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一八 政與學

中國自古為一統一大國，政統於上，學統於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傅說、伊尹、周公，政在上，而學亦輔之。孔子起，學在下，而政亦尊之。魯哀公、齊襄公、衛靈公、衛出公，以及陳楚君臣，皆知尊孔子。曾子居費，子夏居西河，同為主政者所尊。墨子尊於天下，與孔子同。齊稷下先生七十人，厚其廩祿，恣其教授，不煩以政，為學官之增設。秦博士官亦七十人，非政職，而得參預政議。漢武帝改為五經博士，主學不主政，亦得參預政議，與秦博士同。漢宣帝欲增公羊博士一席，亦由朝廷公卿與諸博士洽議始定。王莽、劉歆欲增設博士，諸博士皆反抗，雖勉增設，光武中興，隨即罷廢。然東漢博士多倚席不講，在野開門授徒者，則聽眾四集，其盛遠勝於國立之太學。黃巾作亂，相戒勿入鄭玄之鄉。當時儒生之見重於社會有如此。 魏晉南北朝，學在門第。魏孝文尤敬學，北周、北齊繼之，其風益甚。隋初王通講學河汾，後世聲名遠超於魏晉南北朝歷代帝王卿相一切政治人物之上。唐代亦設太學，而學者競趨進士考試，不以列名太學為榮。宋胡瑗蘇湖講學，朝廷取其法為太學規模，並聘胡瑗掌教。王荊公、程伊川任天子師，主師坐講，天子當立而聽。及南宋朱子集儒學大成，雖與伊川先後遭偽學之禁，然下迄元代，其注四書及詩易諸經，定為國家科舉取士標準，歷明清兩代相承不變。 元代異族入主，一時學者群以不仕為高，而書院遍天下。地方官初到任，必先赴書院聽講學。明承其風，學者不尚仕進。吳康齋、陳白沙身居林野，名高一世。王陽明弟子亦多決意不仕。東林始矯之，勉學者當志在廊廟，不當輕政務不以為重。清政權亦以異族入主。一時學者如顧亭林、李二曲、黃梨洲、王船山、陸桴亭，皆不仕。亭林言：「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匹夫而負天下興亡之責，非學林莫屬。 故中國人傳統觀念，學尤在政之上。政當尊學，而學必通政。可則進，不可則退。合則留，不合則去。學者可不仕，但不當學不通政，故必以經史為學。詩、書、春秋，亦經亦史。易言商周之際，亦仍史也。政尚禮治，禮隨時變，則禮通於政適於時，禮亦史也。故曰六經皆史。司馬遷為史記，即上承董仲舒發明孔子春秋之義，故曰：「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而司馬遷以其父議封禪與當時帝王意不合，稟承遺志，作為史記。議禮即議政之大者，封禪之禮，即天人之際。司馬遷為此下史學鼻祖。史學即經學，經史一貫，其義如此。 唐杜佑著通典，典亦禮也。一代之政，即一代之禮，古今一貫。朝代有變，而典禮相通，讀杜佑書可知。宋代歐陽修著新五代史，明夷夏之防，最可發明司馬遷史學之大義。夷夏之辨，實即天人之際。其為新唐書諸志，則頗符杜佑遺意。司馬光與王安石新政不合，一意寫為資治通鑑一書。退於政而務於學，政在當世，學則通於後代。中國之學風，乃中國文化傳統之大意義所在。縱或學有未合，而為學大體則無逃於此矣。朱子有意為通鑑作綱目。其書由其門人弟子成之。中國學人之志節相承，此亦其一端。 清代顧亭林日知錄，首為經術，次曰治道。考論歷代政製得失，以待後有王者取法。此即經史一貫，政學相通，匹夫而負天下興亡之重任在是矣。黃梨洲寫明夷待訪錄，首指明太祖廢相之非。中國歷代宰相，自漢武帝用公孫弘，此下遂胥由學者任之。不能正學以言，亦多曲學阿世者。然終不能因噎廢食。學人任相，乃中國傳統政制一不可廢之大綱。待訪錄又有學校篇，主張當以學校為議政之所，此即古代博士官議政之遺意。梨洲受學於劉蕺山，蕺山講學上承東林。學校議政，即東林之主張。王船山有讀通鑑論、宋論，皆史學。則清初諸大儒，其學皆為經史之學，不得專目以為經學，豈不明顯之至。 經學在明古，史學在通今，皆人生實用之學。唯諸大儒皆不願在清政權下求實用，故皆立志不仕，而徒托之空言。孔子作春秋，乃天子之事，亦徒託空言而已。自雍正後，文字獄大興，空言亦所不許。一時學風，遂變而有乾嘉之經學。其實乾嘉亦非盡經學，當時自稱為漢學，以示別於宋學。漢儒治經，豈不曰通經致用。則乾嘉經學之致用又何在，此又不可以不論。 後人論乾嘉經學，率分吳皖兩派。皖派當始自江永，其為學則一尊朱子。著書有儀禮經傳通解，即上承朱子意為之。亦即會通經史，兼政與學，而可以上承杜佑，唯明白歸之一禮字，則上承宋學無疑。又為近思錄注，專引朱子言注朱子所纂周、張、二程言，治宋學者必誦此書。則皖學開山乃宋學，更又何疑。戴震幼年親受學於江永，遭鄉里譴責，襆被至京師。以皖學治禮長於天文歷算之學，助秦蕙田編五禮通考。此亦通經史，兼政學，較之江永、杜佑書益為博大。而戴震又獲交於紀昀，入四庫館，助編四庫全書。紀昀實反宋學，觀其閱微草堂筆記可知。其時學人反宋乃反清，或主改定科舉考試標準。清廷一主元明成規，用朱子書為標準。又定陸稼書入祠孔子廟。清廷大臣尊信朱子之學者大有人在，而稼書特一地方小官，未臻顯達之位，清廷特加崇祠，用心良苦。呂留良專為科舉應用，闡申四書注，而提倡夷夏大防。湘人曾靜，憑其書遊說陝督岳鍾琪反清，文字獄遂起。呂留良開棺戮屍，全家帶罪貶黑龍江。雍正自為大義覺迷錄一書，頒之天下學官，為應科舉者一部必讀書。稼書與留良為友，清廷非不知，而獲擢升孔子廟，以見讀朱子四書注有邪有正。邪如留良，開棺戮屍。正如稼書，則升祀孔子廟。昭示天下，朝廷懸朱子四書注為功令，善讀如稼書，不善讀如留良，功罪判然。然刺激過深，天下讀書人心終不服，紀昀即其一例。紀昀亦曾罪謫西域，歸而主編四庫全書，乃於提要中多發反宋理學之微辭。紀昀非專治經學，在其胸中當無後來漢學宋學之門戶存在。其反宋乃反清廷，其意可知。中國學人常以學評政，此乃中國學人傳統。紀昀非能正學以言，然其編四庫全書菲薄宋儒，亦沾此傳統之餘潤。戴震屢應舉不得中進士第，既交紀昀，其為孟子字義疏證，亦染此種心理。毛奇齡先為四書改錯，已早在前。反朱即反清廷之科舉制，毛意早然。亭林日知錄明白反八股，又在毛前。各人學問深淺不同，中正偏狹又不同。戴震言主張義理乃以意見殺人，則明指大義覺迷錄等文字獄而言。清末章炳麟始揭出其內蘊。要之，戴震反宋，非為宏揚漢學可知。 吳派以惠棟為例，為易漢學一書，始明白揭舉漢學二字。宋儒自周濂溪、邵康節、程伊川、張橫渠皆言易，與漢儒言易顯不同。上溯王弼注易，亦非漢儒之傳。惠棟為易漢學，乃上追漢博士之言以治易，以別於王弼以下之言易。則稱易漢學，亦與言漢儒經學大不同。又惠棟有後漢書注，有王漁洋詩注，則於經學外又兼治史學文學，其非專治漢學又可知。錢大昕主講蘇州紫陽書院，其學亦兼經史，而尤以擅史學名。就此二氏言之，則其時學風明示經史並重，不以專經為業。而二氏皆恬退，淡於仕進，以在野學人主持風氣，與清初明遺老志節相似。政在上，而學在下，不失中國文化之大傳統，此與宋儒又何相異。唯二氏及吳中學人，皆不明白表揚程朱。則以其自遠於政，乃不願與清廷同其號召。 言乾嘉經學者，吳皖以外，尚有揚州派與常州派。王安國親為王懋弘朱子年譜作序，則揚州之學本崇宋尊朱。安國館戴震於家，教其子。然此下二王之學，專精訓詁，不爭漢宋。經義述聞固以釋經，而讀書雜誌則兼及諸子，亦不以專經為務。段玉裁辨小學二字，當尊朱子義，不當以文字訓詁為主，更非反宋。其後終於推尊其師戴震之孟子字義疏證為定論，然畢生治許慎書，卒以小學名家，不以反宋為幟，則仍與二王同其途轍。同時如劉端臨，則頗亦崇宋尊朱。是揚州派為學，絕非專經反宋可知。及焦循為孟子正義，一引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入其書，又為易學三書，則其為學乃求為通學，又為下里脞談，旁及各處地方戲劇，其學非務專經，則其不為尊漢反宋亦可知。唯阮元迭任疆吏，於當時學人中最為顯達，而極意尊戴。然其校印十三經註疏，則亦兼宋學，非專漢學。又其纂皇清經解，取捨特具繩尺。即胡渭禹貢錐指亦未列入。因錐指兼詳史乘，而阮纂限於經解，體裁有別，非有意尊經而卑史。汪中有意為述學一書，上推亭林，似乎注重治道，尤異時趨，惜其未成。約而言之，揚州之學，既博多變，其不為專經反宋，則斷可定矣。 常州之學，經史子集一時並起，博雜較揚州更甚。孫星衍治尚書，張惠言治儀禮，皆專經之學。而張惠言又與惲敬同為陽湖派古文。洪亮吉以罪貶新疆，歸而為地理史學。尤擅短品駢文，敻絕千古，唯同時汪中堪與比肩。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較之錢大昕、王鳴盛益見為異軍特起。並善為詩。其學亦文亦史，而又兼似子學，自成一家言。惲敬為三代因革論，亦史而兼子之學。李兆洛亦史而兼子，自成一家言。故稱清代乾嘉為經學時期，則斷無是處。 又桐城有姚鼐，上承方苞唱為桐城派古文。方、姚亦非不通經學考據，方氏尤多致力於經。姚氏分學問為義理、考據、辭章三項，辭章必本源於義理，而於考據則有妨。考據煩瑣，不能成為辭章。但姚氏亦通考據。而依襲戴震以為言者，則乃謂辭章義理亦皆一本於考據。今謂乾嘉學者長於考據則可，謂其能兼義理、辭章、考據三者而有之則不可。湘鄉曾國藩起，方其守制鄉居，為團練，平洪楊。然曾氏有意傳習桐城，為一古文家。又於義理、考據、辭章外，增經濟一門，為儒學四要項。其謂經濟，則學而上通於政矣。上自清初晚明遺老，下及乾隆盛世，清儒皆不以學言政。曾氏此番意見誠為清代學術史上一大轉變。曾氏又為聖哲畫像記，舉及清儒，曰顧、秦、姚、王。亦可謂顧亭林、秦惠田以義理、考據而兼經濟之用。姚鼐之辭章，亦可兼經濟之用，則乾嘉學人知之者少。而曾氏於當時之經學，則僅取二王之訓詁，誠可謂特具隻眼矣。曾氏又為經史百家雜鈔，以補姚氏之古文辭類纂。意謂辭章不背義理，又能兼合經濟，則必兼經史百家以為學。如唐宋古文，韓愈歐陽修諸人，豈不皆兼通經史百家，較之方、姚於明代獨取歸有光，規模恢宏，局度廣大。曾氏自言「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誠不愧出藍之譽矣。 又戴震同時有章學誠，於戴氏之高抬經學不滿意，特論文史與戴分張。唯經史為學，合則兼美，分則兩損。章氏貽書錢大昕，期其出為號召。錢氏兼通經史，豈願造此偏枯之壁壘，遂不置答。而章氏又創分清學為浙東浙西兩派，謂浙西為經學，源於亭林，傳之戴氏。浙東為史學，源自梨洲，而己承之。顧、黃皆學通經史，豈寧作此分張。又謂浙東史學一本心性，則豈可不通心性，而專以考據為經學。是章氏立言雖有意力糾戴氏之偏，而己亦不免有病，無當於中國學術傳統重要精神之所在。 章氏文史通義，意在矯時尚尊經之風。提倡文史，用心不為不佳。唯中國學術精義，文史與經亦必相通，同本一源。文史通義首卷即論述諸經大義，而獨缺春秋一經。蓋當時經學本避政治壓迫，又少言義理，多言考據。雖非曲學阿世，但亦不敢正學以言。考古不涉時政，可免得罪嬰禍，章氏言史學通於時王之吏事，大義則是。但章氏亦未敢昌言時事，亦未能一本於時王吏事以為學。春秋貶諸侯，兼亦貶天子，章氏豈敢有此想。則章氏言史學而諱言春秋，亦仍與同時諸儒以考古治經同病矣。 時方編修四庫，章氏以漢書藝文志及鄭樵校讎通義為分類目錄之學，此乃治學術史一大綱，較之杜佑通典以及秦惠田五禮通考，途轍自別。章氏論古今學術流變，亦多卓識。其主張學術當供時用，誠亦學術之通義。乃其自為史學，則僅供地方修志，豈不為用已微。此亦時代限之，而章氏不自知。時代與學術互為影響，政治高壓在上，學術自無法蓬勃於下。章氏之學，不得暢所發展，在當時亦遂沈霾而不彰。 乾嘉以下，清政衰於上。道咸繼之，學術亦變於下。龔自珍起於浙，魏源起於湘。龔治春秋，魏治尚書，皆經學中之史學。龔主變法，魏主經世。學以上撼政，政亦俯就學。而所謂今文經學，一時乃大盛。但龔、魏皆旁通佛學，不盡在儒學經史之範圍。陳澧起於粵，其東塾讀書記較遵乾嘉之舊。然兩漢之下，繼以三國。鄭玄之外，繼以朱子。雖不主經世變法，而兼經史，融漢宋，義理、考據互為用，而辭章、經濟，亦各有其地位。則近似一代之通儒矣。此因澧遠去京師，未入仕途，又值晚世政綱已寬，故得然。一部中國學術史，受上層政治壓迫，唯蒙古滿洲異族統治為甚。而清代猶細切。讀清代之作，論其人其學，非另出心眼，不易適當而平允。 康有為始受學於朱次琦。次琦由宋儒義理而轉有意於史，雖一出仕，亦如陳澧，一意在野講學。康氏則有意從政，采當時通說今文經學春秋大義而昌言變法。章炳麟起於浙，以言革命下獄，與康氏為敵，主古文經學。一保皇，一排滿，但兩人皆兼通經史。唯康偏經，章偏史，亟於用世，所學皆不深。又皆旁治佛學，於中國學術史，博涉而非精通。刻意開創，不尊傳統，此皆兩氏之同失。今再推溯，則阮元在浙，設有詁經精舍。其在粵，設有學海堂、廣雅書院。康、章兩人，皆有聞而興。阮氏之創學設教，亦非無益於後世。至於康、章之未符理想，使近代中國多入歧途，則國運所系，不知誰之當責矣。 民國以下，上則政益亂，下則學益衰。胡適幼年留學美國，歸而提倡新文化運動。一曰德先生民主，一曰賽先生科學，則唯主西化而已。故於傳統舊學，僅有抨擊，未有發明。梁啓超、梁漱溟隨而糾其失。然二梁於舊學皆未有深入，則唯見胡氏之失，亦無以見舊學之真。而五十年來，白話文盛行，學者皆不讀舊籍，傳統墮地，無可復拾。故在今日而論中西學術之是非得失，則只分新舊。西化則是，傳統則非。一言可盡，亦成定論。誰復起而矯之。書不焚，儒不坑，而已成此無可奈何之局面。唯有待伏生之守其文，漢帝之訪其業，則不知為何日之事矣。 今試再言西化。中國政與學合，西方政與學分，此亦中西文化相異一大端。西方古希臘，寧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相傳。一城市即一政治之獨立，多數選舉，早已民主。學術則唯民間一生業。文學、科學、哲學，各自分門，各別謀生，而亦無如孔子、墨子其人之崛起。下及羅馬，希臘學人為奴亦為師。耶穌乃猶太人，其教傳至羅馬，亦主政教分。凱撒事由凱撒管，上帝事始由耶穌管。直至於今不能革。中古封建社會，貴族在堡壘中養騎士，不聞養學人。羅馬有教廷，然神聖羅馬帝國則僅為一夢想。文藝復興起於城市，文藝亦在教堂，不在政府。下及現代國家興起，此乃政治方面事，不關學術。西方現代學校，則皆從教會開始，如英國之牛津、劍橋，即如美國之哈佛、耶魯皆是。普魯士始唱國民教育，乃隸屬政府。大學教育政府不聞不問，事屬宗教，不涉政治。神學外，有醫學法律。醫以救病，法律則律師為罪人平反，亦在社會下層，不問政治上層。 民主政治，先以納稅額定選舉權。國會最要在討論稅額，乃商人事，非學人事。由國會多數來掌政，由普選來擴張民權，民主政治乃成多數人政治，絕非學人政治。而學校教育漸由宗教轉移到科學，益為社會工商業所重視。其政學分之形態，則迄今未有變。學人亦間有對政治有主張，終為少數，不如工商業人有切身利害為多數。學術僅能影響工商業，再由工商業影響政府。在野之學，非與在上之政不相通，而終為間接，不直接，則烏所謂正學以言與曲學以阿世。 中國政學合。秦漢以下，政治以學術為嚮導。全體政治人員，自宰相以下，皆出於學。先有察舉制，後有考試製，為之作規定。王室在政府之上，乃亦同受學。政治在中國，可稱為一種學治，而西方則否。今日國人僅知有西方，一依西方為依歸。乃稱中國自秦漢以下，為專制政治，從政者皆仰帝皇一人之鼻息，全國人民皆聽帝皇一人之奴役。而按諸史乘，則殊不然。小戴禮大學篇，八條目中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乃多數人共同之學，由此擴之益大，探之益深，人群治平大道，亦不外是。其人不能修身、齊家，焉能治國、平天下。然治平大業，則終屬少數人之事。選賢與能，亦由少數人任之。 西方人則修身唯在教堂中，一出教堂，則人各平等，自由進取，不違政府法律，其他不再有修。男女戀愛，結為夫婦，生男育女，即為家。亦可自由離婚，齊家無待學與修。治國另一套，無關身家修齊。外交軍事，各成專長，更無平天下可言。故西方之為學，貴專不貴通，貴創造不貴因襲，各成為生一業，不見有共通之道。回視中國傳統之學，則百無一當。經學盡可廢，史學則專制、封建兩語已可定一切。子則思想自由，集則隨口白話。不從西方學，復有何途徑。今日吾國人心理，大體在是矣。如言學問途徑，則唯貴自我創造，不須有師道之傳。中西相異，古今亦相異，自無師道之可傳。 今再綜以言之。人各有欲，而得其所欲則必在道。但道有在己，有不在己。求富貴，須外在條件，道不盡在己。即如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亦僅少數為富人，多數則仍為工人與小商販。民主政治亦僅少數得上政治舞台，多數則仍為平民。既不得其所欲，則心不安爭不止。中國人所好在孝弟忠信，其道盡在己，有志無不得。大學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在德，齊家在禮，治國平天下之道，亦無外此德與禮。故中國人言學治，即言禮治德治，一以貫之。即人無不得其欲，則又何他道之可言。故政必尊學，而學必求通，此乃中西文化之基本異點，誠不可不為之明白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