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 八 物世界與心世界

錢穆 《晚學盲言》
(一)余每言心生活與身生活,此篇轉移角度來言心世界與物世界。 物世界在人生之外面,共同公有,比較簡單相同。心世界在人生之內里,各自私有,比較複雜多異。人生絕不能脫離物世界,但更重要則在心世界。 試作一淺譬。某一旅行團乘飛機出發,此一飛機,即是此一旅行團之共同物世界,無大區別。逮其降落,進入城市,遊覽名勝,城市名勝,亦為此旅行團體之共同物世界,亦無大相異。但在此團體中,各人所引生之情緒,所激發之興會,所增添之知識,所觸起之感想,其對各人此後人生種種影響,則人各不同。此一旅行,乃是在各人的共同物世界中,獲得了人各不同之心生活,來擴大與修改其各自的心世界。其事豈不甚顯易知。 人生正如一番旅行,各人投生到此同一物世界,而各人之生命旅程,所取所得,則千差萬異。旅行只是一外形,旅行者之心境,乃是此番旅行之真實內容,有意義,有價值。換一人,便一切都換,絕不相同。 或說,外面物世界,固是共同一致,但經各人占奪爭取,成為各別私有,便不復共同一致。此說若不可否認。但此種私有,實假非真。如進一旅店,租一客房,日間在此起坐,夜間在此睡眠,好像此房已為所占有。但退租離去,便不相干,另有人來租住。故此私有,乃屬暫時性之假私有。在此房中,日間想心事,夜間做夢,這些想和夢,離去時仍會由心帶走,甚至可以畢生不忘,此始是常久性之真私有。縱使這些想和夢,終於忘了,不再記憶,但已融化心境中,起多變化而不自知。如撒鹽水中,水味自有變。心生活乃為真人生,永屬私有。如租一間頭等豪華客室,在此室中,作荒唐想,做醜惡夢。或租了一間狹小黑暗的低等客室,但在此室中,或許得了一番人生真理之啟悟,夜間或做了一場美妙生動的好夢。試問在此物世界裡,用金錢租來之兩旅室,其相互間之不同,較之居住人在其心境上之相異,論其意義與價值,固是孰真孰假,又是孰高孰下? 實則在此物世界中,一切占奪爭取,仍屬心世界事。只要真懂得心生活,真進入此心世界,而確真認識了此心。則對此物世界,大可不爭不奪,有退有讓。人生之所資於物世界者,實不貴多而貴少,不貴大而貴小。陸象山所謂只要減不要增。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身如此,心尤然。心之所需於物者,在求能心定心安心樂。種種需求,要恰好,不要過分。若言物世界,地球之外有太陽,太陽系之外,有銀河星群。此宇宙中,不知有若干億兆銀河星群。每一銀河星群中,便可有千億以上太陽般大的星。星與星間之距離,多有超越一萬光年之上者。人則只住在此太陽系行星中之地球上,微小已極。起居之室,更有限。對此物世界裡的一切,太看重,太貪多,徒使此心不定不安不樂。不知足,不恰好,不徒無益,又且有害。 科學發明,日新月異,物世界更不簡單。但就人類文化歷史看,大聖賢、大豪傑、大哲人、大文學家、大藝術家、大科學家,一應大人物大事業,對人生有大意義大價值者,出現在一兩千年前簡陋之物世界中,並不比出現在當前燦爛光輝的物世界中者來得少,抑且反而多。科學文明,亦屬心世界事,物世界何來有科學發明。 古人夜間讀書,或燃薪取火,或燒蠟燭,或點油燈,只要光線配合便夠。現代人用電燈,也仍只要光線配合。古人旅行,騎騾乘車。近人用飛機、輪船、火車、汽車,豈不只是同樣代步。就人生價值言,相差並不大。急忙快速,並不比從容緩慢心境更好些。遙遠的旅行,也並不比近程的旅行,心境更好些。旅行在求心樂,並不爭快與遠。孔子一車兩馬,週遊在外十四年,其對人生之種種感觸啟悟,有意義有價值之內心境界,不僅對自心然,對千百世以下之心世界,仍還有影響,有貢獻。若使孔子在今天,坐飛機、輪船、火車、汽車,或許轉因太匆忙,太急促,太多刺激,不夠親切,而在其內心生命上反會有減損。孔子在當時,所閱書籍無多,或轉易使其內心發展潛深廣大。後世書籍多,閱覽雜,或反只以遮眼。讀書難,選書更不易。心不專不一,不安不定,隨便翻閱,反會損人神智,成為近代人生一大病。正如吃得多吃得快,足以傷胃。跑得遠跑得快,反而一些也沒有見。即小可以喻大,不能專在物世界中作狹隘浮淺的衡量。 此非謂物質文明不該發展,主要在求物世界與心世界有一恰好之配合。單求物世界發展,其事易。要兼顧到心世界,使心物內外得一恰好配合,其事難。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顏淵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人生主要目標,在自求心樂。軀體所需簡單有限。在現時代科學文明之物世界中,果使孔顏復生,心有修養,亦不會不樂。但所需修養功夫,比在二千年前當益難。耶穌說,富人入天國,如駱駝鑽針孔。生在當前物世界中,要進入天堂心世界,真如針孔難鑽了。物世界供給愈進步,心世界享受愈剝削,其心反多不定不安不樂,總覺得不滿足不好,這是千真萬確事。當前人生問題之主要點正在此。 周濂溪教二程尋孔顏樂處,二程當夜歸途,有「吟風弄月我與點也」之意。現世界依然有此風,有此月,但往年孔顏周程那一番心境,那一番樂趣,可不易覓,甚至不易了解。難道現代人沈浸在大都市夜總會裡,較之孔顏二程,內心會更滿足更好嗎?「問我何所有,山中有白雲,只堪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若贈孔子顏淵大都市裡一所花園大洋樓,現代設備一應俱全,其事易。但孔顏當年樂處,又何法相贈呢?程明道本喜入山行獵,聽了周濂溪一番話,自謂此等樂趣已不再留在心上。濂溪說,莫看得太易,怕此心還在。過了十二年,途中偶見山中獵人馳騁奔逐,不覺此心躍然而喜。乃知濂溪話不虛。今天讀此故事,反說周程太過道學氣,山中行獵為何要不得。不知孔顏樂處在心世界,不多要外麵條件。入山行獵,乃屬物世界中事,並非要不得,但必需外面多種條件配合。一為這些條件黏纏,心上轉添了一病。物的占有,有時成為心的虧欠。而貪慾無厭,層層纏縛,看得物世界愈大,轉覺心世界愈狹。此心更無間隙,轉動不得,卻還恨自己力弱。心中只見有物,物外不見有心。心滋不樂,還盡向外面求消遣求享受。消遣則是一無常,享受反成一毒害。若真能明白到周程當時這一番故事,能使此心自由自在,不為物縛,不受物占,清明在躬,虛靈不昧,也自會領略到人生尋樂真諦。吟風弄月的一番樂趣,也並不是只有二程當年能享受。 而且物世界種種進步,實還來自心世界。所憾者,此種種進步之推動力量,多出於商人企業之求財求利心。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自稱其中古社會為黑暗時期。但西方史學家中,也有人曾發問,黑暗究竟在中古,抑在現代?這一問,卻值得今人之深省。 中國歷史人物隨時代而異。抑且衰世亂世,人物興起乃更勝於治世盛世。皇古不論,春秋繼夏商周三代為一衰亂世,而人才則較多。戰國益亂,又益多。春秋時代,尚多在朝貴族人物,戰國則多起於在野之平民。 秦漢以下,封建改為郡縣,乃有士人政府出現。百家言轉歸於王官學,更無諸子紛爭。士風大變,乃匯成兩大流,一進顯在朝,一隱退在野,實為儒道合流。秦代易傳中庸兩書已顯其端倪,其他百家言盡歸消散。漢書藝文志,戰國諸子著作,尚多遺存。隋書經籍志中,則其書多歸湮滅。此非出在朝帝王意旨,實亦在野學人之自由取捨。士登於朝,乃為治世盛世,但政治屬群業,不可常。士退於野,乃為衰世亂世,而隱退者之心志聰明,轉得橫溢四出,異峰特起。一部中國學術史之轉變,因緣所在,深值探尋。 司馬談為漢史官,未見成績。其論六家要旨,尊道家言。其子遷獲罪,轉為中書令,終成史記一書,為此下二十五史之冠。其學乃轉尊孔。父子從政志學相異,成績亦大不同。其中亦有妙義可尋。武帝表彰五經,而經學大業則成於晚漢在野之鄭玄。武帝招攬文學侍從之臣,而文學新運則在漢末之建安。學業成就,在野不在朝,亦其證。 兩晉南北朝益衰益亂,但人物蔚起,實未遜於兩漢之盛世。姑舉王羲之陶淵明兩人言。羲之以書法名家,書法乃中國一特有藝術。羲之生門第之家,身膺世宦,而能聚精會神,創此奇蹟,其心之澹泊寧靜,樂此不疲可知。書法雖小道,而羲之於此,亦猶孔孟莊老之特出。無此創興,中國文化此下亦當闕書法一門,為此損色。唐太宗深愛羲之書法,中國在朝者每好在野者之好,尊在野者所尊,而豈所謂帝王之專制。淵明恥為五斗米折腰,退隱不仕,古詩三百首以來,特起以詩名家。梁昭明太子尤崇之。使中國後世無詩,文化傳統亦當大變。羲之淵明對中國文化之大貢獻,即見心世界之尤重於物世界。 近代國人慕西化,譏前人好古守舊,不重創造。如羲之淵明,豈非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兩大創造。書家群好羲之,詩人群好淵明,但亦各自創新,不蹈襲。儒林之與道家,亦非墨守孔孟莊老,各有樹立表現。性相近而時地異,所好在古,所成則在己。傳統相承,而推陳出新,此亦心世界事。周濂溪教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亦猶王陶之推陳出新,而豈守舊之謂。 孔子曰:「志於學。」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伊尹顏淵,心所樂各不同。心既有樂,可於物世界無多求。孔子曰:「富貴不可求,從吾所好。」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人物,皆能從心所好。此乃最為特異處。西方古希臘好經商,羅馬好黷武,現代國家自英法至美蘇所好,亦無逾此兩型。西方物世界,亦從心世界來。比較中西歷史,非求之其心,又何以知之。 希臘占一小地面,故其人生每主空間擴大。中國乃一大地面,故其人生唯望時間延長。西方早信有靈魂,生前死後,各有其長時間之存在。塵世百年,僅是一短暫變態,僅求應付,殆無思前顧後之可能。中國則異此。始生有魄,繼之有魂。魄附體,耳聽目視,百官四肢之作用皆是魄。魂乃一種心作用。死則魄與體同歸腐朽,魂氣則離體浮游,亦言神魂。木主神位,使魂氣得所依附。置廟堂中,歲時拜祭。故有招魂禮,而不墓祭。人死而魂氣常在。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對死者無情,則生人相與,情亦淺薄。孔子又曰:「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外界宇宙果有此神與否,孔子不深論。祭者自盡我心,使我心不復追念及於死者,即無鬼神可言。故中國乃並物質心靈而為一。不僅心靈有彼我之相通,即物質亦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之生命即從父母分出。使無父母,何有我生。西方人信靈魂,靈魂既獨立,且生前即有,與父母無關。彼我間,亦各不相干。耶穌講道,其母往聽。耶穌言,誰為吾母,老於我之女子皆吾母。佛家則有前世冤孽,後世投胎為子,以報前世之仇者。故信靈魂,必尊個人主義。出家為僧,亦一種個人主義。與中國人所信人群乃一共同大生命體之觀念大不同。 從中國人觀念言,百畝之田,五口之家,產業亦可傳百世。五口中,上有父母,下有子女,骨肉蟬聯,亦已三世。言其身生活,則血統貫注,我生即父母生,子女之生亦即我生。小生命分五口,大生命屬一脈。故中國人言身,必兼及家。一家之生命,實無異我一人之生命。而祖孫三世相嬗,至少當在百年之上,或可超百五十年。 更有七口九口之家,上及祖,下及孫,則為五世同堂。自我上接高曾,即為五世。下逮玄曾,又五世,前後共九世,此非易得。然自心生活言,雖未目睹,口耳相傳,高曾祖之為人為生,亦在我心中。一人之生命,可以上通五世,亦可下通五世,前後可達三百年之久。祠堂廟宇即此生命相傳。古人居宅在右,祠堂廟宇在左,死生同居一宅。自我玄孫至我高祖,上下三百年,成為一家之大生命。中國人重視家族,勝於個人,其意即在此。 然家有內外之別,又有鄰里鄉黨。苟其有德服人,有功及人,其死,鄰里鄉黨亦紀念奉祠之。此則其人乃進而為一鄉之人。中國各地有鄉賢祠,即由此來。中國人言孝弟,孝之對象為其父母。論語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可見弟道不限於一家之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十年以長,則皆以父輩視之。其有立德立功,鄉人莫不敬事之如家長。敬老即弟道。故居家有孝,出門有弟。人自幼年即教以孝弟,則一鄉亦如一家。生命之擴大與綿延,其端在此。則唯心生活大生命中有之,非個人之身生活小生命所能有。 吾家居無錫東南鄉,離家四五華里外有皇山。其實乃一小土丘。相傳吳泰伯讓國來此,遂葬焉。鄉民三千年來奉祠不絕。環小丘十數華里內,皆稱泰伯鄉,又稱讓皇鄉。又有荊村蠻村,亦以泰伯居荊蠻名。今則改蠻村為梅村,亦稱梅里。下及東漢,梁鴻孟光夫婦來居,死亦葬焉。故此丘亦稱鴻山,鄉人亦奉祠不絕。一水通無錫城,名梁溪。泰伯、梁鴻,先後媲美,相距當一千五百年。梁鴻距今,亦當千五百年。三千年之文化積累,今有梅里志一書,詳其事。 中國有家譜,世代相傳,多逾三千年。又有地方志,即記其地之名賢先德。余曾至日本及美國,各圖書館收藏吾鄉梅里志一書者亦不少。自泰伯、梁鴻以下,所載鄉賢,代不絕人,愈後愈多。宋代李綱,有讀書處。元代倪瓚,則居家所在。一部梅里志,不啻環吾鄉數十華里一大生命之記載。余自幼,清明佳節,即隨先兄聲一先生陪侍族中長老同舟往,登皇山瞻拜,鄉人來者,絡繹不絕,前後三日。在各自之小生命外,真若有一大生命,淵源皇古,不廢江河萬古流。各自之小生命,則如一滴水。非由此一滴水,積累以成此大生命,乃於此大生命中始有此一滴水。中國人之人生意義乃如此。 古蹟之外,又有名勝。其實名勝古蹟,乃一非二。如孔林,乃孔子之墓地,一小平原,植樹數千枝,乃成中國第一名勝。兩千五百年來受國人之瞻拜。如泰山,歷代帝皇來此巡狩。自踵至頂,隨處有古蹟。泰安有岱廟,三面牆上,有宋真宗來此巡狩一大壁畫。民初馮玉祥在牆上大書當時摩登宣傳語,壁畫遂破壞。千載古蹟,修復無從,良堪惋惜矣。中國山水實即中國文化之具體表現。雖一自然,備見人文。亦為我民族大生命所寄。即謂中國人文心世界乃存藏於自然物世界,亦無不可。 西方人亦非不好古,但崇其物,非敬其人。如埃及木乃伊,乃幾千年前之屍體。其人在歷史上非可尊,然木乃伊終為歐美寶藏。金字塔,巍峨矗立,瞻謁嗟嘆,神往曷極。余曾游英倫博物館,有一屋自雅典遷來。試問對英國之歷史意義與價值又何在?余游紐約一修道院,從法國遷來。又在一處見一中國古墓,翁仲、石馬、石獅、石像,照樣排列。又如中國祖宗畫像,西方人亦陳列博物院中。美國西部開發,印地安人垂於滅跡,其遺物亦設立一博物院藏之。其他例證不詳舉,試問此等於美國人心情究何關係,又何感興?中國人則對古蹟之心情與西方大不同。阿房一炬,不加惋惜。 中國人認為物後必有人,人與人交必以心。徒物無心,或其心不足貴,物又何貴。故中國古物,必通於人文,涵有歷史觀。如孔子琴操,以及於嵇康之廣陵散,琴亦兼心,中國人常連稱文物,即此意。若琴不由孔子或其他名人所操,則其琴與聲又何足貴。亦猶中國歷史生命,一神位,一木主,為中國人文魂氣所依附。西方則僅貴古物難得。而物中無心,即猶無人,故西方所愛,在物不在人。古希臘雕刻人像,主要在其身,即女性亦裸體。中國石刻人像,必冠冕簪笏。孔子行道圖,所重在孔顏其人。羅馬一古堡壘中,有耶穌十字架像,血滴淋漓逼真,乃宗教藝術。所重在耶穌之釘死十字架,則所重亦在其心不在物。瞻拜者心領神往,則求能心與心通,於其他藝術有不同。此始與中國有其相似處。但今之宗教信徒,化於習俗,亦徒知有十字架,而忽忘了耶穌之心。則耶穌十字架亦同為西方藝術之歸矣。 西方繪畫,山水人物飛禽走獸蟲魚花木,皆一物。中國則畫其意境,亦在人文中。「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各有所寄,而所寄則在人文中又何等深遠。「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雞鳴犬吠亦人境,同是物境。可貴乃在心境,一如神境。可與知者言,難為俗人道。中國詩畫可貴乃在此。 西方人生觀,實可稱為唯物觀,人亦即物,求加利用。一切生活盡如自然物之活動,不僅科學經商如此,即治平為政,亦何莫不然。其另一面則上帝耶穌,奉宗教,信有神。無神論,不信宗教,西方人心不能忍受。人而非神,宜亦輕視。 中國人生,重孔子之仁道。孟子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故仁道即人道。中國人重人,乃重其心之有道。心相通,即仁道,亦即神。飛禽中有鳳凰,走獸中有麒麟,花卉草木之有梅、蘭、竹、菊,皆由此心之所感而有化。大自然中,一拳石,一滴水,大至河嶽,上及風雲,亦皆此心之所感而通,而遂躋於神。此心旁通物,上通天,遂成一多神之宇宙。如是則心與神與物乃三位而一體。物與心合則皆神,物與心分則皆物。其主宰之所相通皆在心。 故中國歷史,乃一部人心的歷史。開天創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胥此一心。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亦唯知之於此心。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亦唯信之於此心。小生命身生活有死,大生命心生活則有生無死。故中國人非不言利用厚生,而又必首之以正德。德亦此心,德之正亦即心之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本此。中國人言人生大義盡此矣。 西方宗教,神不在心,而與心分。科學、物不在心,亦與心分。於是遂有唯心、唯物、唯神之三分。而於一心之明德,孔子所稱仁之一字,則終少提撕警策及之。此誠中西人生大歧點所在。故西方唯言權利,中國則言德性。天之生人,生其性,生其德。德性之表現為道,非為權利,此為中國觀念。 今再以東西方歷史文化之演進為比,亦可謂東方人尚心,西方人尚物。西方政治有神權、君權、民權之分,權皆憑於力。今日主宰一世之大強國亦然。力憑物不憑心。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國國際相交亦尚德,西方則尚力。中國人所謂道,在心世界,心之仁智始成道。西方人則言力不言道。 既仁且智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力不可量不可知。西方則視機械如神,神在天堂又在物世界。實則機械乃人心所創,宗教亦人心所立,而西方人則決不視心為神。馬克思共產主義倡為唯物史觀無神論,今日美蘇以核子武器對抗。何由轉機,則唯望人心之有仁與智。其然豈不然乎?則亦唯人心之仁與智權量審擇之。 人生主要在其心,非其身。身屬物,但非物亦無以見心,非身即無由有生。生有時間性,須待養育成長。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養之長之,而成一大人。大人之心由赤子之心來,此謂之心生命。 心必有知,所知乃在心外之物,唯情則即是心。如孝父母,父母別是一生命。吾心孝,則父母生命亦歸入己之心,而與己之生命融為一體。故養心貴能養其情,不在養其知。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為心情見於行為,始是生命。有生命,乃始加以外面文章知識之教育。生命開始重在其有家,家庭教育乃以教其情。西方人自幼即以知識為教,自心生活言,無以成人。西方哲學亦貴知不貴情。至少非中國人所謂人倫之學。西方科學就物以為知,更非養其心。為學立場不本於心生活,不本於生命之全體,而僅本於身生活之一部分,故其為害於全人生者轉多。 中國人言知,分體魄與魂氣。體魄之知,限於身之器官,各別不相通。鼻口所知為氣味,生命所賴,非呼吸飲食則不得生。視聽所知為聲色,無聲色,無見聞,雖可有生,但生之境界狹,不得為人生之全。馬牛羊雞犬豕六畜,皆有視聽見聞。犬馬知親疏,人或自稱犬馬,然人生終與犬馬有別。 論語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知有父母兄長,不孝不弟,即不仁。人而無仁,則所知非智。其心有仁,乃得謂之為成人。既成人,乃有魂氣之知。乃為心生活之知。若僅求通於物,則無仁而不智。科學造原子彈核武器,豈非皆無仁不智。哲學創為唯心唯物論,其心實亦如物,不仁無智。仁智皆即人之心生命,必通天人一內外而始得。故中國人所重在道,則重行又過於重知,而始得稱之為成人。西方人則生即為人,無中國人此觀念。 孔子曰:「仁者壽,智者樂。」唯仁乃得生生不已,此乃大生命之壽。唯智乃能無入而不自得,即自得其生命之樂。樂天安命,乃大智,亦大樂。原始人賴漁獵為生,漁獵必賴體魄之知。歸而洞居,家人相聚為歡,遇月夜,或出洞以歌以舞,如是始是心的人生,乃得謂之真人生。其漁其獵,乃人生之手段或工具,此乃人生所不得已而應有之用。其洞居相聚,或出洞歌舞,乃始是人生自然真生命之體之一面,人生可樂正在此。近代人乃轉以慕效原始人漁獵為種種運動,轉謂人生真樂乃在此,則亦淺矣乎其視人生之樂矣。 即如鳥獸晨興,林中爭鳴,閒居相聚,乃其樂處,亦即其真生命之一面。故生命必同類相和相親,不在同類之相敵相爭。有一家之和,有一國之和,有天下之和。道一風同,乃得之。真人生則不僅在身,必在家國天下。在人生之大和中,乃得人生之真樂。 目欲視,耳欲聽,此之謂欲。視聽而心樂,此之謂情。人生真處乃在情,不在欲。西方人重知不重行,重別不重通,重爭不重和,重欲不重情,其生乃不安不樂,則何貴有此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曰悅、曰樂、曰不慍,皆在人生真處。學而時習,則可上通前古。有朋遠來,乃可旁通一世,並可下通後世。人生到此,何樂如之。己之所樂,他人不知,己又何慍。或問,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不知非讀書乃為學。原始人洞內相聚,洞外歌舞,即有學。今日西方科學,乃僅學原始人之以漁以獵,學其人生手段,人生方法,學其為人生之工具者日見進步,而其距人生真處目的所在則更遠。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乃求靈魂上天堂,則人生仍是一手段非目的。 能疏於物而親於心,乃得孔子仁智之大義,而人生樂處亦在是,人生真處亦在是。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言:「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性在天,率之修之教之則在人。求善處人生者其勉之。仁為己任,死而後已,實則乃是止於至善。孔子又曰:「富貴不可求,從吾所好。」富貴乃外在物世界,所好則內在心世界事,此其別。 平劇中兩人對罵,其相罵聲,乃和合如一歌。兩人對殺,其相殺狀,乃和合如一舞。人生而戲劇化,即人生之藝術化。西方人生則一趨於機械化,非藝術。核子戰爭豈得謂是一場戲劇,又豈得謂是一種藝術。 人生貴能單純多閒暇,此心乃有欣賞可言,而生命乃得感其悠長。若多外來刺激,唯感繁雜忙碌,則此心不安不樂,生命亦唯感其短促。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一則為機器人生,一則為藝術人生,對此不當不辨。 有醫德,有醫術。醫術可以救人得生,亦可處人於死。但醫德只許救人生,不許處人死。法律主要則在處人死。中國古人極重醫,輕視法。西方教會創始大學即有醫法兩科,不為醫師,即為律師,同以救人死為任務。縱是惡人患病,醫師必加以治療。犯罪,律師必為之辯護。中國人言,「不為良相,便為良醫」。良相救人死,其道遠超於良醫。故中國人兼言道術,而法術則為中國人所輕。更何論於刑罰之法。西方宗教凱撒事凱撒管,治平大道,上帝亦所不理,則唯有律師可任。故西方人僅知有法術,不知有道德,乃為西方文化一大缺陷。 (二) 中國自古即為一農業社會,五口之家,百畝之田,生事已足。過求拓展,不僅收穫不增,或反致荒蕪。安分守己,斯為上策。夫婦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有福,群知羨慕。故所重在人之性情德行,在內心,不在外物。外物多同,所異則在心。 西方古希臘則為一商業社會,群出經商,或致巨富,或仍平平,或則虧折,遭遇不同,機會不同。故其所重,多在外,不在內。即反求之己,亦在其商品貨物上,不在其德性修養上。他人之向我所求,亦在物,不在其心。中西人生相異其要在此。 農事最重天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節令,穀雨霜降,大體可信。航行大海中,朝夕之間,風浪難測。故農業民族仰天俯地,多信心。對之有信,始有忠。不僅對天地,即對五穀百蔬,雞犬牛羊亦然。故農人其性忠信,一心瞻對,即為篤敬。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是也。商人不僅航行海洋,所至亦異地異風,無信心,亦無忠忱,唯以機變適應,甚至欺詐,無忠信篤敬可言。故西方人所重在外,天地人群盡在外,與己若相敵對。中國人則重一己之內心,對人對天地萬物,同此一心。通天人,合內外,皆此一心。除忠信篤敬外,更有何事。 人生所貴,在能同中求異。我之在天地萬物中,必求有所異,始見有我之存在。我之異於外者,亦只在此一心。故中國人所重乃在德性之學。忠信篤敬,乃至為聖為賢,為君子,只是此心德性上程度之異,其所重皆在內。富貴名位,事業權力,則在外,中國人乃不加重視。 人生要求主要果在己之一心,則求而易得。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是不為,非不能。」韓愈亦言:「足於己,無待於外。」而且人心相同,己之所得,亦可分之人人。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老子亦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如此則道一風同,禮運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在是。西方人則內心只有求,所求則盡為外物。又即以身為己,身亦一物,而心為形役,只成人生一工具。但身之所求,如衣食,實易滿足。不易滿足者實在心。於是求衣食,轉而為求富貴。而富貴乃相形而見。他人貧,乃見己之富。故孔子曰:「為富不仁。」既求富,又當求貴,否則不足以自保。故財富之上,必繼之以權力。故希臘之後乃繼之以羅馬。 西方人重外不重內,故知有事業,不知有德性。事業有成敗,而德性則可有成不敗。兩軍交戰有勝負,而中國則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殺身成仁,亦無虧其為將之德矣。西方則兵敗將降,乃屬常事。拿破崙一世雄豪,兩度敗降,終不失為西方一英雄。以中國標準言,則不得不謂其德性之有虧。 諸葛亮病死五丈原,可謂事業無成,但亦已全其性命。較之曹操與司馬懿,事業有成,性命有虧,賢奸之辨顯然。此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之人生觀。近代國人競慕西化,性命二字,已不知作何解。則曹操司馬懿必轉而居諸葛之上矣。 中國人重德性,其論人亦有品格。品較在內,而格則形於外。如曰格式,又曰形格勢禁。物必有形,形必有格。大學言格物致知,能於外物知有格,斯即其內在一己之德性。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人生主要在其一心之德性,亦即人生之真樂所在。樂在心,不在身。故身生活必知有格,飲食起居皆有格。富貴屬身外物。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周濂溪教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此誠中國人生哲學一最要端。身之格曰「廉恥」,心之格曰「禮義」。禮義廉恥尚在外,孝弟忠信始在內。而內必形於外。道釋太偏內,西方太偏外。中國儒家則主一天人,合內外,始得謂之中。 中國人言天地萬物,亦主其德性。麟鳳龜龍為四靈,麟與龍較難詳,鳳與龜則較易知。莊周言:「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練食不食。」則其一棲一食皆有格。龜之飲食享受,活動作為,極有限制,極有禁格。但其壽命則長,故亦尊之為四靈之一。靈指心,指德性言。莊周辭楚相,曰:「寧為龜之曳尾於塗中。」故中國民族生命長達五千年,生齒日繁,人文日化。直迄於今,乃始改圖。生而為龜,必為人所恥。人心之變,於斯可見。 中國人對禽獸之德性觀,尤可舉家畜為例。如群字從羊,因羊最能群。善字亦從羊,則唯能群始為善。如美字從羊,亦指其德性,不指其軀體,亦不專指其味。犬牛雞豚皆有美味,而羊則能群有善尤為美。窈窕淑女,亦指其德性美。古希臘雕塑美女,主要在其形體,與中國人觀念大不同。詩又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女性美在其一笑一盼,此皆內心之表現。目與口其美淺。羲字亦從羊,則未有不群無善而可得謂之羲者。易卦龍象乾,馬象坤,羊象兌。兌指澤,尚通。能群而有善,則人與人相通。可見兌象羊,亦指其德性。群水匯聚則為洋,洋洋大觀,亦指其通。庠序之教,庠亦從羊。教育重在教人有善能群,亦重其德性。祥從羊,祭祀奉羊,亦為鬼神所喜,故得吉祥之報。詳字從羊,言語能彼此相通始得詳,不在多言。佯從人從羊,乃偽裝。羊富群性,缺個性。人之為性,則須能立己以通於群,否則為孔子所惡之鄉愿。故佯則不誠不實,雖非巧言令色,亦不在可取之列。中國文字創造遠在周公孔子之前,而其義已如此。此見中國之文化傳統遠有來歷。依近代國人之意見,中國古人喜龜喜羊,宜其不得爭存於當今之世矣。 中國人尤以德性觀自然。盈天地皆一德一性之相通。一己之德性,即為天地之中心,為萬世之常軌,而事業亦盡在其中矣。故立己立德,乃為人生唯一大事。今國人則盡從外面事業上來談人生,則其無當於中國文化舊傳統之深情蜜意亦可知。 中國人言己,非個人。必在大群中始有己,無己亦無群。故己為人,人為己,人己相對而合一,有別而相通。相通合一,即人之德性。故不知人之德性,即無己,亦無人。今日舉世群趨於功利,不再論德性。自中國人觀念言,則一切皆架空虛構,物與物相疊,成此架構,乃如一大機器,其中只缺一靈。靈非知識之謂。知者知於外,靈則明於內。自知之明始為靈。人為萬物之靈,失其靈,即失其所以為人,更何論己。人死則屍體腐,而靈則常在天地間。西方人信有靈魂,有上帝,而上帝則在己之外,不在己之內。則上帝亦如一物。靈魂與上帝之相通,非中國人所謂德性之相通,而別有其所以為相通之道,此則成為西方之宗教。雙方之辨,有待詳申。 (三) 世有盛衰治亂。中國歷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動少,表現亦少。衰世亂世,人物活動多,表現亦多,其影響轉深而大。此為中國歷史一特徵,亦即中國文化一特徵。 唐虞之治,苟無洪水為患,則亦平安而過。堯舜禹之弘德大業,亦渺不可見矣。夏代稍可述者,則為少康之中興。必待夏桀無道,乃有湯與伊尹之出現。商代之稍可述者,則有盤庚之遷徙。必待商紂無道,乃有西伯昌周武王之出現。及於成康,天下平治,乃亦無人無事可述。稍可述者,則為宣王之中興。平王東遷,春秋兩百四十年亂世,人物迭起,試讀一部左傳,何等燦爛,何等光明,較之詩書,影響當更大。戰國益衰益亂,而人物更迭起。其影響於後世者,乃更大更遠。 秦代一統,人物乃無可言。漢興,高惠文景,以至武帝,由亂轉治,由衰轉盛,人物事業始多可稱。但其臻盛世,人物亦漸降。稍可述者,為宣帝之中興。東漢光武明章,又復由亂轉治,由衰轉盛,乃多人物可述。三國世亂,人物又鼎盛。西晉稍定,人物亦遽退。南北朝之際,北方之亂盛於南方,而人物則較多。唐代之起,由衰轉盛,由亂轉治,而人物亦特多。要之,世亂則人物起,世治則人物謝。宋不如唐之盛,而人物則更盛於唐。南宋更衰,而人物則更起,不遽遜於北宋。武臣如岳武穆,文人如朱晦庵,傑出古今,漢唐以來,誰與相儔。 元代以蒙古異族入主,政治變於上,而社會則依然中國之社會,人物則依然中國之人物。文化傳統儼然無變。明初人物,皆起於元。下如王陽明,苟非龍場驛之貶,不有宸濠之亂,亦不成一後世相傳之王陽明。世益衰,而人物益起,乃有無錫顧高之東林。 清代又以滿洲異族入主,而明遺民乃多千古傑出之人物。如顧亭林,如李二曲,如黃梨洲,如王船山,多在野,不在朝。下及乾隆盛世,十大武功,煊赫一時,然為中國人所誇稱者,則為在野之學術,而非在朝之功業。吳派、皖派,常州派、揚州派,漢學之興,與宋學相抗衡。非由政府提倡,乃民間自由興起。嘉道以下,由盛轉衰,由治轉亂,而後有湖南湘鄉一派之崛起。此亦在下不在上。辛亥革命,於是又有新時代之新人物興起。 故就一部二十四史言,吾中華民族生命之旺盛,乃每見於衰亂世,更過於在昇平世。此則為並世其他民族所少見。即就西歐言,如希臘羅馬,衰則永不復起。現代國家如英法,則衰象已見,恐亦不能再如以往之英法。其病痛所在,凡所建設,偏在物質方面,而人類本身,則似轉少注意。則如身之既老,乃不復旺。此亦一種自然現象,無足深怪。中國治世盛世,亦不重物質建設。唐虞三代古蹟,極少遺存。秦有阿房宮,項王入關,一炬而燼。長安為漢唐故都,其建設遺蹟存者有幾。北平為元明清三代故都,尚留有六七百年以上之故宮,較之希臘羅馬遺蹟,尚愧不如。今亦僅供國人遊覽,而國人對之,亦不會有崇敬心。唯有如曲阜孔林,則歷兩千五百年來仍然無恙。故中國傳統重人重心,西方傳統重物重事。此其大異。在中國,田野平民間,子女之孝其父母,其事乃更重於廊廟宮殿卿相之忠其君上。只說移孝作忠,未聞移忠作孝。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為臣者逢父母喪,必離職回鄉,守孝三年。期滿,始得再仕。則孝心重於世務,為子重於為臣,此即人生一事業。其事業則在道義,不在功利。功利事業必隨時而變,道義事業則千古常傳。既重道義,乃奉孔子為一宗師。雖有敵國外患,可以破壞其一國之物質建設,但難以破壞其四海皆同之精神傳統。故中國民族之命脈,乃在其內心,而不在其外物。 哀痛心,乃人類德性中極具意義價值之心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亦可謂哀痛之心乃仁之至。人莫不有父母,莫不有父母之喪。中國人教孝,慎終追遠,乃培植其哀痛心。世衰時亂,哀痛心生髮,而後才智輩起,拯救非難。釋迦見生老病死,乃生恐懼心,厭噁心,但不知培養人之哀痛心。西方信靈魂上天堂,哀死之心則淡。故西方人唯求樂生,不知哀死。唯中國人生能哀樂兼存,又能得其中和。以是中國人之德性,乃特較其他民族為深厚,而其生命綿延乃有其悠久之前程。 孔子辭魯司寇,在外週遊十四年,老而返魯。魯之君卿,仍加禮重。是乃魯政府對孔子之遷就,而孔子則對魯政府終未有遷就。孟子見梁惠王,使能遷就,亦見大用。然孟子不遷就,而去梁之齊。見齊宣王,仍不遷就,所如不合。漢武帝信從董仲舒對策,表章五經,罷黜百家。但董仲舒並不遷就,不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世。後世遂尊仲舒而鄙公孫。唐太宗用魏徵,魏徵不遷就,真言以諫。太宗心憤,有何日殺此田舍翁之語,然終加以容忍。魏徵卒為唐代之名臣,而唐太宗亦為唐代一名君。中國傳統,政府常知遷就。而儒學之最標準,則為不遷就。 韓愈諫迎佛骨,貶於潮州,倖免一死,卒復任用。此亦憲宗之遷就,而韓愈之對憲宗則卒未遷就。漢唐兩朝皆崇儒,宋尤然。神宗尊王安石司馬光,而兩人政見不同,卒成新舊黨爭,神宗哲宗亦唯遷就。明成祖攘奪帝位,方孝孺不遷就,乃受十族之誅。但後人則尊方孝孺,不尊明成祖。唯成祖既得位,終亦尊儒道,此亦其遷就。 最特殊者,異族入主,亦知遷就中國之儒道。許衡仕於元,其所貢獻亦甚大。待其死,誡其子,我為名所誤,墓上唯立許某之碑,不願再列其官位。後世亦對許衡多微辭,不如對同時之劉因。清代入關,更尊儒。明遺老守節不仕,清廷亦皆遷就。偶於李二曲稍有勉強,二曲終生居土室中,不與世相接。清廷不加逮捕,亦仍遷就。而二曲亦遂為後人崇奉一名人。中國自孔子以來兩千五百年,一心相傳,事跡昭彰有如此。 抑更有進者,孔子不言性與天道,孟子言性善,乃得為亞聖。漢之司馬遷,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此下二十五史之鼻祖。此在史學上之貢獻,實已勝於孔子之春秋。鄭玄網羅百家,括囊大典,其功亦不遜於孔子之稱道詩書。韓愈後人尊之謂其文起八代之衰,為百世之師,開此下文學一大宗。此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者,又異其趣。周敦頤著為通書,於漢唐儒林之外,乃別啟道學,為宋元明三代群儒所共尊。中國學術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如馬遷之於史,鄭玄之於經,昌黎之於集,濂溪之於子,皆可謂超絕一世,為後代之大宗師。而朱子尤匯通四部,可謂孔子集前古之大成,而朱子則集後古之大成。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如上舉,孟子以下諸人,皆孔子所謂可畏之後生。然孟子則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韓愈則曰:「並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周敦頤則曰:「學顏子之所學。」鄭玄朱熹注經為業,其尊奉孔子更所不論。上下兩千五百年,孔子永為至聖先師。人之所學,則皆孔子之學。人之所道,則皆孔子之道。孟子曰:「聖人先得吾心之同然。」後世繼孔子而起者,亦可謂皆有得於孔子之心矣。但皆尊孔子,各不尊其己。時異世易,所學所道,實已不同,而其統則一。乃有所謂道統。道則統於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貴一統,其統均在心。其傳亦在心。但心與心之間,乃有一大遷就。中國人之學統道統,乃於絕不遷就中有此一大遷就。斯人千古不磨心,唯中國文化中國人生乃有此。豈放心外物者所能有。 然今國人則競慕西化,乃有雙手獨打孔家店之老英雄,乃有線裝書扔毛廁之新理論。心已變,則一切自隨而變。救國救民,不本之心,唯賴外物。唯期成於物,不期成於心。心無成,而所成盡在外,亦復與人生何關。亦可謂人亦為一物,物在心外,亦即心在物外,僅為一工具,僅為一機械,心為物役,如是而已。則何復文化人生之足雲。而所謂盛衰治亂,其重要性亦在物不在人。而又復何心物內外之堪分別討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