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思想史論 · 第四章 十七世紀中國學者的政治思想
明末清初是中國地主階級自救運動很緊張的時代，是經世致用思想極興盛的時代。當時那班大師各本其對於中國社會中歷史的認識，提出自己政治改革的方案。其審時度勢，深思遠覽，所以為中國地主階級定久安長治的大計者，實非一般淺智短見的陋儒所能想像得到。他們的言論，足資我們深省，給我們許多很有意義的暗示。茲提出幾要項分三節論述之。
（一）黃梨洲及其他大師的重民思想
清初關於政治思想的著述，其最卓異，最受近人推崇者，當數梨洲的《明夷待訪錄》。清末的啟蒙思想家多把這書作為民權運動的宣傳品。《原君》《原臣》《原法》等篇，幾為每個青年學生所必讀，其最精采的話如：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原君》）
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原臣》）
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同上）
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同上）
後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屏藩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為之法乎？（《原法》）
他極力揭發三代以後君主的罪惡，直然想不承認其為君。他說那班君主都是自私自利，不盡其為君的職分。他們所立的法，亦只是君主一人的法，而與天下無干。他看一姓的興亡不算什麼大事。他認君臣的關係是可變的。這些思想，大體亦本於孟子，而發揮得格外透闢盡致。近代民權政治的原則「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梨洲都還說不到，只有「民享」，總算慨乎其言之了。這種思想，我以為只可稱為「重民思想」，徑稱為「民權思想」似乎還不大妥當。《孟子》如此，偽《泰誓》如此，鄧牧的《君道》《吏道》諸篇如此，直到梨洲的《明夷待訪錄》仍是如此。他們反對暴君尊重民意則有之。但無論如何，總沒有想到民眾自己支配政權。民權思想是近代工商業發展的產物，是應乎近代工商業者—第三等級—的需要而出現的。在一個充滿封建勢力的農業社會中，只能產生重民思想，卻不會產生民權思想。關於這一層，拙著《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中講孟子的一章，及《弔民伐罪與民權思想》一文（見去年清華所出《政治學報》第一期）可以參考，本章下面第三節亦還要提及，這裡沒有詳說的必要。還有應該注意的，這種重民思想在當時很流行，除梨洲外，如船山、亭林諸大師都有些很開明的言論（如亭林講「天子一位」和梨洲如出一口，船山的言論請看下一節）。尤其痛快的是唐甄。茲將其《潛書》中痛罵君主重視民生的言論摘錄幾段，以與梨洲相對照：
自秦以來，凡是帝王者皆賊也。……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祖屠城陽，屠穎陽，光武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為之臣也。（《室語》）
悲哉！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婦子，皆其羊豕也！處平世之時，刑獄凍餓，多不得畢命。當興兵革命之時，積屍如山，血流成河，千里無人煙，四海少戶口，豈不悲哉！豈不悲哉！（《止殺》）
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民也。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每誦斯言，心墮體戰。為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內交鬨，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勢也，非其亡之根也。當是之時，兵殘政虐，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群盜得資之以為亂。馬世奇曰：「治獻賊易，治闖賊難。蓋人心畏獻而附闖也。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再苦於宋一鶴之兵，又苦於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賊知人心所苦，所至輒以剿兵安民為辭，愚民被惑，望風降附。而賊又散財賑饑以結其心，遂趨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以從賊者眾也。」施邦耀曰：「今日盜寇所至，百姓非降則逃，良由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勝斬一賊帥」，二子之言，見亂本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恆患無兵。京師之守，以一卒而當數陴。李自成雖嘗敗散，數十萬之眾，旬日立致。是故陝民之謠曰：「挨肩膊，等闖王，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歸之也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為仇敵，賊為父母矣。四海困窮，未有不亡者。（《明鑑》）
他罵歷代君主比梨洲更痛快。尤其是述明末「流寇」情形，真是一段絕好的史料。誰想到李闖王當時那樣受民眾歡迎呢！他寫當時統治者失人心的情狀，真是驚心動魄，給當時統治者一個絕大的教訓。觀此則諸大師重民思想的背景亦可以想見了。
（二）王船山及其他大師的民族思想
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當時漢人反對極烈。一般明朝遺老如亭林、梨洲、船山等，對於滿清仇恨尤深，所以他們的著述中充滿了民族思想。船山在諸老中，持節最艱苦，民族思想亦最強烈，我們可以就拿他的言論作代表。他著有《黃書》，可以說徹首徹尾的是一種民族主義。即其他著述，字裡行間，亦處處可見這種精神之流露。他看得民族高於一切，保全自己民族比什麼天德王道都要緊。他說：
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黃書·後序》）
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黃書·原極》）
這些話何等痛切！他看一姓的興亡輕，而看民族的盛衰重。寧可失位於賊臣，不可賣國於異族。不能自保其種族，便什麼道德仁義都不配講了。任何亂臣賊子，都沒有賣種族的罪惡大。因此他對於那班拑制臣民以自弱其種族的君主，深惡痛絕，尤其是「孤秦」和「陋宋」。他說：
迄於孤秦，家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攣握，顧盼騖猜，恐強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剪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嚢寸金，欲以凝固鴻業，長久一姓，而僨敗旋趾。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迥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
宋以藩臣，暴興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驚。趙普斗筲菲姿，負乘鉉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托孔雲而媚下，削節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總禁軍，衰老填籍。孤立於強虜之側，亭亭然無十世之謀。樅佚文吏，拘法牽執。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之恫喝，玩在廷於偶線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繒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澌滅。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掀舉，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溫，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跡，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蘄循僅存於貨酒，岳氏遽殞於風波。撓楝觸藩，莫斯為甚。……卒使中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於女真，再折而入於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區宇，盡辮髮負笠，澌喪殘剮，以潰無窮之防。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黃書·古儀》）
秦始開專制之局，宋一意削弱中國，故皆為船山所痛惡，尤其是宋，太不爭氣了，太敗壞自己民族了。所以船山疾首痛心的，連篇累牘，加以痛罵。此處所引，還不過一小段，他每論到有關華夷大防的地方，都不勝其悲憤激昂，呼天搶地而不能自已。他認華夷大防是天經地義，絕對不容混亂。他說：
山禽趾疏，澤禽趾冪，乘禽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於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救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屍天下而為之君長。區其靈冥，湔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救……夫人之於物，陰陽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華夏之於夷狄，骸竅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狄，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黃書·原極》）
這不顯然是說華夷大防乃天造地設的嗎？他又說：
天下之大防二，華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別而先王強為之防也。夷狄之於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地界分，天氣殊，而不可亂。亂則人極毀，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早，所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因乎天地。（《讀通鑑論》卷十四）
這段話講華夷大防更顯明更乾脆了。他甚至說：
夷狄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與之道，非以施之異類者也。（《讀通鑑論》卷四）
這些話說得何等毒辣！他直然把夷狄當異類看待，什麼道德仁義對他們都不適用了。他對於勤遠略亦相當的贊成，他想藉武力以宣揚文化。他說：
遐荒之地，有可收為冠帶之倫，則以廣天地之德而立人極也。非道之所可廢，且抑以紓邊民之寇攘而使之安。
雖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強也。……玉門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於中國，天地之勢，即天地之情也。張騫恃其才力強通之，固為亂天地之紀，而河西固雍涼之餘矣。若夫駹也，冉也，卬僰也，越嶲也，滇也，則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騫息相通，物產相資，而非有戾駤冥頑不可響邇者也。武帝之始，聞善馬而遠求耳。騫以此逢其欲，亦未念及牂牁之可辟在內地也。然因是而貴築昆明，垂及於今而為冠帶之國。此豈武帝張騫之意計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江、浙、閩、楚，文教日興。迄於南海之濱，濱雲之壤，理學節義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肇之也。（《讀通鑑論》卷三）
他要把中國附近風土相類的小民族統列入中國的版圖，使同化於中國。這乃是從自固族類的民族主義，轉而為向外發展的大中華主義，亦可見船山民族思想的極端強烈了。
（三）明清間諸大師政治思想的根本分析
看上兩節所述，可知諸大師政治思想中很有些開明的自由的傾向。但他們畢竟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的，畢竟沒有超越士大夫統治的思想，他們的開明實有一定限度。我們試就幾位主要大師加以分析：
首先說最開明的黃梨洲。他們不僅反對暴君特彆強烈，並且也想到立一種法度根本的把君權加以限制。但看他是怎樣的限制君權呢？他想出的辦法：一個是丞相制度，一個是學校制度。他在《置相》深論沒有丞相的弊病，其大旨可分為三項：其一是君主驕恣。他說：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亦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為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天子已經是高高在上了，若再沒有丞相，則更無可敬禮之人。於是奴視百官，芻狗萬民，天下之大，只供其一人的恣意妄為，事情安得不壞。其二是傳賢意絕。他說：
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並傳子之意而失之乎。
這一層意思極精奧。君位世襲，既成定局。幸而還有宰相負國家重任，即使遇不肖君主，亦因政權別有所寄，不致大肆其惡於天下。君傳子而相選賢，子襲其位而相行其政，則傳賢之意猶有存者。若並宰相而不立，則沒有人與君共負天下重任，而政權盡私於一姓了。其三是宮奴竊權。他說：
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官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官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為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官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
君主不任宰相而一人獨裁，哪裡能管得了這許多事，故其勢不得不假乎於宮奴。於是君主獨裁政治，變而為宮奴政治，而全國人都成為奴隸的奴隸。這是君主專制政體必然的毒害，梨洲所言也算極痛切了。沒有宰相的害既是這樣大，所以梨洲提出一種丞相制度，使丞相負政治上的責任，以限制君權。他的辦法是：
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
這樣辦法，天子與大臣直接晤對，所有政治分開討論，宰相與天子共同負責，態度光明，手續便捷，一掃政出宮闈墨暗陰私的積弊！這就算是以相權限制君權。當時作這種主張的不止梨洲，如王船山、唐甄……都是主張加重相權的，這也可以想見當時思想界的一般傾向。然而這種傾向表示什麼意義呢？作這種主張的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說話呢？我以為丞相是士大夫的領袖，丞相政治是一種士大夫政治，也就是一種變相的貴族政治，這正是當時地主階級意識的表現。試看梨洲說：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乏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於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之位，始不列於卿大夫之間，而小儒遂依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絰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意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絕矣。不幸國無長君，委之母后。為宰相者，方避嫌疑，寧使其次裂敗壞，貽笑千古，無乃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乎。（《置相》）
在這一段話中，反對君主獨裁專制自不用說，但很明顯的，他的反對論據是建立在典型的等級制度之上的。他極力發揮「天子一位」之義（顧亭林《日知錄》中亦曾發此論），把天子列於卿大夫之間，不視天子「過高」，以致「截然無等」。自天子以下，公侯、伯……一層一層的形成一種寶塔式的組織。在這個組織中，天子只是貴族中的最大者，只是貴族的頭腦，其地位並非高不可攀。春秋以前的貴族政治，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戰國以後，國家權力，日益集中。舊時代龐大的貴族層，逐漸崩壞。於是乎庶民以外，只剩個高高在上的皇帝。一個在九天之上，一個在九地之下，勢位隔絕，而專制政體的毒焰乃日益熾烈。固然秦漢以後的士大夫統治未嘗不是貴族政治的變相，但比起典型的貴族政治總差一點。明朝專制最厲害，自大臣至小百姓，全是皇帝的奴僕。一任其踐踏凌辱，連漢、宋時代優禮大臣之風亦邈不可睹了。梨洲及船山、唐甄諸大師主張加重相權以限制若權，乃是要提高士大夫地位，充實其統治的力量，吸取貴族政治的精髓，以挽救君主專制的極弊。這只是地主階級的一種應時方策，和近代民主政治並沒有什麼共同點。關於丞相制度姑且說到此處，我們再試看梨洲的學校制度。他說：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馘，大師旅則會將士，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學校》）
東漢大學生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槌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為衰世之事。不知共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同上）
學校不過是一種教育機關，歷代君相，每把它看作粉飾太平之具。但梨洲卻別有會心，乃大大推重學校的政治作用。他不僅要在其中培養人才，不僅要在其中出大政行大禮，而且還要主持公是公非，成為一種清議機關，對政府施行一種監察權。他是主張學生干政的。他對於漢、宋的太學生政治活動，不僅不視為「衰世之事」，並且直稱為「三代遺風」，這真是大膽的議論。然而這些話還算平穩，實在說，《學校》中還有許多更激烈的話，比《原君》《原臣》等篇的自由色彩更為鮮明。那簡直是學校高於一切，簡直可稱為學治主義。假使說梨洲理想中的丞相可算是內閣總理，那末他所主張的學校就可算是議會，這不宛然具備了近代政治的形態嗎？然而我們須要知道，梨洲的學校是士大夫集團，他是要以士大夫集團的力量監督政府的。士大夫是代表地主利益的知識分子。由士大夫所掌握的政治，終歸是勞心者統治勞力者的政治。本來梨洲也明明說過：
夫安國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氣力，小人之事也。（《兵制二》）
君子（士大夫）勞心而治人，小人（小百姓）勞力而治於人，顯明的對立著。在這樣等級社會中，會有民權政治之可言嗎？不管梨洲說得多麼漂亮，他總是沒有超越了士大夫統治的理想。丞相是士大夫，學校中所教養的也都是士大夫。他以為只要把政權公開給士大夫，不由君主及其左右近習恣意妄為，政治就清明了。這只可謂之紳權政治，而不可謂之民權政治。紳權政治是由貴族政治脫化而來，當時諸大師都抱此理想，而梨洲所言最帶急進色彩，可算是當時紳權論者的左翼。但是無論怎樣左，他也沒有左到民權主義。
再說王船山。他雖然痛罵孤秦陋宋那班視天下為一姓私產的君主，雖然為清末啟蒙思想家所借重，但其封建色彩，紳士氣味，實較梨洲更為濃厚。如云：
天下之大防二：華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別而先王強為之別也。……君子之與小人，所生異種。異種者，其質異也。質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自有巧拙焉。特所產殊類，所尚殊尚，而不可亂。亂則人理悖，貧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濫，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嗚呼！小人之亂君子，無殊於夷狄之亂華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類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街巧而以賊人。拙者，農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嘗輕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遲，惡之甚，辨之嚴矣。漢等力田於孝弟以取士，而禮教陵遲。故曰三代以下無盛治。夫以農圃亂君子而弊且如此，況商賈乎！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為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為己亟者也。乃其氣恆與夷狄而相取，其質恆於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許衡者，竊附於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為商，可以養廉。嗚呼！日狎於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為之聵，目為之熒，心為之奔，氣為之滿。衡之於小人也，尤其巧而賊者也，而能溷廁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度大防二，而其歸一也，一者何也？義利之分也。中於利之鄉，長於利之塗，父兄乏所熏，肌膚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動氣隨，魂交神往，沈沒於利之中，終不可移而之於華夏君子之津涘。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類，防之不可不嚴也。（《讀通鑑論》卷十四）
「君子」是士大夫，「小人」是農工商賈。船山於「君子」「小人」間嚴加區畫，如夷夏大防之不可亂。他看「小人」與「君子」截然異類，沉沒於利慾中簡直不可救藥，這種人只能受治於「君子」，而決不可使他們參與政權。這是何等強烈的階級意識。從此可知歷來儒者不管他們怎樣反對暴君，體貼民隱，終不過是為統治者說法，終不過是士大夫們對於統治術所表示的意見，或歌功頌德，或指斥訕謗，總之只是他們的家內事而已。若一旦真有「小人」起而問政，他們將決絕的加以膺懲。因為「小人」而參與「君子」之事，是破壞天下大防，是和他們的天經地義絕不相容的。牧人無論怎樣愛其牛羊，能許牛羊參與他自己的事嗎？談諸大師民權思想的最要注意這一層。船山《俟解》中論陳白沙、莊定山過江的一段故事頗可玩味。那故事大概是說，白沙、定山同船過江，船中有無賴少年知為兩先生，乃故意縱談淫媟，以狎侮之。定山怒不可遏，而白沙則從容自然，若未聞其語者。船山以為他們的態度都不對，一個「隘」，一個「不恭」。到底怎樣才對呢？船山以為事到這裡，已經沒辦法了，怎樣都是不對了，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應當坐那個船。他歸咎他們道：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秉周禮也。白沙已入詞林，定山已官主事矣，渡江當獨覓一舟；而乘買渡之艇，使惡少得交臂而坐，遂無以處之於後，此非簡略之過歟？
士大夫自有身分，一和「小人」混在一處，就算失體，終至無以自處。至根本的辦法只有以禮自持。禮的妙用，能於不知不覺間免去許多糾紛。不徒行是禮，不和一般「小人」同坐一個船也是禮。能守著這些禮，還何至發生白沙、定山所遇那一類事。聖人制禮的神妙真不可測呀！從這種地方，我們最容易看出船山的士大夫色彩。
再說顧亭林。他的政治思想，具見於《日知錄》及《郡縣論》《生員論》《錢糧論》等篇。《郡縣論》共分九篇，是討論封建郡縣問題最深切最有條貫的大文章。他說：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度，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與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郡縣論》）
封建變而為郡縣，是中國歷史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從貴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一個樞紐。所以後世儒者夢想三代之治的，總企圖恢復封建制度。但有些認識時代變遷的學者，卻以為郡縣不可廢，而封建不可復。亭林於此另有一種意見。他認定封建變而為郡縣，是時代趨勢所不得不然，封建不自秦而廢，秦亦不以廢封建而亡。他更根據過去封建制度之不得不變，而推定郡縣制度之又不得不變。這真是很卓越的歷史眼光。他主張「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並根據這個原則而提出罷監司設世官……等辦法。更詳述其說道：
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遺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繳，曰嗇夫之屬，備設之無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為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為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豈有不勉而為良吏者哉！（《郡縣論》）
這種辦法，無非使縣令與所治地方化成一體。一為某處縣令，則與此地發生不可離的關係。自己終身以及子孫的禍福榮辱，都與所治地方息息相通。其權重，其任久，其意專，其情切。比那班五日京兆，惟以簿書期會、苟免譴罰為事的，自然容易收為治的實效了。縣令也能世襲，但是有條件的世襲。一則必須賢縣令，積德累功許多年，經過即真，封父母，璽書勞問，進階益祿，種種褒獎者，然後得傳其子若弟，不像從前的封建諸侯，一例可以世襲。再者襲位之人，其初亦只能為試令，必須自己積累功德，然後官位得保持下去；不像從前的封建諸侯，無論其子孫的賢不肖，總可以永傳而不替。自己不賢，不能傳位於其子；其子不賢，亦不能長襲其父位。寓傳賢於傳子，即郡縣而為封建，亭林這樣辦法真算想得妙絕了。當時大師如陸桴亭、李恕谷也都主張郡縣久任，其說具見《思辨錄》《平書訂》，與亭林所論旨趣略同。他們所以這樣主張，大概都因鑒於明末的土崩瓦解，地方上太無自衛能力，一任「流寇」外族的蹂躪。他的意思只是要充實地方上的自衛力量。亭林已經明白說出來了：
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困窌。……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郡縣論》五）
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狄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郡縣論》四）
典型的封建制度，已無恢復之望了。為防止「不虞之變」起見，只有採取封建遺意，使地方權力強大，足以自衛，即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這正是當時地主階級所需要的一種自救方策。但亭林鞏固地主階級統治的方策猶不止此。他不僅要加強地方官的權力，並且要加強豪家大姓的權力。他很明了當時政權是建築在豪家大姓之上，他很明了豪家大姓是當時國家的柱石。他有一篇《裴村記》，論此最為深切。其後半篇說：
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寄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皇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闖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然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嘆。建泰對言：『臣郡當賊沖，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為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為。師次真定，而賊己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浚之下。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系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系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這段話讀起來，真使人驚心動魄，他當創巨痛深之後，深感社會失去中堅組織的危險，故重守令，重氏族，皆所以救其弊。他最卓絕的地方，在認識社會勢力，不僅注意政治的表面，而知道抓住其社會基礎。此之謂「識治本」，「達治體」。為東方式老封建帝國的君主策治安者，大概沒有比這再深切的了。他深思遠覽，「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寄其意於士大夫」。其留連往復，一唱三嘆的神情，給我們無限的暗示。
從以上所述黃、顧、王諸大師看來，可知他們雖然有些較開明較自由的思想，但總是站在地主的立場上說話，總不免士大夫的氣息，和近代的民權思想決不能混視。梨洲主廢金銀，船山反對驛傳，習齋謂宮刑亦當恢復。這些反動主張，表示他們終未脫去落後的封建性的農業社會的意識。從這種意識上，決不能發生民權思想。固然他們也有替工商辯護的話，如梨洲說：
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為佛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優倡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於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明夷待訪錄·財計三》）
是的，儒家從來並沒有說不要工商。但他們所要的工商有一定的限度，超越這限度的，盡可在奇技淫巧奢靡無用的名義下將其禁止，這畢竟仍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關於這一層，我們最好拿李恕谷的一段話作個對照。他訂正王昆繩《平書》中「末亦不可輕」之說道：
末不可輕，昆繩為財貨起見也。然商實不可重。何者？天下之趨利如騖矣。苟有利焉，雖輕之而亦趨也。豈憂商賈之少而無乎？夫商，有利亦有害，懋遷有無，以流通天下，此利也。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處，俗必淫靡，此害也。抱璞守朴，不相往來，固不可行於今日。然即鄉里交易，比省通融，盡可豫樂，何事遠販。如今天下出產最少者，無如北直。然有米，有面，有魚，有肉，有酒，有蔬，有果，有布，有絹，亦有綢，有材木櫃箱棹椅諸器，何不可以供居食，畢婚喪者？乃必吳越閩廣之紗緞、珠翠、綾錦、象箸、漆器、燕窠、橘荔。東洋西戎之貨，萬里遠鬻，傾囊充陳，導靡長奢，則皆商為之也。然則貴布粟，賤淫技，重農民，抑商賈，以隆教養，先王之良法遠慮，不可不考行也。（《平書訂·財用下》）
這才算儒家輕末政策最正宗的解釋。純粹自然經濟，當孔孟時代即已辦不到，所以他們都不得不承認工商有相當的地位。但他們肯讓工商業自由發展嗎？果然如此，則他們所代表的將不是封建地主，而是新興的工商資產階級。我們須知純粹自然經濟那只是封建社會最原始的情況，當封建社會全盛期以後，工商業也就逐漸發展了。如行會制度，大家都承認是封建社會的一種制度。但倘沒有工商業能夠有行會嗎？所以工商業的興起，正是封建社會發展較高階段—即封建社會後期—的一種徵象。只要不超越一定的限度，封建地主對於工商業並不一定要反對；恰恰相反，他還要利用工商業，保護工商業，更進而統制工商業，他何嘗把工商業一筆抹殺呢。工商業是腐蝕封建社會的微菌，然而這種腐蝕作用並不是一開始就表現出來。說封建地主一定要反對工商業，和一見工商業發展就說不是封建社會，這都是不明了工商業和封建社會之辯證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