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三三 禮與法
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由老子重自然，輕人文，認唯道乃自然，德以下皆已落入了人文，故有此言。其實人文亦從自然演出，亦即自然中一枝節一表現。依儒家言，德出於性，性即自然。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韓愈言「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人類既具此德，便演出仁來，仁乃人之德性中一最先亦最高之項目。有此內在之德，與外達之仁，乃始有一切人道可言。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是矣。孔子言人文之道，而其道乃由天來。孔子十五志學，五十而知天命，即知此人文大道之本源來歷。當謂有道始有德，有德始有仁，乃為有當於自然人文演進之道之大順序。老子重本輕末，乃有此失。
人類原始時代，唯見有自然之道。由是而演出德與仁，乃始有人文之道。義與禮，則為推行仁道之兩項目。仁根於其內在之德，義與禮則仁之表現於外在之枝。孔子常仁禮並言，而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則仁在內，禮在外，仁為本，禮為末。至於義，在論語中其地位似尚不如禮之重要。故言仁義，或言禮義，義皆居次，有其遵依，似無獨立地位。
墨子始重言義。孟子並言仁義。而荀子則重言禮。孟荀皆闡揚孔子之道，孟偏內，荀偏外，孔子則執其兩端用其中，更為周到而完備。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亦謂禮當本於忠信。忠信亦德之內存，亦仁之所有，外見於禮，較之內存於德者，自易趨向於薄。非謂禮無忠信，讀老子原文自知。至其曰亂之首，則禮亦在治道中，非可謂禮即為亂，亦讀老子原文而可知。
唯人道演進至於禮，當已為人文之道之最高階層。離失於此即成亂，此亦無可疑。然則人群果失於禮而亂，又當奈何？今姑為老子續下一語，則或當曰失禮而後法。荀子言禮，韓非學於荀即繼言法。韓非書中，又多闡申老子義。司馬遷言：「申韓本於老莊，而老子深遠矣。」老子書不言法，此即較申韓之深遠處。而申韓實從老莊來，司馬遷所言，亦見其深遠。
中國重禮治，西方重法治。然西方社會亦非無禮，中國政治亦非無法，主從輕重之間，乃成雙方文化一大差異。中國古人言：「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已禮刑並言，唯禮在上，刑在下，此乃在西周盛世，宗法封建，禮乃其大端。宗法重孝，孝道乃仁道中最主要者，則宗法亦仁道之本。以今日語言人，政治即建基於人之性情。換言之，即建基於人之德。所以禮治亦即是德治，非可離人之德性以為政而治。刑非人之德性，外於德性乃有刑。故刑法乃政治之末梢，非政治之基本，不得已而用於庶人，但決不能尚刑以為治。
自孔子以下，可謂禮已下及於俗庶。儀禮十七篇，乃士禮，實起於孔子之後。禮既下及於士，遂亦廣及於庶人，而刑法乃亦上及於高級行政人員，即大夫一階層。因宗法封建，即不啻政府操於一家長族長之手。春秋戰國以下，宗法政府日趨崩潰，士庶人升進從政者日多，則在政府中亦自不能只尚禮而不用法。禮下及庶人，而刑上及大夫，此為秦漢以下政治與上古三代政治一大演變，亦可謂，乃由社會演變到政府。社會既變，政府亦不得不隨而變，是亦一種極自然之趨勢。
然變亦由漸不由驟。如西周之初，周公誅管叔，稱為大義滅親。一門親族同執政，何得論法。以義滅親，乃禮之變，非法之所能定。下及戰國，如吳起在楚，商鞅在秦，乃客卿，非親屬。則可以法處，不以禮遇。刑不上大夫之說遂漸廢。下及李斯，以楚國一庶民為秦相，父子同遭斬首，烏所謂刑不上大夫。漢興，蕭何與高祖同起，最相親。然其為相，亦以罪入獄。行政不能無法，有罪嫌宜當下獄受審。然當時一般人心理，皆以周祚八百載，秦二世而亡，故群尊禮而鄙法，認為既居宰相之位，又焉得下獄受審。士可殺不可辱，宰相尤為士中之冠冕，豈得施刑。故此下漢廷大臣遇罪嫌，乃僅由皇帝賜死，不再下獄受審。乃以表示皇帝尊禮大臣，不敢以法相處。大臣自盡，乃表示其地位之尊，其人格之高，而死生則猶在其次。故此下中國武臣有寧為殺頭將軍，不為降將軍之風。下至宋儒，亦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此皆重視禮在生之上。孟子已言：「呼爾而與之，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禮之本在仁，而禮之節則為義。過此一步，雖死不蹈。中國文化傳統尚禮之風有如此。尚禮則主者與受者，人我易成為一體。尚法則執法者與犯法者，彼此敵對。故禮啟和，法啟爭，此為二者之大別。今人競慕西化，輕禮重法，乃以西漢賜大臣自盡為帝王專制之一證，此猶指鹿為馬，而竟不知馬之外尚有鹿。萬物有生，何必只是一形。可悲亦可嘆矣。
從中國文字言，禮即體。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鼠屬自然生命，有此體，即有此生。人類進入人文生命，單有此身體，則僅為禽獸生。前進而為文化人生，則必處大群中以為生。禮即是此大群之生之體。飲食、衣服、居住、行走往來，此屬維持生命之手段，而非人類有生之體。人生之體在其群，非可單獨以為生。禮則以處群，離群即無禮，斯不得有人生之體矣。衣食住行所需，皆屬物質，皆在身外，亦僅以補給維持此身。其生命之內存於心者，則為人之情感。中國人則謂其最主要者曰仁，仁即人生群居之情。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則禮雖表現於外，而必屬於心。仁與禮當表里一致內外一體，亦不能僅存此仁而無禮以為表。
人生之禮最大者有二，一曰婚禮，一曰喪禮。夫婦人倫之始，無夫婦即無人生，即墮退為禽獸生。禽獸之生，亦有演進成夫婦者，故婚禮最為人文之大禮。而喪禮則更大於婚禮。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唯死生之際，喪葬哀祭，有往而無來，有施而無報，最見此情之真，此心之仁。合死生為一體，故喪禮尤大於婚禮。西方文學重悲劇，中國人則哀禮猶重於喜禮，孰為有當於人生之真情，此亦一大別。
中國人言社會，則尤重其禮俗。俗亦禮也，唯俗限於一地一時，禮則當大通於各地各時，其別在此。故中國言天下，而西方則僅言社會。而其言社會，則僅重經濟，不重禮俗。如此則將何以得大群之長治而久安。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始。如婚姻之禮，相與為偶，即終身不變，此非忠信之厚乎？一死一生，乃有葬祭之禮，此非忠信之尤厚乎？人無忠信則其群亂，群之亂，則非法無以為治。故當曰：「禮失而後法。」西方人婚姻，法猶重於禮。結婚離婚莫不有法，無法則無以為夫婦。然法制雙方之外，禮則實根於雙方之內，而相通相和，成為一體。則亦可謂禮厚而法薄矣。中國社會既貴禮，彼我相通，則不待法之制其外。余抗戰時寓成都北郊賴家園，識一老農，年逾八十，其家距成都府城不到二十華里，步行兩小時即達，但此老農終其身未到府城。中國人未赴城市，未睹官府衙署者，到處有之。晚清一德國人至北京，城內亦有警察裝門面，城外無之，大驚奇。遂留中國，研究中國文化，讀中國書，成為西歐一有名之漢學家。中國廣土眾民，乃可無警察，近代國人則亦謂之帝王專制。不知民眾尊王，乃其禮。而政府之統治，亦不待警察。此亦中國文化一特徵。
中國崇禮，精義深旨，繁文縟節，非片語可盡。如衣服，西方人主要在求個人合身，中國人主要則求在群中得體。故西方衣服亦一種藝術美，即使特出群中亦為美。中國則衣服之禮亦在道義中，非可謂之乃藝術。但亦可謂中國道義乃人生最高藝術，則中國之衣服是一種群體美，須其融入群體以為美。故西方人袒胸露臂，衣服可不掩其肉身。衣服乃是藝術美，肉身則為自然美。中國則以衣服掩其身，露其肉身，則為非禮。冠冕裙釵都為禮。非為美，故曰得體。亦可謂此乃中國之一種抽象美，即人文美，乃屬精神之美。西方則重具體美，即自然美，實亦一種物質美。
如平劇，梅蘭芳、程艷秋皆以男性為名旦，亦有以女性演男角者，男女互易，不覺其不自然。此因中國人重抽象猶過於重具體。人皆可以為堯舜，聖賢亦一種人文抽象美。若必求具體，則如富貴，又烏得人人同有之。故西方女性美，則具體言三圍，中國則曰窕窈淑女，言其德性，乃在抽象。又或言其動態之美，如西施之顰，而東施效之。又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笑一盼，皆屬動態人文，非具體物質。
又如民間遊戲，舞龍舞鳳，皆屬抽象動態美。龍最無具體可求，乃於人人之心情想像中得滿足。論語言「北辰眾星拱之」，此亦非具體，乃一抽象。中國人尊君，亦如在天之北辰，在地之龍，亦皆尊其抽象。尊其位，非尊其權。位則虛。為君者能恭己而南面，僅居虛位，不仗實權，則其尊長在人心。今人以西方憑仗實權之君，疑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為帝王專制，則擬於不倫矣。
然抽象亦不離於具體。離具體，則無抽象可言。易言：「亢龍有悔。」凡具體則無不卑下，無不平常。能於具體中呈現其抽象，始有高貴稀奇可言。而抽象必落入具體中，孔子門人稱孔子賢於堯舜，因堯舜猶高居天子之尊位，孔子則一卑下平民，乃更見其偉大。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方圓亦一抽象，規矩則落於具體。西方人重具體更甚於重抽象，柏拉圖榜其門曰：「不通幾何學，勿入吾門。」幾何亦一種抽象之學，而柏拉圖之於方圓，則從具體求之。認為真方真圓乃在天上。落入世間，則具形非真。是世間實無抽象可求。則西方人之重具體，亦由此可推。
今以禮言，天子居朝廷，進宗廟，萬方諸侯皆來朝，雅頌即屬治平之大禮。然庶人賓主相聚一堂，亦同是禮。中國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關關雎鳩通於夫婦之禮，呦呦鹿鳴通於賓主之禮。上下交相敬。孔子之在魯，進而仕，退而離去，魯君及三家皆於孔子致敬禮。其游齊，及在衛、在陳、在楚，各國君臣亦均知敬禮。老而返魯，魯君臣仍敬禮不衰。雖不聽孔子言，而敬禮有加，孔子當身固親受之。蘇格拉底在雅典，青年相從講學，乃下獄幽死。其所講較之論語，一屬玄言，一屬實論。孔子對時政明加譏評，而備受尊養。蘇氏未有具體陳說，而遽嬰罪戾。尚禮重法，東西社會顯不同。
孔子後有墨子，亦顯獲諸侯之尊禮。下至於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見梁惠王齊宣王，皆當時一世巨君，其致敬禮於孟子者又何如。而柏拉圖則在自己宅第中，講學著書，不聞雅典政府於彼致敬禮，亦不聞其他城邦社會上下於彼有若何之禮遇。
下及羅馬，希臘諸學人多以家奴為師。猶太人耶穌，自稱上帝獨生子，於偏僻小漁村傳道，信從者得十三人。而上十字架與兩盜同釘死。其徒乃潛入羅馬，黑夜地下講道。其時乃值中國西漢之初，如淮南王河間王，皆廣攬賓客群聚講學。其風傳至中央，武帝亦心慕之，乃以天子之尊，禮賢下士。朱買臣以會稽一樵柴漢，其妻恥而離之，武帝乃加親遇，任為宮廷侍從。朝廷無此用人之法，而帝王有此賞識之禮。在上者有禮以親其下，在下者又烏得無禮以敬其上。而今國人則鄙之曰專制。不知專制民主，皆西方語，皆從法律制度言。中國則崇禮。叔孫通為漢定朝儀，尊君卑臣，後代學人譏之。禮之深義，叔孫通固未足與語，但其所定朝儀之尊卑，亦與近代國人所深譏之專制有別。要之，禮與法必當辨。
在上既重法，在下者亦不得不對法有爭。耶教徒始在社會下層興學，首為在下犯法者作律師辯護。次為醫，為貧病者治療。但避不言政治，乃由納稅人爭選舉議員，始成民主政治。政府徵稅，必得納稅人同意，此亦法，非禮。至如為君者上斷頭台，政治領袖稱公僕，更為非禮。上下無禮，何以言治。此為西方歷史演進與中國大不同處。
中國人道貴人，而西方無之。如言男人女人，在中國語中同是人，而西方則分別為兩字，無同一人稱。又如中國語，希臘人、羅馬人、英國人、法國人同是人，而西方則主要以地區為分別，亦無共同一人稱。即此一端，可證西方人自始即無一共通的人之一觀念。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西方似無此觀念，則宜其個人主義之伸張。非賴法，無以成為群。中國則在大群中有個人，由禮以見其相互之分別。若果各個人本自分別，則獨立平等自由，何待有禮來再加以分別。然果各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務，則何以成群。群日大，爭日烈，唯有繩之以法，而法亦終難以作長久之維持。
今國人則一慕西化，唯知法，不復知有禮。夫婦之禮，則謂之夫婦之不平等。父子之禮，則謂之封建思想。君臣上下之禮，則謂之專制政治。清末譚嗣同有言，中國有五倫，西方人唯朋友一倫。其實中西雙方之所謂朋友亦不同。苟使西方人亦知有如中國人所謂之朋友，則烏得不知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其他中國之四倫。譚嗣同受知於光緒，終以身殉，中國傳統君臣之禮未盡擺脫。此下如王國維，曾為宣統師，乃不剃長辮，終亦於頤和園投水自盡。此亦有君臣之禮存其心中。然譚、王兩氏此等行為，拘小禮，傷大道，實未可謂有當於中國傳統尊五倫之要旨。王國維昧於民族大義，堪供嗤笑姑不論。譚嗣同在保王變政運動中為四君子之一，其所為雖亦忠君愛國，實亦不足為當時之楷模。中國人之知禮守禮，其中乃有一套大學問。王國維治文學，獎許及於曹雪芹，實已深染西化，未能通達大禮可勿論。譚嗣同首得讀王船山遺書，出處進退，此誠中國士人所講求之大禮所在。果以譚氏較之船山，則相差遠矣。通時達變，大仁大義，此乃中國尚禮一重大精神之所系，譚氏似不足以語此。
禮之大者姑勿論，而論其小者。餘生晚清之末，幼時見婚禮中新娘必穿紅裙，禮畢即卸，平時決不穿。遇家族有禮，始得再穿。死後入殮又必穿。紅裙乃婚姻之表幟，女子必成年出嫁始得穿，所以每逢穿紅裙，即不啻告其已為一成人，必鄭重將事，是謂禮教。此乃教其心深處，而豈法律禁戒所能及。不憶何時起，遂不見此紅裙，此之謂禮廢。
中國稱衣冠之邦，亦不憶自何時起，男子乃無冠。尚憶民國十六七年間，教書蘇州中學，講堂上學生二三十人，各戴一帽，各不相同。余告諸生，如此成何形態。然其時尚各穿一長袍，以後則長袍亦不見。衣與冠皆以蔽身禦寒而止。不知國家社會遇大典禮，何以為容。但當時尚有此感想，此後則並此感想而無之。
又其時中學開學放學必在禮堂行禮，大學則無之。喪禮為中國社會相傳一最大典禮，今則盡在殯儀館舉行。吊者可集千人以上，送葬則數十人而止。公墓興，私墓幾廢。要之，喪葬已變成一公共儀式，私家哀情轉非所重。喪服亦廢。中國之人生變文化變，當以禮之變為最重大最首要。所變者，不在其儀式之表於外，乃在其情感之存於心。中國民族成為舉世最大一群體，其來源首當及於其心之能有誠。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迄今則人而不仁無情無禮，不知將何以維其後。但遇一運動會，則觀者可上萬人，又有聖火傳遞，更形隆重。國家大慶典遊行結隊可達數十萬人，一時宣傳謂其空前。皆尚局面觀瞻，不問內心情感。一散會則渺不復存矣。此非禮變，實乃心變，乃實際人生一大變。此社會將何以維持。今日國人深慕西化，則唯有待西方人來作維持，庶國人有所追隨。
實則西方自始即是一商業社會，個人之交接，以及群體之團結，皆賴財富。故不貴禮而貴法。中國此下立國，群認唯有進為一商業國家，乃始有望。西方又是一宗教社會，宗教亦有禮，唯在信仰上。中國此後倘能亦同有此等宗教信仰，豈不亦庶有望。而中國文化大傳統中之所謂禮，則與商業與宗教信仰皆有扞格不相容處。僅言民主科學，似非窮源探本之圖，此有待善言歷史文化者有以闡發之。古人言，舍其舊而新是謀。舍舊非難，謀新實難。此則待吾國人之善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