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思想史論 · 第八章 西學輸入的新潮
在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除古學復興外，還另有一個新路向，那就是西學的輸入。原來自萬曆以後，西洋耶穌會教士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艾儒略、金尼閣、陽瑪諾、湯若望等相繼來華。他們學識品格本來很好，而又能迎合中國風習，所以逐漸在士大夫間活動起來，取得許多名流的信仰。這些教士中聲名最大的當然推利瑪竇。如李卓吾、袁中郎、譚元春、葉向高、李日華、汪廷訥等都很恭維他，更不要說當時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了。他們本為傳道而來，但其結果卻為中國散布許多科學的種子。我們且先把當時學術各部門中所受他們的影響，作一概略的敘述，然後把最重要的徐光啟特別提出來講一講。
首先自然要說到天算。那時候所行的「大統歷」，循元朝郭守敬「授時曆」之舊，錯誤很多。萬曆年間，朱載堉、邢雲路先後上疏，請求釐正。恰當這時候，利瑪竇等來到了。他們都長於天算，其推算之密，製作之巧，實中國前古所未有。於是由徐光啟、李之藻等的推薦，得參與曆法改革的大業。天啟、崇禎兩朝十幾年間，很把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經他們合譯或分撰的書不下百餘種，匯為《崇禎曆書》、《天學初函》。其中如利、徐合譯的《幾何原本》，幾成為後來學算者必讀之書。《四庫提要》在「測量法義」條下言及此書道：
自是之後，凡學算者，必先熟悉其書。如釋某法之義，遇有與《幾何原本》相同者，第注曰見《幾何原本》某卷某節，不復更舉其言，惟《幾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之。
由這幾句話，可知此書影響之大。此外若《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渾蓋通憲圖說》、《圓容較義》、《同文算指》等，其著者或徐或李，而實皆利氏所譯授。《明史·天文志》論其事道：
明神宗時，西洋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精於天文歷算之學，發微闡奧，運算制器，前此未嘗有也。
清阮元《疇人傳》第四十四卷西洋二附錄近世西洋人，首推利瑪竇，以利氏東來為「西法入中國之始」，解釋其新說頗詳。其論贊云：
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啟至謂利氏為今日之羲和雲。
風氣既開，後來清代學者繼續發展。其影響所及，不僅出了幾位專門天算學家，並且許多經學家都兼長天算，這是明末西學輸入最明顯的結果。不過當時所輸入的天文學，還是歐洲的舊天文學，也就是托來梅（Ptolemy，今譯作托勒密，古羅馬時代的科學巨匠。——編者注）以來的天文學，而不是歌白尼（Copernicus，今譯作哥白尼，波蘭天文學家。——編者注）以後的新天文學。因為歌氏的書，雖已於1543年出版，但尚未大行。利瑪竇等仍囿於當時天主教徒以地球為宇宙中心的成見，而不信歌氏的太陽中心說。這也無足怪，因為歌白尼學說之被確認，尚待葛利略（Galileo，今譯作伽利略，義大利天文學家。——編者注）出來以後也。
其次是輿地。利瑪竇等一班教士，遠渡重洋，挾其廣博的世界知識，使向來閉關自大的中國人士聞所未聞。異方殊俗，引起不少興趣。如利氏的《萬國輿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繪圖立說，中國人之知有五洲萬國自此始。在裴化行所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中，描寫利氏在肇慶府的情形，特別詳述其地圖之為人所注意時道：
在會所的客廳內，懸有一張西文的世界地圖。凡來會所參觀的人，都寧神注視，並彼此相探問這是一張什麼圖。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並從來沒想過，世界的縮影是這樣的。各重要人員都願意把這圖譯成中文，為能更明了圖上所含的一切。……利瑪竇為應付朋友的請求，即一面參考他的旅行日記及別的西洋書籍，一面借翻譯官的幫助，編成一本註解地圖的小冊子，並在內插入天主教儀式及各地習俗的記錄。……這種地圖，雖然有很多缺陷，大家卻視為稀世的奇品，不久便流傳到全中國各省內。……當著他們見到世界全圖，上面表現著一個極龐大的世界，中國是被移置一個角落，並且看著很小，一般昏愚的人們，有開始嘲笑司鐸們的，但是比較明智的人，注意到地圖構造是這般精密，上面有經度及緯度，有赤道線，有回歸線。……因此他們便不自禁相信圖上的一切都是與實際相合的。利瑪竇為減除中國朋友對於新式地圖的嫉視心，便很小心的把大家對於地圖的觀點轉移。因為中國學者不能忍受他們國家被西洋繪圖家拋在世界東部的一個角落上，但是他們又不能立刻懂清數學上的證明；於是利瑪竇不得已把地圖上的笫一條子午線（經過加拿利群島的子午線）的投影的位置轉移，把中國放在正中。這正是一種適合於參觀者脾味的地圖，眾司鐸相信以後演講時一定有許多便利，來賓見西洋各國與中國的距離幾乎遠的無法測量，又有重洋相隔，便不再懼能有外力來侵略。
從這段描寫可知當時中國學者地理知識的幼稚，及利氏對於他們的新刺激。利氏地圖及其所附說明，從現在看來，自然也還覺得幼稚，但在中國地理學的發展史上，他畢竟劃出一個新時代。後來清朝康熙年間，測繪《皇輿全覽》圖，還全賴一般教士們的力量，清儒對於輿地上的興趣，也未嘗不與此有關。（《禹貢》第五卷第三四合刊是講利瑪竇地圖的一個專號可參考。）
其次是音韻。中國音韻學自與印度交通而進一步，自與西洋交通而又進一步。那班耶穌會教士讀中國書，多用羅馬字注音。如現仍保存在北京圖書館中殷鐸澤用拉丁文翻譯的《中庸》等書，即其實例。金尼閣更著《西儒耳目資》一書，以西洋之音，通中國之音，為當時音韻學界別闢新路徑，後來方以智著《通雅》，劉繼莊著《新韻譜》，都明白承認受西人的影響。清代音韻學之盛，不能說和西學輸入沒有一點關係。（陳援庵先生著《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一書論此甚詳，可以參考。）
其次，一切名物度數利用厚生之學。明末西學輸入的結果，不僅發展了天算、輿地、音韻等幾種專門學問，實在說，當時整個思想變動亦未嘗不受其影響。中國學者向來所常講的是道德倫紀，而對於一切名物度數利用厚生之事則不甚留意。利瑪竇曾言：
薄游數千百國，所見中土土地人民，聲名禮樂，實海內冠冕。而其民顧多貧乏，一遇水旱，則有道殣，國計亦絀焉者，何也？（徐光啟《泰西水法》序中所引）
這段話實在能指出中國的弱點。地大物博，而常患貧，這種奇怪現象，至今猶然。利氏因進言水法，以為富國足民之計。後來熊三拔著《泰西水法》，鄧玉函著《遠西奇器圖說》，種種實用的學問技藝逐漸輸入。徐光啟既受其影響而著卓絕千古的《農政全書》，而清初諸儒經世致用的思想亦啟發於此了。當時西學有廣泛的輸入，其治學方法亦影響到各方面。如艾儒略所著《西學凡》，講西洋建學育才之法，把當時歐洲教育制度學問門類已介紹其大概。李之藻譯《名理探》，把西洋論理學也介紹過來了。總而言之，一切名物度數利用厚生之學，因受西學影響而都漸漸為人所注意了。說到這裡，我又想起方以智。不僅他自己著《物理小識》，並且他的祖父野同公，他的父親潛夫公，他的外祖父吳觀我，都是喜歡研究物理的。他的曾祖明善公的門生王虛舟，且著《物理辨》、《物理小識》就是緣此而作的。他的兒子中德、中通、中履是《物理小識》的編纂者，書中多附錄其說。中通更與揭宣往復討論，錄為《揭方問答》一書。這不僅可見方氏的家學淵源，而一時研究物理的風氣亦可想見。這種風氣深受西學影響，是他們書中明白表示出來的，然而當時與西學關係最深的，究竟還要推徐光啟。我們現再以徐氏為中心，作一較詳的論述。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諡文定，上海人。生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卒於崇禎六年（1633），壽七十二歲，官至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他初遇西教士郭仰鳳於韶州，談道頗洽。後在南京復遇利瑪竇，既而從羅如望受洗。及官翰林，適利氏早在北京，自此過從日密，西洋曆法、炮術、農田水利及其一切名物象數之學遂藉以傳入。他對於西學有廣泛而深刻的認識，並不限於幾種專門學藝。就如他說：
《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蓋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真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利）先生曰：「是書也，以當百家之用，庶幾有羲和、般墨其人乎？猶其小者。有大用於此，將以習人之靈才，令細而確也，余以為小用大用，實在其人。如鄧林伐材，棟樑榱桷，恣所取之耳。」（刻《幾何原本》序）
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象數之學，大者為曆法，為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者。（《泰西水法》序）
這說明了科學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精確性。他以「不用為用」的數理為基礎，到處發揮其「細而確」的科學精神，一掃向來中國學者論事說理模糊影響之病。他時常用數字統計，如云：
月 食 諸 史 不 載，所 載 日 食：自 漢 至 清 凡二百九十三，而食於晦日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於晦者一，初二者一，初三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則無晦食，更密矣；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更密矣；猶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書晝者一。至加時先後至四五刻者，當其時已然。……豈惟諸臣，即臣等新法遂成，似可悉無前代之誤，乃食限或差半分上下，加時或差半刻上下，慮所不免。（《月食先後各法不同緣由及測驗二法疏》）
這是說台官預告日食，自漢迄明，精密程度，代有進展。宋元以前，常可差至一日；自元迄明，尚可差至三四刻，徐氏採用西洋新法，始減至半刻上下。這一段中國曆算演進史，他歷歷用數字統計指示出來。又如他說：
洪武中親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樂而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餘一倍矣。隆慶初麗屬籍者四萬五千，而見存者二萬八千；萬曆甲午麗屬籍者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即又三十年餘一倍也。頃歲甲辰麗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在不下八萬，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餘一倍也。夫三十年為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兩男子，此生人之大率也。則自今以後，百餘年而食祿者百萬人，此亦自然之勢，必不可減之數也，而國計民力足供乎？（《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
明初創置宗祿，王祿萬石，八降為奉國中尉，猶二百石。到萬曆年間，連年災荒，邊餉無著，宗祿實難維持了。徐氏從過去推未來，指出其必不可免的趨勢。他居然能用數字統計，得出三十五年增加一倍的「生人之大率」，這簡直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他卻還早出世二百年。如云：
嘗考宋紹興中松郡稅糧十八萬石耳，今年米九十七萬石，會計加編，徵收耗剩，起解鋪墊，諸色役費，當復稱是，是十倍宋也。……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非獨松也，蘇、杭、常、鎮之幣帛枲，嘉湖之絲纊，皆恃此女紅末業，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若求諸田畝之收，則必不可辦……今北土之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吉貝則泛舟而鬻諸南，布則泛舟而鬻諸北，此皆事之不可解者。若以北之棉，學南之植，豈不反賤為貴，反貴為賤？余居恆謂北方之人必有從事者。若雲彼土風高不能抽引，此語誠然，顧豈無善巧之法。而總料其不然，亦未免為悠悠之論。故常揣度後此數十年，松之布當無所泄，無所泄，即無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全書》卷三十五）
他深切認識棉絲等紡織工藝在農村經濟中的重要性，並能預見其危機。試把近百年來中國農村所受國際經濟侵略的情形和這一段話作一對照，當更覺其深識遠見真不可及。他隨處留心把各地農業情形，各種農業方式，燦然羅列心目間，所以每發一論，總是真切透到，能抓住要害，絕不像旁人專說些空泛籠統不著痛癢的話。區區蝗蟲問題，一到他手裡，便儼然構成一套科學理論。在《屯田疏稿》中，除蝗條下，他徵引歷史事實，應用數字統計，把蝗生之時、蝗生之地、治蝗之法，都原原本本，有憑有據的講出來，他講水利更津津有味。在同疏用水條下云：
能用水，不獨救旱，亦可弭旱。灌溉有法、滋潤無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間，水土相得，興雲起霧，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能用水不獨救潦，亦可弭潦。疏理節宣，可蓄可泄，此救潦也。地氣發越，不至鬱積，既有時雨，必有時暘，此弭潦也。不獨此也，三夏之月，大雨時行，正農田用水之候。若遍地耕墾，溝洫縱橫，播水於中，資其灌溉，必減大川之水，先臣周用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是可損決溢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違數害，調爕陰陽，此其大者。不然，神禹之功，僅僅「抑洪水」而已；抑洪水之事，則「決九川距海，浚畎澮距川」而已，何以遽曰「水火木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舉而萬事畢乎？是故水能為利，亦能為害，不善用之則為害，善用之則為利。欲違害而就利，尋求體勢，不越五法。盡此五法，加以智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地之不得水者寡矣，水之不為田用者亦寡矣。……用水之源……用水之流……用水之瀦……用水之委……作源作瀦以用水……
看他講得面面俱到，真把水利科學化了。他認「西北治河，東南治水利」為救時之計，而將「水學」基礎置於「勾股測量」之上。此義見於他的《勾股義序》。他在《漕河議》中更說：
今誠得守敬其人，令博求巧工算史、為之佐史，西自孟門，東盡雲梯，南歷長淮，北逾會通，無分水陸，在在測驗，近用准平，遠立重表。……務令東西南北數百裡間，地形水勢，盡識其紆直倨勾，又盡識其廣狹淺深，高下夷險，燦然井然……而後仿裴氏之遺規，終若思之緒業，繪圖立論，勒成一書。
他治河不是孟浪從事的，而先要把中原地形大規模的測量一番，制出詳確可靠的地形圖以作依據，這真是科學家的作風。這種偉大的工作計劃，直到現在還需要我們去努力實現。他還有個偉大計劃，就是要建立一個分工合作把許多科學集中起來的研究機關。他知道科學是不能單傳秘授，而需要很多人公開研究的。他引利瑪竇的話道：
先生嘗為余言：西士之精於歷，無他謬巧也，千百為輩，傳習講求者三千年。其青於藍而寒於水者，時時有之，以故言理彌微亦彌著，立法彌詳亦彌簡。（《簡平儀說序》）
這是科學家不同於術士的地方。徐氏集合西士，創立曆局實即根據此意。當時局中所譯西書，間及各科，本不限於天算。但按著徐氏理想計劃，還更要「旁通眾務」，大規模的干一番。他在《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中有云：
且度數既明，又可旁通眾務，濟時適用，此則臣之所志而非臣之所能，故不無望於眾思群力之助也。
於是乎他提出急要事宜四款，其第四款「度數旁通十事」就涉及：（1）氣象學，（2）水利工程，（3）音樂，（4）軍事學，（5）統計學，（6）營造學，（7）物理學與機械工程，（8）地理學與製圖學，（9）醫學，（10）鐘錶學，最後他總括說道：
臣聞之《周髀算經》云：「禹之所以治天下者，勾股之所由生也」。蓋凡物有形有質，莫不資於度數故耳。此須接續講求。若得同事多人，亦可分曹速就。
這個計劃如果實現，簡直就是一個大規模的科學研究院。徐氏與歐洲近代科學始祖培根為同時人，培根曾著《新大西洋》（NewAtlantis）一書，假想一學術研究機關，名梭羅門館（Solomon House）。館中延聘三十六位科學家，其半數編輯古今經籍中的科學論說，其餘十八人復分六組，試行各種實驗，而審查其結果，最後目的乃在求萬事萬物之理而獲得新發明。這個理想研究院和徐氏所擬「旁通眾務」的計劃，很有些相類。然而培根去世後四十三年間，《新大西洋》風行一世，刊印了十版，英國皇家學會即依照其模型而成立於一六六〇年。後來這個學會中人才輩出，成為近代科學的大本營。溯其淵源，不能不說是受培根之賜。徐氏的計劃，卻只成立了那麼個曆局，翻譯了那麼些西書，雖然在中國學術史上亦留下深刻的痕跡，但其理想究竟沒有圓滿實現，繼續發展，辟出一個科學的新天地。徐氏的偉大，在許多方面實超過培根，然而歷史條件限制了他。這不是徐氏的不幸，而實在是中國的不幸啊！
關於晚明時代西學輸入情形，各書論及者甚多，故本章只略述大概。至徐氏學術，本文所論多根據竺可楨先生《近代科學先驅徐光啟》一文，該文見民國二十三年上海所出《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文匯編》中，甚精彩，可參考也。最後我介紹一段趣話，即《袁小修日記·卷四》所載：
看報，得西洋陪從利瑪竇之訃。瑪竇從本國航海來，凡四五年始至，初住閩，住吳越，漸通華言及文字。後入都，進自攜天主像及自鳴鐘於朝。朝廷館榖之。蓋彼國事天，不知佛，行十善，重交道，童真身甚多。瑪竇善談論，工著述。所入甚薄，而常以金贈人。置居第僮僕甚都，人疑其有丹方若王陽也。然竇實多秘術，惜未究。其言天體若雞子，天為青，地為黃，四方上下皆有世界，如上界與下界人足正相鄰，蓋下界者，如蠅蟲倒行屋樑上也。語甚奇，正與《雜華經》所云「仰世界，俯世界，側世界」語正合。竇與縉紳往來，中郎衙舍數見之。壽僅六十。聞其人童真身也。
當時學者，初見西人，都用好奇的眼光，作極幼稚可笑的推想，其隔膜誤解往往有更甚於此者。（此類材料甚多，擬另撰《明清間學者對於西學的印象》一文以論述之。）由此益可見徐李諸子真夐乎不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