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思想史論 · 第一章 十七世紀中國思想變動的由來
十七世紀—籠統說明末清初—是中國近古思想史上一個重要關鍵。從縱的方面看，宋明道學和清代樸學正在過渡；從橫的方面看，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開始接觸。這其間蛻嬗演變參互錯綜的情形，直牽涉中國近古思想史乃至社會史的全部。現在首先專就思想本身上推尋其演化的歷程，然後進而探求這一次思想變動的社會根源。
（一）陽明派心學影響後來思想界的反正兩方面
很明顯的，十七世紀中國思想界的狀況，正是明代思想的反動，是反道學，尤其是反陽明派心學的。因此我們就從陽明學派講起。陽明是宋明五百年道學史上一位最有光輝的人物。他把周程以降佛化的儒學徹底發揮，把朱學末流支離墨守訓詁辭章的積習掃除淨盡，單提直入，專明本心。警切是警切極了，通透是通透極了。然而其末流至於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空腹高心，一味以掉弄玄機為事。於是反動漸起，直到明末大亂以後，一般學者創巨痛深，把種種亂事責任推到當時的學術上，而反王學乃至反道學的氣焰，遂大大騰躍起來。如顧亭林說：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日知錄》卷十八）
他拿王衍、王安石比陽明，認為明末大亂是陽明的流毒。他堂堂正正的樹起反王學的旗幟，而毅然以「撥亂世反諸正」相號召。這真是時代的呼聲。當時反王學反道學的空氣瀰漫一世，我們可以再舉幾位學者的話作證：
明朝以時文取士，此物既為塵羹土飯，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朱舜水遺集·答林春信問》）
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無論其未嘗得而空言也。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裡矣，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知無不至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天台止觀同一門庭。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盜賊之禍亦相挺而起。（費燕峰《宏道書·聖門定旨兩變序記》）
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李恕谷《與方靈皋書》）
這些話說得多麼激切，他們對於那種心性玄談，竟至這樣的深惡痛絕！當時的新學風，崇實黜虛，專就經史和當世實務上考究磨練，把五百年來道學家的烏煙瘴氣一掃而空。從這一點看，十七世紀中國思想界的狀況，顯然是前一時代的反動：在激起這個反動上，陽明學派實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陽明學派和十七世紀的中國思想界，並不是簡單的對立著。前者對於後者，除從反面把它激動外，從正面也給它不少的影響。在新時代中，有許多情形還是順著陽明學派自然發展出來的。新時代並沒有把陽明學派完全拋掉，而實在是把它「揚棄」（Aufheben）了。關於這一層，我還得具體的加以說明。
我們知道十七世紀後的中國思想界—或者說清代思想界—有兩個顯著特徵：一是務實，一是好古。這兩個特徵，在陽明學派中都已經孕育著了。陽明學派素以玄妙著名，怎麼會務實呢？素以不讀書著名，怎麼會好古呢？這是一個矛盾。然而歷史本來就是在矛盾中發展的。
先說務實。我常奇怪，極端玄想的陽明學說，竟和專講實習實用的顏李學說有許多共鳴之點。如陽明說：
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答顧東橋書》）
學不離行，這和顏習齋學琴的比喻（《存學編》卷二《性理評》）簡直如出一口。又如陽明這些話：
學校之中……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答顧東橋書》）
打破世儒無所不知而其實一無所知的虛誕習氣，而各就自己才性所近以成專長；這不也正是習齋所謂「孔門諸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後世菲資乃思兼長」的說法嗎？這並不是斷章取義，偶爾相合，試再參考陸象山的話（象山有許多話更警切，更帶實用色彩，我前年所編宋儒學說講稿中很引幾條，可以參考茲不贅述），就知道陸王學說儘管是很玄妙，但其中所含實用思想的成分確乎不少。陸王學派的道學，是一種新道學。在反對當時正統派時文化八股化的道學上，他們可說是顏、李的前驅。習齋批評朱子的講讀經書道：
……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存學編》卷三《性理評》）
這話一點不錯，象山曾說，「古人精神不閒用」，「平日極惜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一類的話。他們看朱子那樣的苦讀苦著，正所謂「可憐無補費精神」。他們專在切己處用力，決不泛泛去學。他們不立一定格局，運用之妙，全憑一心。他們決不是拘文牽義的書生，他們「內斷疑悔，外絕牽制」（章太炎稱陽明的話），最長於臨機應變。陽明之平宸濠，象山之習騎射、訪奇才，都顯豪傑作用。下至徐存齋、何心隱，直流入權術一路（二人曾以術去嚴嵩）。陽明有言：「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象山論「闢土地充府庫」的人，孟子所謂「民賊」者，竟然說道：「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看他們是何等的不拘故常。他們什麼手段都使用得出，只要對自己良心無愧。他們不是事功派，但是有時候比事功派的人還利害。習齋大弟子王昆繩，反道學大將毛西河，都極稱讚陽明，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極端玄想的陽明學說中，確乎含有實用思想的成分，其玄想被亭林、習齋輩所排棄了，但其實用思想的成分，卻在新時代中發榮滋長起來。陽明學說的內在矛盾，就這樣子為新時代所解除，於是中國思想史又走上一個更高階級。（本段亦可參考拙著《宋儒學說講稿》）
再說好古。向來反對王學的，總說他專憑本心，不知讀書稽古。即就上文所述看來，他那樣隨機應變，不拘故常，也決不會是好古的。然而我說他孕育著後來好古的學風者，這裡面另有一種道理。從前象山稱王荊公道：
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前兩句是打破習俗，後兩句是直追古人。打破習俗不一定就直追古人，然而要直追古人卻必須要打破習俗。所以打破習俗往往是直追古人的第一步。陽明學派正是要「掃俗學之凡陋」，正是要「道術必為孔孟」。他敢打破宋儒的矩矱，敢反對傳誦數百年的程朱本《大學》而主張恢復古本的《大學》。他看不起宋人之學，而要神會古人於千載之上的。在邏輯上—形式邏輯上—反俗學，不一定就講古學；反宋學，不一定就講漢學。但在事實上，在當時實際情形上，只要一反俗學，總會走到古學路上去，只要一反宋學，總會走到漢學路上去。在當時只有那條路可走，這是為一定歷史條件所限定了的。陽明學派和後來的古學運動或漢學運動，自然絕不相類，但在反宋學一點上，他實作了後來古學運動或漢學運動的前驅。陽明已經讀古本《大學》了，王學極左派—泰州學派—的焦澹園，竟以古學著名了。號稱不讀書的陽明學派，偏偏會和古學運動暗通消息，歷史竟開了這樣一個大玩笑。（本段意思未盡，可以參考下節）
綜上所述，十七世紀中國思想界的狀況，一方面可以說是陽明學派的反動，一方面又可以說是從陽明學派自然發展出來的。當陽明學派還未出現以前—嚴格說陳白沙未出以前—學者蹈常習故，恪守朱子成說。二百五六十年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所謂一代大儒，如許魯齋、薛敬軒輩，都不過是朱子的傳話機器而已。道學至此已經是朽敝不堪了。及陽明學派出來，做了一番革新運動，可算是道學的中興，道學的更加精煉。然而這已經是一種新道學了，已經滲入新時代的成分了。道學的體系未破，但其內部成分卻已變更。所以陽明學派就是這樣一個東西：一方面把道學發展到極端，同時卻也把道學送終；一方面激起下一時代的反動，同時卻也替下一時代準備些反動的材料，—從道學到反道學，恰成一個辯證的發展。
（二）十六、十七世紀間的西學輸入與古學復興
十六世紀是陽明派心學正盛的時代，但到本世紀之末，思想界已漸露轉變的徵兆了。最可注意的，是古學復興和西學輸入。關於古學復興和陽明學派的關係，上文已說個大概。茲再述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古學復興的情形，以見樸學運動的第一步發展。
十六、十七世紀間古學復興的情形可從兩方面觀察：
（1）藏書刻書的漸盛 萬曆末年，藏書及刻書的風氣浙盛，如焦弱侯的《國史經籍志》，在目錄學上就很有相當的價值，如毛子晉和他的兒子斧季，他們家裡的汲古閣，專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書》和許多單行本古籍，直到今日還在中國讀書界有很大價值。至於范堯卿的天一閣，創建於嘉靖年間，藏書最富。黃梨洲、萬九沙、全謝山都曾讀書其中，對於當時學術界實有很大貢獻。其餘著名的藏書家，如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千頃齋黃氏、絳雲樓錢氏、叢桂堂鄭氏、傳是堂徐氏，都曾供梨洲的抄錄搜討。取精多，用物宏，然後得大成其學。後來清儒的博洽賅通，實有賴於這許多私家圖書館給他們準備下資糧。
（2）古字古音的研究 嘉靖以後，學者漸漸注意古字古音的研究。楊升庵最稱博洽，他著有《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略例》等書，可算是開風氣之先。又如趙謙著《六書本義》，趙宦光著《六書長箋》、《說文長箋》，都是應時的產物。當時王弇州主盟文壇，提倡復古，教學者無讀唐以後書。既然要讀古書，摹古文，對於古字古音自不得不有相當的研究。同時歸震川、錢牧齋輩，和弇州文派雖不同，但亦皆提倡古學。當時學者極注意審別字形，至刻書亦多作篆楷，用說文篆字的筆畫造成楷書。如趙宦光所刻的《說文長箋》、《六書長箋》，及許宗魯所刻的《爾雅》、《國語》、《六子》等書都是，但在這個時期，最足注意的，還是方以智和陳第二人。方氏著《通雅》，精博絕倫，對於音韻訓詁上有重要貢獻。（方氏思想見解及治學方法都很可注意另詳他章，茲不贅。）至於陳氏的《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考》，羅列本證旁證，井井有條，更直接為顧亭林《音學五書》的先導。音韻訓詁之學從此大興了。
大概明朝中葉以後，學者漸漸厭棄爛熟的宋人格套（當時反宋學的傾向已甚顯著，道學家如王陽明等，文學家如祝枝山等，事功家如張江陵等都是），爭出手眼，自標新異。從這裡表現出來的學風，本來是好奇，並不是好古。然而這兩者竟聯成一氣了，好古竟成為好奇的一種特殊形態了。陽明門下最奇特的人物王心齋，戴有虞氏冠，穿老萊子服，也就格外顯出些古氣。他以古見奇，古的地方，正是他奇的地方。就在這種情勢之下，從好奇轉到好古，成為一時的風氣了。這裡我要來一段插話。當嘉靖年間，有個豐坊。他是個作偽大家，專門以古騙人。他編造的書，如：《古易世學》、《古書世學》、《魯詩世學》、《春秋世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石經大學》、《金石遺文》……都是些假古董，荒誕得不成話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古書世學》條下說道：
是篇以今文、古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積之，且采朝鮮倭國二本以合於古本，故曰「古書」。又以豐氏自宋迄明，世學古書；稷為正音，慶為續音，熙為集說，道生（坊原名）為考補，故曰「世學」。其序曰：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使臣媯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二人皆讀書，能文辭，議論六經，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泰誓》而止。又笑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偽序皆非古經之舊。……
觀此，坊書內容，大略可見。他著的書都是這一類。憑空臆造，信口開河，這樣著述，自然沒有什麼價值。然而從他大批偽造古書這件事看來，可知當時人對於古書是很有興趣了。從這樣不值一提的一個妄人身上，也可以看出一點古學復興的朕兆。（豐坊是個極怪誕的人，試看黃梨洲的《丰南里別傳》叫你笑的肚子疼，本來不值一提，所以特別把他舉出者，正因為他怪，借他來說明從好奇到好古的情形倒很有趣。）
十六、十七世紀間，乘著反宋學空氣而來的古學復興，大致說過了。此下我要再說當時思想界的另一個新潮流—西學輸入。當時學者既厭棄習熟的宋人常套，其所以自見其奇者，一方是古學，另一方乃外國之學。就如上段所述，豐坊講《尚書》，除借重古文本、石經本外，還偽造朝鮮本、倭國本，這已經是借重外國了。恰好這個時候西學輸入。當萬曆年間，西洋「耶穌會」教士，（馬丁·路德創新教後，羅馬舊教在歐洲大受打擊。於是「耶穌會」一派起來想從舊教內部改革、振作，力圖向海外發展，往中國及美洲傳教的很多）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艾儒略、金尼閣、陽瑪諾……相繼來華。他們很能迎合中國風習，在士大夫間逐漸活動起來。試看程大約《墨苑》中所載利瑪竇贈文及汪廷訥酬利瑪竇詩（陳援庵先生曾編《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一書論此甚詳，可以參考），可見利氏在當時聲名甚大，有以得其一言為榮者。徐光啟、李之藻尤其是崇信他們，成為當時輸入西學的中心人物。他們對於當時學術影響最大者，自然要數歷算學方面。那時候所行的「大統歷」，循元朝郭守敬「授時曆」之舊，錯誤很多。萬曆末年，朱載育、邢雲路先後上疏，請求釐正，天啟崇禎兩朝十幾年間，很把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經屢次辯論的結果，卒以徐、李二人領其事，而請利、龐、熊諸客卿共同參預，卒完成曆法改革之業。他們合譯或分撰的書，不下百數十種，如利、徐合譯的《幾何原本》，及《天學初函》《崇禎曆書》中幾十部書，都是我國曆算學界至可寶貴的遺產，後來清儒多治歷算學，實在還是他們的影響。除歷算以外，顯然受西學影響的：其一是音韻。當時那班教士讀中國書，多用羅馬字注音（請參考陳援庵先生所編《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又北平圖書館有當時用羅馬字注音的譯本《中庸》等書）。金尼閣更著《西儒耳目資》一書，以西洋之音，通中國之音，為當時音韻學界別闢新路徑。後來方以智著《通雅》，劉繼莊著《新韻譜》，都明白承認受西人的影響。清代音韻學之盛，不能說和西學輸入沒有一點關係。其二是與地。利瑪竇一班教士，遠渡重洋，挾其廣博的世界知識，使向來閉關自大的中國人士聞所未聞。異方殊俗，引起不少興趣。如利氏的《萬國輿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繪圖立說，中國人之知有五洲萬國自此始，直到清康熙時代，測繪皇輿全覽圖，還全賴一班教士們的力量。輿地學在清代有相當的發展，自然也是受他們的影響。其三是經世思想和治學方法。明末西學輸入的結果，不僅發展了歷算、輿地、音韻等幾種專門學問，實在說，當時整個的思想變動也未嘗不受其影響。我們知道清初學者多富於經世思想，講求實用；他的治學方法是實事求是，著重客觀的證據。我以為這與當時西學有相當的關係。利瑪竇曾深嘆中國人民的貧窮，一遇水旱，道有餓莩，因進言水法，以為富國足民之計（原文見徐光啟序《泰西水法》文中所引），後來熊三拔著《泰西水法》，鄧玉函著《遠西奇器圖說》，種種實用學問技藝逐漸輸入。徐光啟深受其影響而著卓絕千古的《農政全書》，而清初諸儒經世致用的思想，亦啟發於此了。至於西人所用觀察實驗歸納比較種種的科學方法，其影響於明清間諸大師的治學方法者也實在不少。（李儼著《中算史論叢》中有明清之際西算輸入中國年表一篇極為精詳。）最顯著的如王寅旭、梅定九的歷算學，其他如方以智、宋長庚、顧亭林、閻百詩……在各種學問領域中所用的方法，都和科學方法相接近。關於這一層，後邊還要詳說，這裡恕不費辭了。（關於明清間西學輸入情形有梁任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一個表及《圖書館學季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中的一篇《明清兩代來華外人考略》可以參考。）
以上所述西學輸入和古學復興，大概都是在十六世紀中已經開始，嗣後繼續發展，直到十七世紀後半期，遂完全形成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新時代。
（三）十七世紀中國思想變動的社會根源
從王學到樸學，從道學到反道學，這是中國近古思想史上的大變動。這個變動雖然到十七世紀後半期—也就是明朝滅亡以後—才十分顯著，但是實際上自十六世紀以降就慢慢推移著，此中消息，看上兩節所述自然就明白了。倘若專就思想講思想，則這次思想變動的由來，可算是已經說明。倘若拿一時政治現象來說明思想變動的原因，則我們只用再把明末大亂及滿人入關的情形說一說也就算了事。然而思想演變不是這樣簡單的事情。從新興社會科學觀點看來，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上面，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生存條件上面，建立起了各種不同的感覺、幻想、觀點與觀念的全部上層建築」。各時代思想之不同，實由於當時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之不同，實由於當時社會構成形式之不同。根據這種理論，我們研究十七世紀中國思想變動的由來，就不能專著眼在當時思想轉變的本身上，也不能僅歸到一時政治現象上；我們必須從當時整個社會的發展上，從當時經濟生活的基礎上，找出當時思想變動的真正根源。換句話說，就是要根據社會史、生活史，來研究思想史。這樣一來，問題就很複雜了。
大體上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封建社會演變史。雖然自東周以降，商業資本一步一步的發展，中國典型的封建制度已有相當破壞；但因特殊的歷史條件，中國始終沒有來一個工業革命，商業資本始終沒有轉化為工業資本；所以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只是「一治一亂」的在一個後期封建社會中繞圈子，構成下面一個循環公式：
兩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乃是由這個循環公式一次一次的連續而成的。然而歷史上沒有完全重演的事情。在這個循環往復的史劇中，依然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的逐漸發展。大概從秦漢到五代可以算一個階段。在這個時期中，自然經濟還占極優越的地位，時時有恢復純粹封建制度的傾向。自宋代以後，交換經濟漸占優勢，商業資本大為發展，又成一個新局面。但這個新局面的發展，又可劃成兩個階段，即明朝中葉以前和明朝中葉以後。這後一個階段，正是我們這裡所要特意說明的。
明朝中葉以後，中國社會的變動，我們可以從下列幾點上去考察：
（1）貨幣經濟 貨幣是商品交換的媒介，隨著交換經濟的發展，而貨幣的用途日益推廣。茲就納稅一項而論，中國歷代概用自然物，如米、麥，布、絹之類，直到明朝中葉才漸改為貨幣。《明史·食貨志》記英宗初年定製道：
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餘萬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收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諸方賦入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續文獻通考》卷二論此事道：
田賦輸銀，始見於宋神宗熙寧十年……金元以來，無行之者。明洪武九年雖有聽民以銀准米之令，永樂時歲貢銀有三十萬兩，亦不過任土便民，與折麻薴、香漆之屬等耳。自正統（英宗年號）初，以金花銀入內庫，而折征之例定，自是遂以銀為正賦矣。……
這都是說自英宗以後才以銀為正賦，變自然物租稅為貨幣租稅，實足象徵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由此而官俸、軍餉，也都用貨幣支付，貨幣的需要日增，這是商業資本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
（2）海外貿易 自唐以後，海外貿易就逐漸發展，歷史皆置市舶司長官以收其利。到明朝中葉，遠則西洋，近則日本，貿易都很興盛。政府雖嚴持閉關主義，而終不能禁人民之私相來往。趙翼《廿二史札記》：
明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私來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楝，踞寧波之雙嶼，為之王。勢家又護持之。……朱執為浙撫，訪知其弊。乃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閩人驟失重利，雖士大夫亦不便也。騰謗於朝，嗾御史劾紈落職，時紈已遣盧鏜擊擒光頭、楝等，築寨雙嶼，以絕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設備矣。會被劾，遂自剄死。紈死而沿海備盡弛，楝之黨汪直遂勾倭肆毒。（卷三十四嘉靖中倭寇之亂條）
當時沿海居民多因通商海外而得大利，已和海外發生密切的經濟聯繫，所以寧犯禁令，弛守備，召寇亂，而不肯斷絕通商。這班「勢家」「奸民」，居然能操縱輿論，進退官吏，影響國家政策，其勢力之大可以想見。當時葡萄牙人已據澳門，荷蘭人已據台灣，西洋各國接踵而至。隨海外貿易的興盛，而西洋文化已漸漸輸入了。
（3）土地兼併 自周土地制度大變動以後，土地兼併久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社會問題。明代商業資本長足發展，地主們營利益急，因此土地之兼併尤烈。當時諸王勛戚宦官鄉紳都憑藉封建勢力，強占民田。而其尤病民者，則為莊田制度。世宗時，夏言上疏道：
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曹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官闈莊田之始，而數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先帝（武宗）踐祚之初……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討之旗校，有跟隨之名色，每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奸用權事，朝廷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之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架搭橋樑，擅立關隘。出給票帖，私刻官防。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摩不括取。而鄰近地土，則輾轉移築封堆，包打界址，見畝征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掊克，獲利不貲……（見《續文獻通考》卷六）
觀此則莊田占地之廣，害民之烈，可以推見。這種橫暴情形，實可與農奴制時代的西歐地主互相輝映，這簡直是英國地主「圈田」的辦法。當時，「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廿二史札記》「明·鄉官虐民之害」條）農民土地憑空送入豪強手中，有冤沒處訴。浸潤於商業資本中的封建地主，其兼併侵奪，格外兇惡，這原是歷史上的常事。
（4）民眾暴動 因貴戚宦官豪紳惡吏種種政治上經濟上的壓迫，引起不斷的民眾暴動。李自成、張獻忠集明代「流寇」之大成，這裡且不必說。我們只看《廿二史札記》中「明代先後流賊」條所記，至十數起。又同書中「萬曆中礦稅之害」條，記激起民變事，累累不絕，其最有聲色者，如鄧茂七之領導抗租，王朝佐之代眾受刑，都可算中國農民鬥爭史上極壯烈的舉動。本來民眾暴動，歷代都有，只是明朝特別多，這是很可注意的。（詳細例證可參看本文所舉《廿二史札記》中那兩篇，茲不備述。）
以上所述表示什麼呢？表示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的擴大而深入，表示封建地主受商業資本的影響而剝削加緊，表示地主和農民階級衝突的尖銳化，而社會大變亂的將要來到。本來中國社會久為地主階級所統治，一般「名儒」「大師」「士大夫」類皆為地主階級的代言者。當明朝中葉，社會危機日益顯著了，地主階級的統治日益動搖了。陽明學派的勃興，把當時思想界從膚擴迂拘的正統派道學中解放出來，這已經是地主階級自救運動的初步表現。及明末，中國社會敗壞已極，「流寇」外族都乘虛而起，把中國地主階級的統治打得粉碎。於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遂大為發展，同時思想界亦嶄然造成個新局面。當時一般士大夫，創巨痛深之餘，深察世變，遠考古人之成憲，旁搜海外之奇方，實學實行，經世致用，力圖挽回地主階級傾頹的運命。他們生當商業資本極繁榮的時代，眼界開闊，見聞廣博，所以思想較為開明，然而其根本精神總是代表地主階級的。他們對於中國社會、中國歷史，頗有深刻的認識，很想斟酌古今，為中國地主階級立久安長治的基礎。顧亭林所謂「百王之弊可以復起」，所謂「待一治於後王」，最足表現他們偉大的懷抱。亭林、梨洲、船山諸大師，都是要「撥亂世反諸正」，乘時定製，一掃兩千年因循苟且的積習，而大有所為。我們說明清間—十七世紀—思想變動是由明中葉以降種種社會條件所形成，是當時地主階級自救運動的反映。這可以從諸家的著述中找出無數的證據。看以下數章自然明了，這裡不必細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