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事只求半稱心 · 輯四
完備的人生需要存點孩子氣
人生快樂倘若想完備，
一定要保存一點孩子氣。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只要有一點實事實物觸動他們的思路，
他立刻就生出一種意境，
在一彈指間就把這種意境渲染成五光十彩。
一直到現在，我們所討論的都偏重欣賞。現在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向來討論創造了。
既然明白了欣賞的道理，進一步來研究創造，便沒有什麼困難，因為欣賞和創造的距離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遠。欣賞之中都寓有創造，創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賞。創造和欣賞都是要見出一種意境，造出一種形象，都要根據想像與情感。比如說姜白石的「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一句詞含有一個受情感飽和的意境。姜白石在做這句詞時，先須從自然中見出這種意境，然後拿這九個字把它翻譯出來。在見到意境的一剎那中，他是在創造也是在欣賞。我在讀這句詞時，這九個字對於我只是一種符號，我要能認識這種符號，要憑想像與情感從這種符號中領略出姜白石原來所見到的意境，須把他的譯文翻回到原文。我在見到他的意境一剎那中，我是在欣賞也是在創造，倘若我絲毫無所創造，他所用的九個字對於我就漫無意義了。一首詩做成之後，不是就變成個個讀者的產業，使他可以坐享其成。它也好比一片自然風景，觀賞者要拿自己的想像和情趣來交接它，才能有所得。他所得的深淺和他自己的想像與情趣成比例。讀詩就是再作詩，一首詩的生命不是作者一個人所能維持住，也要讀者幫忙才行。讀者的想像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詩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它並非一成不變的。一切藝術作品都是如此，沒有創造都不能有欣賞。
創造之中都寓有欣賞，但是創造卻不全是欣賞。欣賞只要能見出一種意境，而創造卻須再進一步，把這種意境外射出來，成為具體的作品。這種外射也不是易事，它要有相當的天才和人力，我們到以後還要詳論它，現在只就藝術的雛形來研究欣賞和創造的關係。
藝術的雛形就是遊戲。遊戲之中就含有創造和欣賞的心理活動。人們不都是藝術家，但每一個人卻都做過兒童，對於遊戲都有幾分經驗。所以要了解藝術的創造和欣賞，最好是先研究遊戲。
騎馬的遊戲是很普遍的，我們就把它做例來說。兒童在玩騎馬的把戲時，他的心理活動可以用這麼一段話說出來：「父親天天騎馬在街上走，看他是多麼好玩！多麼有趣！我們也騎來試試看。他的那匹大馬自然不讓我們騎。小弟弟，你彎下腰來，讓我騎！特！特！走快些！你沒有氣力了嗎？我去換一匹馬罷。」於是廚房裡的竹帚夾在胯下又變成一匹馬了。
從這個普遍的遊戲中間，我們可以看出幾個遊戲和藝術的類似點。
一 像藝術一樣，遊戲把所欣賞的意象加以客觀化，使它成為一個具體的情境。小孩子心裡先印上一個騎馬的意象，這個意象變成他的情趣的集中點（這就是欣賞）。情趣集中時意象大半孤立，所以本著單獨觀念實現於運動的普遍傾向，從心裡外射出來，變成一個具體的情境（這就是創造），於是有騎馬的遊戲。騎馬的意象原來是心鏡從外物界所攝來的影子。在騎馬時兒童仍然把這個影子交還給外物界。不過這個影子在攝來時已順著情感的需要而有所選擇去取，在腦里打一個翻轉之後，又經過一番意匠經營，所以不復是生糙的自然。一個人可以當馬騎，一個竹帚也可以當馬騎。換句話說，兒童的遊戲不完全是模仿自然，它也帶有幾分創造性。他不僅作騎馬的遊戲，有時還揀一支粉筆或土塊在地上畫一個騎馬的人。他在一個圓圈裡畫兩點一直一橫就成了一個面孔，在下面再安上兩條線就成了兩隻腿。他原來看人物時只注意到這些最刺眼的運動的部分，他是一個印象派的作者。
二 像藝術一樣，遊戲是一種「想當然耳」的勾當。兒童在拿竹帚當馬騎時，心裡完全為騎馬一個有趣的意象占住，絲毫不注意到他所騎的是竹帚而不是馬。他聚精會神到極點，雖是在遊戲而卻不自覺是在遊戲。本來是幻想的世界，卻被他看成實在的世界了。他在幻想世界中仍然持著鄭重其事的態度。全局儘管荒唐，而各部分卻仍須合理。有兩位小姊妹正在玩做買賣的把戲，她們的母親從外面走進來向扮店主的姐姐親了個嘴，扮顧客的妹妹便抗議說：「媽媽，你為什麼同開店的人親嘴？」從這個實例看，我們可以知道兒戲很類似寫劇本或是寫小說，在不近情理之中仍須不背乎情理，要有批評家所說的「詩的真實」。成人們往往嗤不鄭重的事為兒戲，其實成人自己很少有像兒童在遊戲時那麼鄭重，那麼專心，那麼認真。
三 像藝術一樣，遊戲帶有移情作用，把死板的宇宙看成活躍的生靈。我們成人把人和物的界線分得很清楚，把想像的和實在的分得很清楚。在兒童心中這種分別是很模糊的。他把物看成自己一樣，以為它們也有生命，也能痛能癢。他拿竹帚當馬騎時，你如果在竹帚上扯去一條竹枝，那就是在他的馬身上扯去一根毛，在罵你一場之後，他還要向竹帚說幾句溫言好語。他看見星說是天睒眼，看見露說是花垂淚。這就是我們在前面說過的「宇宙的人情化」。人情化可以說是兒童所特有的體物的方法。人越老就越不能起移情作用，我和物的距離就日見其大，實在的和想像的隔閡就日見其深，於是這個世界也就越沒有趣味了。
四 像藝術一樣，遊戲是在現實世界之外另造一個理想世界來安慰情感。騎竹馬的小孩子一方面覺得騎馬的有趣，一方面又苦於騎馬的不可能，騎馬的遊戲是他彌補現實缺陷的一種方法。近代有許多學者說遊戲起於精力的過剩，有力沒處用，才去玩把戲。這話雖然未可盡信，卻含有若干真理。人生來就好動，生而不能動，便是苦惱。疾病、老朽、幽囚都是人所最厭惡的，就是它們奪去動的可能。動愈自由即愈使人快意，所以人常厭惡有限而追求無限。現實界是有限制的，不能容人儘量自由活動。人不安於此，於是有種種苦悶厭倦。要消遣這種苦悶厭倦，人於是自架空中樓閣。苦悶起於人生對於「有限」的不滿，幻想就是人生對於「無限」的尋求，遊戲和文藝就是幻想的結果。它們的功用都在幫助人擺脫實世界的韁鎖，跳出到可能的世界中去避風息涼。人愈到閒散時愈覺單調生活不可耐，愈想在呆板平凡的世界中尋出一點出乎常軌的偶然的波浪，來排憂解悶。所以遊戲和藝術的需要在閒散時愈緊迫。就這個意義說，它們確實是一種「消遣」。
兒童在遊戲時意造空中樓閣，大概都現出這幾個特點。他們的想像力還沒有受經驗和理智束縛死，還能去來無礙。只要有一點實事實物觸動他們的思路，他們立刻就生出一種意境，在一彈指中就把這種意境渲染成五光十彩。念頭一動，隨便什麼事物都變成他們的玩具，你給他們一個世界，他們立刻就可以造出許多變化離奇的世界來交還你。他們就是藝術家。一般藝術家都是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藝術家雖然「不失其赤子之心」，但是他究竟是「大人」，有赤子所沒有的老練和嚴肅。遊戲究竟只是雛形的藝術而不就是藝術。它和藝術有三個重要的異點。
一 藝術都帶有社會性，而遊戲卻不帶社會性。兒童在遊戲時只圖自己高興，並沒有意思要拿遊戲來博得旁觀者的同情和讚賞。在表面看，這似乎是偏於唯我主義，但是這實在由於自我觀念不發達。他們根本就沒有把物和我分得很清楚，所以說不到求人同情於我的意思。藝術的創造則必有欣賞者。藝術家見到一種意境或是感到一種情趣，自得其樂還不甘心，他還要旁人也能見到這種意境，感到這種情趣。他固然不迎合社會心理去沽名釣譽，但是他是一個熱情者，總不免希望世有知音同情。因此藝術不像克羅齊派美學家所說的，只達到「表現」就可以了事，它還要能「傳達」。在原始時期，藝術的作者都是全民眾，後來藝術家雖自成一階級，他們的作品仍然是全民眾的公有物。藝術好比一朵花，社會好比土壤，土壤比較肥沃，花也自然比較茂盛。藝術的風尚一半是作者造成的，一半也是社會造成的。
二 遊戲沒有社會性，只顧把所欣賞的意象「表現」出來；藝術有社會性，還要進一步把這種意象傳達於天下後世，所以遊戲不必有作品而藝術則必有作品。遊戲只是逢場作戲，比如兒童堆砂為屋，還未堆成，即已推倒，既已盡興，便無留戀。藝術家對於得意的作品常加意珍護，像慈母待嬰兒一般。音樂家貝多芬常言生存是一大痛苦，如果他不是心中有未盡之蘊要譜於樂曲，他久已自殺。司馬遷也是因為要做《史記》，所以隱忍受腐刑的羞辱。從這些實例看，可知藝術家對於藝術比一切都看重。他們自己知道珍貴美的形象，也希望旁人能同樣地珍貴它。他自己見到一種精靈，並且想使這種精靈在人間永存不朽。
三 藝術家既然要借作品「傳達」他的情思給旁人，使旁人也能同賞共樂，便不能不研究「傳達」所必需的技巧。他第一要研究他所藉以傳達的媒介，第二要研究應用這種媒介如何可以造成美形式出來。比如說作詩文，語言就是媒介。這種媒介要恰能傳出情思，不可任意亂用。相傳歐陽修《晝錦堂記》首兩句本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送稿的使者已走過幾百里路了，他還要打發人騎快馬去添兩個「而」字。文人用字不苟且，通常如此。兒童在遊戲時對於所用的媒介決不這樣謹慎選擇。他戲騎馬時遇著竹帚就用竹帚，遇著板凳就用板凳，反正這不過是一種代替意象的符號，只要他自己以為那是馬就行了，至於旁人看見時是否也恰能想到馬的意象，他卻絲毫不介意。倘若畫家意在馬而畫一個竹帚出來，誰人能了解他的原意呢？藝術的內容和形式都要恰能融合一氣，這種融合就是美。
總而言之，藝術雖伏根於遊戲本能，但是因為同時帶有社會性，須留有作品傳達情思於觀者，不能不顧到媒介的選擇和技巧的鍛煉。它逐漸發達到現在，已經在遊戲前而走得很遠，令遊戲望塵莫及了。
回憶二十五年前香港大學
一個藝術家才能把一個平凡的世界點染成為一個美妙的世界，
一個有教書藝術的教授才能揭開表面平凡的世界，
讓蘊藏著美妙的世界呈現出來。
看過《伊利亞隨筆集》的人看到這個題目，請不要聯想到蘭姆的《三十五年前的基督慈幼學校》那篇文章。我沒有野心要模擬那種不可模擬的雋永風格。同學們要出一個刊物，專為同學們自己看，把對於母校的留戀和同學間的友誼在心裡重溫一遍，這也是一種樂趣。我的意思也不過趁便閒談舊事，聊應通信，和許多分散在天涯海角的朋友們至少可以在心靈上多一次會晤。寫得好壞，那是無關重要的。
第一次「歐戰」剛剛完結，教育部在幾個高等師範學校里選送了二十名學生到香港大學去學教育，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政府在北京，我們二十人雖有許多不同的省籍，在學校里卻通被稱為「北京學生」。「北京學生」在學校里要算一景。在洋氣十足的環境中，我們帶來了十足的師範的寒酸氣。人們看到我們有些異樣，我們看人們也有些異樣，但是大的摩擦卻沒有。學會容忍「異樣」的人就受了一種教育，不能容忍「異樣」的人見了「異樣」增加了自尊感，不能受「異樣」同化的人見了「異樣」也增加了對於人世的新奇感。所以港大同學雖有四百餘人，因為各種人都有，色調很不單純，生活相當有趣。
我很懊悔，這有趣的生活我當時未能儘量享受。「北京學生」大抵是化外之民，而我尤其是像在鼓裡過日子，一般同學的多方面的活動我有時連做「壁上觀」的興致也沒有。當時香港的足球網球都很負盛名，這生來與我無緣。近海便於海浴，我去試了二三次，喝了幾口鹹水，被水母咬痛了幾回，以後就不敢再去問津了。學校里演說辯論會很多，我不會說話，只坐著望旁人開口。當時學校里初收容女生，全校只有何東爵士的兩個女兒歐文小姐和伊琳小姐兩人，都和我同班，我是若無其事，至少我不會把她們當女子看待。廣東話我不會說，廣東菜我沒有錢去吃，外國棋我不會下，連檯球我也不會打。同學們試想一想，有了這一段自供，我的香港大學生的資格不就很有問題了嗎？
讀書我也不行。從高等師範國文系來的英文自然比不上好些生來就只說英文的同學。記得有一次作文，裡面說到坐人力車和騎馬都不是很公平的事，被一位軍官兼講師的先生痛罵了一場。有一夜生了病，第二天早晨浮斯特教授用當時很稱新奇的方法測驗智力，結果我是全班中倒數第一，其低能可想而知。但是我在學校里和朱跌蒼和高覺敷有three wise men的諢號。Wise men（哲人）自然是queer fish（怪物）的較好聽的代名詞。當時的同學大約還記得香港植物園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常見三位老者，坐在一條凳上曬太陽，度他們悠閒的歲月。朱高兩人和我形影相伴，容易使同學們聯想到那三位老者，於是只有那三位老者可以當的尊號就落到我們三位「北京學生」的頭上了。
我們三人高矮差不多，寒酸差不多，性情興趣卻並不相同，往來特別親密的緣故是同是「北京學生」，同住梅舍(May Hall)，而又同有午後散步的習慣。午後向來課少，我們一有閒空，便沿著梅舍從小徑經過莫理孫舍(Morrison Hall)向山上走，繞幾個彎，不到一小時就可以爬上山頂。在山頂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氣，對於我成了一種癮，除掉夏初梅雨天氣外，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照著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聳立著青蔥的樹林，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彩的圖案。霎時間把腦袋裡一些重載卸下，做一個「空空如也」的原始人，然後再循一條小徑下山，略有倦意，坐下來吃一頓相當豐盛的晚餐。香港大學生的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寫到這裡，我鼻孔里還嗅得著太平山頂晴空中海風送來的那一股清氣。
我瞑目一想，許多舊面目都湧現到面前。終年坐在房裡用功、虔誠的天主教徒郭開文，終年只在休息室里打棒球下棋。我忘記了姓名只記得諢號的「棋博士」，最大的野心在娶一個有錢的寡婦的姚醫生，足球領隊的黃天錫，辯論會裡聲音嚷得最高的非洲人，眯眼的日本人，我們送你一大堆綽號的四川人Mr Collins（Collins：英國女小說家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中一個可笑的角色），一天喝四壺開水的「常識博士」，我們「北京學生」讓你領頭跟著你像一群小雞跟著母雞去和舍監打交涉的Tse Foo（朱復），梅舍的露著金牙齒微笑的No One（宿舍里的齋夫頭目）……朋友們，我還記得你們，你們每一個人都曾經做過我開心時拿來玩味的資料，於今讓我和你們每一個人隔著虛空握一握手！
老師們，你們的印象更清晰。在教室里不丟雪茄的老校長愛理阿特爵士，我等待了四年聽你在課堂指導書里宣布要講的中國倫理哲學，你至今還沒有講，儘管你關於「佛學」的巨著曾引起我的敬仰。還有天氣好就來，天氣壞就回英國，像候鳥似的龐孫倍芬先生，你教我們默寫和作文，把每一個錯字都寫在黑板上來講一遍，我至今還記得你的仁慈和忍耐。工科教授勃朗先生，你不教我的課，也待我好，我記得你有規律的生活，我到蘇格蘭，你還差過你的朋友——一位比利時小姐來看我，你托她帶給我的那封長信我至今似乎還沒有回。提起信，我這不成器的老欠信債的學生，你——辛博森教授，更有理由可以責備我。但是我的心坎里還深深映著你的影子。你是梅舍的舍監，英國文學教授，我的精神上的乳母。我跟你學英詩，第一次讀的是《古舟子詠》，我自己看第一遍時，那位老水手射死海鳥的故事是多麼乾燥無味而且離奇可笑，可是經過你指點以後，它的音節和意象是多麼美妙，前後穿插安排是多麼妥帖！一個藝術家才能把一個平凡的世界點染成為一個美妙的世界，一個有教書藝術的教授才能揭開表面平凡的世界，讓蘊藏著美妙的世界呈現出來。你對於我曾造成這麼一種奇蹟。我後來進過你進過的學校——愛丁堡大學，就因為我佩服你。可是有一件事我忘記告訴你，你介紹我去見你太太的哥哥，那位藍敦大律師，承他很客氣，再三囑咐我說「你如果在法律上碰著麻煩，請到我這裡來，我一定幫助你」，我以後並沒有再去麻煩他。
最後，我應該特別提到你，奧穆先生，你種下了我愛好哲學的種子。你至今對於我還是一個疑謎。牛津大學古典科的畢業生、香港法院的審判長，後來你回了英國，據郭秉和告訴我，放下了獨身的哲學，結了婚，當了牧師。你的職業始終對於你是不倫不類。你是雅典時代的一個自由思想者，落在商業化的大英帝國，還緬想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學園裡從容講學論道的那種生活，我相信你有一種無可告語的寂寞。你在學校里講課不領薪水，因為教書拿錢是蘇格拉底所鄙棄的。你教的是倫理學，你堅持要我們讀亞里士多德，我們瞧不起那些古董，要求一種簡賅明了的美國教科書。你下課時，我們跟在你後面罵你，雖是隔著一些路，卻有意「使之聞之」，你擺起跛腿，偏著頭，若無其事地帶著微笑向前走。校里沒有希臘文的課程，你苦勸我到你家裡去跟你學，用汽車帶我去你家學，我學了幾回終於不告而退。這兩件事我於今想起，面孔還是發燒。可是我可以告訴你，由於你的啟發，這二十多年來我時常在希臘文藝與哲學中吸取新鮮的源泉來支持生命。我也會學你，想盡我一點微薄的力量，設法使我的學生們珍視精神的價值。可是我教了十年的詩，還沒有碰見一個人真正在詩里找到一個安頓身心的世界，最難除的是腓力斯人（庸俗市民）的根性。我很慚愧我的無能，我也開始了解到你當時的寂寞。寫到這裡，我不免有些感傷，不想再寫下去，許多師友的面孔讓我留在腦里慢慢玩味吧！香港大學，我的慈母，你呢，於今所哺的子女都星散了，你那山峰的半腰，像一個沒有鳥兒的空巢（當時香港被日本人占領了），你憑視海水嗅到腥臭，你也一定有難言的寂寞！什麼時候我們這一群兒女可以回巢，來一次大團聚呢？
讓我們每一個人遙祝你早日恢復健康與自由！
1945年
旅英雜談
一國的文化程度的高低，
可以從民眾娛樂品測量得出來。
一
記得美人史蒂芬教授在他的《英倫印象記》里仿佛說過，英國大學生的學問不是從教室，而是從煙霧沉沉的吃煙室里得來的，因為教授們在安安泰泰地銜著菸斗躺在沙發椅子上的時候，才打開話匣子，讓他們的思想自然流露出來。這番話固然不是毫無根據，但是對於大多數大學校中之大多數學生，這還僅是一種理想。私課制(tuition system)固然是英國大學的一個優點，不過採行這種制度而名副其實的只有牛津劍橋一兩處；就是這一兩處也只有少數貴族學生能私聘教員，在課外特別指導。其餘一般大學授課多隻為一種有限制的公開演講。每班學生數目常自數十人以至數百人，教員如何能把他們個個都引在吸菸室里從容討論？好在英國幾個第一流的大學所請的教授大半很有實學，平時擔任鐘點很少，他們的講義確是自己的研究的結果，不像一般大學教授的講義只是一件東抄西襲的百衲衫。每科嘗有所謂榮譽班(honours course)，只有在普通班卒業而成績最優的才得進去，所以學生人數少，和教員接洽的機會較多，榮譽班正式上課時也不似尋常班之聽而弗問，往往取談話的方式。榮譽班卒業並不背起什麼博士頭銜。所謂博士，其必要的條件只是在得過尋常班學位以後再住校兩年，擇一問題自己研究，然後作一篇勉強過得去的論文，繳若干考試費，就行了。固然也有些人真是「博」才得到這種頭銜，可是不「博」而求這種頭銜，似乎也並不要費什么九牛二虎之力。
二
年來國內學生入黨問題，頗惹起教育界注意。我對此也曾略費思索，來英後所以特別注意他們學生和政黨的關係。在中小學校，我還沒有聽見學生加入政黨。可是在各大學裡，各政黨都有支部，多數學生都各有各的政黨，各政黨支部的名譽總理大半都是本黨領袖。他們常定期舉行辯論，或請本黨名人演講。有時工黨與守舊黨學生互舉代表做聯席辯論，仿佛和國會議事一般模樣。英國本是一個黨治的國家，黨的教育所以較為重要。他們所謂黨的教育不外含有兩種任務：一、明了本黨黨綱與政策，二、練習辯論和充領袖的能力。實際政治有他們的目前的首領去管，不用他們去參與。學校對於學生黨的教育——對於一切信仰習慣——都不很乾涉，因為有已成的風氣在那裡陰驅潛率，各政黨支部都可以明張旗鼓，唯共產黨還要嚴守秘密——英國大學校也有共產黨的蹤跡了。近來牛津大學有兩個共產黨學生暗地鼓動印度學生做獨立運動，被學校知道了，校長就限他們自認以後在校內不再宣傳共產，否則便請他們出校。學生會工黨學生開會議請校長收回成命，只有一百幾十人贊成，占少數，沒有通過。那兩個學生只好去向校長聲明：「我們以後三緘其口罷！」
三
初來此時，遇見東方人總覺親熱一點。有一天上文學班，去得很早，到的還寥寥，跨進門一看，就看見坐在最前排的是兩個東方人。有一位是女子，向我略頷首致敬——因為知道我也是從東方來的。我就坐在她旁邊那位男子的旁邊。他戴了一副墨晶眼鏡，仿佛在那兒有所思索，沒有注意到我的樣子。我就攀問道：「先生，你是從日本來的，還是從中國來的？」他說是從日本來的。以後我們就常相往來，他們有時邀我去嘗日本式的很簡樸的茶點，從談話中我才知道這兩位朋友經過許多悲壯的歷史。
那位戴墨晶眼鏡子的原來是一個盲目者，而跟著他的女子就是他的婦人。她在英國是一個啞子——不能說英文。岩橋武夫君——這是他的姓名——從日本大阪跨過印度洋地中海，穿過巴黎倫敦，進了愛丁堡大學，每天由課堂跑回寓所，由寓所再跑到課堂，都是賴著他的不能說英文的婦人領著。
他生來本不盲目。到了二十歲左右時患了一種熱病，病雖好而眼睛瞎了。從前他在學校里是以天才著名的，文學是他的夙好。失明以後，他就悲觀厭世，有一年除夕，他在廚房裡摸得一把刀子，就設法去自殺。他的母親看見了——他是他慈母唯一的愛兒——用種種的話來勸慰他。由來世間母親的恩愛與力量是不可抵禦的，於是岩橋武夫君立刻轉過念頭，決計從那天起重新努力做人。他進了盲啞學校，畢業後在母校里服務過，現在來英國研究文學。
他很有些著作，最近而且最精心結構的叫作《行動的墳墓》。這個名稱是用密爾敦詩中moving grave的典故。這書仿佛是他的自傳。我不能讀日本文，不知道它的價值。
岩橋武夫君和愛羅先珂是很好的朋友。愛羅先珂到日本，就寓在他的家裡。他們都是盲目的天才，而且都抱有一種世界同仁的理想，同聲相應，所以吸引到一塊。日本政府怕愛羅先珂是「危險思想」的宣傳者，把他驅出日本，岩橋武夫君曾抗議過，但是無效。
他的婦人原來是一個神道教信徒，前半生都費在慈善事業方面。她嫁給岩橋武夫君幫助他求學著書，純是出於弱者的同情。岩橋武夫做文章，都是由她執筆。她對於日本文學很有研究的。
岩橋武夫是一個寒士。賣盡家產做川資，學費是由大阪《每日新聞》社和朋友資助的。他的老母現在還在日本開一個小紙筆店過生活。
四
一般人想像里的英國大半是一個家給人足的樂土。實際上他們能夠過舒服日子的恐怕不到五分之一。能夠在礦坑裡捉一把鋤頭，在工廠里掌一個紡織機，或者在旅館商店裡充一個使役，還是叨天之庥的。許多失業的人，其生活之苦，或較中國窮人更甚。因為中國最窮的有幾個銅子，便可勉強敷衍一天的肚皮。在歐洲生活程度高，幾個銅子是買水就不能買火，買火就不能買水的。向來中國人自己承認對衣食住三件，最不講究的是住。西洋房屋建築比中國的確實強得幾倍。但是以有限資本蓋房子，要好就不能多。有一天我聽一位工黨議員演說，攻擊守舊黨政府對於住室問題漠不關心。他說只就蘇格蘭說，二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千家，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萬家。我初聽了頗駭異。後來到窮人居的部分去看看，才曉得那位工黨議員不是言之過甚。我自然不能走進他們房子去調查。不過在很冷的冬天，他們女子們小孩子們千百成群地靠著街牆或者沒精打采地流蕩，大概總是因為房子裡太擠的緣故。西洋人以潔淨著名，可是那般窮人也是髒得不堪。
英國的乞丐比較的來得雅致。有些乞丐坐在行人擁擠的街口，旁邊放一塊紙板，上面大半寫著「退伍軍士，無工可做，要養活妻子兒女，求仁人幫助」一類的話。有些奄奄垂斃的老婦，沿街拉破爛的手琴，或者很年輕的少年手裡托著帽子拖著破喉嗓子唱洋蓮花落。還有一種乞丐坐在街頭用五彩粉筆，在街道上畫些山水人物，供行人觀賞。這些人不叫乞丐，叫作「街頭美術家」(pavement artists)。他們有些畫得很好，我每每看見他們，就立刻聯想到在上海看過的美術展覽會。
五
要知道英國人情風俗，旁聽法庭審判，可以得其大半。中國人所想得到的奸盜邪淫，他們也應有盡有。有時候法官於審問中插入幾句詼諧話，很覺得異趣橫生。罪過原來是供人開玩笑的，何況文明的英國人是很歡喜開玩笑的呢？近來有一個人為著向他已離婚的婦人索還訂婚戒指，打起官司來了，律師引經據典地辯論，說伊麗莎白後朝某一年有一個先例，法庭判定訂婚戒指只是一種有條件的贈品。那一個法官就接著說：「那一年莎士比亞已經有十歲了。」後來那個婦人說她已經把戒指當去了。法官含笑問道：「當去了嗎？好一篇浪漫史，讓你糟蹋了！」英國向例，凡替罪犯向法庭取保的人應有一百鎊的財產。去冬轟動一時的十二共產黨審訊，其中有一個替人取保的就是鼎鼎大名的蕭伯納，法庭書記問蕭氏道：「你值得一百鎊嗎？」蕭氏含笑答道：「我想我值得那麼多哩。」兩三個月以前，倫敦哈德公園發現一件風流案，他們也喧擾了許久。有一天哈德公園的巡警猛然地向園角綠樹蔭里用低微鄭重的聲調叫道：「你們犯了法律，到警廳去！」隨著他就拘起兩個人帶到法庭去審問。那兩個有一位是五十來歲光景的男子，他的名字叫Sir Basil Thomson，他是一個有封爵的，他是一個著作者，他是倫敦警察總監。別的那一位是每天晚上在哈德公園閒逛的女子中之一。湯姆遜爵士說，他近來正著一本關於犯罪的書，那一晚不過是到哈德公園去搜材料，自己並沒有犯罪。那位女子承認得了那位老人五個先令，法官轉向湯姆遜爵士說：「你五個先令可以敷衍她，法庭可是非要五鎊不可！」湯姆遜請了最著名的律師上訴，但是他終於出了五鎊錢。
六
英國報紙不載中國事則已，載中國事則儘是些明譏暗諷，遇戰爭發生，即聲聲說中國已不能自己理會自己了，非得列強伸手幫助不行。遇群眾運動，即指為蘇俄共產黨所唆使。提到馮玉祥，總暗敲幾句，因為他反對外人侵略。提到香港罷工，總責備廣東政府不順他們的手。倫敦《每日電聞》駐北京的通訊員蘭敦(Perceval Landon)尤其歡喜說中國壞話。英國一般民眾的意見，都是在報紙上得來，所以他們頭腦里的中國只是一鍋糟。英國政府對待中國的政策，是外面討好，骨子裡援助軍閥以延長內亂，抵制蘇俄。他們現在不敢用高壓手段激動中國民氣，因為他們受罷工抵制的損失很不小。專就香港說，去年秋季入口貨的價值由一千一百六十七萬四千七百二十鎊減到五百八十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三鎊；出口貨價值由八百八十一萬六千三百五十七鎊減到四百七十萬五千一百七十六鎊。總計要比向來減少一大半。聽說香港政府現在已經很難支持，專賴英國政府借款以苟延殘喘。如果廣東人能夠照現在的毅力維持到三年，香港恐怕會還到它五十年前的面目罷！
《泰晤士報》有一天載惠靈敦在北京和各界討論庚子賠款用途，中國人士都贊成用在建築鐵路方面，不很有人主張用於教育的。聽來真有些奇怪！這還是北京軍閥官僚作祟，還是英國人的新聞蠱惑？總而言之，中國自己在外國沒有通訊社，中國的新聞全靠外國人傳到外國去，外交永遠難得順手的。
七
「歐戰」結局後，各國都把戰爭的罪過擺在德國人肩上，凡爾賽會議，列強居然以德國負戰爭之責，形諸條約明文。近來歐洲輿論逐漸變過方向。他們漸漸覺悟「歐戰」的禍首，不能完全說是德國，而造成戰前緊張空氣的各國都要分擔若干責任，戰前歐洲形勢好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德國縱不開釁，戰爭也是必然的結局。去冬英國著名學者像羅素、蕭伯納、韋爾斯、麥克唐納數十人共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就是說德國不應該獨負開釁的責任，而《凡爾賽條約》不公平。同時法國學者也有類似的舉動。至於歐洲政治家有沒有這種覺悟，我們卻不敢斷定。不過德國現在逐漸恢復起來了，她不受國際聯盟限制軍備的約束，英法各國總有些不放心，所以去冬德法英比意各國訂了《洛卡羅條約》(Locarno Protocol)，主旨就在法撤魯爾駐兵，德承認《凡爾賽條約》所劃界線，以後大家互相保障不打仗，都受國際聯盟的仲裁。要實行這個條約，德國自然不能不加入國際聯盟，它也是一個大國，加入國際聯盟，當然要和英法日意占同等位置，要在委員會裡占一永久席。
可是這裡狡猾的外交手段就來了。斡旋《洛卡羅條約》的人是英國外交總理張伯倫。《洛卡羅條約》成功，英國人自以為這一次在歐洲外交上做了領袖，歡喜得了不得，於是張伯倫君一躍而為張伯倫爵士。哪一家報紙不拍張伯倫爵士(Sir Chamberlain)的馬屁！
誰知道張伯倫爵士落到法國白利安(Birand)的靈滑的手腕里去了！法國很歡喜德國承認《凡爾賽條約》割地，可是不歡喜德國在國際聯盟委員會裡占重要位置，所以暗地設法拉波蘭、西班牙要求和德國同時得委員會永久席。白利安於是把張伯倫君——那時還是張伯倫君——請到巴黎去，七吹八弄地把張伯倫迷倒了，叫他立約援助波蘭、西班牙的要求。雙方都嚴守秘密。到了國際聯盟開特別會，籌備盛典，歡迎德國加入的時候，於是波蘭的要求提出來了，法國報紙眾口一詞地贊成波蘭的要求。大家都曉得英國外交向來是取聯甲抵乙的手段。波蘭西班牙以法國援助而得永久席當然以後要處處和法國一個鼻孔出氣，英國勢力當然要減弱。況且德國看法國拉小國來抵制它，也寧願不加入國際聯盟，不願做人家的傀儡。英國民眾報紙家家都說「讓德國進來以後，再商議波蘭的要求罷！」可是張伯倫已經私同白利安約好了，啞子吃黃連，如何能叫苦？他們遠處發氣，只在報紙上埋怨白利安是滑頭，張伯倫是笨伯。於是張伯倫爵士又一變而為麥息爾張伯倫（Mousieur Chamberlain，依法國人的稱呼稱他）。
英姿颯爽的張伯倫爵士那裡能受人這樣潑冷水？他於是自告奮勇去戴罪立功，到日內瓦再出一迴風頭。這一次日內瓦的把戲真玩足了。英德利用瑞典叫它反對波蘭加入。法國嗾波蘭、西班牙要求與德國同時得永久席。義大利嗾布魯塞爾做同樣要求，大家都不肯放鬆一點。於是德國被選為永久委員的提議被擱起到今年9月再議。最後開會，各國代表都說些維持和平，促進文化，國際親善的話。法國白利安說得尤其漂亮——他是最會說漂亮話的——說法國人對德國人多麼真心，德國多麼偉大，將來謀國際和平，少不得德國鼎力幫助的，如此如彼地說了一大套。德國總理斯特來斯曼於是站起來感謝白利安說：「法國總理向來沒有對德國說得這樣好呀！」
八
二十世紀之怪傑，首推列寧，其次就要推墨索里尼(Mussolini)。墨氏起家微賤，由無賴少年而變為小學教員，由小學教員而變為流蕩者，由流蕩者而變為新聞記者，由新聞記者而變為法西斯（Fascists，似乎有人譯作「燒炭黨」）領袖，由法西斯領袖而變為義大利的笛克推多，將來他再由義大利笛克推多而變為全歐之執牛耳者，也很是意中事。
他是法西斯的創造者。法西斯主義是蘇俄共產主義的反動，是極狹義的國家主義，是極端專制主義，社會本來不平等，各人應該保持原有利益。無論如何，革命是要不得的。世界儘管講大同，義大利可是要極力提倡愛國。遇著不贊成法西斯主義的人，要用「直接行動」，所謂直接行動，就不外驅逐、暗殺。
墨索里尼說太陽從西方起山，全義大利人就不得說是從東方。義大利國會之多數法西斯，不過由五個領袖指派的。少數反對黨都讓他們拳打腳踢，拋出窗子外面去了。義大利著名的報紙一齊封閉起來了。反對法西斯的人物有的放逐，有的遭暗殺了。墨索里尼雖如此專制，然而義大利多數人民都承認他是繼馬志尼而為義大利之救星。
墨索里尼不是專橫以外，別無他長。他是最著名的演說者，最能幹的行政者，最伶俐的外交家。義大利本來是國際聯盟一分子，但是墨索里尼現在還暗中接合南歐諸位拉丁民族另外訂一個聯盟，以抵制英德諸國。德國近來想再和奧國聯邦，墨索里尼明目張胆地說，義大利的旗幟是很容易背到北方去的，如果德奧真要打伙。
大家還不明了墨索里尼的野心嗎？我還忘記說，墨索里尼每次到國會演說所穿的魁梧奇偉的軍裝，不是他自己的，是用重金向古董店買來的，是威廉第二的。
九
英國從小學到大學，都有不強迫的軍事教育。中小學有學生軍(cadet corps)，大學有軍官教練團(officiers training corps)。這些團體都直接歸陸軍部管轄，一切費用都由政府供給。陸軍部每年派員延閱一二次。各校常舉行競賽，得勝利者有重獎，大家都以為極榮耀。
這些組織與童子軍完全不同。童子軍的主旨在養成博愛耐苦諸精神，而學生軍與軍官教練團則專重軍事上的知識與技能。其組織訓練與軍營無差別。炮、馬、步、工、輜，色色俱全。他們除定期演講軍事學以外，常舉行戰事實習，如戰鬥、營造、救濟等等。每年還打幾次行營。「歐戰」中，英國教員學生因為平時有這種軍事訓練，所以能直接赴前線應敵，可見得他們學校里的軍事教育並非兒戲。
這種軍事教育雖非強迫的，而政府則多方引誘學生入彀。第一層，想做軍官的人要持有軍官教練團的甲等證書，持有乙等證書的人投軍覓官也比尋常士卒有六個月的優先權。第二，學生入學生軍或軍官教練團，不用花錢，可以穿漂亮的軍服，騎高大的軍馬，每年在野外打幾個禮拜的行營，可白吃伙食。
凡是英國學生身體強壯而願守規則的都可以加入。外國學生絕對不得進去。印度人本名隸英籍，與英、蘇、愛同處不列顛帝國徽幟之下，可是許多印度學生向學校交涉，向英政府印度事務部交涉，請求進軍官教練團學習，也都被拒絕。印度學生說：「在戰爭中，英國以不列顛帝國國民名義拉印度人去當沖，在和平時怎麼要忘記印度人也應該受同等訓練？」學校當局說：「這是陸軍部的事，我們不便過問。」陸軍部說：「這是印度事務部的事，你們不應該直接到此地請求。」印度事務部說：「關於軍事，印度事務部管不到。」於是印度學生只好嘆口氣就默爾而息了。
十
西方人種族觀念最深。在國際政治外交方面，拉丁民族國家與條頓民族國家之接合排擠的痕跡固甚顯然；而只就英倫三島說，愛爾蘭固以種族宗教的關係而獨立自由了，就是蘇格蘭與英格蘭在政治上雖屬一國，而地方風氣與人民癖性都各各不同。蘇格蘭自有特別法律，自有特別宗教，自有特別教育系統。蘇格蘭人民沒有自稱為英國人的。假若遇見一個地方主義很深的蘇格蘭人，你問他是否英國人，他一定不歡喜地回答說：「不是，我生在蘇格蘭，我長在蘇格蘭，我是一個蘇格蘭人。」有一次我聽一位閣員在愛丁堡演說，津津說明英蘇之不宜分立。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已三百多年了，現在還有把合併的理由向民眾宣傳之必要，可見得這兩個地方的人民還是貌合神離了。
蘇格蘭似我們的北方人，比較南方的英格蘭人似乎誠實厚重些。相傳愛爾蘭人最滑稽。有一次一位英格蘭人和一個蘇格蘭人在愛爾蘭遊歷，看見路上有一個招牌說：「不識字者如果要問路，可到對面鐵匠鋪子裡去。」那位英格蘭人捧腹大笑，而蘇格蘭人則莫名其妙。他回到寓所想了一夜，第二天很高興地向英格蘭人說：「我現在知道昨天看的招牌實在是可笑。假如鐵匠不在鋪子裡，還是沒有地方可以問路呀！」這個故事自然未免言之過甚，但是蘇格蘭人之比較的老實，可見一斑了。
十一
一國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可以從民眾娛樂品測量得出來。中國民眾的趣味太低，菸酒牌骰娼妓皮黃戲以外別無娛樂，自是一件不體面的事，可是西方人雖素以善於娛樂著名，而考其實際，和中國人也不過是魯衛之政，他們上等社會中固然不乏含有藝術意味的娛樂，但是這占極少數，而大多數民眾也只求落得一個快樂，顧不到什麼雅俗。在他們的街上走，五步就是一個紙菸店或糖果店，十步就是一個燒酒店或影戲院。糖果店是女子們小孩子們最歡喜照顧的，每家糖果店門前，像裝飾品店門前一樣，總常有女子們小孩們看著奇形異彩的糖果發獃。他們的腰包也許不十分充裕，不過站著看看也了卻不少心愿。菸酒是無分等級老幼，都是普通嗜好。就是女子們抽菸喝酒也並不稀奇。他們的酒店，只賣酒不賣下酒品。吃酒的人只站在櫃檯前，一灌而盡。在街上碰到醉漢是一件常事。影戲院的生意更好。失業者每禮拜只能向政府領五先令養活夫妻兒女，飯可以不吃，影戲卻不能不看。影戲院所演的片子都不外戀愛偵探的故事，只能開一時之心火，決談不上藝術價值。戲院是比較體面的人們所光顧的。可是所演戲劇大半是些詼諧作品，雜以半裸體的跳舞。像蕭伯納高爾斯華綏的作品是不常扮演的。
禮拜六晚，大家剛御下六天的苦工，準備明天安息，是最放肆的一晚。娛樂場的生意在這一晚特別發達。青年男女們大半都聚在汗氣脂粉氣混成一團的跳舞場裡，從午後七八點跳到夜間一兩點鐘。夜深人靜了，他們才東西分散，回去倒在床上略閉眼矇矓過，便到了禮拜上午，於是又起來打扮，到禮拜堂去聽牧師演講「禮拜日的道德」(Sunday morality)。
這便是英國民眾的娛樂。說抽象一點，他們的低等欲望很強烈，尋不著正當刺激，於是不得不求之於煙、於酒、於影戲院、於跳舞場。你說這是他們善於娛樂的表現，自無不可。然而你說這是文化之病症，也不見得大背於真理。
十二
狄更生(Louis Dickinson)在他的《東方文化》裡面仿佛說過，印度人受英國統治是人類一個頂大的滑稽(irony)，因為世界最沒有能力了解印度文化的莫如英國人。狄更生自己也是一個英國人，能夠有這種卓見，真是難能可貴。英國本也有它的特殊文化，可是從社會裡沒有看到這種文化所生的效果，我們不能不感嘆三四千年佛化的領域逐漸為盎格魯薩克遜顏色所污染，總是現代人類的一個奇恥大辱。
印度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以內受如何待遇，我是不知道的。印度學生在英國所受的待遇，我卻見聞一二。他們本是英籍人民(British subjects)，照理應與英國學生受同等待遇。不過我聽見印度學生學醫的說，他們簡直沒有機會在醫院裡臨診，學工的說他們也難找得工場去實習。大學裡軍官教練團，絕對不允許他們進去的。最不公平的就是許多跳舞場都不賣票給印度學生。有一位印度女生住在大學女生宿舍里三四年之久，同住的人很少肯同她談話。英國人心目中怎樣看印度人，不難想見了。
印度學生自然也有許多敗類。有許多學生因為受了英國教育的影響，其最大目的只在學一種技藝將來可以在英國人腳下尋一個飯碗。我曾經遇見一個學文學的印度學生，問他歡喜泰戈爾的詩不？他答得很簡單：「我沒有讀過。」有一次，一個印度學生在會場裡問我：「中國到底還有政府嗎？」我聽見了，心裡替他感傷比替自己感傷還要厲害。
但是印度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的偉大在異族凌虐的軛下還沒有完全沉沒，許多印度學生天資都很聰明，他們的國家思想也很濃厚。紅頭巾下那一副黑大沉著的面孔含有無限傷感，也含有無限抵抗的毅力。
拜倫詩人因為景仰希臘文藝，在土耳其侵犯希臘時，他立刻拋開他的稿本，提刀幫助希臘人抵禦土耳其。偶爾想到先賢的風徽，胸中填了滿腔的慚愧！
十三
有許多名著，初讀之往往大失所望。我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曾經開卷數次，每次都是半途而廢。最後，好容易把它讀完了，可是所得的印象非常稀薄。莎翁號稱近代第一大劇家，而《哈姆雷特》又是他的第一部傑作，可是一眼看去，除著幾段獨語以外，實無若何奇特。讀莎翁著作的人們大概常有同樣感想。
近來看過名角福蘭般生班(Sir Frank Benson)排演這本悲劇，我才逐漸領略它的好處。福蘭般生自己扮鬼，而扮哈姆雷特的則為菲列浦。本來近日英國劇場最流行的是諧劇。表演莎士比亞的劇時，觀者人數寥寥。在蕭疏冷落的場中，劇中所呈現的種種人世悲歡，乃益如夢境。到興酣局緊時，鄰座女子至於噓唏嗚咽，這本戲動人的力量可以想見了。
拿劇本當作一部書讀，根本就大錯特錯。讀莎氏劇本而不能領略其美的人，大半都誤在專從文字著眼，而沒有注意到言外之意。戲劇的優劣決不能專從文字方面判定。比方王爾德的劇本，把它當作書讀，多麼流利生動。可是在劇台表演起來，便成了一種談話會，好像出了氣的燒酒，索然無味。洪深君所改譯扮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成功，我看過原劇，還不如改譯扮演得生動。
莎氏劇本不易領會，還另有一層原因。大半讀文學作品的人常有一種怪脾氣，總歡喜問：「這本作品主義在什麼地方？」他們在莎氏劇本中尋不出主義，便以為這無異於尋不出價值。這是「法利賽人」的見解。藝術的使命在表現人生與自然，愈客觀，則愈逼真。把作者自己的主義加入以渲染一切，總不免流於淺狹。我們絕對不可以拿易卜生做標準去測量莎士比亞。易卜生是一位天才，學他以戲劇宣傳主義的人，總不免畫虎類狗。
易卜生太注重主義，所以他的劇本太缺少動作。他不同於——我不敢一定說他比不上——莎士比亞的就在此。要是有一點易卜生與莎氏相同而為王爾德一般人所望塵莫及的。他們表現性格，都能藏鋒潛轉。什麼叫作藏鋒潛轉呢？就是在規定時間以內，主要角色的性格常經過劇烈變動。這種變動含有內在的必然性(inner necessity)，在明文中只偶一露出線索。粗心地看去，常使人覺得劇中主角何以突然發生某種行動，與原委不相稱。可是仔細看去，便能發現這種變動在事前處處都藏有線索。看娜拉對她丈夫的態度變遷，哈姆雷特對他愛人莪菲麗雅的態度變遷，便會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不能把《哈姆雷特》當作一本書讀，也不能把它只當作一本戲看。《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劇，而上品的悲劇都是上品的詩。看《哈姆雷特》不能看出詩意來，便完全沒有領會得這本悲劇的美。哈姆雷特的獨語，都是好詩，自不消說。其他如鬼的現形、莪菲麗雅的病狂、掘礦者的談話、哈姆雷特的死，那幾段多麼耐人尋味！
莎翁劇本裡面無主義，無宗教。怪不得托爾斯泰研究了幾十年，而最後評語只是莎翁徒虛譽，實無所有，我雖景仰托爾斯泰，然而說到莎士比亞，我比較相信歌德。著「維特」的人自然比較任何人都更了解《哈姆雷特》，因為這兩本書不都是替天下無數的少年說出了說不出的衷曲嗎？（我沒有看過田漢君的譯文，但是我以為形骸可譯而精神是不可譯的。）
十四
莎士比亞的故居在埃文河上之斯特拉特福鎮(Stratford-on Avon)。這個鎮上有一個很大的戲園，專是為紀念他而建築的。今年這個戲園被火燒了。他們現在募金，預備建築一個規模更大的戲園。
莎翁的生日為4月23日。每年逢到這天，英國人士在斯特拉特福鎮舉行慶祝盛典，凡在英國的外國公使及著名人物大概都來與會。今年是莎翁的第三百六十二周年紀念。因為籌備新戲園的緣故，特別熱鬧。向例，在這天行禮的時候，各國公使都把本國國旗張開以表敬意。這次當蘇俄紅旗張開時，群眾中有許多叫「羞」的，從此可見得英人排俄的劇烈了。原來在未開會之前，就有許多人提議不准俄使列席，不准張俄國旗，這個消息早就登在倫敦各報上，俄使自然看過。可是俄使麥斯克置若罔聞，臨時還是赴會。他所攜的花圈上特別系一條很長的紅絹，表示蘇俄的顏色。這本是一件小事，但是可以見出英國人的氣量。不知莎翁如果有靈，應該做何感想？在我看來英國人向來可以自豪的似乎都逐漸成為歷史了。
1926年
學業·職業·事業
這個世界是冷酷無情的，
一個人如果想以寄生蟲的心習，
去僥倖獲取只有勤奮的蜂蟻所能獲到的花蜜，
他終究必歸自然淘汰。
每個有志氣的人，在他的生平都不免為三件事操心。在學校時代，他關心學業；離開學校，他關心職業；有了職業，他關心事業。這自然只是一種粗略的分期，也有許多人始終就專在學業、職業或事業上打計算。總之，這三個名詞的意義對於一般人大半不成為問題，不過從邏輯的眼光來分析，我們不能說它是三件互不相同的事。它們的關係還須待確定。
先說「業」。《說文》所定的這個字的原始意義是鍾架上一塊木板，與我們所談的沒有多大關係。就「業」字所常用在的語句看，（如「進德修業」「業精於勤」「以農為業」「成大業」「創業守成」等等），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是學業、職業和事業都可以叫作業，第二是這個「業」字含有相當指流行語「工作」一詞的意義。佛典常用「業」字，和「行」字同義，凡人為造作通可叫作「業」，例如思想、言語、行為，都可是一種「業」，「業」簡直就相當於流行語的活動。我們可以說，「業」是人運用他的力量做一種工作或活動；所進行的工作或活動叫作「業」，工作或活動所成就的結果也可以叫作「業」。
依這種解釋看，學業就是學問的工作或活動，職業就是職分所在的工作或活動。工作或活動就是「事」，所以「事業」是只有一個意義的複詞，學問是一種事業，職業也還是一種事業。如果事業還另有特殊意義，那就只能指工作或活動的成就。依這種意義說，在職業上可以成就事業，在學問上也還可以成就事業。總上兩義，學業與事業，職業與事業，在邏輯上都不應分開；我們至多只能說「事業」比「學業」或「職業」含義較廣泛，不過這也還有問題。
問題在學業與職業是否絕對為兩回事。一般人說「職業」，似帶有一種誤解，以為職業是衣食工具，「謀職業」就等於「謀生活」，也就等於「謀衣食」，這裡「職業」和「生活」兩個詞的意義都同樣窄狹化得很離奇可笑。在這種用字的習慣上，我們可以見出一般人的生活理想的低落。顧名思義，「職業」顯然是職分以內的事業。所謂「職分」是起於社會的分工合作的需要。社會上有許多事要做，一個人不能同時做許多事，於是這個人種田，那一個人經商，另一個人做工匠，如此分工，每個人有一個「職分」，都能各盡「職分」幫助社會大機器的輪子旋轉，以一分工作的效益，換取同群許多分工作的效益，「吾盡所能，各取所需」，於是人與社會兩得其便。每個人有一個「職分」，對於那「職分」就負有責任，須把那「職分」以內的事做好。對於「職分」不盡責就是不稱職。職與責是不能分開的。
回到原來的問題，學業與職業是否絕對為兩回事呢？從兩個觀點看，它們也不應分開。
第一，從狹義的學業說，學業是某一種專門學術的研究。專門的學術研究需要長久的集中的力量。一個人既研究一種專門學術，他就沒有時間精力去干別的事。社會需要學術的進展，就需有一部分人以研究學術為「職業」。做學問是學者的職分以內的事，正如種田是農人的職分以內的事，他們的成就都於社會有益，他們都負有責任在自家職分以內求有成就。照這樣看，學業還是可以當作一種職業。
其次，就廣義的學業說，學業是每一種職業必有的準備。一切工作（尤其是在近代社會分工很嚴密的工作）都需要學習，每一行都有一套專門學問，所以你如果想把某一種職分以內的事做好，你就必須先把它學好。不但如此，工作本身也就是學習。有些人以為在學校里學得一種學問，學業便可告結束，以後入社會就職業，只需拿這一套法寶作無盡期的應用。這不但是誤解學業，也是誤解職業。最親切最實在的學問大半不是從書本得來，而是從實地親身經驗得來的。古人所謂「到處留心皆學問」，就是有鑒於此。同時，到處留心學問的人可以說「學」與「事」相得益彰，不致犯不學無術的毛病，在職業上才能成就真正的事業。一輩子拘受一部講義的人絕不是一個好教員，一輩子拘守一部步兵操典的人絕不是一個好戰士，余可類推。所以要想把一種職業做好，必須把職業當作學業看。
依以上的分析，學業、職業和事業應該是三位一體。學業或職業如果不能成為事業，那就空洞無成就。學業和職業如果不能打成一片，學業就只是私人的嗜好，不能成為社會中的一種職分，對社會沒有效益；職業也就降為與學問脫節的盲目的衣食營求，乾燥無味。
職業與學業一貫，然後所學即所用，所用即所學，人得其事，事得其人，不過這只是理想，事實上一個人的職業往往和他的學業不很相關。這是由於有些學業不能為謀生之具，一個人一方面要忠於一種沒有經濟價值的學問，一方面又要維持生計，於是不得不就一種與自家專門學問無關的職業。最顯著的例是大哲學家斯賓諾莎，他為著要保持學術思想的自由，拒絕當大學教授，寧願操磨鏡片的職業，藉以營生。英國文學家蘭姆寫得那樣一筆奇特而雋永的散文，而他的終身職業只是一個公司的書記。波蘭小說家康拉德在商船上當過多年的水手。英國詩人蒙羅在倫敦一條小街上經營一個小書店。這種實例在西方很多。這種辦法頗有它的長處。不靠所研究的學業來謀生，可以保持學業的獨立自由；同時，在本行以外就一種職業，也可以擴大眼界，增加生活經驗。在目前中國，一般人囿於淺狹的功利主義，都爭去學可以賺錢的學問，而文哲數理一類雖是冷門而卻極重要的學問很少有人問津，這對於文化學術的全局是一個危險的現象。有志於純粹學術的人們最好拿斯賓諾莎、蘭姆諸人做榜樣，一方面埋頭做自己的學問，一方面操一種副業，使生計有著落。這種辦法的存在，當然顯示社會組織有毛病，不過在社會組織未完善以前我們只有這個辦法可採用。將來社會合理化時，我們希望每一項學術工作者都不感受生活的壓迫，每一種學業同時就是一種職業。
在另外一種情形之下，學業與職業也不完全相稱，這就是通才就專職。政府行政工作本來也還是一種職業，可是一直到現在，各國還很少在學校里設專門學科去訓練議員部長以及其他公務員。在從前中國，政府大小職位，上自宰相，下至縣丞，大半依科舉履歷任命，由科舉進身者所讀的書大半不外經史詩文，而做的職務卻可以彼此相差很遠。一榜及第的人有典錢穀的，有主試的，有帶兵的，有典刑獄的，有掌漕運的。職務和學問似沒有顯著的關係。這種情形在目前似還沒有經過很大的變更，在英國情形也很類似。一個人在牛津或劍橋畢業了，就可以參加文官考試，及格了，無論所學的是什麼，可以被派到任何官廳去服務。如果他想做大一點的官，他可以運動入國會，只要有本領，就不愁沒有閣員當。所謂本領也並非專門學術。比如現在首相丘吉爾，做過好久的海軍大臣，卻沒有學過海軍，他本來是文人，當過新聞記者。專才學一行才能做一行，通才無須學那一行才能做那一行。醫工農商等等需要專才，而社會領導工作則需要通才。近代教育似正在徘徊於兩種理想之間：一是「職業教育」的理想，一是「自由教育」的理想，學業須包含品格、學識各方面的普遍修養，不能窄狹化到學徒訓練。依我個人想，自由教育對於社會領導工作實在比職業教育重要，不過這兩種理想也並非絕對不能相容，專門的技術訓練和普通的品格學識修養最好是並行不悖。
擇學擇業對於一個人是一個極重的問題。首先要考慮的是個人的資稟與興趣。我曾觀察過許多人所學的和所做的全與他們性不相近。有些學文藝的人對於人生世相看不出絲毫情趣，遇事稱斤稱兩，談吐乾燥無味，他們理應學商業或是法律。有些工程師根本沒有科學的頭腦，卻歡喜做點舊詩，結交大人闊佬，他們理應干政治。如此等類，不勝枚舉，性不相近，縱然是努力，也往往勞而無補，對於個人和社會都是精力的浪費。在美國，「職業測驗」已成為一種專門學問。一個人對於擇學擇業如有疑難可以找一個專家用測驗來解決。這種測驗內容或很幼稚膚淺，但是它的原則是不錯的。我們希望測驗的方法日趨精密，將來一個人在學一門學問或是就一種職業之先，都仔細經過一番測驗，免得走錯門路。
一個人的性之所近，大半自己明白。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的長短而卻不根據它來決定志向，這大半誤於名利觀念。現在學生們都歡喜學工程或經濟，以為出路好，容易賺錢。存這種心理的人根本不配談學問，也根本不能做好一行職業，因為他們的興趣不在學業或職業自身的成就，而在它對於個人所能產生的實利。得魚忘筌，錢賺到手了，學業和事業有無成就卻不必管。這種人的毛病都在短見。「行行出狀元」，世間寧有哪一種學問不能學好，或是哪一種職業不能做好？寧有其正在學業和事業上有成就的人會窮得要餓死？如果以為某一行比較走時，或比較容易成功，不費多少氣力就可以有成就，這也是妄想。世間沒有一件有價值的事可以不費力就能學好做好。我們必須謹記著「不問收穫，只問耕耘」一句至理名言。下一分工夫，自然有一分成就。世間縱然也偶有不勞而獲的事，那是苟且僥倖，除著寄生蟲，都不應存苟且僥倖的心理。
此外，我們中國人對於職業向來有一個更錯誤的觀念，以為世間職業有些是天生的高貴，有些是天生的下賤。所以大家都希望做官而不希望做農工兵警。其實職業起於社會的分工合作的需要。社會需要一種職業，那一種職業就對於社會有效益。一個人有無榮譽，不能看他任的什麼職業，應該看他在他的職位是否盡責。一個誤國的總統或部長實在抵不上一個勤懇盡職的清道夫。我們通常對於「不才而在高位」者的闊綽排場倍加欣羨，對於老老實實替社會造福的農人工人反存鄙視。這是一種可恥的價值意識的顛倒。
無論在學業或職業中想成就事業，都需要兩種基本德行。第一是「公」。公就是公道公理。一個問題的看法，一個事件的處理，都須依據一個客觀的普遍的道理，對自己說得過去，對他人也說得過去，無論誰來看，都會覺得這是最合理的解決，學問也好，事業也好，都要尊重這種公道公理，才不致發生弊端。公的反面是私。世間許多人許多事都敗於私心自用。做學問存私心，便為偏見所蒙蔽，尋不著真理；做事存私心，便不免假公濟私，貪污苟且，敗壞自己的人格，也敗壞社會的利益。其次是「忠」。「忠」是死心塌地地愛護自己的職守，不肯放棄它或疏忽它。把學問當作敲門磚，把職業當作營私的門徑，就是不忠於所學所職，為著勢利的引誘、放棄自己的學業或職業去做別的勾當，其行為也正等於漢奸賣國，都是不忠。忠才能有犧牲的精神，不計私人利害，固守職分所在的崗位，堅持到底，以底於成。忠是基本德行，有了它也就有了兩種附帶的德行，勤與勇。勤是精進不懈，時時刻刻努力前進，務求把事做好；勇是無畏不屈，遇到任何困難，都必須拚命把它克服。懶怠與怯懦是治學與治事的大忌；它們的病源在缺乏忠誠與忠誠所附帶的熱情。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命運的主宰，每個人的江山都依仗自己的奮鬥才打得來。這個世界是冷酷無情的，一個人如果想以寄生蟲的心習，去僥倖獲取只有勤奮的蜂蟻所能獲到的花蜜，他終究必歸自然淘汰。萬一他成功僥倖一時，社會所受的禍害也就很大，一條寄生蟲有時可以危害到一個人的性命，凡是關心學業、職業和事業的人，須記起這一番簡單的道理。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實用的態度以善為最高目的，
科學的態度以真為最高目的，
美感的態度以美為最高目的。
一切事物都有幾種看法。你說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丑的，這也只是一種看法。換一個看法，你說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再換一種看法，你說它是善的或是惡的。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種，所看出來的現象也就有多種。
比如園裡那一棵古松，無論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說它是古松。但是你從正面看，我從側面看，你以幼年人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異都能影響到所看到的古松的面目。古松雖只是一件事物，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卻是兩件事。假如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畫成一幅畫或是寫成一首詩，我們倆藝術手腕儘管不分上下，你的詩和畫與我的詩和畫相比較，卻有許多重要的異點。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由於知覺不完全是客觀的，各人所見到的物的形象都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學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畫家，三人同時來看這棵古松。我們三人可以說同時都「知覺」到這一棵樹，可是三人所「知覺」到的卻是三種不同的東西。你脫離不了你的木商的心習，你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幾多錢的木料。我也脫離不了我的植物學家的心習，我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葉為針狀、果為球狀、四季常青的顯花植物。我們的朋友——畫家——什麼事都不管，只管審美，他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樹。我們三人的反應態度也不一致。你心裡盤算它是宜於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樣去買它，砍它，運它。我把它歸到某類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樹的異點，思量它何以活得這樣老。我們的朋友卻不這樣東想西想，他只在聚精會神地觀賞它的蒼翠的顏色，它的盤屈如龍蛇的線紋以及它的昂然高舉、不受屈撓的氣概。
從此可知這棵古松並不是一件固定的東西，它的形象隨觀者的性格和情趣而變化。各人所見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為的。極平常的知覺都帶有幾分創造性；極客觀的東西之中都有幾分主觀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審美的眼睛才能見到美。這棵古松對於我們的畫畫的朋友是美的，因為他去看它時就抱了美感的態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見到它的美，你須得把你那種木商的實用的態度丟開，我須得把植物學家的科學的態度丟開，專持美感的態度去看它。
這三種態度有什麼分別呢？
先說實用的態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維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講究如何利用環境。「環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內，這些人和物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對於我不關痛癢。我對於他們於是有愛惡的情感，有趨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動。這就是實用的態度。實用的態度起於實用的知覺，實用的知覺起於經驗。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見火就伸手去抓，被它燒痛了，以後他再遇見火，便認識它是什麼東西，便明了它是燒痛手指的，火對於他於是有意義。事物本來都是很混亂的，人為便利實用起見，才像被火燒過的小孩子根據經驗把四圍事物分類立名，說天天吃的東西叫作「飯」，天天穿的東西叫作「衣」，某種人是朋友，某種人是仇敵，於是事物才有所謂「意義」。意義大半都起於實用。在許多人看，衣除了是穿的，飯除了是吃的，女人除了是生小孩的一類意義之外，便尋不出其他意義。所謂「知覺」，就是感官接觸某種人或物時心裡明了他的意義。明了他的意義起初都只是明了他的實用。明了實用之後，才可以對他起反應動作，或是愛他，或是惡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木商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
科學的態度則不然。它純粹是客觀的，理論的。所謂客觀的態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見和情感完全丟開，專以「無所為而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論是和實用相對的。理論本來可以見諸實用，但是科學家的直接目的卻不在於實用。科學家見到一個美人，不說我要去向她求婚，她可以替我生兒子，只說我看她這人很有趣味，我要來研究她的生理構造，分析她的心理組織。科學家見到一堆糞，不說它的氣味太壞，我要掩鼻走開，只說這堆糞是一個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它的化學成分，看看有沒有病菌在裡面。科學家自然也有見到美人就求婚，見到糞就掩鼻走開的時候，但是那時候他已經由科學家還到實際人的地位了。科學家的態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動是抽象的思考。科學家要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尋出事物的關係和條理，納個物於概念，從原理演個例，分出某者為因，某者為果，某者為特徵，某者為偶然性。植物學家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
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制器、賺錢等等，植物學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莖花葉、日光水分等等，他們的意識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過把古松當作一塊踏腳石，由它跳到和它有關係的種種事物上面去。所以在實用的態度中和科學的態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都不是獨立的、絕緣的，觀者的注意力都不是專注在所觀事物本身上面的。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絕緣，便是美感的態度的最大特點。比如我們的畫畫的朋友看古松，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在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對於他便成了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記他的妻子在家裡等柴燒飯，他忘記松樹在植物教科書里叫作顯花植物，總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領住他的意識，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他只把古松擺在心眼面前當作一幅畫去玩味。他不計較實用，所以心中沒有意志和慾念；他不推求關係、條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這種脫淨了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動叫作「直覺」，直覺所見到的孤立絕緣的意象叫作「形象」。美感經驗就是形象的直覺，美就是事物呈現形象於直覺時的特質。
實用的態度以善為最高目的，科學的態度以真為最高目的，美感的態度以美為最高目的。在實用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對於人的利害，心理活動偏重意志；在科學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間的互相關係，心理活動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專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動偏重直覺。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價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質。離開人的觀點而言，事物都渾然無別，善惡、真偽、美醜就漫無意義。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觀的成分。
就「用」字的狹義說，美是最沒有用處的。科學家的目的雖只在辨別真偽，他所得的結果卻可效用於人類社會。美的事物如詩文、圖畫、雕刻、音樂等等都是寒不可以為衣，飢不可以為食的。從實用的觀點看，許多藝術家都是太不切實用的人物。然則我們又何必來講美呢？人性本來是多方的，需要也是多方的。真善美三者俱備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飲食慾，渴而無所飲，飢而無所食，固然是一種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慾而沒有科學的活動，本有美的嗜好而沒有美感的活動，也未始不是一種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種饑渴——精神上的饑渴。疾病衰老的身體才沒有口腹的饑渴。同理，你遇到一個沒有精神上的饑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斷定他的心靈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狀態。
人所以異於其他動物的就是於飲食男女之外還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壺就可以貯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樣、顏色都要好看呢？吃飽了飯就可以睡覺，何必又嘔心血去作詩、畫畫、奏樂呢？「生命」是與「活動」同義的，活動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義。人的實用的活動全是有所為而為，是受環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動全是無所為而為，是環境不需要他活動而他自己願意去活動的。在有所為而為的活動中，人是環境需要的奴隸；在無所為而為的活動中，人是自己心靈的主宰。這是單就人說，就物說呢，在實用的和科學的世界中，事物都借著和其他事物發生關係而得到意義，到了孤立絕緣時就都沒有意義；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卻能孤立絕緣，卻能在本身現出價值。照這樣看，我們可以說，美是事物的最有價值的一面，美感的經驗是人生中最有價值的一面。
許多轟轟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過去了，許多轟轟烈烈的成功和失敗也都過去了，只有藝術作品真正是不朽的。數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東南飛》的作者還能在我們心裡點燃很強烈的火焰，雖然在當時他們不過是大皇帝腳下的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車書，曹孟德帶八十萬人馬下江東，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這些驚心動魄的成敗對於你有什麼意義？對於我有什麼意義？但是長城和《短歌行》對於我們還是很親切的，還可以使我們心領神會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氣魄。這幾段牆在，這幾句詩在，他們永遠對於人是親切的。由此類推，在幾千年或是幾萬年以後看現在紛紛擾擾的「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主席」「代表」「電影明星」之類對於人有什麼意義？我們這個時代有類似長城和《短歌行》的紀念坊留給後人，讓他們覺得我們也還是很親切的嗎？悠悠的過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們所以還能認識出來這漆黑的天空者，全賴思想家和藝術家所散布的幾點星光。朋友，讓我們珍重這幾點星光！讓我們也努力散布幾點星光去照耀那和過去一般漆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