抑且過河後猶得旁行，不如未過河時之只有前進。知象棋者多矣，但屢見稱述胡氏此詩，旨在通俗，終未聞有譏及於此者。今日國人批評古人則太嚴，批評今人又太寬。或以古人已死去，乃可肆吾自由。今人尚活在，則猶得稍有顧忌。如此心情，距文學意境已遠，可不再論其新舊之別矣。 近代新文學運動從新文化運動來，亦可謂是一種新人生運動。人生當會通各方面，非文學一項可盡。文學新舊亦不專在文言白話上。胡適之白話文學史，其所舉材料，亦遠及漢唐以上。其實中國文學至少已有三千年，焉得無新舊之分。離騷楚辭之於詩三百即是一新，兩漢辭賦又一新，建安以下又別為一新，此不詳論。但新舊非即是高下是非之別。中西相異更然。中西同有新舊，西方非全新全是，中國非全舊全非。文學然，人生亦然。呱呱墜地，隨時有新人生加入，乃彌覺舊人生之可貴。否則舊人生要不得，則唯有自殺，再做呱呱。今日國人對我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人生文學，正在努力向自殺一途前進。而此七十年來之新文學新人生，究在走向何處，此真我今日國人所當驚惕作深長思者。 本文主要在討論人生，亦即討論社會，歷史文化思想文學皆所兼及。而勤勞操作休閒娛樂之當融為一體，則猶本文要端所在。幸讀者善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