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思想史論 · 第五章 十七世紀中國學者的歷史思想
清初學者多喜歡讀史書，這是他們經世致用思想的一種表現。尤其是浙東一系，承宋代永嘉學派、金華學派之後，自黃梨洲、萬季野以下，中經全謝山、章實齋、邵二雲……出了許多史學名家，其流風所被直到清末而未已，源遠流長，實為清代史學的大宗。他們不講究什麼春秋書法，一字褒貶；也不像一般之人，馳驟筆鋒，信口雌黃。他們只是實事求是，考究史跡的真相，使歷代因革損益舉措設施的大端明白昭著。他們的史學，不是道學家的史學，文學家的史學，而是史學家的史學。他仍有考證家的精神，但如乾嘉時代那班專門考證家—就像錢大昕、王鳴盛等—卻沒有他們那樣大的氣魄。他們都有歷史眼光，每論一事，上下千古，原原本本，如數家珍。試讀亭林、梨洲、季野、謝山諸大師的著作，最足以表現這種精神。不過本章所要特意敘述的另有一個人，就是王船山。他和浙東學派的學風並不相類，和考證家所用的方法相去更遠。但其宏通深遠的歷史思想，殊為少見，實為明清間時代精神一種有力的反映，因特於本章敘述其梗概。
船山頗有一點歷史進化觀念，他對於唐虞三代另是一種看法。他說：
且夫樂道古而為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羨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澆貞淫剛柔愚明之固然，亦無不有如躬閱者矣。唯其澆而不淳，淫而不貞，柔而疲，剛而悍，愚而頑，明而詐也，是以堯舜之德，湯武之功，以於變而移易之者，大造於彝倫，輔相乎天地。若其編氓之皆善耶，則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倫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氣之中而有象，況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歷歷可征焉。當紂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國之淫奔，亦孔丑矣。數紂之罪曰「為逋逃萃淵藪」，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梟與豺也。至於春秋之世，弒君者三十三，殺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殺，姻黨相滅，無國無歲而無之。蒸報無忌，黷貨無厭，日盛於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亂賊始懼，刪《詩》《書》定禮樂而道術始明。然則治唐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偽。」象、鯀、共、歡、飛廉、惡來，楚商臣，蔡般，許止，齊慶封，魯僑如，晉智伯，豈秦漢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無以異於三代之始。帝王經理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敗類，而視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讀通鑑論》卷二十）
他仍然脫不了聖德王功的傳統觀念，把堯、舜、三王、周、孔諸位聖人看得和天地造化一樣，都能夠斡旋世運，一般人民都是蚩蚩迷迷，卻只有他們幾位那樣神聖，歷史演進的樞機，全系在三五個聖人身上。這種見解，自然不能使我們滿意。但無論如何，船山總知道唐虞三代並不像後人所想的那樣好，總能把當時社會的黑暗方面暴露出來，總承認後世人民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文化薰陶而非原始人類之愚陋粗獷者可比。（自然這種文化也還大有討論餘地）他只崇拜堯、舜、三王、周、孔等個人的神聖，而並不崇拜當時的社會。他看唐虞三代許多制度都是聖人遷就當時現狀不得已而為之，並不及後世制度之合理。他論封建、井田、學校、選舉、文武合一、兵農合一……都應用這個觀點，他的確有一貫的理論。他論封建道：
古之天下，人自為君，君自為國，百里而外，若異域焉。治異政，教異尚，刑異法，賦斂惟其輕重，人民惟其刑殺，好則相昵，惡則相攻，萬其國者萬其心，而生民之困極矣。堯、舜、禹、湯、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窮則必變之時，而猶未可驟革於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歸之姬氏之子孫，則漸有合一之勢，而後世郡縣一王亦緣此以漸統一於大同。然後風教日趨於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詳矣，未嘗一以上古萬國之制欲行於周末。則亦灼見武王、周公綏靖天下之大權，而知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而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漸就於合。故孟子曰：「定於一。」大封同姓者，來可即一，而漸一之也。（《讀通鑑論》卷二十）
他把封建看作從萬國並爭到一統天下的一種過渡制度。不專就一種制度本身上看，而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上過程上看，這種觀點，殊可欽佩。由部落而封建以致集權國家，與近代學者所講社會發展的階段亦頗相類。船山論封建的話極多，此處只摘錄其一段，下邊還要隨處牽涉著這個問題。不過《讀通鑑論》卷一論封建與郡縣的一節，可特別參考一下。現在我們再看他論田賦的話：
什一之賦，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則小桀，輕之則小貉。」官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諸侯之大者，或曰百里，或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場之守，有甲兵之役，有幣帛饔飧牢餼之禮，有宗廟社稷牲幣之典，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祿食之眾，其制不可勝舉。《聘義》所云「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而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菜田之等，則名什一，而折衷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罷侯置守矣。漢初封建，其提封之廣，蓋有倍蓰於古王畿者，而其官屬典禮又極簡略。率天下以守邊，而中邦無會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縣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饋伺各以其私。社稷粗立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廣於公侯之國，而掾史郵徼，曾不足以當一鄉一遂之長。合天下以贍九鄉群司之內臣，而不逮周禮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豐，今取之九州而用儉，其他國家之經費，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將以厚藏而導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斂為也。……封建不可復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讀通鑑論》卷二）
他認什一之賦是封建時代的制度，不可復行於後世。更直斥封建制度為「民力所不堪，勢在必革」。他全是從歷史演變的觀點上說話。再看他論鄉里選舉：
郡縣之與封建殊，猶裘與葛之不相沿矣。古乏鄉三年而賓興，貢土唯卿大夫之所擇，封建之時會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長，非諸侯入相，則周、召、畢、榮、毛、劉、尹、單也。所貢之士，位止於下大夫。則雖賓興，而側陋顯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國抑愈狹矣。地邇勢親，鄉黨之得失是非，旦夕而與朝右相聞。以易知易見之人才，供庶事庶官之冗職，臧否顯而功罪微。賓興者，聊以示王者之無棄材耳。非舉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責之賓興之士也。郡縣之天下，統中夏於一王。郡國之遠者，去京師數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載而遷。地遠則賄賂行而無所憚，數遷則雖賢者亦僅采流俗之論，識晉謁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逮進於其前，且國無世卿，廷無定位。士苟聞名於天下，日陟日遷，而股肱心膂之任屬焉。希一薦以徼非望之福，矯偽之士何憚不百欺百仇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誠偽淆雜甚矣。……聞一鄉之有月旦矣，未聞天下之有公論也。一鄉之稱，且有鄉愿，四海之譽，先集偽士。故封建選舉之法，不可行於郡縣。《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國強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讀通鑑論》卷三）
鄉舉里選，他也認為封建時代的制度，不可行於後世。他認定封建、井田、學校、鄉舉里選等制度互相關聯，行則俱行，不能舉此而廢彼。再看他論兵農合一：
古之用兵與後之用兵，勢殊而道異，則以三代之軍制驅束後世以摩仿者，紙以病國而毒民必矣。言三代之軍制者，其大端曰寓兵於農。考於二書（《牧誓》《費誓》），則三代非兵其農也，其為兵也，猶然一農也，寓焉而已矣。……蓋古之用兵者，以中國戰中國，以友邦戰友邦，以士大夫戰士大夫，即以農人戰農人。壤相接，人相往來，特從其國君之令以戰，而實其友朋姻婭也。故其戰也，亦農人之爭町畦而相詬，競雞犬而揮拳已耳。無一與一相當，生死不兩立之情也。……自後世言之，兵固不可為農，農固不可為兵也。兵而使為農，則愛惜情深而兵之氣餒，故屯田而兵如無兵。農而使為兵，則坐食習成而農之氣狂，故汰兵而必起為盜。……三代之兵，可無兵也。一戰之勝，不足以興王，一戰之敗，禍不及於天下。故得以雍容詳謹之跬步為陣法，而怯懦之耕夫有以自全於爭哄之地，三代之兵，不以為兵。一詞之失，而整旅以前；一桑之爭，而援桴以起，氣泄詞伸，而各安其生計，故得以謹守輜重而自保為軍令。……處今之世，用今之人，以保今之天下，可以其道而治軍乎？固不能矣。則農與兵之不可合也久矣。（《尚書引義》卷六）
古代戰爭不成其為戰爭，而只如今之械鬥。故兵非專業，而農夫亦優為之。後世戰爭日烈，兵須特別訓練，非農夫可以充當的了。
總之，船山確定秦以前是封建時代，各種制度都和封建有關係。他牢守這個觀點，用以評論一切制度。他所刻畫描寫的唐虞三代，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他看古代諸侯，直類今之土司。他相信郡縣比封建有許多長處。如云：
郡縣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興軍也。郡縣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於長吏之不敢專殺也。諸侯之擅興軍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齊晉莫制乏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後不能禁也。若其專殺人也，則禹湯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縣之天下得矣。人而相殺矣，諸侯殺之，大夫殺之，庶人之強豪者殺之。是蛙黽之相吞，而鯨鯢之相吸也。夫禹湯文武豈慮之未周，法之不足以立乎？自邃古以來，各君其土，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土夷之長。名為天子之守臣，而實自居為部落，三王不能革，以待後王者也。……漢承秦以一天下，而內而司隸，外而刺守，若顏延年、陳球之流，亢厲以嗜殺為風采，其貪殘者無論也。猶沿三代之弊而未能革也。宋孝武猜忌以臨下，乃定非臨軍勿得專殺，非手詔勿得興軍之制，法乃永利而極乎善，不可以人廢者也，嗣是而刻毒之禍以滅焉。……（《讀通鑑論》卷十五）
照他這種說法，三代以上封建的天下，有許多黑暗慘劇，到郡縣時代差不多都息滅了。這能不說是一種進步嗎？船山這種歷史思想，和他的哲學根本觀念有密切關係。如「命日受，性日生」（《尚書引義·太丙二》），如「貞一之理，相乘之機」（《讀通鑑論》卷三），都含極深遠的意味，可為其歷史思想的根據。茲為縮短篇幅，不能詳說了。但最後我還要引他一段很耐玩味的話：
君臣父子之倫，詩書禮樂之化，聖人豈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時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氣之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即其頭也以為得，即其罪也以為功，誠有不可測者矣。天之所啟，人為效之，非人之能也。（《讀通鑑論》卷三）
這是他論漢武帝平西南夷的話，充滿了替天行道，大中華主義的精神，這一層在上章已經提到，此地所要注意的是：他認為聖人也須受「時」的限制，受「天」的啟示，而歸根究底仍說到氣運上。像這一類話，在他的著述中隨處可以看到。這裡面固然充滿了中國傳統的神秘思想，但是他總算能進一步去找尋歷史演變的超個人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