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一六 國家與政府

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國人重人之德性，故重公更過於重私，重大更過於重小。國家民族之大生命更重於家室個別之小生命。人類之德性，亦於此表達。而為政為教之大公至正之大本大源，亦胥在是矣。 今擇國家與政府一題論之。此大有關人事之諸方面，而亦東西文化相異一好例。西方人似乎先有政府，而同時並無一國家觀念。如古希臘，乃以一民族同居一小小半島上，城邦分裂，雅典斯巴達，如是者，乃以百計。此諸城邦，則各有一政府為之代表，但非先認有一民族與國家之存在。其城邦郊外，尚有耕地與農民，但受城邦政府議會之統治而供其奴役。故古希臘有政府無國家。 羅馬亦一城邦。唯重軍事武力，異於希臘之重商業。遂以征服義大利半島，乃有羅馬帝國。但其政府則仍是一城邦政府，而統治此半島。非由此半島上人自建國家，自成政府。帝國逐步擴大，北及法蘭西、英格蘭，南及地中海四圍，遠及非、亞兩洲，然仍由此一城邦政府來征服與統治。此一政府綿延甚久，其間亦有種種變革，然論其大體，則先後相承，無大相異。故羅馬乃由一城邦擴張為帝國，實不得謂是一國家。如埃及、波斯，同屬此一政府之統治，不得謂同組成此政府。史例昭然，無可否認。 西方中古封建時期城邦廢，堡壘興。一家貴族憑仗武力保有此一堡壘，並及其堡壘以外附近之農奴及耕地。顯然更不得謂是一國家。文藝復興，沿海新城市興起，先自義大利半島，次及北歐波羅的海沿岸。此諸新城市，可謂乃古希臘城邦之雛型。由是而有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荷蘭，乃至法國、英國等現代國家，則可謂是古羅馬帝國之雛型。此皆先有政府，後有國家。非國家由政府建立，亦非政府由國家建立。西方建國情勢，與中國傳統不同，大體同具有帝國型。推究根源，則仍以城邦為基礎。義大利與德意志兩國，成立最後，亦顯然以城邦擴張而來。 以上略述西方史跡，而中國則大不然。中國自始即有一國家觀念成立在先，然後乃有政府來代表此國家，管理此國家之事。此國家則相傳稱中國。外有四圍，亦稱四夷或四裔。先無此固定之分別，而已有此固定之觀念。政府可有變，國家則終不變。如先有神農氏，次有黃帝，此兩時期政府之詳不可知，而其有變則可知。政府交替，中國人稱之曰代。每一代政府歷時有久暫，久者或綿亘四五世八九世，乃至十幾世。每世則稱之為朝，指其為全國所朝向，所共同擁戴，故中國歷史上只見有朝代更迭，而國家則依然如故。至今二十五史相承，仍為一部中國史。故西洋的國家多變，中國則無變，僅政府朝代有變。繼此以往，西洋諸國當仍有變，中國應仍無變。觀念不同，而人事亦不同。中國觀念先有家，其家人乃有父母、子女、夫婦諸別。西方人則先有此諸別，乃始合成為一家。孰是孰非，孰為合理，討論東西文化異同，此一觀念，誠值研討。就世界形象言，自然為主，人文為副。戰勝自然，另創天地，有此想，無此可能。主客之間，不當不辨。 就中國史言，此代表國家管理國家事務，而為國家人民共同朝向共同擁戴之政府，其成立亦可有種種不同因緣。最先或不可免武力征誅，如神農氏之徵三苗，黃帝之誅蚩尤。而黃帝之代神農，或亦有徵誅。但武力保持與武力創辟，事大不同。中國人觀念，國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其生，而民生之本則在其有積世相傳道一風同之共同標準，即所謂禮樂教化，即今人之所謂文化。而教化之本，則在德不在力。權仗力，不仗德。立國之本，在德不在權。故聖帝明皇，代表此一國家之政治元首人物，中國人則常稱其德性，不夸其權力。夷狄與中國之別乃在此。故又曰：「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則族類之異主要在心。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同有此德，乃得同有此天下。此非空論，乃事實。中國人言，「一天人，合內外」。內為德性，外為道義。中國人乃為人類全體生命作廣大悠久之打算。符其標準，乃得謂中國人。細加推溯，當自黃帝時已有此觀念。明白言之，即在黃帝時，已有中國人與中國之觀念存在，故司馬遷史記以五帝本紀開始，而黃帝為第一人。中國古人所傳種種文物，亦多創始於黃帝時代。此下中國人則群奉黃帝為中國之始祖，中國人盡為黃帝子孫。再上溯則有神農，亦稱炎帝，故中國人亦群認為是炎黃子孫。 五帝之最後兩代，則為唐堯虞舜。唐虞禪讓，而堯舜之君德則尤為後世所傳頌。堯禪舜，舜禪禹，皆以德，不以力。而禹之父鯀，以治水失當而殛死。禹繼父業，子生方呱呱，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禹之治水，德功俱盛。禹亦禪位於益，而全國人民不忘禹之大德大功，終擁戴其子啟承父位。於是國家之政治領袖，又自禪讓轉而為世襲。此一大轉變，仍以德，不以力。此為治中國古史者，不得不特加注意一要目。 抑且禪讓亦出公意。堯禪舜，亦須岳牧咸薦。四岳九牧，乃當時中央政府外許多地方政府中之首長，代表其他地方政府，而表示其公眾之意見。在當時雖同屬一國家，乃可有許多政府分層負責，作為代表，以管理此國家之許多事務。此一形勢遠在黃帝時已然。及大禹時，猶稱萬國，是每一政府皆得稱國。以當時疆土言，主要不外黃河流域之兩岸，而猶有此萬國，則每一國疆土之小可知。大者當不過一城邦，小者當不過一堡壘。每地一政府，實即代表一家屬。層累而上，乃有一萬國共戴之共同政府，即一最高政府。而其首領則自黃帝以下皆稱帝，大禹以下則稱王。王者眾所歸往，即眾所朝向。於是而有夏商周三代。其更迭亦以征誅，不以禪讓。當時則稱之曰革命。 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大德曰生。其君之德能配天，能代表群生，而負責其政治任務，斯為王。禹之子孫失德，至桀而更甚，不克再配天，則商湯代之而起。湯之子孫失德，至紂而更甚，不克再配天，則周武王代之而起。天命所歸有變，故曰革命。商湯南面而征北方怨，東面而征西方怨，則湯之武力亦尚其文德。周武王滅紂，而周人必尊周文王為王朝之始祖。唯文王之德克配上帝，故能受命於天。而周人又尊奉后稷為始祖，生民之詩已明白告人，后稷亦有父有母有鄰里，同時有漁牧諸業。后稷之前，已遠有生民，而必尊后稷為始祖者，因后稷教民稼穡，人民生業由是始定。 故周文王之前有后稷，猶黃帝之前有神農。中國人以農立國，遠在有政治以前，人民生業已定。生業定，而後有政府。故五帝三代時之中國，即猶一天下。中國之外雖有夷狄，而不妨即稱中國為天下。大學以「明明德」為三綱領之首，平天下為八條目之末。中國古人一切思想言論，皆本之其對以往歷史之實際觀念來。即大學亦如此。 現代國人治古史，謂必推本殷墟發掘之甲骨文字，乃有真憑實據，其他盡傳說不足信。然甲骨僅中國古文字之一鱗片爪，若盡摒其他諸文字，則甲骨文亦無可說。或又謂，中國古史傳說皆由孔子儒家之託古改制，則孔子豈不將成為中國一大說謊家。孔子當詳說周公東征，殺其兄管叔，大義滅親，攝王位而不居，何一系虛構？尚有其他大政績，見於西周書，及其一切雅頌之見詩經三百首者，豈盡不如殷墟甲骨文之可信？此下治中國史，必仍溯詩書，迄今已三千年。所謂孔子之託古改制者究何在。 言生必言性命。孟子有性命之辨。使孔子不生當時，不週遊當時之魯、齊、衛、陳諸國，則不成為當時之孔子。使顏淵、子貢、子路、子夏而不遇孔子，亦不成其為顏淵子貢子路子夏。是命必有性，性亦必有命，天命人性，相融成體。而性命又各有分別。故行必兼乎言，而修必貴乎行，豈徒以語言文字為學，所能盡其為人之深趣。 中國人重視個性，而能和平相處。每不見當身之成功，而能在長時期之大群中，永留其影響。孔子道不行，魯人欣賞其門人子貢，謂其賢於孔子。孔子死，子貢廬墓六年，其政治生涯隨以終結。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往見，子夏逾垣而避。此皆所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似無大表現，而實為中國傳統文化奠定其深厚穩固之基礎。故在儒家思想中，早包藏有道家精神，唯莊老始暢發之而已。秦漢以下，傑士名賢，無不同具此一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已。而豈學術分家分派之觀念，所能盡其深趣之所在。 孔子又言為己之學。己亦一人，知為己，即知為人。人亦一物，能格人，斯能格物。物亦一天，能通於物，斯必通於天矣。故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立足之地，瞬息之間，即廣宇長宙之中心。環中在握，斯無窮亦有窮，此之謂止於至善。非至善即不能止，但非能止，亦不得為至善。 中國人言身家國天下，進則有國有天下，退則有身有家。亦有進至於天下而忘其國者，亦有退至於一身而忘其家者。孔子則曰「執兩用中」。身家國天下，一體相通，進退自如，斯止矣。西方人好分別，各走極端。其宗教科學皆可忘其生命，或一意於天堂，或一意於太空。各有嚮往，而當前之性命則可置於不顧。濂溪言無極而太極，西方觀念可謂只是太極而無極，有進而無退，有動而無止，忘置其當前之性命，則又何極之有。 中國自古即有一國家觀，而西方無之。國家乃大群觀，而性命則各別觀。各別有性命，斯大群有文化。西方個人主義物質人生，不重視個人德性與大群體制，政治唯在小集團中爭權利，謀功利而止。柏拉圖之烏托邦憑空設想，以一哲人王主政，其下無家庭無宗族，兒童盡歸公育，將來當兵經商，乃及其他一切業務，皆由政府指定分配。此其理想，更為專橫獨斷。試問此哲人王何由產生，何由得人擁戴。此一政府乃僅憑個人空想之一種哲學，而非代表一群體國家。則此一國家一人群，亦斷無久存之理。 耶穌亦猶太人，亦不存有國家觀。乃謂上帝事由他管，凱撒事凱撒管，政治截然在人生之外。耶穌受政治壓力上十字架，而凱撒終亦信了上帝耶穌，但羅馬帝國則終於崩潰。神聖羅馬帝國，僅一幻想，難於實現。 盧梭始唱天賦人權說，引起法國大革命，遂有歐洲近代民主政治之出現。孟德斯鳩則分世界政府為三大型，一曰君主專制，一曰君主立憲，一曰民主立憲。實只專制、立憲兩型。唯求在權力政治上，加以一種法治，使政府權力有所限制而已。西方之現代國家與政府，始終不脫權力一意態，故孟氏有此說。 西方人又分政權為神權、皇權、民權三階層。其實神權乃回教王穆罕默德所唱。印度分社會為四階級，亦一種神權政治。歐洲人之宗教信仰，乃由亞洲傳人，神權政治非其本有。凱撒是一種皇權，古希臘城邦政府則可稱是民權。神權則後起。歐洲人之政治體制，實可謂乃由小團體民權，演進到大團體之皇權與神權。羅馬皇帝不能統治其廣大之領土，乃借耶穌為護法。故羅馬帝國後期，已可謂是一種神權政治。羅馬帝國崩潰乃又轉而為現代國家之皇權與民權。首尾顛倒，反覆循環，但終無一穩定之立腳點。則因誤認政治僅一權力，而非代表人類之德性與道義，乃有此病。此誠西方政治一致命傷，無可醫療。此下西方政治，恐將無法擺離此一民權與神權之鬥爭。擬其與中國人即國家即天下之觀念，東西相望，若河漢之無極矣。 西方人又說，國家乃由土地、人民、權力三項結合而成。則試問此三項中之權力一項，究何由而生。若謂權力出於人民，則只土地人民兩項已得，何必增入此權力之一項。由上所述，西方國家乃由城邦型轉入為帝國型。兩者皆建基於權力，又可分財力與武力。僅尚財力，則希臘城邦盡為馬其頓所覆亡。唯武力亦必藉財力，故帝國主義必向外侵略，向外榨取。西方現代國家乃由文藝復興之城市轉來，但又必轉為帝國型。要之，資本主義仍必藉帝國主義為後盾。唯力是尚，此又西方文化一致可憂慮之前途。 中國政治，只重職務，不言權力。人生亦唯言德性，不言欲望。西方思想傳入中國，中國人乃亦輕內而重外，不言德而只言權。始謂中國自秦始皇以後兩千年傳統政治，乃一帝皇專制。則試問廣土眾民，比全歐洲而有餘，此一帝皇用何權力來專制，以達兩千年之久。此非一神跡而何？秦並六國，在朝首相，為楚人李斯。防邊大將，為齊人蒙恬。政府組織，即以代表天下，非以代表秦。自居為始皇帝，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乃計天下之長治久安，非於私家權力有自信。帝王專制四字，古代中國無之，秦後中國亦不言及。無此事實，亦無此觀念，無此語言。黃帝起，政府即以代表國家。五帝三代，體制日益鮮明。唯封建時代，代表全國者，為王室，為天子。代表全國之各部分者，為諸侯。秦以下，代表全中國者為中央政府，代表國內各部分者，為郡縣政府。古今一體，依然一中國，並無二致。 西周自幽厲以下，以至平王東遷，中央政府已不足代表全中國，於是有霸者繼起。孔子謂，管仲相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不以兵力，而使中國人免於左衽。此非西方之神權、皇權、民權，乃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之一種政教方式，政教力量。創業垂統，乃由主此政教者之德性。中國國家基本，則亦在此德性與力量上。唯建立與運用此力量者，亦有高下。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晉文以下，霸業又衰。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是孔子繼管仲，當另有一套想法，惜其不見用未實施。孟子則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又曰：「以齊王猶反手。」是孟子繼孔子，亦另有其一套想法。 其他如墨、如道、如陰陽，諸子百家，亦莫不各有其一套治國平天下之想法。皆為大群體設計，不為當時某一部分人著想。遺書尚在，讀而可知。要之，莫非有一全中國全天下存其心中。此下中國一統，乃中國人自為一統，而非齊、楚、秦、趙，某一國之力足以統一之。此為讀戰國史者首當注意一事項，否則即無以明中國人所謂之道義。 諸子中有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孟子曰：「楊朱為我，是無君也。」無君即無群，無群即無國。楊朱為我，無國家觀，亦不成一家言。近人或疑楊朱即莊周，然莊子內篇七篇殿應帝王，非無君。尊君，乃尊其國尊其群，而豈一人之為君。此亦中國文化一大傳統所在。莊周楊朱之辨即在此。 秦滅六國，自稱始皇帝，以前為舊中國，此下始為新中國。則在始皇帝心中，舊中國已不存在。故秦之統一，二世而亡，亦固其宜。漢高祖為皇帝，非如西方羅馬，以豐沛征服全國。初即位，即下詔求賢，欲與共天下。武帝時，吳楚七國封建已崩潰，此下中國仍要一新中央，而公孫弘以東海一牧豕奴為全國之首相。中國此下乃有一新型式之士人政府，與舊傳統之政府實無大相異。而漢廷繼起諸臣，乃謂天下無百世不亡之王朝，群主漢帝禪讓，無待征誅之踵起。王莽登天子位，群情擁戴，非不愛國不尊君，亦非反對君位世襲。唯為大群體著想，近代西方民選，事態紛煩，中國廣土眾民，其勢不可能。政府百官分職，君亦一職，尊君非即一罪惡。易君位，亦可為政府一尋常事。每一國之傳統文化，當從每一國之歷史情態妥善作解。中國史當從中國人立場求解釋。否則一部二十五史，又無從說起。 但王莽新朝，終亦不符人望，於是乃有光武中興。所謂人心思漢，王道不外乎人情，此亦為道為義，有一番真理存其間。豈得以帝皇專制四字說之。光武、明、章，可謂極王室教育之能事。下逮桓靈，終於沒落，乃有魏蜀吳三國鼎峙。曹操一世梟雄，但僅求以周文王自居，待其子起為武王。司馬懿亦然。於是魏晉之際，禪讓征誅篡弒，混淆不清，在朝代更迭上，形成一大污點，並留下惡影響。若政治專尚權力，曹操司馬懿，可以肆意欲為，何待如此忸怩。 五胡亂華實中國一番內亂。劉淵石勒亦受中國教育，乃求以一新王朝興起。王猛仕石勒，則僅求其安定北方，故戒其勿生心南犯。中國人對朝代更迭，又有正統偽統之辨。曹操司馬懿，皆內心自知不得為正統。王猛則知石勒不得為正統，故有此告誡。此非深切了解中國文化，中國人之傳統觀念，則此等人物皆無可辨認，加以評論。此豈西方觀念所能道盡其底里。 唐代滅亡，能不如西洋史上羅馬帝國之崩潰，實為此下中國一大幸運。八姓十三君，多半屬於夷狄，最為中國歷史上一黑暗時期。文化傳遞，乃在十國。宋興，一時學者競唱華夷之辨，競唱尊王，競唱孔子春秋大義。則孔子豈不乃為提倡尊王尊中央尊一統之中國自古一聖人。而近代國人，又必以擁護專制鄙夷孔子，於是中國史乃無一頁可讀，中國人乃無一人可尊。而宋代王室之尊賢下士，亦創自古所未有。宋後之猶有中國，則胥此是賴。宋神宗以下，新舊黨爭，宋室一蹶不復振。君子群而不黨，在中國亦自古有明訓。士人政府，職權之上下分配，亦貴有體制。豈得人人可自謂代表一政府，代表一國家。周、張、二程以下，理學興起，中國士傳統用意之所重，乃又轉而在野不在朝，此又中國歷史一大變。非通此下歷史，亦無以言之。 蒙古入主，中國政亡於上，而學存於下，蒙古政權不百年而遽滅。晚明東林黨又引起禍亂。滿洲入主，政又亡於上，學仍存於下。顧亭林乃有亡國亡天下之辨。謂：「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實亭林所謂亡國，乃指政府王朝言。所謂亡天下，乃指社會大群文化傳統言。中國五千年建立，其本源即在此。中國人自信則謂其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每以中國與天下並言。有天下斯必有中國，有中國自必成天下。中國人非不知中國之外尚有外國，而求一世於大同太平，則必以中國為中心。此可謂乃炎黃以來五千年中國人一傳統觀念。其信與否，則待此下中國人之努力。 辛亥革命，中國人自易國號曰中華民國。其實仍是此中國。唯此下則一變故常，由君主轉而為民主，一姓一家朝代更迭已不再見。國家元首憑西化選舉，故此下之「中華民國」，乃與以往之古中國大不同。「國歌」中有「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其意乃指打倒了秦始皇帝以下兩千年之帝皇專制，而走進了西化之大同。以上兩千年之古中國，則可不復存在。豈然豈其然乎？唐代杜佑以下，有三通、九通、十通，記載歷代政治制度，如租稅，如兵役，如考試監察等，何一不有明確制度之規定，何曾由帝皇一人來專制？專舉一句西方話來講中國史，則可謂辛亥以後之中國，乃全無所承，赤手成家。此下之中國，慕效西洋，先則英法，今則美蘇。但核武器僵持，今日不知明日，則高臥緩起，以徐待其定，亦不失為明智之一舉。 近人又尊孫中山先生為國父，乃效美國人稱華盛頓來。但美國由華盛頓創始。中山先生亦僅得為中華民國之國父，不得謂乃中國之國父。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先征誅，後禪讓，在中國歷史人物中，尤為難得。 今再論，美國本由大英帝國來，蘇維埃乃從俄羅斯帝國來。美國立國僅兩百年，蘇維埃未到一百年，立國基礎皆未穩。中國立國五千年，並世無匹。唯今國人喜新厭舊，辛亥以來，乃常陷於搖盪不安中。不治舊國史，何來新觀念。國人好學，其試再加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