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三一 尊與親

（一） 天地君親師五字，始見荀子書中。此下兩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掛口頭。其在中國文化中國人生中之意義價值之重大，自可想像。但在西方則似乎僅有天與君兩字。耶穌自稱為上帝之獨生子，上帝事由他管，凱撒事則由凱撒管。天上人間劃然分開。但他則由凱撒管了，釘死在十字架上。此後羅馬皇帝亦信了耶穌，但上帝只管皇帝之死後，人間事則仍由皇帝管。一時有神聖羅馬帝國之想像，但終於做不到。政教分離，天與君在西方遂生死兩界分別為兩尊。 孔子亦尊天，論語可證。莊老道家，以及鄒衍陰陽家以下，乃天地並尊。有些處則地代表了天。天高高在上，那管得塵間私人一切事。塵間私人亦無法一一接到天，於是在人間由君來代表天。西周統一天下，上推文王為開國之君，乃言文王之神在天，克配上帝。諸侯來朝，皆祭文王。在其國內則只祭其境內之山川，所謂河嶽之神是已。民眾則只祭土地神，即所謂社。稷為五穀神，天子祭社稷，則天上人間同有尊崇融成一片。而人間則自有尊卑之別，故民眾不得徑祭天，只祭土地神。 周文王天下同尊，祠在京師，列國諸侯須赴京師與祭。在其國內，唯得祭其開國之祖，不得祭文王。卿大夫亦各祭其祖，須陪赴諸侯之祠，始得祭其國君。故唯上帝與天子乃天下所共尊。此下則人各私其私，親其親。天子則以至尊待天下以至公，此下諸侯卿大夫各等職司，層累而下，斯民各得所親，可各伸其私。層累而上，以獲天子與上帝至尊之兼顧。故俗言天高皇帝遠，尊而不親，而仍覺其可親。此乃中國人文大體一極細密之組織，務使此總體之尊而可親，此乃其極深用意之所在。 西方如古希臘，尚未成一國。城邦分治，選民集議，亦並無一共尊共親之對象。故希臘社會，實為一無尊無親之社會。個人主義之功利觀念，遂得普遍流行。 羅馬帝國建立於武力，故其社會，乃有尊而無親。耶教傳入，群信上帝天國，仍是有可尊而無可親。或可尊在上帝，而可親則僅在凱撒。羅馬人亦知有家庭，但尊父，稱父系家庭，社會則尊法律。故仍若有尊無親，則大群集居，宜趨於崩潰，而無可收拾。 中古封建時代，堡壘貴族，亦各仗武力。若論大群，則亦無可歸向，當時有神聖羅馬帝國之幻想，欲依上帝神權來統治各貴族。以教廷之教皇為代表，其地位乃高出封建貴族之上。然政教終屬分離，教皇實無權力來統治貴族。於是私人內心要求直接上帝，則反覺教皇橫梗其間，乃有馬丁·路德之新教興起。實際則終有文藝復興之城市興起，此乃希臘型之復活。繼之而有現代國家，則為羅馬型之復活。於是政治所尊在人間，宗教所尊在天上。而帝王專制，終非可尊，遂又有人權運動之革命興起。政府改為民選，政治元首成為公僕。獨立平等自由人權之呼聲，彌唱彌高。人類大群，乃無一共同所尊。於是在國內則爭財富，乃有資本主義。國際則尊武力，乃有帝國主義。西方社會乃徹頭徹尾，只向個人主義之功利觀念一途上前進。 至於宗教所尊之上帝，則轉覺各人可以私下相親。但耶穌明說，富人上天國，如橐駝鑽針孔，而資本家大富翁，仍亦信上帝。似乎上帝亦仍許其進入天國。此如父母之親其子女，子女雖驕縱，父母終亦不忍深究。是則上帝之道，亦不能如人世界父母之教子以義方，當終不能領導此世界，唯留人一條可親之路而已。故近代西方雖自然科學備極發展，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新發明競起，處處與宗教信仰有衝突，而科學宗教終亦並存。不忍放棄其一，亦只為此。 中國社會則不然。雖說天高皇帝遠，而地在天之下君之上，則可尊又可親。人生必在地，天亦必倚於地而見，政亦隨於地而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天地人之關係，亦可據是而見。故地之可尊。一如天與君，而其可親則過之。中國人言天人合一，其最顯見者，則莫過於人地之合一。凡一名勝，必有古蹟。凡一古蹟，皆成名勝。聖賢明德，乃與河嶽山川結不解緣，同尊同親。即如城隍土地神，到處有之，皆與其地之孝子烈女，忠臣義士，亦同尊同親。人生地上，後人乃若與前人同群同生。長宇廣宙，融成一可親可尊之境。故中國古人，言天必兼言及於地。中國人之天地並言，亦中國文化一特徵。又由土地而旁推及於金木水火，地上萬物，合為五行，同此德，亦同此心，可尊可親。人地合一，乃天人合一之具體實證，而為人生之最安樂之所在，亦為人死之最後歸宿處。中國人從未認為人死必離開地而升上天去，此亦與西方信仰一大不同處。西方人之視地，則唯有利用價值，既不親，更亦無足尊。而中國人之人群相尊，尤其尊師，乃有更在其尊地之上者。 人之有生，賴於父母。故父母之尊，實可上擬於天，而親尤過之。中國五倫最重孝，孝為百行之首。故父母之尊乃在君之上。中國人只言移孝作忠，可見人當先有孝，亦必共有孝。出而從仕為臣者，遇父母喪，必告假乞歸，守哀三年，君喪則無此禮。故不孝則非人。既有孝，斯必有尊有親，不能有個人主義。人之孝其父母，乃本其有生之情義，非為功利。孝如此，百行亦當然。天地生人，亦非為功利，乃一大自然。中國人言道義，亦一本於大自然。故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仁義亦天地大自然。故人亦必以仁義為情義，而豈功利之足雲。 明此天地人之自然大道義以教人者是為師。不明此道此義，則人而非人，故人生自幼即從師受教。師之可親，擬於父母，可尊則尤有在父母之上者。父母生我，使得為人。師教我，使知為人之道。父母之親，則若有私。師之尊，則一本之公。故父母重撫育之慈，道義之教，則在師。若父母教子女以孝，似若父母有私，故父子不責善，又易子以教，乃見道義之大公。 韓愈師說篇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人道即天道，人道淪喪，禍亂相循，天道亦無以見。人生必有業，業皆以善道，亦即以善我之生。君亦一職一業，亦有君道，亦待師之教。故人群中有師，其位當猶在君之上，為君者亦必尊師。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紂無道，乃為一夫可誅。則為君者，亦必尊道尊師可知。於道於業有惑，則賴師為之解。故傳道授業解惑三者實一事。 聖君必推堯舜。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非言必效堯舜之為君，乃學堯舜之為人。為師莫高於孔子，孟子曰：「乃我所願，則學孔子。」然不曰人皆可以為孔子。故孔子弟子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則師尊於君，中國古人早有定論。故人可以不仕，但不可以不學。人可以不親於君，但不可以不親於師。中國人重道猶過於從政，尊師尤過於尊君。自稱弟子，則視師猶父兄。又自稱門人，猶言家人。孔子死，門人心喪三年。孔子曰：「回也視我猶父，我不得視猶子。」則孔子顏淵，豈不如父子之相親。 孔子終生，門弟子七十餘人。此後師道益廣，而弟子之親其師，則若無減。即君之事其師，如東漢之明、章二帝，其尊其親，亦一如社會之平民。下及北宋，王荊公、程伊川為君師，爭當坐講，君為弟子當立而聽。當時從之，後人亦未有非議。則中國天地君親師五者中，唯親與師為最當親，亦最當尊。自孔子以下兩千五百年來未有變。事例昭彰，不能縷舉。 人生有親，乃由人之性。親中又有尊，乃屬人之行。仁本於性，乃見人之德。智由於行，乃成人之業。生而不知有親，是為不仁無德。生而不知有尊，是為不智無行。尊必尊其親，親必親其尊，尊與親又必相和合融為一體，斯為德性與事業行為之合一，即仁智合一，此為人道之大本，乃人生之原始與歸宿之所在。西方人男女戀愛結為夫婦，斯亦成家。但父母子女之愛則較淡。子女成長，各有婚嫁，又別成家。故其人道，似以夫婦結合為中心。異性相合，乃暫時的。中國家庭以父子相傳為中心，世代綿延，此為長時的。兄弟亦可分財別居，但同尊一父母，其精神則仍屬一家。於是世代相傳，由家成族，有祠堂，又有義莊，綿延至數百千年以上，仍有一共尊之祖先。 母族則稱外家，為表親。故中國乃為一宗法社會，古代之封建政治亦由宗法社會來。由親親而貴貴，中國民族之大一統乃在此，與西方中古時期之所謂封建大異其趣。故中國古代之封建政治，以生物學言，乃同一血統。以文化學言，則由親親而達於尊尊，乃同一德性。尊君亦尊其祖先，亦尊其所親，非憑權力以為尊。井田授地，亦非農奴，君民上下一皆有其所親，仍屬平等。 亦可謂中國社會乃一個人中心之社會，而非個人主義之社會。人孰不有父母祖先，親而尊之，斯一家一族即以個人為中心，但絕非個人主義。或疑中國社會重男輕女，但在一家中，母更親。周人尊其祖為后稷，但生民之詩述及后稷母姜嫄，而不及其父，豈此之謂重女輕男。依西方人觀念來解釋中國事，必有難圓其說者。姬、姜兩族，世代聯姻。果使男女必爭平等，婦不為媳，婿不為子，子女各自成家，不復親其父母，則只有效西方之短暫家庭。親既不存，尊又何來。人之所親所尊，不從其自然內心來，乃轉從外面財富權力來，人生苦痛即由此。若不尊財富權力，而求一共尊，則唯有宗教。但上帝耶穌，可尊終不可親。而仍留一凱撒，強之必尊，故遂不斷其獨立平等自由之要求。但人類之群體又何從而維持，於是尊凱撒轉而為尊法律。近代西方之民主政治，必得三權分立，民主乃由法律來。然法律亦終非可親。人群相處，而心不相親，又何以善其群，此誠一大問題。 故人群相處，終必建基於各人內心之相親。有親斯有尊，尊必本於親。則天理人情，吾道始可一以貫之矣。此道由師而傳。師之傳其道，則首貴教人以修身。大學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實修身只在修其心，此曰明明德。必使其心知所親知所尊，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以貫之矣。修身則必由己，不能由他人作代，亦不能由己代他人。故唯修身乃最獨立最平等最自由之人生大道，而必屬於個人。其實一切可親可尊，皆由各自一己之心來。而己心之有親有尊，乃更見己之可親可尊。故謂中國社會乃以個人為中心之社會，但絕非個人主義。 西方宗教信仰似近中國之所謂道。唯中國人於人道天道有分，故曰：「天道遠，人道邇。」而耶穌不就本身可親之人道，而只教人信在遠之天道，此則與中國異。中國以人教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自創教，乃稱述古人以為教。漢宋儒教，皆承孔子。故其道乃人群之道，乃我民族自古相傳之大道。可廣大，可綿延。今人乃譏中國人為守舊泥古，宇宙間寧有一日新月異之上帝與天堂？又寧有一日新月異之國與群？唯個人在人群中，無尊無親，乃見其短暫多變為可慨耳。 西方哲學，亦歷兩三千年。但必人人自立說，自創論，始成一家。故西方哲學，均重思維探討辯論，而無所謂傳道。中國師道，唯貴善述古人之道而傳之。孔子傳述周公，上及堯舜。墨子述禹，莊周述黃帝，許行述神農。戰國九流十家，皆有所述。鄭康成、朱晦庵，為漢宋兩大師，亦功在傳述。師之貴與尊，在其人更遠過於其知識。略近西方之宗教，而與哲學為遠。近人但稱孔、孟、莊、老、鄭、朱為思想家，斯又失之。或稱學者，乃庶近似。 抑且中國成年猶從師，一大師之門人弟子，盡屬成年人。其學乃謂之大學。終身於學，斯乃人生大道。韓昌黎言：「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而為弟子者必尊師，此為禮之常然。故中國之師道，乃與中國之歷史文化民族精神，相融而為一。西方近代之國民教育，乃教幼年為一國民。不及成年，亦非教以為人之道。進入大學，則唯傳播知識。皆與中國之所謂小學與大學者不同。 近人又謂國人尊孔，乃由專制皇帝所提倡。董仲舒三年目不窺園，尚在其為賢良對策前，豈亦由漢武帝所提倡。武帝在即位前，亦師儒家受學。及其即天子位，尚屬一青年，讀董仲舒天人對策，而加喜愛。乃因近其師傳。此下中國乃有士人政府，豈不與帝王專制背道而馳。後人尊董仲舒更尊於武帝，乃為尊其道與學。公孫弘不能正道以言，乃曲學以阿世，特為後世所輕鄙。漢宣帝欲立公羊博士，須經博士論定。東漢太學生則輕視朝政。東晉南渡，王與馬共天下，此下南北朝多門第執政，亦非帝王專制。孔子之尊，乃由歷代中國學人之自由意志之共相推尊。周濂溪言：「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中國乃一四民社會，士風如此，而政風隨之。故中國人尊孔乃遠在其尊帝王之上。帝王亦必尊孔，始為國人所尊。而歷代學人見尊過於帝王者，亦累世有之。 今人又每以孔子與耶穌釋迦同視。唯耶教必結黨以博人信。佛教僧侶沿門求乞，不聞僧侶沿門傳教。高僧則居深山，世人自往學。但教出世，則與孔子之教淑世異。而孔子之非一宗教主，則亦一言可盡。人自束脩以登孔子之門，乃自求其尊親，孔子則學不厭教不倦而已。中國人重言信，必自信其己，而後能信及他人，人亦自信之。既有上帝，亦必由己之信。不求自信，而僅求信上帝，則顯存有功利之心，而非道義之歸矣。父母則可親可尊，不在其可信。師道亦然。 今再要言之，個人主義與功利觀念，不成家，亦不成國，又何以言及天下。宗教信仰，靈魂死後登天堂，仍屬個人主義之功利觀念。即如佛教之言涅槃，中國學人亦謂之是一種個人功利觀。必人與人相親相尊，乃始是中國之人倫大道。宗教之信在外，親與尊則在心在德，此即人生之至善。故中國文化唯以人之德性為重，所謂「一天人」「合內外」端在此。此乃中國文化之深義所在，當加以深切之體認與宣揚。 （二） 中西文化各走了一條不同的路線，雙方亦各有其升降起落，同以曲線前進。若隨時以一平切面來衡量，則極難判定其是非得失之所在。近百年來，此兩線始緊密接觸。中國滿清政權，已走衰運，即無外憂，內亂亦不可免。嘉慶末之川、楚教匪，即其顯征。而西方則正值上升之期。西、葡、英、法，揚威海外，所向無敵。帝國主義，殖民侵略，如日中天。鴉片戰爭，英倫以一島國，迫使清廷割地賠款開埠通商。國勢之強弱高下，儼有霄壤之別。然而各有因果，各有其內部之所以然，非可邯鄲學步，捨己從人。正是自毀生命，萬無是處。 馬克思論西方，先為農奴社會，次為封建社會，下及近代，乃為資本主義社會，而主張改為共產社會。以中國社會論，既非西方之資本主義，亦不同於其中古之所謂封建社會。中國自古以來，有一中央政府，絕不當與西方中古時期相提並論。又西方希臘羅馬時期皆有城市，而中古時期無之。中國則唐虞以下，早有城市，即政府所在地。中央政府所在稱京師，如西周之豐鎬。諸侯政府所在地曰國，如魯之曲阜，齊之臨淄。此下復有分封，是曰都。如魯三家分封，有鄪、郈、郕三都。此下尚有城市，如子游為武城宰。戰國時，齊國共有七十餘城。專以商業名者，如陶朱公所居之陶。中國古代社會，即以城市為中心，此又與西方中古時期大不同。 城市既為政府中心，社稷宗廟君臣百官廨署皆在。民眾亦同居城中。農民郊外授田，春夏秋三季出居城外，故曰田中有廬。冬則歸入城居。士農工商同為民，農屬第二位，焉得獨為農奴。封建時代十一而稅，漢三十稅一，唐則四十稅一，輕徭薄賦，乃中國傳統政治一要點，故農民乃特受優待。 工業亦由官派，同亦世襲。百工亦稱百官，凡所製造，皆供公用，非私產。鹽鐵全國共用，漢代有鹽鐵政策，由政府經營，使不得成私家資本。其他如絲綢、陶瓷以及制茶、開礦等，凡所社會共需，可成私家資本者，均由政府設局經營。故中國雖廣土眾民，地大物博，國內商業極臻繁盛，而始終不能有資本主義之產生。非屬共產，而求均富，此亦可稱中國文化一特徵。 商業在古代，亦由公營，設官為之。主要在國際通商。民間僅日中為市，各以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非有街市商店。孔子謂子貢不受命而貨殖。此乃子貢奉使出國，道途所經，隨便買賣，乃以贏利。此下乃有自由經商。然商居四民之最後，備受政府種種限制，歷代皆然。唐以後科舉考試，必報家世清白。祖先三代中有經商者，即不得預考。商與仕嚴格分別。又稱信義通商，經商者不得以謀利害其信義。此見中西社會，分別各走一路線，不得以西方社會之各名稱來相比附。 中國乃一宗法社會，小宗大宗有別。小宗五世則遷，大宗百世不易。唐虞、夏、商、周時代固然，即秦漢以下亦仍然。東漢以下之門第社會，即古代宗法社會之變相。宋初有百家姓。每一姓皆可上溯至唐虞三代，乃至唐虞以前。其一家之史，即可與一國之史息息相通，血液流注，融成一體。而每一個人，即不啻為此一全體之中心。此為宗法社會即中國文化大傳統一特性。 中國自春秋以下，又可稱為四民社會。士居農工商之首，親親之外，尤當尊賢。中國五倫中夫婦、父子、兄弟三倫皆主親親，君臣、朋友兩倫則主尊賢。堯舜禪讓，皆尊賢。禹讓天子位於益，國人思念禹德，共擁其子啟接天子位。是由尊賢而又歸於親親。此見中國人心理，親親亦歸於尊賢。 夏桀無道，商湯起而征誅。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湯之革命，代夏稱帝，是又以尊賢代親親。商紂無道，周武王起而征之。而武王軍中一車載文王木主。及代商有天下，尊文王為開國之祖。此亦親親中有尊賢之一證。周人追溯始祖，必推后稷。而后稷亦有父，周人不之及。此又親親中尊賢之一例。姜姓祖神農，同於姬姓祖后稷，此皆農業社會之尊賢。故曰：「親其親而尊其尊」，所尊則必賢，而仍在親親中。權利勢位，非所尊親。 周初封建，不專姬、姜二姓。興滅國，繼絕世，凡古賢聖，亦皆封其後，此亦於尊尊而親親。故中國社會，乃由此尊尊親親之兩語而定。中國歷史，亦由此尊尊親親之兩語而變。孔子殷人之後，乃曰：「鬱郁乎文哉，我從周。」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是則孔子之尊賢尤在親親之上。此亦深得周公封建制禮作樂之大意，而承續光大之。 中國人尊君乃尊其賢，非尊其位。否則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如不賢，乃一匹夫，何足尊。其他政治人物亦然。夏有傅說起於版築之間，乃一工人。商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乃一農夫，而皆為一朝之相。周初有伯夷、叔齊，乃孤竹君之二子，讓位在野，餓死首陽之山，而後世推以與傅說、伊尹同尊。皆稱之為士。春秋時，齊桓公首創霸業，其臣管仲、鮑叔牙先皆士。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從者五人，亦皆士。士之見尊，亦中國傳統文化。及孔子起，而士乃益尊益顯。此皆證中國社會尊賢之風。 秦並六國，改封建為郡縣，皇帝之位乃益尊。而始皇帝乃永為後世詬病。然始皇帝亦知尊賢，李斯為相乃楚人，大將軍蒙恬乃齊人，其長子扶蘇亦從在軍中。劉邦以一泗水亭長而躍起為皇帝，自言能用張良蕭何韓信，此亦為能尊賢。及即天子位，即下詔求賢。但又恢復封建，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此又並重親親尊賢之兩意。及吳楚七國亂後，武帝起，一尊儒術，尊賢之意乃益顯。公孫弘為相封侯，雖其曲學阿世，後世不謂之賢，然亦不害武帝尊賢之用心。博士弟子為郎為吏，創後世士人政府之新局，此誠一種尊賢政治。唯王位世襲，猶存前世親親之意。 宣帝以下，舉朝諸臣競言自古無不亡之王朝，與其下起征誅，不如王室先自禪讓。雖蒙殺戮，言者繼起，遂有王莽之受禪。但王莽亦非賢，無以副眾望。光武中興，則仍漢室之賢。曹操、司馬懿偽為禪讓，實則篡弒，有才無德，不賢之尤。魏晉而下，中國遂臻衰運。然如劉淵、石勒、苻堅，胡人而慕漢化，北朝魏孝文益然。隋文帝、唐太宗賢君迭出，中國重臻盛世。趙宋經五代後，益尊賢，有不殺士之家訓。而士之見重，更超越前代。蒙古滿洲入主，科舉制度仍保持，社會尚賢之風依然。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亦可由此一端而見。 孫中山先生肇建民國，秦以下兩千年之王位世襲告終。創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民族主義主承續民族傳統文化。民權主義主權在民能在政，不失尚賢之意。於西方三權外特增考試、監察兩權，皆中國舊有。考試為政府求賢，隋唐科舉承兩漢選舉來。中山先生主張被選舉人選舉人均當先經考試，此即古人所謂「善鈞從眾」，賢鈞亦當從眾，不當不論善惡賢不肖，而徒務從眾。當先尚少數，乃及多數，義始深遠。漢代舊制，丞相主行政，御史大夫副丞相主監察。御史有中丞，監察王室內朝。地方行政，則郡國太守外有州刺史，亦司監察。監察之外，復有專司諫議者。唐代三省中有門下省，明代尚有六科給事中。中國自秦以下之傳統政治，考試監察兩權占重要地位。實際史跡，一部二十五史網羅詳備。復有通典、通制、通考，三通九通，詳陳其利弊得失之所在。近人以帝王專制四字，盡棄古籍而不讀，則論政唯有一趨西化，乃無絲毫自由可言。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即承其民族主義來。乃有超乎西方三權以外之兩權。近百年來，能於中國與西方以平等地位看待，則實唯中山先生一人。民生主義亦非慕效西方專重經濟。中國歷代田賦制度、兵役制度等，君民一體，百姓一家，亦均不失親親傳統之大意。故不本於民族主義，亦難究民生主義之深旨。 不幸近代國人群以「帝王專制社會封建」八字括盡了中國以往傳統，則與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已大相違背，其他更何足論。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今為中國社會正名，當稱宗法社會四民社會。為政治正名，當稱士人政治尚賢政治，庶為近情。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乃指以往舊民族。今人則僅望開來創造之新民族，兩者相異，猶當深思明辨，萬不可忽。 以今日言，可謂社會士階層已沒落，政治尚賢之意已消沉。社會唯求工商化，政治唯求民主多數化。要言之，則唯求西化。而自兩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已成美蘇對立，除美蘇外，已別無西化可言。再論政治舊傳統，中國所重在禮樂，輕視刑罰，財與權更所不論。西方則尚法不尚禮。大資本大企業大組織皆賴法。豐衣足食，眾所想望。但資本愈集中，企業組織愈龐大，無產階級愈普遍，如此則勞工守法，何樂存之。 中國社會上下一體，本由宗法來，但宗法之維持擴張則需賢，故親親中必尊賢。禮尚祭祀，祭祀則最崇賢。故中國社會、政治得融成一體，秦前之封建與秦後之郡縣無大殊別。資本主義則重私財。馬克思共產主義，乃求私財公有，此則與禮無關。中國之禮，則有公無私，凡私皆融入公中。由宗法而產生井田制度，亦公私融成一體。百工之官亦然。後代有社倉，有義莊，亦公私共成一體。如鹽鐵，如茶政，如漕運，一切財賦政策，皆求公私融和，合歸一體。此皆中國傳統政治尚賢不尚權之所致。故中山先生言權在民而能在政。革命即革去其不賢，禪讓即讓於賢。西方人高唱民權，中山先生則說之曰權在民，謂政治當一依民生為依歸，非當由民眾來作主張。既如此，則能在政，亦權在政。五權皆屬政。唯選舉屬於民，而中山先生則主選舉與被選舉皆先以考試，則仍上下一體，禮即體，則仍是一禮治，與法治不同。西方尚法，則統治與被統治顯分兩級，顯成兩體。無產階級專政，則專以財富分階級，不分智愚賢不肖。共產主義之本於唯物史觀，洵可謂信而有據矣。知此則知東西雙方之政治社會，乃亦各有其一貫相承處。 今必慕效西方，則必破除社會之尚宗法，政治之尚賢。人與人無親無尊而後可。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今則不講仁與義，唯求財與權，乃庶可獲西方化。 財富絕非人生要道，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求果腹，與剩餘價值資產無產無關。知此義，即賢者，尊之信之，不待結黨競選。則民主獨裁現代化口號，亦豈能挽回當前之國運，而使我民族再登康莊之大道。然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拭目待之，又復何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