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二三 群居與獨立
中國人好群居，西方人好獨立。此又中西雙方文化相異一要端。人生不能離群，而西方人乃於群居中好獨立。人必有一己，此己即具獨立性，而中國人則於獨立上好群居。故中國人乃在異中求同，其文化特徵乃為一和合性。西方人乃於同中求異，其文化特徵乃為一分別性。推此求之，東西雙方文化異同率無逃於此矣。
人生自幼至老，本屬一體，和合無間，而仍可分為嬰孩以至少年及中年老年為三期。年齡有別，而生命無殊。但西方人注重其分別，未成年人即教以獨立。嬰孩即不與父母同房而臥，待其識字上學，則以童話為教本。及其成年，則教材又別，儼若為另一人生。中國則自嬰孩以至成年，同教之以孝悌之道，教材大體相同，無特別所謂之童話，專供幼童閱讀。直迄老年，孝悌乃人生大道，當永遵勿失。成年人離家出門服務，遇年長十年左右，即以兄視之。過此則以父輩視之。其在家之子弟心情，依然保存不失，猶如童年。豈非人生一快樂。而就他人言，常若有子弟在旁，豈不亦是一番怡悅與安慰。王道不外乎人情，眾所歸往，斯即王道，乃為人群相處之大道。故王道非政權，此則首當辨認。
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孝弟即是愛敬。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群相處，一如其居家。孝弟愛敬，即本於性。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性不變，斯道亦不變。唯時不同，地不同，所遇對方之人與群亦不同。周公之孝文王與大舜之孝瞽瞍自不同，故道貴隨時隨地隨人而修。修道以為教，教不同而道自同，道不同而性則同。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泛愛眾，而親仁。」此一教不僅可以自幼至老而不變，亦可歷千百世而無變。此亦中國傳統文化特性之所在。
西方人不言道，而愛言權。道者人所共由，故尚同，而必和。權己所把持，故各別，而必爭。道如大路，人人得行。權如天秤，必分兩端，眾所聚則傾。求其平，則銖兩必爭。然又不得無變。變又失平，故平權實非治道。此為西方社會之常態，故其亂常多於治。
中國人言天命為性，西方人亦言天賦人權。其實未成年，受父母養護教育，何來有權。中年投入社會，能獨立，尚權則必爭。即在家庭中亦然。西方人言父權母權，夫婦則必言平等。人各有權而平等，則不見一家之同情，而相處乃必爭。年老不能爭，又不能獨立，乃無地位。入養老院，更復何權可言。故謂兒童如在天堂，中年如入戰場，老年如進墳墓。此乃人權社會之實況。今世乃群向此途邁進，誠亦大可憐憫之事。
西方人言人權，主要為對政治。人群有良政，則其群安而可大。有惡政，則群亂而趨亡。中國乃廣土眾民五千年一大國，其有良好政治可知。中國人論政必重道，曰王道、治道。而西方則政必歸於權，故曰神權、王權、民權。神非有權，乃主政者托神之名以張其權。王權則直夸己權，法國路易言「朕即國家」是也。民權最先乃由在下者與政府爭稅額，於是而有選舉權與審議權。權不在全民，而在少數納高稅額之人。然即在少數中，相互間亦不能無爭，於是而有法。相傳英國某時某地區，僅有一合格選民。逢選舉開會，其人登台為主席，宣布開會，又下台為選民，自舉名。又作另一選民，舉手呼贊成。再登台宣布被選人姓名，又下台舉手呼贊成。乃如兒戲。但言民權選舉者，乃群傳此為嘉話。此見西方法治，亦不能無不合情理處。中國人之法，有律復有例，亦皆能求其變通。
國會開議，則必分黨以爭。若只分兩黨，則所爭尚可有條理，不致紛呶。唯近代只有英美兩邦差能接近，其他諸國多黨分立，則爭益亂，而議不定，權亦無可見。爭議以多少數定勝負，論量不論質，以一票之差定是非。則可謂無是非，而是非只定在此一票，其又何以言治。故所謂民權，實亦一無是非之權。人各有權，則皆是而無非。是與是相爭，唯有判以力。力不能見，以一票之差來定多少數，則權又何在，力又何在。故民主政治之實際政權，乃仍多操於政治元首一人之手。倘謂政權以憲法為限，則事變之來，憲法豈能一一預為規定，以資應付。近人謂西方民主政治乃法治。政是一活的，權亦是一活的，法則是一死的。豈能以死的法來規定領導活的政與權。西方民主政治之起，實際乃為防亂，非以求治。故富限制性消極性，實非有積極性前進性。故常由社會來推動政治，而非由政治來領導社會。其崇尚多數，亦可謂有當於政治性之大原則。唯西方之多數，實乃個人主義之多數，非大群之多數。此則大堪研討之事。
若就中國傳統言，政必論道，合理則是，不合理則非。中國君主世襲，然為君亦有君道。舉國尊君，亦一道。君無道，即不當尊。「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其君失道，即為一夫。中國傳統論政，重道不重權，亦不重法，其要旨在此。
然齊家治國，其道究不同。大小雖易，相差甚巨。唯其基本則皆在人。其最高理想，則在人各有道，不在人各有權。中國乃一廣土眾民之大國，其中央統一政府之組織甚龐大，管理極繁複。縱使其君掌大權，亦難統治。故求國之治，必須有道。須求人人同行此道。但性情不同，斯行亦不同，以不同性行之人，而能同行此一道，斯始見其道之大。孟子舉伊尹、伯夷、柳下惠為三聖人。伊尹聖之任，乃有志負大群之重任。一官必有一職，百官分職，即各分一任。君亦一職，其次有相，相之職僅次君一位。伊尹在畎畝之中，即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志，肯願擔當此大任。其五就桀，五就湯，以及相湯之故事，今不論。太甲為君失君道，伊尹放之桐宮自攝政。及太甲悔過，伊尹又迎太甲重歸君位。方其攝政時，乃是代君行道，而非與君爭權。且以臣代君，亦無法可據。伊尹之為聖即在此。
其次有周公。天下未定，武王卒，武庚、管叔叛於外，成王年幼，周公攝政，興師東討，大義滅親。成王年長，再退居宰輔之職。周公亦如伊尹，亦可謂聖之任者。漢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昌邑王無道，霍光不學無術，或告以伊尹事，乃廢昌邑王立宣帝，漢室以安。三國時，劉先主卒於白帝城，臨死告其相諸葛亮，少主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可自為之。諸葛亮出師北伐，宮中廷中事，皆囑咐有人，可謂大權獨攬。然其告少主，成都有桑八百枝，薄田二百頃，臨死不使長分毫。則其鞠躬盡瘁，非爭權，非謀利。亦可謂聖之任者。歷代尚多有其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內而宰輔，外而將帥，皆可不受君命。君無能，國亦可治。
伯夷聖之清。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獨以武王為非。乃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之山。孔子稱以為古之仁人，孟子推以為聖之清，後世亦同尊伯夷、叔齊之為人。群道大，不能風吹草偃一面倒。孔子謂：「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則王位繼承，唯堯舜禪讓為盡美盡善，湯武革命終仍有憾。光武中興，其同學嚴光，獨垂釣富春江上。光武訪得之，嚴光卒辭歸不受祿。則亦猶伯夷之清矣。宋之范仲淹，自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乃亦推崇嚴光，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則有任不害其有清，乃亦有出仕在朝，直言極諫，如漢武時有汲黯，唐太宗時有魏徵，骨鯁之臣，何朝無之，此實亦伯夷、叔齊之流亞也。
柳下惠聖之和，三仕三已，無喜慍。其仕必盡職，故能三起。其仕亦必直道，故亦三已。不務求進，亦不務求退，故稱其和。秦漢大一統以後，如柳下惠之和者，其人則更多。政府當為一國人才薈萃之所，而人之才性各不同，大略分之，當不出此三型。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似伯夷。比干諫而死，似伊尹。箕子為之奴，則似柳下惠。唯伊尹、伯夷易受人注意，柳下惠則易為人忽略。戰國秦師東侵，戒勿近柳下惠墓，則柳下惠之深受後世崇敬，乃至聲名遠播全中國，亦可知。中國文化傳統，重在教人如何做一人。或仕或隱，同有其道。為任、為清、為和，才性各不同，而其大道則同。同此人，同此道，乃能合群而為政，此是中國人論政論道一大原則。
孔子聖之時，人性表現有不同，而孔子則為集大成之聖。隨時隨地而發，乃若兼此三型。變動不居。孔子深許顏淵，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子又論人性為狂、狷、中行三類。伊尹之任為狂，伯夷之清為狷，唯孔子乃得謂之是中道。柳下惠則僅得謂之和，不得謂之中道。孔子之中道，兼存伊尹、伯夷之兩型。而柳下惠之和則於伊尹、伯夷兩型外，自成一型。唯孔子乃合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型而為一。其存於中者至廣大至精微，故得發而時中。三子之存於中者與孔子異，故其發於外者乃亦不免時有異。
中國人做人，非不重獨立。伯夷、伊尹、柳下惠則為獨立人格之三型，孔子則為三型以上更高之一型。孔子最惡鄉愿，與世浮沈，隨俗流轉，生斯世，為斯世也善，則無獨立人格可言。孔子三十而立，此即已臻於人格之獨立。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則近伯夷。孔子曰：「我非斯人之與而誰與。」是獨立又必貴能處群，群居而又不能獨立，則為鄉愿。即以居家論，為子必獨立成為一子，有其獨立之人格。大舜、周公皆然。唯為子者之獨立人格其主要則在孝，為幼者之獨立人格其主要則在弟。居官為臣，亦有其獨立人格，其主要則在忠。伊尹之任即其忠。清與和雖非忠其君，但亦忠其群。忠孝皆人群同居之大道。人之獨立，亦必獨立在此群，非可獨立於此群之外。群而無獨，斯不成群。獨而無群，又何以成其獨。中國人之講人群大道，主要在此。此即人之心、人之性、人之情，而烏有所謂人之權。為子者無權以強其父，為臣者無權以強其君。即為父、為君亦然。父無權以強其子之孝，君無權以強其臣之忠。斯必自反，為父則止於慈，為君則止於仁，如是而止。故每一人必有其各自獨立之道，斯即人群同居之大道。不僅有任，亦可有清、有和，而孔子則尤能會合此三者而變通運用之，但依然不失孔子之獨立人格。若謂人必有權，則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乃及任、清、和、時四種品格，乃始得為人之權。其權則在能自獨立而不與人爭，而豈今人之所謂權。
今國人競尚西化，不言人道，競言人權。不言治道，競言政權。於是言政治則必曰君權無上，帝皇專制。則秦漢以下兩千年來之中國，除歷朝帝王外，乃無一人有獨立人格可言。唯陳勝、吳廣、黃巢、李自成、張獻忠庶或有之。此豈有當於情實。
再言社會，中西亦不同。中國既未成為一資本自由之社會，亦非農奴社會封建社會。中國自有其特殊之一套。國人求西化則可，亦無權強五千年來之古人全歸西化。以往之舊歷史，與今國人所嚮往之新文化，自可不同。今人則謂只是西方人先走了一步，中國人遲走了一步，故中國只如西方之中古時期。一切以西方歷史來解釋中國之固有。但如印度，如阿拉伯，亦各有其一套，又豈得盡以西方歷史作解釋作評判。
今日國人競尚西化，但又或轉言尊孔。孔子固當尊，但孔子乃集任、清、和之大成，而為聖之時，則尊孔亦當尊伊尹、伯夷、柳下惠。又當尊孔子以下能任、能清、能和之歷代人物。今日國人競言獨立，競言人權，則能任、能清、能和，亦各是一種獨立人權，豈能一筆抹殺。果能各從其性之所近，學得任、清、和三型中之一型，而各具一獨立人格，豈不於政治社會各有益處。豈必盡求西化乃謂學孔子之時乎。
西方人言獨立，言人權，凡事必出於爭，乃以法防制爭。故西方言民權，同時必言法治。但法治乃以防制少數，民權則必崇尚多數。但如孔子、墨翟、莊周、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具獨立人格，皆屬少數。西方民權政治，必結黨競選，上述中國此等人恐難當選。在議會中，此等人有提案亦恐難得多數通過。故在西方歷史中，求如孔子、墨翟、莊周、伊尹、伯夷、柳下惠一類之人物，乃亦難得。孔子言「群而不黨」。不結黨，則又何從於崇尚多數人權之社會中，獲得其出頭之機會。唯墨翟主有黨，但在中國，墨家至秦代即始衰。清末群尚西化，乃又提及墨家。此又史例之至顯然者。今國人亦同尚多數，則中國古人仍唯墨翟一人可宗，孔子、莊周、伊尹、伯夷、柳下惠，將全不可提。此又今日極具體一問題，值得吾國人之研討。
西方主結黨，共產主義亦有黨。義大利羅馬教廷所在，耶教之黨最所盛行。故自世界第二次大戰以來，三十多年，而義大利之政府改組，已過五十次。即在英、法、德、美之邦，亦不能禁止共產信仰之流行，只防其成為多數而止。西方社會昌言人權，乃不得不然。中國則尚少數，孔子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伊尹、伯夷不論，柳下惠之和亦無黨，亦少數，而仍見尊。故中國人重尚獨立，而不言權，不言黨。西方人言獨立，又言黨。無黨則獨立而無權，故主張獨立，又主張結黨，亦大可詫異之一端。唯中國無黨而有群。有黨則其群不能大。中西雙方至少亦互有得失。今日國人一意西化，尚群乎，尚黨乎，於此宜當深思。僅知結黨，終非善為合群之道。故人道合群為首，結黨必居其次，亦至易明白一事理。國人其試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