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思想史論 · 第三章 十七世紀中國學者的治學方法
自漢以後，中國學者研究學問的方法約有三途：A. 遵守師說，後唐經師概走這一路（唐代風氣已稍變）；B. 自心體會，宋明道學家概走這一路；C. 搜求證據，清代考證家概走這一路，清儒自稱為漢學，以與宋學相對抗。實則清儒走的路徑，漢儒哪裡夢想得到。漢代經師最固陋，最沒見解。他們只會抱殘守缺，傳誦師說，自己毫無新發明。師說有不通處，則穿鑿附會，直講得不成文理。這種記誦章句之學，全是隨著旁人腳根走，把自己靈明都錮蔽了。大抵西漢經師守師法最嚴，東漢門戶漸破，魏晉以降則更開放，直到中唐漸敢自出手眼。但大體上說，從漢至唐的經師們，總偏於傳誦前人成說一條路。他們以師說為判斷是非然否的標準，論其流弊，則為忘己而徇人。及宋代道學興起，諸大師皆自接孟子統緒，得千聖不傳之秘。他們不僅要超唐越漢，即孔門諸子亦多不放在眼中。他們的治學方法是體認或體會。自證，自悟，自得，一切反求諸己。陸王一派，更趨極端，他們專憑本心，「心之精神是為聖」，「人人心中有仲尼」，圓滿具足，無待外求。到了明末，幾乎人人都立一個宗旨，竟有人敢說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了。他們尊重自我，以己心為判斷是非然否的標準，頗帶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色彩。但其流弊則溺於主觀的冥想，而疏於客觀的考察。最後考證家出來了。他們判斷是非然否的標準，既非師說，又非己心，而是客觀的證據。他們尊重古說而非墨守，敢標新義而非武斷；有宋明道學家的大膽而去其空想，有漢代經師的謹朴而去其錮蔽。漢儒守師說而無發明，宋儒敢發明而乏證據。所以從治學方法上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到清儒才算達到中國舊學發展的最高峰。本章講明末清初學者的治學方法，就是要說一說考證方法初興時的情形。
考證家的治學方法，近人講述的已經很多了。什麼歸納、比較咧，歷史眼光咧，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咧……試把胡適之先生所著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和戴東原的哲學中的許多例證看一看，就知道他們是怎樣的實事求是，怎樣的富有科學精神。這種風氣雖盛於乾嘉時代，而實開始於明末。當時西學輸入了，天算、輿地、音韻、訓詁之學漸漸興起了。研究這些新興的實學，必須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鑽進去，自不能像道學家的任意冥想。於是隨學問性質的變更，而治學方法亦與之俱變。要明了這種情形，我們可以先從明清間幾位天算學家說起。
明清間天算學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前有徐光啟、李之藻，後有王錫闡、梅文鼎。如第一章所述，徐李二人既為明末西學輸入的中心人物。他們對於天算，純用西法。其流風所被，使繼起的學者都走上實證一路。清初大師劉繼莊至稱徐氏為「天人」，稱他的著述「迥絕千古」，「令人拍案叫絕」（見《廣陽雜記》卷三）。可想見徐氏怎樣受清初學者的熱烈崇拜，其影響之大，更何待言。李氏更譯《名理探》（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這是西洋倫理學著作輸入中國的第一部，這部書在後來思想界雖然沒有發生什麼效果（看過這部書，注意這部書的恐怕就不多），但由此亦可考見明末學者已有人注意到西洋的方法論了。方法論有專著，方法論問題成為獨立研究的對象，是一般學術高度發展的一種徵象。明清間思想界雖尚不足以語此，但他們已不像漢儒的盲從，宋儒的冥想，他們對於治學方法已有相當的自覺了，他們已經有意識的在治學方法上力求精進了。王梅二氏，專門名家，為清代天算學界最偉大的人物。（眉：李著《中算史論叢》中有梅文鼎年譜）他們承徐、李「翻譯」之後，更「會通」中西以求「超勝」深造自得，所用方法都很精密。試以王氏為例。他時常終夜臥屋頂上，仰觀星象。曾自述其實測的經過道：
每遇交會，必以所步所測課較疏密，疾病寒暑無間。……於茲三十年所。而食分求合於秒，加時求合於分，戞戞乎其難之。（《推步交朔敘》）
他根據這樣艱苦忍耐積年實測的結果，自著《曉庵新法》。當某年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時刻分秒；至期，與徐發等以五家法同測，己法獨合，乃作《推步交朔》及《測日小記》。他的推步完全證實了，他的新說成為科學的結論。我們再看他的甘苦自得之言：
步歷固難，驗歷亦不易。……專術之賾，糾繆千端，不可以一毫躁心浮氣乘於其間。……非其人不能知也，無其器不能測也。人明於理而不習於測，猶未之明也；器精於制而不善於用，猶未之精也。人習矣，器精矣，一器而使兩人測之，所見必殊，則其心目不能一也；一人而用兩器測之，所見必殊，則其工巧不能齊也。心目一矣，工巧齊矣，而所見猶必殊，則以所測之時瞬息必有遲早也。數者之難，誠莫能免其一也。即不然，而食分分余之秒，果可以尺度量乎？辰刻刻余之分，果可以儀晷計乎？古人之課食時也，較疏密於數刻之間；而余之課食分也。較疏密於半分之內。夫差以刻計，以分計，何難知之；而半刻半分之差，要非躁率之人，粗疏之器，所可得也。倘唯仰觀是信，何時不自矜，何時不自欺，以為密合乎？故曰：驗歷亦不易也。（《測日小記敘》）
這些話非親嘗甘苦怎樣能說得出。普通人總覺得推算日月食之類—步歷—是很繁難的，至於考驗推算的錯不錯，則日月高懸，有日共見，不是一仰觀就了事嗎？豈知從專家看來，就這一仰觀—驗歷—也大費講究，非受過專門訓練，並有精巧器械的幫助，是辦不了的。看他較疏密於半刻半分之間，力戒輕心浮氣，真是科學家的態度，他對於器械的講究，更明明是受了西方的影響。然而王氏治學方法的精密還不止此，他不僅把所推算的實測一下看合不合就算完事，他更進一步道：
合則審其偶合與確合，違則求其理違與數違，不敢苟焉以自欺而已。（《推步交朔敘》）
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猶恐有偶合之緣。測愈久則數愈密，思愈精則理愈出。（《歷策》）
推算的對了，但也許是偶合。推算的錯了，但錯在哪裡？原則上的錯呢？手續上的錯呢？科學的測驗，不僅以籠統看出推算的合不合為滿足，還必須追求其所以合與所以不合的道理。「偶合」或是「確合」，「理違」或是「數違」，是要辨別清楚的。他一面「測」，一面「思」；也就是一面「觀察」，一面「設臆」；一面「設臆」，一面「證明」。歸納、演繹，反覆迭用。這和西洋科學家所用方法根本上實毫無二致。徐、李、王、梅本都是受過西洋科學洗禮的。上面所引王氏幾段話，簡直可當作一種科學方法論。這種科學方法既大發揮其能力於明清間的天算學界，而在當時各種學問領域中，亦都顯出它的影響。下面再舉幾個人作例。
首先要說方以智，他是考證學派最好的一位先驅，他的《通雅》還是明崇禎年間著成的。他說：「考究之門雖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經而已。必博學積久，待征乃決。」（《通雅凡例》）他已經把「考究之門」認成一種專門學問，和那性命之學相對立。他深知這門學問的性質，不能憑自悟，不能憑墨守，而必須廣搜博採，日積月累，經過極繁難的歷程，把一切論斷都建立在確鑿的證據上，即所謂「博學積久，待征乃決」，這已經是把握住考證家治學方法的精髓了。他自述其治學的經過道：
吾與方伎游，即欲通其藝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無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於頹牆敗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後釋然於吾心。（《通雅·錢澄之序》述方氏語）
看他這種到處考索細大不捐的繁難工夫，真具有考證家的精神。他是尊重證據的。只要有確鑿的證據，盡不妨一翻千古同迷之局。他說：
古今以智相積而我生其後，考古所以決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讓後人者：韋編殺青，何如雕板；龜山在今，亦能長律；河源詳於闊闊，江源詳於《緬志》；南極下之星，唐時海中占之，至泰西入，始為合圖，補開闢所未有。（《通雅》卷首）
他認定人類知識，越積越多，後來居上，今人所知盡多為古人所未及知者。許多明明白白的事實放在面前，斷不容我們強閉眼睛。曲從古人，他毫不猶豫的獨泰西天文學「補開闢所未有」，可見他對於當時西學是何等的崇拜。他更注重方言，辯護俗字，主張拼音文字，處處表現出他的歷史眼光，表觀出他尊重近代的精神。這時候的學者，眼界開擴了，他們根據確鑿的事實，敢於信古，也敢於信今了。他們進退古今，「揚棄」漢、宋，運用新方法，研究新問題，另走上一個新時代。讀方氏的書，使我們覺得元氣淋漓，考證派的新興氣象顯然的透露出來。
再講顧亭林。他是清代學術的開山大師，在各方面替後人開闢了路徑，前章已經提及了，現在看一看他的治學方法。他說：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答李子德書》）
好像極平淡的幾句話，卻指示出了一條讀古書的大道。照常識講，想明白書中的義理，當然要先弄清書中的文字，那有文字還弄不清，而會明白書中的義理呢？然而古書中文字是不容易弄清的。書傳的久了，版本的訛誤，音義的變遷，糾紛萬端，千百年後，想一一追尋其本來面目，這自然非下一番專門考證的工夫辦不到。「考文」是校勘學的事，「知音」是文字學的事，都是專門學問，都須經過繁難的手續。宋明道學家不知道這種手續的必要，他們一步跳過了，不管古音古義和古本真相如何，而硬將自己的意思當作古人的意思，古書的時代性，他們是不認識的。亭林卻不然。他實事求是，從知音、考文一步一步做去，決不躲避繁難。他說：
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文集》卷四《與人書四》）
他認定古書的時代性，漢還給漢，宋還給宋，源源本本，一一歸根於古始。不能「據隸楷而論古文」，同樣也不能據近代音義章句而讀六經。亭林提出知音考文以為讀古書的基本工夫，這是很有歷史眼光的。但考文知音應該怎樣下手呢？這隻有從古書中比較歸納，尋求確實的證據。亭林對於音韻學貢獻最大，他的《詩本音》和《唐韻正》就完全建立在無數的證據之上，完全是從古書中比較歸納出來的成績。如《唐韻正》為證明「服」字古音「逼」，共舉了一百六十二個證據，這真是科學家的精神。有這許多證據，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認他的結論了。又如他答李子德的一封信（《文集》卷四），痛斥世儒不通古音擅改經文的毛病，歷歷舉出幾十條。如：
《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范諤昌改「陸」為「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為「俄」，不與「逵」為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謂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為「羅」，正與「過」為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為「幾」，正與「止」為韻也。……《史記·龜策列傳》：「雷電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為「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為「昂」，正與「將」為韻也。……詩曰：「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為「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為「羅」之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為「幾」之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為「昂」之證也。……
看這許多條，都是把古書中同類文字比較歸納，抽出一種公例，這正是科學方法。這種方法自然很繁難，然而只有這樣研究出來的結果才確實可靠，科學是不能取巧的。亭林搜集資料最精勤。當他早年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時說：
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著《肇域志》時說：
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誌，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肇域志序》）
他更搜集金石文字：
二十年間，週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台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金石文字記序》）
全謝山稱他：
凡先生之游，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註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他隨時隨地找材料，一點機會不肯放過。他不但博極群書，並且從荒山中，從街頭上，把各種實事實物都融貫在自己學問以內。這真是取精多，用物宏，豈止宋明道學家沒有這樣蘊蓄，即後來考證家有書冊內的考證，而沒有書冊外的考證，亦只算學了他半個。他有了這樣宏富的資料，所以比較歸納起來，才左右逢源，能儘量提取大批的證據。他全是腳踏實地，老老實實，從基本上做起，一點不肯取巧。所謂「樸學」，本來是要「樸實頭下工夫」的。有人問他的《日知錄》又成幾卷，他回答道：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令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即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間《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文集》卷四「與人書」十）
采銅于山，採珠於淵，源泉混混，取不盡，用不竭，這才是有本之學。和那班零星販賣，做小本生意者，自是不同。我們看《日知錄》那部書的體裁，好像只是一種沒有過組織鍛煉的隨手札記，但實際上，書中的每一條，都有許多資料作根據，都是從許多資料中比較歸納出來，在寫出每一條之前都需要很多的準備工夫。不然的話，何至一年中只寫成十幾條呢？總之，亭林是考證學的開山大師，他在經學、小學及其他經世學問中所使用的方法，正和王寅旭、梅定九在天算學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樣，都可以說是科學的。
最後我要說幾位專門經學家。如閻百詩，如胡朏明，如萬充宗，都精於考證，他們的治學方法都是很科學的。閻氏說：
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潛邱札記》卷六）
戴東原也說：
百詩讀一句書，藝識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譜》）
這可見閻氏眼光的尖銳，考證方法的巧妙。《漢學師承記》載他辯解父母在而談喪禮的一段故事：
汪編修琬……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言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沒，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此辨亦見《尚書古文疏證》第百二十條）
他引經據史，證明古人父母在亦講喪禮，把漢太子、曾申、曾子，都拉出來作例子。並且將說漢太子學喪禮，就先引王伯厚的話證明「禮服」即指喪服而言，將說曾於問喪禮於孔子時其母尚在，就先證明曾母和子張同時而死，又證明子張死於孔子之後。輾轉證明，旁行斜上，從極零亂的事實中找出線索，尋出條理，一步一步的引出應得的結論。這簡直是偵探家的手段，什麼沒頭案子他都可以破獲的。這裡面有演繹，有歸納，具見其科學方法運用之妙。他的名著《古文尚書疏證》，只是把這個方法展開應用的成績，他所以敢推翻尊奉千餘年的神聖經典，就全憑抓住了幾百條不可動搖的證據。同時，胡朏明的《易圖明辨》《洪範正論》，也都是辨偽的名著，和《古文尚書疏證》一樣。這時候好古之風很盛，而疑古之風亦盛，他們是非證實不肯輕信的。至於萬充宗「以經解經」，「通諸經以通一經」之說，可算是當時經學方法論上的名言。黃梨洲給他作的墓誌上說：
充宗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解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注者過於信經……「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為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毛公以為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南雷文定前集》）
從各經記載的詳略異同間，參互比較，以考見其本義，這是最正確可靠的解經法。且不僅解經，即治一切古書，求一切古音古義，都應該適用這個方法。事實上，如亭林、百詩等許多考證家的成績，還不都是這樣參互比較出來的嗎？
看上面所舉幾位代表人物，當時學者的治學方法可見一斑。他們大概都是實事求是，尊重證據，頗能運用一點科學方法。尤其是天文學方面，因其研究的是自然現象，科學精神表現得格外顯著。但詳細考察，似乎也可以把他們分作前後兩期。如方以智、顧亭林年輩較早，正當明清交替變亂方起的時候，大家爭講經世致用，所以他們都很注意當前問題，不僅考古，而且要知今。他們都不僅在故紙堆中下工夫，除博極群書外，還隨時隨地實際考察。劉繼莊說：「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群書，亦只算半個學者。」如方、顧等早期的諸大師，都是不屑做半個學者的。但不久而時局漸漸穩定了，經世致用的思想亦隨著漸漸衰微了。自閻、胡以降，遂專走考古一路，直至乾嘉時代整個成了個考古的天下，像方、顧諸大師去書冊以外做學問，是不容易看見了。就連天文學方面，王寅旭較早出，多用實測工夫。梅定九年輩稍晚，就偏向整理古天算書的路上去了。研究學問，方法可以支配材料，材料亦可影響方法。考證方法本和科學方法相接近，而終不能成為真正的完美的科學方法者，我們試把從王到梅，從方、顧到閻、胡這一段學風轉變的歷程，考究一下，亦可以約略看出一點癥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