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木草堂口說 · 長興學記

【按】據《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十七年（1891年）辛卯，三十四歲」記：「始開堂於長興里，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為學規。與諸子日夕講業，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長興學記》於光緒十七年夏四月（1891年5月至6月）由廣州萬木草堂刊行，此後，各地有一些翻刻本流行。今據原刊本校點。 鄙人戇愚，文質無底，雖嘗鑽勵，粗知記誦，非能知學也。二三子以踸踔之志，斐然之資，蕩滌污澤，噬肯來游，鄙人無以告焉。然嘗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為二三子言之。二三子之來游，非為學耶！學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已能，共知、共能，則不必學；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當勉強也。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行日起而有功也。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順者也。不獨人有之，禽獸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熱，大黃性涼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遠，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性善之說，有為而言。荀子性惡之說，有激而發。告子生之謂性，自是確論，與孔子說合，但發之未透。使告子書存，當有可觀。王充、荀悅、韓愈即發揮其說。程子、張子、朱子分性為二，有氣質，有義理，研辨較精。仍分為二者，蓋附會孟子。實則性全是氣質，所謂義理，自氣質出，不得強分也。余別有《論性篇》。夫相近，則平等之謂，故有性無學，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別聲、被色，無所謂小人，無所謂大人也。有性無學，則人與禽獸相等，同是視聽運動，無人禽之別也。 學也者，由人為之，勉強至逆者也。不獨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獸之靈者亦不能也。鸚鵡能言，舞馬能舞，不能傳授擴充，故無師友之相長，無靈思之相觸，故安於其愚，而為人賤弱也。犀象至龐大，人能御之；虎豹鷙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學也。順而率性者愚，逆而強學者智，故學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獨貴於萬物也。之京師者，能為燕語；入吳越者，能作吳言；游於貴人之門者，其輿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輸之也。終身不出鄉，老於山居谷汲者，雖饒衍，樸鄙可笑，蔽其所見而無所學也，況以天地為之居，以萬物為之輿，以聖人為之師者乎？ 同是物也，人能學則貴，異於萬物矣；同是人也，能學則異於常人矣；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於陋學矣；同是博學，通於宙合則勝於一方矣，通於百業則勝於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極陰陽之變，則勝於循常蹈故拘文牽義者矣。故人所以異於人者，在勉強學問而已。夫勉強為學，務在逆乎常緯。順人之常，有耳、目、身體，則有聲、色、起居之欲，非逆不能制也；順人之常，有心思識想，則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擴也。人之常俗，自貴相賤，人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論說，製成事業。與接為構，而目惑熒，而心洽就。其為是俗，非一人也，積千萬人，積億兆人，積京陔秭壤溝人，於是，黨類立矣。其為是俗，非一時也，積日月年，積百十年，積千萬年，於是，積習深矣。欲矯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彌甚者，其學愈至，其遠於人愈甚，故所貴勉強行道也。《大戴·保傅篇》曰：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通。故孔子曰：習相遠。習，即學也。惟其學相遠，故人與禽獸相遠，人與人相遠，學人與學人相遠，其相遠之道里，不啻百十里也，不啻千萬里也，不啻億兆里至於無可計議、無可知識里也。今譬若堯、舜之與秦政、隋煬，周、孔之與張獻忠、李自成，相去之遠，巧曆豈能算之哉？吾黨囂然操簡畢、被章縫而為士人，其得天厚矣，亦勉於學，思以異於常人而已。 然學也者，浩然而博，矯然而異，務逆於常，將何所歸乎？夫所以能學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仁也。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自黃帝、堯、舜開物成務，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學立教，以迪來士，皆以為仁也。旁及異教，佛氏之普度，皆為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為人者也。虎狼鷹鸇，號稱不仁，而未嘗食其類，則亦仁也。人莫不愛其身，則知愛父母，其本也。推之天下，其流也，有遠近之別耳，其為仁一也。是故其仁小者，則為小人；其仁大者，則為大人。故孝弟於家者，仁之本也；睦 於族者，仁之充也；任恤於鄉者，仁之廣也。若能流惠於邑，則仁大矣；能推恩於國，則仁益遠矣；能錫類於天下，仁已至矣。《記》曰：凡有血氣之物，莫不有知；有知之物，莫不知愛其類。聖人至仁，亦僅能自愛其類，不能及物。為人，亦為我也，所謂仁至義盡也。夫即能仁及天下，亦僅能自愛其類，盡乎人道耳。吾仁亦有所限，方自慊然，豈為高遠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師朱先生曰：伯夷之清易，伊尹之任難，故學者學為仁而已。若不行仁，則不為人，且不得為知愛同類之鳥獸，可不聳哉！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陸子曰：學者一人抵當流俗不去。故曾子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講習，磨勵激發，不可寡矣。顧亭林鑒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只當著書，不當講學。於是，後進沿流，以講學為大戒。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近世著書，獵奇炫博，於人心世道，絕無所關。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此與王戎之悔清談無異。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與二三子剪除棘荊，變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若其求仁之方，為學之門，當以次告也。 從上聖賢，開義甚廣；近世儒先，學規良多。或有為而言，或因時立教，或便於入門而歸宿未精，或偏重一義而該舉未備。鄙人深思古義，綜約教恉，下學上達，原始要終，尊德道學，由內及外。群言淆亂，則折衷於洙泗之聖；末世昏濁，則上探於三代之英。道器兼包，本末並舉，蓋皆人道之宜，天理之節。始於為士，終於為聖，由斯道矣。諸子勖哉！ 天下道術至眾，以孔子為折衷；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為可尊；《論語》之義理至廣，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四言為至該。今舉四言為綱，分注條目，以示入德焉。 志於道。道之說至歧矣。謹按：孔子系《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道者，仁義而已。志者，志於為仁義之道。《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指點最為直捷。所以志之，凡有四目： 一曰格物。格，扞格也。物，外物也。言為學之始，首在扞格外物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中，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也。《學記》、《樂記》與《大學》同在《小戴》中，精粹如出一手，當為確詁。《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斯為大人而已。大學為大人之學。大人在不為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而何？朱子述程子之學，主涵養用敬。又《中庸章句》云：非存心無以致知。即扞格外物而後能致知也。大恉已合，不過一時誤解耳。夫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成學之難，由於外物所引也。高科美官，貨賄什器，舉目皆是，習之數十年，熒之千萬人，非有勇猛之力，精進之功，摧陷廓清，比於武事，豈能格之哉？學者當視之如毒蛇猛虎，大火怨賊，念念在茲，芟除洗伐，而後能成金剛不壞身也。用佛氏說儒書，朱子有之。此是學者入門第一功夫。道者修玄，佛氏煉魂，皆有堅定之力而後能入道，豈吾儒可以從容得之乎！若大端有立，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於為學，思過半矣。若稍游移，則終身無入道之日。尚其勖哉！《大學》以格物為入門，鄭說固謬，朱子亦不得其解。豈有新學入門之始，而令窮極天下之物理哉？且物理亦無窮盡之日，宜來陽明格竹之疑也。且格，至也；物，猶事也。訓至事為窮理，展轉乃能相通。教學首條無此深強，故今用司馬公之說。 二曰厲節。節者，假借於竹，有所節止之謂。天道尚圓，人道尚方。圓首以為智，方足以為行；不圓則不能備物理，不方則不能立人道。《記》稱「行有格」，又稱「砥礪廉隅」。《論語》稱「臨大節而不奪」，《傳》稱「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宋廣平曰：名節至重。陳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顧涇陽曰：學者宜從狂狷起腳，從中行歇腳。後漢、晚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深可慕尚。勁挺有立，剛毅近仁，勇者強矯，務在任道。若卑污柔懦，終難振起，願與二三子厲之。 三曰辨惑。外內清肅，於是，冰雪聰明矣。然大道以多歧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凡近似於道而實非道者，積習既久，最易惑人，學者當嚴辨之。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鄉原之亂德。夫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孟子取之。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非，刺之無刺，自以為是。而孔子、孟子深惡而痛絕之，以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也。吾黨辨之哉！《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人性易緣，有所先入，則終身惑之。且雖小道，持之有故，立之有黨，新學胸無所主，鮮不蔽之；及其用力既深，不忍捨去，此所以陷溺滅頂而無悔也。近世聲音訓詁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足收小學之益，決不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獨。克己修慝，學之要也。然克修於已發之後，不若戒慎於未發之前，不費搜捕，自能惺惺。《中庸》首陳天性之本，極位育之能，而下手專在慎獨。《大學》同之。此子思獨傳之心法。聖學無單傳秘訣，如此發明，真是單傳密旨。子思十字打開以告萬世，功莫大焉。若能用此，過則有之，吾信其必不為惡矣。劉蕺山標為宗旨，以救王學末流，美哉！吾黨得子思傳授，欣喜順受，當何如耶！ 據於德。《皋陶》稱「九德」，《洪範》稱「三德」，《周官》稱「六德」，紬循其義，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之類。於文「直心為德」，則德者心之美也。韓昌黎曰：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則德者，得也，即《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可謂據矣。所以據之，其目有四： 一曰主靜出倪。學者既能慎獨，則清虛中平，德性漸融，但苦強制力索之功，無優遊泮奐之趣。夫行道當用勉強，而入德宜階自然。呂東萊曰：非全放下，不能湊泊。周子以「主靜立人極」，陳白沙「於靜中養出端倪」。故云得此把柄入手，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尚何暇泥塗軒冕，而錙塵金玉哉！蓋自得之功，全在養出端倪，即《孟子》所謂「逢原」也。若能保守，則浩浩萬化，卷舒自在矣。 二曰養心不動。《學記》曰：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我四十不動心。人之生世，稱譏苦樂毀譽得失，釋氏謂之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朱子謂「後世做聖人難」，縛手縛腳，無不動之學故也。必通天人之故，昭曠無翳，超出萬類。故人貌而天心，猶恐血氣未能融液，將死生患難體驗在身，在有如無，視危如安，至於臨深崖，足二分垂在外，從容談笑，其庶幾乎？死生不知，則毀譽謗訕如蚊虻之過耳，豈復省識？故行吾心之安，雖天下謗之而不顧，然後可以當大任也。學者有伊尹之志，若學不至此，猶是媕妸囁嚅，閹然媚世，終未能成。 三曰變化氣質。學既成矣，及其發用，猶有氣質之偏，亟當磨礱浸潤，底於純和。昔朱子論謝上蔡、陸子靜謂：無欲之上，尚隔氣質一層。呂東萊少時氣質極粗，及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於是痛自變改。故朱子曰：學如伯恭，始得謂之變化氣質。考後夔教胄，惟以聲樂，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之「九德」，《洪範》之「三德」，皆以克其偏也。《大學》正心、修身之傳，明何瑭以為變化氣質之學，誠為確詁。心戒其有所，身戒其有所，可謂直捷指出矣。《中庸》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亦變化氣質也。劉元城之「學不妄語，七年不得」，謝上蔡三年治一「矜」字，薛文清二十年治一「怒」字，皆學者之法也。若氣質不和，發用偏頗，害事不少，願共勉焉。 四曰檢攝威儀。威儀為身外事，古人何其重之也？劉康公以威儀為「定命之符」。《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由此觀之，其於養心不為無系矣。孔子貴「動之以禮」。曾子貴「動容貌，正顏色」。《詩》詠「彼都人士」。北宮文子稱「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霍光出入禁闥，皆有常處，不失尺寸，遂荷伊周之任。何晏、鄧颺行步顧影，鬼幽鬼躁，不得其死。鑒觀先史，為我蓍龜。諸君子共學，當暑不得袒裼，相見必以長衣，容止尚溫文，語言去樸鄙，出入趨翔，尤宜端重。鄙人雖非安定，二三子於元發、仲車，豈有讓焉？朋友攸攝，僕夫敢告。若城闕佻達之行，見刺於子衿；床笫媟麮之言，不逾於門閾。蒲博為牧奴之戲，筐篋乃家人之事。至於罌粟，尤為妖物。此皆士類所不齒，宜有郊遂之移流。吾黨自能遠絕，無煩忠告也。 依於仁。依者，如衣之附人。人而無衣，則為倮蟲；人而不仁，亦為一倮蟲而已。凡所以為學，皆以為仁也。其敘有四： 一曰敦行孝弟。有子曰：孝弟者，其為人之本。以人之所自來，仁之所至親也。屬毛離里，具有至性，不待教學。若薄於所親，是謂悖逆；其有較資財而不為養，縱乖戾而不為懽者，其本已謬，不足復與共學也。 二曰崇尚任恤。史遷稱「任俠」，然俠尚意氣，恩怨太明。任恤則相救相麭，相親相葬，周公之所尊也。其人能任於朋友，必能忠於其君也；能恤於鄉黨，必能惠於其國也。若坐視朋友、 黨之患難，甚或深言正色以陰耡之，則亦將賣國而不動其心也。其人不任者必不忠，不恤者必不厚，吾不欲觀之矣。 三曰廣宣教惠。仁為「相人偶」之義，故貴於能群。羊能群者也，故善、美、義、羨皆從之；犬不群者也，故獄、獨等字從之。吾既為人，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曰孤曰獨，惟鬼神之道則然，非人道也。岩處奇士之行，寡過獨善，其能比於木石乎？故胡文忠曰：今日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周官》六行之賓興，皆忠肝熱血人也。即佛氏空寂，亦言若不普度眾生，誓不成佛。未有以自了為美者。後世以老、楊之學托於孔氏，於是下者營私，上者獨善，出而任事者皆貪狡無恥之人，而生民無所託命，則教之中變也。今上原周、孔之意，推行仁道，期易天下，使風氣丕變。先覺之任，人人有之，展轉牖人，即為功德。推之既廣，是亦為政。則志士仁人講學之責也。 四曰同體饑溺。吾與斯人同出於天而親同，吾與禹、稷、伊尹同其耳目手足而義同，吾之不如伊尹、禹、稷可恥也，吾之不能仁親可媿也。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然先正之美言，學者將疑其高遠而不可幾也。夫反而求之，我豈無饑溺時乎？我有饑溺，望人拯之；人有饑溺，我坐視之，雖禽獸其忍之哉!故同體饑溺，不過推心稍廣而已，學者無河漢之也。 游於藝。《周官》「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漢志》「六藝」為《易》、《書》、《詩》、《禮》、《樂》、《春秋》。小學附焉。其業不同，古今殊異。要惟藝者道術之稱，後世文業日繁，道術蓋博。《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事理本末，切於人道，皆學者所不能遺。今總該兼攬，分為學目，備列於下： 一曰義理之學。義者，人事之宜；理者，天道之條。本於天，成於勢，積於人，故有天命之理，有人立之義。天命之理，天下共之，凡人道所不能外者也。人立之義，與時推移，如五行之運，迭相重輕者也。原於孔子，析於宋賢。然宋賢之義理，特義理之一端也，今但推本於孔子。 二曰經世之學。《易》曰：吉凶與民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既不能不與，則同其患，當經營之。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作《春秋》，專以經世也，惟莊生知之。今本之孔子，上推三代，列為沿革。至其損益，則自漢至國朝，各有得失。荀子欲法後王，故經世之學令今可行，務通變宜民，雖舜、禹復生，無以易此。 三曰考據之學。無徵不信，則當有據；不知無作，則當有考。百學皆然。經學、史學、掌故之學，其大者也。瑣者為之，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凡義理、經世不關施行，徒辨證者，歸考據類。 四曰詞章之學。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四科之列，文與學並。戰國以降，辨說蜂起；西京而後，文體浩繁。世既競尚，不能不通。今厘為二體：曰文，曰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筆有二體：曰散，曰駢。文有二體：曰銘贊，曰詩賦。銘贊本異而後同，詩賦古合而今分。駢、散之諧協者，亦曰文；詩賦之單行者，亦為筆。蓋韻者，非徒句末疊韻之謂，「五色相宜，八音協暢」是也。 學與時異。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三代既遠，學術日異，若復古制，非朝廷令甲不能遽言。今因先正遺說，立此四目以為通學。 欲復古制，切於人事，便於經世，周人「六藝」之學最美矣。但「射」、「御」二者，於今無用，宜酌易之。今取人事至切經世通用者「一曰圖，一曰槍」補之，庶足為國家之用，不誚迂疏也。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六藝」不興故也。論此六者以為先驅，俟令甲推行，才民自廣，豈特吾黨之區區耶！ 補「六藝」之學： 一曰禮。古之人士，日以習禮為學，故孔子於禮曰「執禮」。秦、漢之後，禮衰樂壞，劉昆行之以為異事，蓋禮之廢久矣。但禮為人用，務從時王。今學者研鑽《禮經》或有深邃，行於今制，則瞠目不知，其失容多矣。今擇士人宜行者，與諸子以時習焉。 朝廷之禮：大朝，引見，召見，立班，宣讀是也。 祭祀之禮：陪祭，祭先，祭神，謁告是也。 賓客之禮：內外上下，諸相見禮是也。奉使附焉。 其冠、昏、喪紀、閨門之禮，並以時講習。以《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為據。其時俗通用，不求變俗，則酌從焉。若夫《儀禮》，可編成《儀注》以習之。 二曰樂。樂學廢亡久矣。漢時猶有鼓吹諸生及《雅歌》八篇，今並亡之。於是，樂學專屬之倡優，淫艷凶邪，為莊士所不道。今欲復樂學，古人遺蹟猶可推求。番禺陳蘭甫京卿《聲律通考》，據荀勖笛《開元樂譜》以追古樂，披析甚精。今據之以考《欽定律呂正義續編》。分樂音、樂器、樂舞三端，俟大備樂器考定之。然古者禮樂不去身，士無故不撤琴瑟。蔡邕曰：樂以聲為主。房庶曰：以今之器采古之聲，亦何不可？今擬先購鍾、磬、鼓、琴、瑟、筦數事，以時習之，以宣血氣而導和平，庶幾不失古人以樂為教之意，亦安定遺法也。 三曰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小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漢制，太史課學童諷籀文九千字得補吏，通六體書者補令史。今上自鐘鼎、古文，中為篆、隸，下為真、草，凡古今沿革、中外通行之書皆學者，所宜兼通也。 四曰數。數學舉目皆是，至切用矣。測天、制器，尤不可少，近儒多通之。而學者苦其繁深，其實既解歸除，即可學開方、八線、橢圓矣。近用代數、微積分，尤為徑捷。阿爾熱八達譯本東來，不必叱為遠夷異學也。 五曰圖。圖譜之學久亡，不知書求其理，圖求其形，用莫切矣。昔人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吾謂登高能圖，可為士矣。圖學從數學入，故從其後。 六曰槍。古者，男子生而懸弧，長而習射，蓋上則為將帥，下則為卒伍，寓武備於文事，無之非射，故一人有一人之用也。國朝八旗考試皆用騎射，別有火器營。今弓矢已無用，槍即代弓矢者也。士皆宜習之，以備緩急之用。當以春秋佳日，擇地習學。《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即閎夭、散宜生也。後世人士，方領矩步，徒知諷誦，好仇腹心，豈能任乎？ 凡「六藝」之學，皆以致用也。古者道藝既明，則有賓興；學通行修，則有徵聘。漢、晉、六朝，猶存辟舉；淵明發弦歌之嘆，即有彭澤之授；荀爽就平原之徵，即致三公之位。若在今日，必限出身，自非富逾陶、鄭，家巨程、羅，安得黃霸為郎，釋之選吏？雖有曾、史潔白，舒、向淵海，孟軻、荀卿之學，屈、賈、遷、固之文，若不俯首科目，研精舉業，上不得釋褐以行吾學，下不得一衿以救饑寒，遑論其它哉！故古者患行之不修，不患無位。今學行既通，尚有事焉，故上自豪俊之士，下至窮巷之夫，敝精費神，窮老盡氣，沉溺終身而不知學者，蓋已多也。昔者醫、祝、史、巫，皆執技以事上，今之科舉，衣食之由，世事教能，先王不禁。今仍存科舉之學，以俟來士。若以之喪志，則卑鄙可羞。其豪傑踸踔，學術通贍，則軒軒天地間，白沙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若是，區區何足算哉！何足算哉！ 科舉之學： 一曰經義。應制之體，不出莊雅，必通經史，乃厚本原。欲通原流，則《百二名家》不可不涉；欲知正體，則欽定《四書》文不可不讀。若醞釀深雅，不遠於古，而深合於時者，莫如管緘。若稿真如周公之禮，大鑒之禪，範圍一時，深可師法。「五經」之文，略異「四書」。綜觀時人，凡有二體：一曰註疏體，臚諸家義而獨斷之，貴於深通該簡者也；一曰騷選體，集奇文奧句而精煉之，貴於奧博瑰麗者也。 二曰策問。擇要而對，貴有剪裁，旁通其情，深忌鈔寫，加以文筆，自見雅裁。文筆之用，厥有二者，散文為上，史通為宜，施用有當，毋妄為也。若大雅奇才，豈限成例？至於廷對，典重延攬，當直抒所學，上如仲舒，次若劉蕡。告君伊始，豈可鈔比成文，講求楷法，以上負朝廷，下欺所學哉！且自茲之後，非階給御，無由上書，時命難知，萬無辜負。 三曰詩賦。應制體裁，只有莊雅，試帖尤尚原本。唐賢乃袪鄙俗檉華之作，館閣合裁，養雲纖陋，幸勿學步。律賦本於唐人，王棨、黃滔為合。近人妙精斯制，吳錫麟、顧元熙稱宗。邇年風氣，蘭修尤上，若能樹骨選樓，采聲開府，則可馳騁時流，高睨上京矣。 四曰楷法。書雖末藝，當上通篆、隸，導原六朝。余有《廣藝舟雙楫》，專論書法。至於應制，歐碑合作，虞恭、皇甫，斯為正宗。《裴鏡文碑》，剛柔得體。小楷虛美，則《樊府君》、《磚塔銘》尚焉。大楷端勁，則《多寶塔》、《郭家廟》宜焉。但加精熟，可掇華選矣。 凡上所論，本末兼該，巨細畢備，學者之藝，亦已足矣。尚有窮神知化之學，天地人物之故，以待通才，非學規之常，不複列焉。 講學。後世學術日繁，總其要歸，相與聚訟者，曰「漢學」，曰「宋學」而已。若「宋學」變為「心學」，「漢學」變為名物訓詁，又歧中之歧也。至於今日，則朱、陸並廢，舒、向俱亡，而新歆之偽書為經學，荊舒之經義為理學。於是，「漢學」、「宋學」皆亡。蓋晦盲否塞極矣。 先師朱先生曰：古之學術歧於道外，今之學術歧於道中。董子曰：正天地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嘗推本二學，皆出於孔子。孔子之學，有義理，有經世。「宋學」本於《論語》，而《小戴》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為之嫡嗣，凡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宋、元、明及國朝《學案》，其眾子孫也，多於義理者也。「漢學」則本於《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而以董仲舒為《公羊》嫡嗣，劉向為《穀梁》嫡嗣，凡「漢學」皆其所統，《史記》、《兩漢》君臣政議，其支派也，近於經世者也。余有《漢儒學案》，別今古之學，以配宋、明《學案》。二派昭昭，以此求之，二學可得其統矣。夫義理即德行也，經世即政事也。言語、文學亦發明二者。然孔子之道大，弟子惟顏子得之，言行藏論為邦皆是。子貢知之，智足以知聖。自余皆因其質之所近，昌黎說。各得其一體。孟子說。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邵公《公羊傳解詁序》。以《春秋》傳商，《孝經》傳參。《孝經緯》。《孝經》，義理也；《春秋》，經世也。二書皆曾子、子夏得之，莊三年《公羊傳》「魯子曰」，元郝經以「魯子」為「曾子」之訛。按：昭十九年《傳》又引樂正子春，子春是曾子弟子。又魯滅於秦，時漢有魯賜。七十弟子時無魯氏者，魯子之為曾子無可疑。又最老壽，弟子最眾，諸賢皆不及也。二家弟子，集為《論語》。《論語讖》，鄭康成《論語序》程子說。故《論語》者，曾子、子夏之學。葉水心謂：曾子將死時，以顏色、容貌、詞氣三者為道，未為知道。考《大戴·曾子》十篇，皆修身寡過之言，終身戰兢，不敢稍失。《論語》中如以約鮮失，恥言過行之說，與《立事篇》同，必其門人記之。孔子曰：參也魯。蓋堅毅自守之士，其於孔子思易天下，「吾為東周」、「堅白緇涅」之說，蓋概乎無所得矣。子夏灑掃進退之教，喪明之哭，蓋當孔子沒後，境詣尚狹小如此。故孟子謂：曾子與子夏皆守約之人。誠篤論也。但長於文學，故《詩》、《禮》、《春秋》皆以傳之。子夏只能傳經，故孟子以為「未得聖人之全」，荀子以為「正衣冠，尊瞻視，嗛然終日而不言」，亦似得其實也。夫言孔子之道，至可信者莫若《論語》，然實出二子門人之手，其傳聞附會，誤當不少。觀「速朽速貧」之說，「小斂裼襲」之宜，傳聞已各異矣，此尚諉為《戴記》之言。若子張論交，子游論本，問孝問仁，則人人異告；或退或進，則由、求殊科。以此推之，誠為孔子之言，皆有為而言也。朱子於《程子語錄》，雖龜山、上蔡所記，猶以為失程子之意，若朱子、陽明《語錄》，以為失其師之意者，後來辨正益繁。故使《論語》出於曾子、子夏之手，其偏失已多，況出於一再傳門人之所輯哉！畫象經再摹而失真，碑刻經數翻而易貌，以孔子大聖至仁，斯人是與，嘆發鳳鳥，夢想周公，道長於齊、陳、宋、衛，跡疑於南子、公山，嘆荷蕢之已果，追楚狂而與言，及今所記，猶見萬一。使顏子、子貢、子張操觚纂錄，其精義妙道當何如耶？以伊尹之聖，孟子所記如是，而今《論語》自舉伊尹外，無一言及，其為佚文無疑。傳守約之緒言，掩聖仁之大道。後來雖以孟子之恢廓，猶雲「窮則獨善其身」，自是儒者守為成法。蓋儒者隘其道，黔首薄其澤，自茲矣。今言孔子義理之學，悉推本「六經」，而《易》為孔子自著之書，尤以為宗。《論語》為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雖采《論語》，亦為別白明之。庶幾孔子之仁，益光大昌洋，以發來學。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經世之學在於《春秋》。《春秋》改制之義，著於《公》、《穀》。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非如近時言經學者，僅為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關也。禮學與《春秋》同條共貫，《詩》、《書》所述，交相發明，蓋孔子經世之學，略可窺焉。然古今遞嬗，事變日新，故《春秋》立三統之法以貽後王。漢儒篤守《春秋》，知所尊矣，然三統之義，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窮變通久之理，求孔子經世之學，亦以《易》為歸焉。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歸於孔子，譬猶道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也。本原既舉，則歷朝經世之學，自廿四史外，《通鑑》著治亂之統，《通考》詳沿革之故，及夫國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義理之學，自朱子書外，陸、王心學為別派，《四朝學案》為薈萃，至於諸子學術、異教學派，亦當審焉。博稽而通其變，務致之用，以求仁為歸。若夫小學，則《幼儀》、《書計》、《內則》所存，原有二派。朱子《小學》，《幼儀》之裔；《爾雅》、《說文》，學書之流。但《爾雅》、《說文》皆偽古文之學，《漢志》小學為歆妄立，不足據也。但憑藉甚古，略欲識字，未能驟廢。余為證訛別白言之。若如近儒，白首鑽研，非徒聖學所不存，抑為劉歆所欺紿，甚不智也。若朱子《小學》，則做人樣子，願共勉旃。下及文史術藝，並學者所不廢，以次論之，庶幾本末兼該焉。 說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是為「六經」，見於《經解》、《莊子》、《韓非子》、《史記·儒林傳》，又名「六藝」。史遷曰：言「六藝」者，皆折衷於孔子。蓋「六經」皆孔子作也。《詩》、《書》、《禮》、《樂》，孔子藉先王之書而刪定之，至《易》與《春秋》，則全出孔子之筆。故孔子教人，以《詩》、《書》、《禮》、《樂》，而《易》、《春秋》，身後始大盛也。孔子之為萬世師，在於製作「六經」，其改制之意，著於《春秋》。孔子早而從周，晚莫道不行，思告後王，於是改制，與顏子論四代，子張言十世是也。蓋周衰禮廢，諸子皆有改作之心，棘子成之惡文，老、莊之棄禮，墨子之尚儉，皆是。猶黃梨洲之有《明夷待訪錄》，顧亭林之有《日知錄》，事至平常，不足震訝。必知孔子改制「六經」，而後知孔子之道所以集列聖之大成，賢於堯、舜，法於後王也。《淮南子》：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以春秋為繼周之一代。先秦、西漢之說皆如此。余有《孔子改制考》。二千年來，行三年喪，夏時選舉，同姓不婚之制，皆孔子之法。則春秋實統二千年為一代也。必知《春秋》為改制，而後可通「六經」也。漢興，《詩》三百五篇傳齊、魯、韓三家；《書》二十八篇，在伏生；《禮經》十七篇，在高堂生，其《記》八十五篇，皆經之記也；《樂》散見於《詩》、《禮》，無經；《易》未經焚燒，傳於田何，為全書，無異論；《春秋》傳公羊、穀梁，皆立博士，去聖不遠，人無異說。洙泗經學，雖不光大，未有失也。至劉歆挾校書之權，偽撰古文，雜亂諸經，於是有《毛詩》、《周官》、《左氏春秋》，偽經增多，杜林、衛宏傳之，二鄭、馬融扇之，鄭康成兼揉今古，盡亂家法，深入歆室，甘效死力，加以碩學高行，徒眾最盛。三國、六朝、隋、唐，盡主鄭學，於是偽古文盛行，皆在劉歆籠中。宋儒時多異論，而不得其故，亦為歆所豐錖。國朝經學最盛，顧、閻、惠、戴、段、王盛言「漢學」，天下風靡。然日盤旋許、鄭肘下而不自知。於是，二千年皆為歆學，孔子之經雖存而實亡矣。諸儒用力雖勤，入錖愈深，悖聖愈甚，猶之楚而北轍，緣木而求魚，可謂之「新學」，不可謂之「漢學」，況足與論夫子之學哉！既無學識，思以求勝，則大其言曰：欲知聖人之道，在通聖人之經；欲通聖人之經，在識諸經之字。於是古音、古義之學，爭出競奏，欲代聖統矣。以此求道，何異磨磚而欲作鏡，蒸沙而欲成飯哉!西漢之學，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諫，以《洪範》說災異，皆實可施行。自歆始尚訓詁，以變異博士之學，段、王輩扇之，乃標樹「漢學」，聳動後生，沉溺天下，相率於無用，可為太息也。今掃除歆之偽學，余有《新學偽經考》。由西漢諸博士考先秦傳、記、子、史，以證「六經」之本義。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於是，《禮》學咸有條理，不至若鄭康成之言「八禘」、「六天」，而《禮》可得而治矣。《禮》學既治，《詩》、《書》亦歸軌道矣。至於《易》者，義理之宗，變化之極，孔子天人之學在是，精深奧遠，經學於是終焉。皆著其大義，明義理之條貫，發經世之實效，開二千年之錖，庶幾孔子之學復明於天下。 讀書。《史》、《漢》承三代之變，制度、文章與後世近，而文義深古，學人鑽仰，終無盡期。自六朝、隋、唐學者傳業，尊與經並。史裁既創，且經說多存焉，尤足為考據之助。蔚宗《後漢》，激厲名節，學者講求，可以入德。若詞章所用，駢、散畢具，擢其典實，拾其香草，法其氣貌，誠藝林之淵海，文苑之澤藪也。故上而經世立身，有所取裁；中而考據、詞章，有所掇拾；下而科舉之學，裁文對策，試帖律賦，亦倚為府囿，足資漁獵。此真學者所宜精熟也。惟見學者讀之累年，僅知事跡，余無所得，由不能搴摘英華之故。昔顧亭林先生日課門生四人，登堂讀「十三經」及《史》、《漢》、六朝史，人二十篇，周而復始。今用其法，與諸子輪日讀史，先以四史，如有餘日，則以《晉書》、《南》、《北史》、《隋書》繼之，其中制度、文章、經義、史裁之美，俱為摘出發明。學者一舉而通掌故，能考據，解詞章，三善俱備，於近世之學已為小成矣。又近世學者，自《易》、《書》、《詩》、「四書」外，余皆束閣，四傳、四禮，惟《左傳》、《禮記》省文誦之，余皆不觀。今與學者先讀四史，俾其頗知學問門徑，然後輪讀四禮、四傳，隨於讀時發其旨義。學者一歲之中，未能該博，然能通四史、四傳、四禮，由董、劉而述《春秋》，因朱、陸而求《論語》，深沉之以《四朝學案》，博考之以《通鑑》、《通考》，經史大義，聖道統緒，為學本末，亦已得其綱領矣。進之大道，庶幾有基。 習禮。朔月、月半行相揖之儀。以鼓為節，考鐘磬吹管，撫琴，案《開元詩譜》而歌詩，升歌《詩經》三篇、間歌《國朝樂章》三篇。笙入漢、魏詩三篇，散歌唐、宋詩，以管和之。禮畢投壺，論學而散。 論文。以三、八日為課，三日課義理、經世、考據、詞章，其題各一。八日課科舉之文：上八日「四書」、「五經」義，試帖各一；十八日「四書」義、策問、試帖各一；二十八日「四書」義、律賦、試帖各一，先期一日講藝焉。 日課。子夏日知，曾子日省，學者法也。日課之法，其目有七：曰讀書，曰養心，曰治身，曰執事，曰接人，曰時事，曰夷務。讀書則有專精，有涉獵，二目求於內可得愆尤，求於外宜有札記，以朔、望匯繳，商略得失，緝熙光明，庶幾日新。 四恥： 一恥無志。志於富貴，不志於仁，可恥也。 二恥徇俗。徇於風氣，不能卓立，可恥也。 三恥鄙吝。張南軒以鄙吝為大惡，凡鄙吝者，天性必薄，為富不仁，可恥也。宜拔其根。 四恥懦弱。曾子以懦弱為庸人，見義不為，可恥也。 孔子貴行己有恥，若有是四者不能學道，願深恥之。 光緒十七年二月，西樵康祖詒記於陀城長興里學舍 陳千秋跋 孔子創造「六經」，改制聖法，傳於七十，以法後王。雖然，大義昧沒，心知其意者，蓋已寡矣。漢之學發得《春秋》，宋、明之學發得「四書」，二千年之治賴是矣。國朝諸儒，刳心絀性，而宋學亡；經師碎義逃難，而「漢學」亦亡。陵夷至道、咸之季，大盜猖黕，國命危阽，民生日黖，莫之振救，儒效既睹，而世變亦日新矣。吾師康先生，思聖道之衰，憫王制之缺，慨然發憤，思易天下，既絀之於國，乃講之於鄉。千秋與服領英秀捧手請業，爰述斯記以為規言，其詞雖約，而治道經術之大，隱隱乎撥黺而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幾煥炳不蔽。暘同學諸子請墨諸版，以告天下，庶綴學之士知所趨向，推行漸廣，風氣漸移，生民之託命，或有賴焉。若更進而通天人之故，窮製作之原，則循誦斯編，又不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弟子陳千秋謹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