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九 道與理

中國人言道，又言理，俗又道理連言。道屬和合，理屬分別。和合中必應有分別，分別中亦應有和合。此乃中國人文大道一重要觀念。實則人文之文，亦即文理之理。 子貢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文章乃指凡屬人事、政治、社會、家庭、個人一切措施之明白可見者，此屬人生之陽面。性與天道，則屬人生之陰面，為人生百行之大本大源所在，而晦藏難知。故孔子避不詳論。而孔子之言文章，則莫不本源於此，而融為一體。此正孔子思想之偉大深厚處。 孔子既歿，墨翟繼起，主兼愛，尚天志，即言天道。莊周又繼起，其言天道則更廣大，更深微，較墨翟為遠勝。儒家有孟荀，分主性善性惡，則競言性。易傳與中庸繼起，采道家言，融歸儒學，而後性與天道乃為後儒所必言。 一陰一陽之謂道，已兼性與天道而一言之。然就思想慣例，又必問一陰一陽以前，宇宙為況如何？此則無可名狀，無可言說。易傳乃言陰陽之前為太極。太極何所指，則出名狀言說之外，故曰「太極本無極」。此乃限於人類之語言文字以為說。 宋儒周濂溪太極圖說，乃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則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亦限於人類之語言文字而為言。凡屬人類語言文字知識思想，必由正反雙方之比較而言。宇宙整體乃一氣，有動有靜，有陰有陽。本無有純動之陽，亦無純靜之陰。陰陽動靜，混合成氣，融為一體。如白晝是陽，但非無陰。黑夜是陰，但非無陽。只是分數不同，故不得謂有純動而無靜，亦不得謂有純靜而無動。動靜實亦一體。猶如死生存亡，乃一體之變，由此至彼，實無分別。故太極即陰陽，陰陽即太極。 朱子之理氣論，承濂溪來。故曰：「理即太極，太極即理。」一氣中兼有陰陽，即其分理。然不得謂氣外別有理。人類思想慣例，必追問氣從何來，朱子則謂氣從理來。其實亦可謂理從氣來，朱子乃本儒家言。理非一物，乃是一空一無。老子言無生有，此亦人類思想慣例，相反相成。濂溪通書依中庸改言誠，而朱子又改言理，則更較妥適。此皆限於人類之語言文字，而不得不然。 近代科學家又言大氣層之上為真空。其果為一真空乎？此恐仍是人類語言文字之所限，而姑以名之而已。若以中國傳統語說之，則大氣層應屬陽面，太空層應屬陰面，仍是一陰一陽融為一體。而在此一體之內，有此陰陽之並存而已。大氣層與太空，有其分別，即朱子所謂之理。 依近代天文學言，宇宙究為有際限，抑無際限？若謂有際限，則此際限之外，又何境況？若謂無際限，則依人類思想慣例，無際限終該有際限。此皆從人類語言文字中生出問題，而終難解答。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中必涵有不知，而不知之中亦必涵有知。此亦一陰一陽之融為一體。而凡成一體，則又必涵有陰陽之兩面。偏舉一面言，則必失之。中國傳統思想之偉大深厚處，則在其必兼天人內外死生彼我而一言之。此皆所謂一陰一陽。 宋史於周濂溪以下創立道學傳，以別出於儒林傳。後人或非之。其實周張二程以下之為學，確與漢唐以來儒林有不同，別立道學之名，亦未為非。南宋朱子起，融會周張二程，而集其大成，乃有濂洛關閩之稱。而朱子之學，主要在發明一理字。陸王與朱子啟爭議，亦在此理字上。後人乃稱程朱為理學，陸王為心學。近代乃有改稱宋明道學為理學，似更恰切。孔孟主言道，宋明儒主言理，可謂中國儒家思想轉變一分界線。 孔孟言道，主言仁。孟子曰：「仁，人心也。」故朱子以仁為心之德。孟子又言：「仁者，愛人。」但慈孝分數有不同。故朱子又以仁為愛之理。此理字，即指其分數不同言。故朱子言理，必兼內外心與事合言之。若心不接事，則理亦不見。心與事皆屬氣，理則在氣之中，非外於氣而別有理。則一陰一陽之謂道，當亦可謂一陰一陽之謂理。仍無大分別，只一體動靜之相異。 人心有愛必有惡，愛惡若在正反兩面，實亦通為一體。若問愛惡孰先，依儒家意，應先有愛，乃有惡。若謂先有惡，乃有愛，則其義大不同。喜怒哀樂亦然。當先有喜樂，乃有哀怒。孟子性善論之勝於荀子性惡論，亦在此。喜怒哀樂愛惡亦分屬陰陽，陽在外，較易見。陰在內，不易知。如生易見，死不易知。故生屬陽，死屬陰。先有生，後有死，則應稱一陽一陰之謂道。何以轉稱一陰一陽？依近代人觀念，自然在前，人文在後。人文當屬陽，自然當屬陰。道家重自然，則先陰後陽，乃兼采道家意。濂溪則言互為其根，又言無極而太極，則義更深遠矣。如本末源流，末亦可為本，流亦可成源，雨降果落可知。 孔子主言人道，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墨翟則重言天道，故曰兼愛天志。但天之生人，固屬平等。而人之相處，則不能無差別。視人之父若其父，實屬難能。墨翟所講可謂有道而無理。老子則曰：「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道乃高出於天地鬼帝之上。天地何由生，必有其道。苟天地可不以道生，則人類亦可從無道生，又何有此道字。生天生地，究屬何道，實難言。難不知其道，而必有其道。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有此道，而不知其為何道，此即為知矣。氣即兼涵有道與理，而朱子言氣與理，道乃更易見。 老子又言道法自然，即謂道乃自己如此。則生天生地，豈不即天地之自生。神鬼神帝，豈不即鬼帝之自神。否則天地鬼帝不自然，亦非道矣。如是則道豈不亦無生無神之可言。故道家言道，乃不得不兼言其為無。但既無，又何言。此皆為人類語言文字所限，而道家言道之真意，乃有難以言宣者。故貴心知其意，能超乎語言文字以為知。朱子言氣與理，則具體淺近言之。近人乃謂中國人言道理，不如西方哲學家所言之高深。但西方哲學僅成一種專家言，中國人言道理，則通俗化，幾於家喻戶曉，人人易言易知。則淺深之高下得失，亦有難以一言而判者。 中國人貴能言之深入而淺出。孔子論語乃為其最高之準則。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與文，皆即孔子所言之文章。顏子又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矣。」此所立卓爾者，乃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妙義寓其中。宋明道學之異於儒林，主要在行，非言教所能竭。孔子以身教，思想行為融而為一。莊老道家近西方哲學，多涉言教，乃分思想行為而為二。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曰「再思可矣」。可知孔子之重行。孔門七十弟子，顏子獨稱為善學。濂溪言學顏子之所學，不專在言語思想上，其義深長。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即道，謂其真實不虛，已較莊老言無為有進。但亦未深及其內容。人道亦誠實不虛。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不忠不信，虛偽不實，故非仁。誠亦可稱為一存在，但必兼具時間性。能持續，非剎那即歸消滅。易繫辭曰：「繼之者善。」能繼始為善。於中庸誠字外另增一繼字，道之涵義又益進。 今以宇宙萬物言，各有存在，各有繼續。蒼蠅不知是否先於人類，但其生命至今尚存，則亦是一誠一繼，亦必有其道其善可知。但其道其善，絕與人類不同，其相異處即是理。萬物莫不有道有善，莊周乃有齊物論。道善各別即是理。道家重在求其齊，儒家重在求其別。萬物之別在其性。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孟子始倡為性善論。易系則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較孟子有更進一層之發明。 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有生無生，莫不有性，同出於天而各別，此之謂性理。濂溪易通書主在闡申易義，橫渠西銘主在發揮中庸，實皆兼采道家言。程朱較多稱述論孟，但亦多包融道家義。換言之，孔孟多主人道，宋代理學家則兼及天道，人文自然，一體闡說，而終以人文為主，不失孔孟之正統。 以一陰一陽言，則孔孟當儒家之陽面，而周張程朱則當儒家之陰面。象山陽明又一意欲挽歸之於陽，而疏失轉多。朱子謂象山偏在尊德性，而己則偏在道問學，戒其門人當取他長以補己缺。尊德性、道問學語見中庸，實即顏子所謂博文約禮之兩面，亦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能由道問學而歸本於尊德性，亦不失孔子言道之正統。 周易六十四卦，均不言及陰陽二字。易大傳始言之，此已羼進了道家義。故曰：「無極而太極」，乃於太極前增上無極一語。孔子言仁又兼言智，道家則重智不重仁。就智之一面言，則內之本不易見，外之末轉易知。草木根柢藏於土，枝葉生長出於地，一易見，一不易知。嬰孩不如耄老之易知。故道家言有無，儒家言本末。儒家主要言人文大道，而以天地大自然為本。天道天命難知，人事得失易見。一國一天下之治亂興亡，一家之盛衰禍福，易見易知，而人心之為本則難知。心顯在外，尚易知。而性之隱藏在內以為心之本者，則又難知。喜怒哀樂愛惡欲，謂之七情，乃心之顯於外，猶較易知。而愛為惡本，喜為怒本，樂為哀本之精密至理，則又難知。然不得其本，則不知其末。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心之知言，陰為本，陽為末，道家之意應如此。孔子昌言仁道。仁，人心。仁道即人道。故易卦先乾後坤，則陽在先而陰在後。此以道之先後言，不以知之難易言。 墨翟言天志兼愛，亦若以天為本，以人為末，亦求由末以返之本，而於人道則轉有大失。楊朱為我，則有人無天。莊周老聃又反之，乃至於有天無人，故主無為。唯孟荀堅守儒家義。而又有鄒衍唱五行家言，亦本儒家，而兼采道家，其地位聲名，在當時乃出孟荀之上。實則鄒衍所言，天道重，人道輕，不啻以天為本，以人為末，更近道家言，而與孟荀乃大背。繼之又有呂不韋及漢初淮南王，皆招賓客著書，大旨不外於兼融諸家，會之一統。終亦有背儒家以人道為本之大旨。及董仲舒出，專尊五經，罷黜百家，儒術乃定於一尊。此不可謂非中國學術思想史一進步。 以道言之，固是天為本，人為末。但以理言之，則不妨以人為本，而天轉為之末。唯孟子主性善，仍可以人合天。荀子主性惡，由人中有聖乃有善，不免尊人而卑天。故後儒終尊孟不尊荀。俗語稱王道不外於人情，但不言天道不外於人情。又言人情即天理，但不言人情即天道。又道理連言，皆儒家義之深入淺出處。故道家專言天，乃深入而無窮。儒家主言人，則反己而有得。此則猶可待後人之繼續加以闡申與發揮。 仲舒治學，主要在孔子春秋，而以公羊為主。但亦兼采鄒衍，重天道。司馬遷繼之，著太史公書，其言曰：「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古今，有其分際，有其變化。言天必重時重變，史學重人事，而亦不忽於天道。但司馬遷於天人之際，則一尊孟而貶鄒。西方科學，自然更重於人文。宗教更輕人世。故西方之學易偏趨於極端，而中國則務於大中而至正。遠自戰國之末，學術思想已大致形成了陽儒陰道之局面。唯兼采鄒衍陰陽家之說，則不免道更重於儒。西漢末，揚雄仿論語為法言，又仿周易為太玄。東漢末，王弼注周易，又注老子。此皆儒道兼容，而王弼為益顯。大抵處治世，人生多愛多喜多樂，而每不自覺。處亂世，多惡多怒多悲，而每滋不安。處治世多向外進取，處亂世多向內悔疚。故治世在陽面而易於轉向陰面，亂世在陰面而亦易轉向陽面。一治一亂，亦如死生，每循環而不息。死即所以成其生，非有死，即無生。亂亦可以引生治。人群不能有治而無亂。唯中國每以一治一亂作教導，不以長治久安為當然。夏商周三代，治亂更迭，亦天命。不能有禹不再有桀，有湯不再有紂，有文武成康不再有幽厲。此亦天人分際。亦如人生不能有愛喜樂無惡哀怒，則人心自當有修養。人生不能有外無內，自不當專務名利，而當反之德性。有分別，即有和合。有和合，亦即有分別。儒家言道，乃在天人和合處。道家始言及理，則在天人分別處。生與治乃和合，死與亂為分別。儒家多重在正面積極處，而道家則多重在反面消極處。儒道兼融，道理並言。天人合一，而道之內容乃益見其寬大。 依中國古史傳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以聖帝賢相開一代之盛運。但秦始皇帝漢高祖開基，則無說以通。鄒衍陰陽家言五德終始，其說遂大行於西漢。但光武中興，鄒衍之說衰。王弼代起，乃以易卦闡史。下經三國兩晉南北朝，而其說又大變。在野之百家言，又超於在朝王官學之上。而老子釋迦乃與孔子鼎足三峙。 儒道兩家同言天命，儒家積極，乃言「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道家消極，莊子以渾沌為中央之帝，而倏忽為南北之帝。中央乃一和合，南北則為分別。倏忽時間短，渾沌時間長。時空亦當和合。西方人重空間，忽視時間。中國人則重時尤在空之上。天屬時，地屬空。中國人必天地連言，而一切衡量，以時間之悠長與短暫為主要標準。南北之帝，倏忽短暫，不應為中央之帝。但中央之帝亦宜終非一渾沌。既此一寓言，而人生政治哲理之甚深妙義，有待商榷者，亦胥見於此矣。 佛法更消極，稍近道家。隋唐之間，佛法中國化，天台禪華嚴三宗繼起，則又融會於儒家。宋代理學，反釋道而一歸之儒，但亦兼融釋道。不能只積極，無消極，此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天人，合內外，終為中國人文大道文化大傳統之主要所在。 一陰一陽之變即是常，無窮綿延，則是道。有變而消失，有常而繼存。繼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生命皆屬善。無生物亦然。異性同存，則必有其和合處。故天地一氣，曰太和，西方生物學家則言優勝劣敗，物競天擇。則試問當前人蠅並存，究是孰優孰劣，孰勝孰敗？西方人好分別，知爭不知和，亦證其所見之狹矣。 人群相處始能繼，人性之和由之。人性乃由長時期經驗成，中國人則稱之曰化。所謂人文化成是也。化與變不同，變易見易知，化不易見不易知，須長時間之蘊蓄孕育。如人，經胞胎十月，又自嬰孩歷二十歲之長久演化始成人。故太和中必經長歲月而有萬化。陰乃其規範，陽則其表現。非長時間深透不可知。亦可謂時居陰，空其陽。非時則空無成。中國人言和合必兼及其分別，言道則必兼有理。中國學術思想之必儒道兼融者即在此。 中國語言文字能和能化，西方語言文字則唯變唯新。觀念思想隨之，而文化乃大異，故中國每能於相反相成處見道。就中國五倫言，如父慈子孝，言慈則父母居陰，子女乃其陽。言孝則子女居陰，而父母為其陽。行為主在陰，對象則為陽。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高山其嚮往之對象，循道而登乃其陰。人之在大群中，群屬陽，己則陰。唯亦可倒轉言，登山之己屬陽，一陰一陽，正反主客，互易無定指。道為主，行道者為客。亦可謂孔子大聖為主，其道乃為客。人可為主，天可為客。今可為主，古可為客。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妙義不拘可如此。 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乃學求為一人。為人有道，道與人乃其主，己則為一客。及其立而達，而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則己心為之主，而道與矩盡為客矣。如是則己為主，群為客。人為主，而天為客。亦可謂空是主，而時則成客矣。孔子聖之時者，經時間修養乃成聖。及其為聖，一切時皆環向此一心，亦即環向此一空，主客倒轉，正反亦然。 西方個人主義，己為主，外面環境乃其客。嬰孩時，父母家人皆在環境中。日長日大，環境日擴，己仍為之主。老而衰，環境日促日小，己之為主，乃退居老人院中，其道難繼。邦國亦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外圍皆侵略對象。富強不可一世。久則貧弱，不再振起，以迄於亡。希臘、羅馬，先例俱在。此皆唯知陽，不知陰，不知一陰一陽之始為道。故其道終難繼。 人死屬陰，生屬陽。陽則短短百年而止。但上有父祖，下有子孫，綿延擴大，可臻無極。故人生雖僅百年，而其心情乃能通達於父祖子孫而無窮。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己，己之本在心。己心乃天地萬物眾生人群一中心。此天地萬物眾生大群，乃為吾心一陰面。己之一生，則為其陽面。一陰一陽乃有道。孔子之道乃即孔子之大生命，以宇宙天地萬物眾生大群為之體。從此體內發出光芒，斯即成其為孔子，如是而已。孔子死，此光芒則依然常照耀在宇宙間，在大群中。每一小己，亦各受此光芒以為生。此光芒乃人生之陽面，己身則其陰面。 宇宙大自然即是一氣一動，即一道。但氣涵陰陽，正反相異，萬物各別，斯見分理。如父子一氣相承，而先後有別。理不同，斯慈孝之道亦不同。失其理，則非其道矣。君仁臣敬亦然。彼我有別，君一臣眾。君當仁其眾，臣當敬其一。若君敬臣仁，則又失其理，而非其道矣。儒家之研道，益進而有理學。又有心即理性即理之爭。心即氣，分別處乃見性，則性即理之說為當。孔子學為己，最為得之。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即為己。朱子言：「即凡天下之物而格。」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博文即以約禮，而約禮又必從事於博文。大學所格之物，即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物。致知即以致己之知。故孟子朱子之學，乃即孔子之學。本末源流，亦一以貫之矣。 陽明格庭前竹子，乃誤會朱子之言。竹在日常人生中，乃微末之一物，何待竭心以格。陽明處龍場驛，悟良知之學，自謂使孔子處此，亦何以異於我。此又誤會孔子之言。困而自得，斯可矣，又何必遽以自比於孔子。孔子曰：「學以為己」，斯乃最當於理而合於道。又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則自得之後，仍當有學。後儒陳義高遠，乃有近於西方之哲學。雖孟子朱子，容有難免。然孟子朱子之學，終亦以為己。而西方哲學，則主向外，為人為物，此又不可不辨。人能學為己，斯則身修家齊國治而平天下。人道亦即天道，得於內而亦順乎外。故道必得其理，理則必兼先後彼此而見。 近代國人崇慕西化，又以重男輕女自譏。中國史學文學中，崇敬女性，並世其他民族莫能比。一陰一陽，同等重視。易卦先乾後坤，豈即重男輕女。人群分上下，君在上，民在下。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豈國人所譏帝王專制之謂。試讀歷代帝王詔書，絕少自尊自大。其所稱頌，則在祖先。詔中要旨，則在百姓之福利。又豈得盡謂之虛語浮文。 若謂西方人生僅知陽，不知陰。亦可謂印度人生乃僅知陰，不知陽。中國則陰陽並重，又陰先於陽。西方人言婚姻為戀愛之墳墓，而婚姻之價值隨以大滅。印度人以生老病死作平等觀，而死之地位乃大增。年逾五十，入深山居洞中，期死之早臨。唯中國人男女生死各求一合理之處置。國人又以貧弱自詬。論歷史，中國自清代乾隆前，富強亦超西方。富強貧弱，亦人生陰陽一體之兩面。富強在己，貧弱在人，此何理又何道。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孔子過衛，曰庶矣。加之富，加之教。實則貧富乃由比較而見，豈能有富無貧。但求貧富不過分而加之以教，教以能樂能好禮，斯相安不互爭，而人道乃可繼。人趨於爭，亂自隨之。濂溪太極圖說：「主靜立人極。」靜則安則定，又何爭。 人文一依於自然。西方人主動不知靜。嬰孩即入幼稚園，所見多，所聞雜，其心不寧靜。入小學，見聞益多益雜，其心活動，蘊藏不純粹。成年入世，不見真情，乃亦不見有己。有動而無靜，有外而無內，所性所好所安無範圍，亦不見其所將歸宿，則又何道以為繼。 要之，人生則必有兩面，雖盡人有死，而生生不絕。雖安常守舊，而仍能與日俱新。雖危亂多敗，而仍可繼起有成。雖悲哀深切，而樂亦自在其中。此之謂一陰一陽。能知此，則隨時隨地皆可自得。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有群，僅知有今而不知有古有後，有氣而無理，乃自絕於天道與人道，亦無可與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