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思想史論 · 第七章 古學復興的曙光
晚明是一個心宗盛行的時代。無論王學或禪學，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讀書著名。然而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每一個時代的思想界，甚至每一派思想內部，常都是五光十色，錯綜變化的。在不讀書的環境中，也潛藏著讀書的種子，在師心蔑古的空氣中，卻透露著古學復興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學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動，而不知晚明學者已經為清人做了些思想準備工作，而向新時代逐步推移了。
試看上章所述雲棲、紫柏、憨山、藕益諸大禪師，都是讀書很多，主張博學廣覽。他們的禪教一致論，精神上直和後來顧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說相接近，雖然他們是講佛家方面，而亭林是講儒家方面的。特別是紫柏刻了一部大藏經，而藕益遍讀全藏，著出一部在目錄學上極有價值的《閱藏知津》。這種崇尚宏博，讀書空氣的提高，不分明是古學復興的徵象嗎？當然，這種徵象表現在各方面，並不限於佛家。
晚明時代以讀書稽古著稱的，有胡應麟、焦竑、陳第、方以智等，稍前則有楊慎、陳耀文，而王世貞亦頗有根柢。這些人除陳、方二氏外，雖都不免於「閱見雜博」，但對於古學復興運動都是很有關係的。大概楊、陳、王、胡，投間抵隙，相引而起，為一組；焦、陳同時而相交遊，在某點上，亦可並論：方氏最後，亦最特出，卓爾不群。我們且從這幾家的學風上對當時古學運動作一鳥瞰罷。
楊升庵（慎），生當正德嘉靖年間，最號博洽。所著《丹鉛錄》、《譚苑醍醐》等數十種，雖疏舛偽妄在所不免，然讀書博古，崇尚考據之風實從此啟。其《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略例》、《轉注古音略》等雖不如陳第之精粹，然引據繁富，實為後來研究古音者所取材。其言有曰：
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有真空。實則擾長河為酥酪，空則納須彌於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譚苑醍醐序》）
他這個博約論極精切有力，實提倡一種新學風，一種新治學方法。他斷然主張多聞多見，尚博尚實，和當時心學家所走路數顯然不同。他又說；
葛稚川云：「余抄掇眾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據胡應麟考證此語出王筠而非王融）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計越千……（《丹鉛別錄序》）
抄書是考證的一種基本工夫。既要言必有徵，就不能不博覽，不能不抄書。所以後來顧亭林乃至有「著書不如抄書」之說。升庵此論足見其學風之所趨向。當時升庵的影響很大。如陳耀文，對他不服氣，因特著《正楊》一書以還擊他。王世貞意見又不同，對於兩家各有指摘。胡應麟的《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也是專為訂正楊著而作。朱國楨《涌幢小品·正楊》謂：
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辯者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哄然糾駁，不免為前人暗笑。（卷十八）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亦謂：
《丹鉛》諸錄出，而陳晦伯《正楊》繼之，胡元瑞《筆叢》又繼之。當時如周方叔、謝在杭、畢湖目諸君子集中，與用修為難者不止一人。然其中雖極辨難，有究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已匯為一書，顏曰《翼楊》……
不管《正楊》也罷，《翼楊》也罷，總而言之，以升庵為中心，在當時學術界激起很大波動，這是極明顯的。升庵和許多其他開風氣的人物一樣，雖不免謬誤百出，遭後人攻擊，然而他提出許多過去學者所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在許多方面為後來考證家開其先路，要追溯晚明古學復興運動的由來，總是不能不從他講起的。
陳耀文，字晦伯，確山人，比升庵稍晚出，而博洽略可相當。所著《經籍稽疑天中記》等數十百卷，雖駁雜不純，而見聞終富，直到後來毛西河、姚際恆還時時稱引他。其《正楊》之作，叫囂詆誹，未免太甚。但由陳、楊異同這一場公案，使許多冶考證的人增加興趣不少，對於當時古學運動不能不說是一種有力的刺激。
王弇州（世貞），為一代文壇主盟，其《四部藁》數百卷，風靡一世，初時譽滿天下，後亦毀滿天下。平心而論，其秦漢偽體，固不足為訓；而博綜典籍，諳習掌故，終不同於空疏者流，對當時古學運動，也不能說沒有一點功績。
胡元瑞（應麟），為萬曆間學者，本來也是弇州派下人物，而特以考據見長。所著書籍亦數十百卷，徵引典籍，極為宏富。《四庫提要》論其《少室山房筆叢》云：
蓋捃摘既博，又復不自檢點，牴牾橫生，勢固有所不免。然明自萬曆以後，心學橫流，儒風大壞，不復以稽古為事。應麟獨研索舊文，參校疑義，以成是編，雖利鈍互陳，而可資考證者亦不少。朱彝尊稱其不失讀書種子，誠公論也。楊慎、陳耀文、焦竑諸家之後，錄此一書，猶所謂差強人意者矣。（卷一百二十三）
觀此可知胡氏在晚明古學界的地位。他對於升庵著述很下過一番工夫，其《筆叢》中《丹鉛新錄》及《藝林學山》兩部分，對於楊、陳二氏說多所折衷。他說：
楊子用修拮据墳典，摘抉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令所撰諸書，盛行海內。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八埏，靡不該綜。即惠施、黃繚之辯，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瑕瑜，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竊窺楊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怪之情合，故有於前人之說，淺也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釁開，故有於前人之說，疑也驟而信之，是也驟而非之。至剽敚陳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蚤歲戍滇，罕攜載籍，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修往哲，隻字中窽，咸極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楊子之言，間多蕪翳，當由傳錄偶乏藎臣。」鄙人於楊子業，忻慕為執鞭。輒於占之暇，稍為是正。甕天蠡海，亡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於楊子之門，或為余屈其一指也夫。（《丹鉛新錄引》）
用修生平纂述，亡慮數十百種，《丹鉛》諸錄其一耳。余少癖用修書，求之未盡獲，已稍稍獲，又病未能悉窺。其盛行於世，而人尤誦習，無若《藝林伐山》等十數篇，則不佞錄《丹鉛》外，以次卒業焉。其特見罔弗厭余衷，而微辭眇論，亦間有未易懸解者。因更掇拾異同，續為錄，命之日《藝林學山》。客規不佞：「子之說則誠辯矣。獨不聞之蒙莊之言乎？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昔河東氏非《國語》，而《非非國語》傳；成都氏反《離騷》，而《反反離騷》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嘵嘵焉數以辯嘩其後。後起者籍焉，子其躬矣。夫丘陵學山而弗至於山，几子之謂也。」余曰：「唯！唯！竊聞之，孔魚詰墨，司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楊，古今共然，亡取苟合。不佞於用修，盡心焉耳矣。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方茲籍乎，而奚容目睫諉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繄魯人也。師魯人以師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學用修，用修無亦逌然聽哉？（《藝林學山》引）
他以升庵的忠臣自命，其繩愆糾謬，乃正所以善學升庵。他對於升庵實深嚮慕，而大受其影響，儘管多有異同，而實在是一條路上的人。他的《四部正訛》，頗為現今做辨偽工作者所表彰，亦為《筆叢》中的一部分。
焦弱候（竑），亦出萬曆年間，師耿天台而友李卓吾，本是個王學左派的人物。然而他特以博洽著稱。所著《國史經籍志》雖不算好書，但對於目錄學這一道總算已能注意。其《筆乘》所論，雖多援儒入釋，大張狂禪之焰，但精采處亦不少。最可注意的如《古詩無叶音》卷三中一條：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於《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為之音曰：此葉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葉「葭」與「豝」，又音五紅反，而葉「蓬」與「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葉「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葉「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禡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雲，「於林之下」，上韻為「爰居爰處」；《凱風》雲，「在浚之下」，下韻為「母氏勞苦」；《大雅·綿》，「至於岐下」，上韻為「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睢》雲，「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雲，「之子無服」，上韻為「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為「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雲，「我心則降」，下韻為「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為「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雲，「與子同澤」，下韻為「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為「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葉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余曰：葭與豝為一韻，蓬與豵為一韻，「麟之定」，「定」與「姓」為韻；「於嗟麟兮」一句亦不必葉也。《殷其雷》、《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兔罝》，「仇」與「逵」同韻。蓋「逵」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為「渠之反」以葉之，遷就之曲說也。
此段講古音，明確條暢，竟然大類顧亭林《答李子德書》。後來講古音的多溯及陳第，而不及焦氏此文。實則江慎修已明言「古無叶音之說，始於焦竑，而陳氏闡明之」。陳蘭甫對焦氏此文亦特別加以表彰。陳第自己在其《毛詩古音考》的跋文上也說：
往年讀焦太史《筆乘》曰「古詩無叶音」，此前人未道語也。知言哉！歲在辛丑，嘗為考證。尚未脫稿，即有建州溫陵之游，留滯三年，徒置舊篋中，甲寅春，來舍陵，稿未攜也。秋末，造訪太史，談及古音，欣然相契，假以諸韻書。故本所憶記，復加編輯。太史又為補其未備，正其音切。於是書成可繕寫，爰以公諸同好。此道久湮，知之者寡。即吳才老、楊用修，博採精稽，猶未取斷言非葉也。太史與愚乃篤於自信，真千載一遘矣。使見者以為是也，古音自此而明；謂未盡也，觸類引伸，必自是始，如謂非也，則以待後世子云而已。
觀此可知古詩無叶音之說，確為焦氏創見，即陳氏所著亦未嘗不與之有關也。
陳第，字季立，連江人。治音韻特精。其《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為後來言古音者所祖述。《四庫提要》在《毛詩古音考》條下論之云：
言古韻者自吳棫，然《韻補》一書，龐雜割裂，謬種流傳，古韻乃以蓋亂。國朝顧炎武作《詩本音》，江永作《古韻標準》，以經證經，始廓清妄論。而開除先路，則此書實為首功。大旨以為古人之音，原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牽就。如母必讀米，馬必讀姥，京必讀疆，福必讀逼之類，歷考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讚，往往多與詩合，可以互證。於是排比經文，參以群籍，定為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以探古音之源；旁證者，他經所載，以及秦漢以下去風雅未遠者，以竟古音之委。鉤稽參驗，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謂篤至。雖其中如素音為蘇之類，不知古無四聲，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華又音和之類，不知為漢魏以下之轉韻，不可以通《三百篇》，皆為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宇，言必有徵，典必探本，視他家執今韻部分妄以通轉古音者，相去蓋萬萬矣。初第作此書，自焦竑以外，無人能通其說，故刊版旋佚。此本及《屈宋古音義》，皆建寧徐時作購得舊刻，復為刊傳。雖卷帙無多，然欲求古韻之津梁，舍是無由也。（卷四十二）
他完全用比較歸納、以經證經的方法，精密純粹，調理秩然，在明人著述中可謂特出。這不僅為治古音者辟出一條康莊大道，並且在一般治學方法上，其影響也是極大的。他沒有楊慎、焦竑那樣博洽，卻也不像他們那樣駁雜。他和清代樸學家更接近一步了。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為明末海內所稱四公子之一。清兵南下後，曾從永曆帝於梧州。後見事無可為，乃棄官為僧。「無可」「藥地」「浮山愚者」「極丸老人」，皆其出家後之稱號。與王船山時有往還，船山詩文中極稱道之。所著《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極為精博，迥出明代一般考據家之上。《四庫提要》論之曰：
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偽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雖其中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源溯委，詞必有徵，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矣。（卷一百十九）
明代考證著述受清人如此推重者，實不多見。由此可知其書之價值。方氏治學方法，最可注意。他說：
考究之門雖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經而已。必博學久之，得征乃決。（《通雅凡例》）
他已經把「考究之門」認成一種專門學問，和那性命之學相對立。他深知這門學問的性質，不能憑自悟，不能憑墨守，而必須廣搜博採，日積月累，經過極繁艱的歷程，把一切論斷都建立在確鑿的證據上，即所謂「博學久之，得征乃決」，這已經是把握住考證家治學方法的精髓了。他自述其治學的經過道：
吾與方伎游，即欲通其藝也；觀物，欲知其名也；物理無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探求其故也。以至於頹牆敗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後釋然於吾心。（《通雅·錢澄之序》述方氏語）
看他這種到處考索細大不捐的艱苦工夫，和顧亭林簡直沒有二樣。他還有《物理小識》一書，原附《通雅》，後別行，乃是由他兒子中通等編成的。其內容大致雖亦從張華《博物志》、贊寧《物類相感志》諸書而衍之，但彼只言克制生化之性，而此則推闡其所以然；雖所錄不免冗雜，未必一一盡確，所論亦不免時有附會，但能有意識的提出一種「質測」方法來，已經可算是卓絕千古。王船山稱他道：
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若邵康節、蔡西山則立一理以窮物，非格物也。（《搔首問》）
「質測」即實驗，語見《物理小識》。船山指出他和邵、蔡等的區別，非常重要。因為這就是科學所以別於過去一切象數、占驗、博物、誌異諸書之一基本要點也。這時候西學已經輸入了，方氏深受其影響。他用「質測」的方法，根據確鑿可靠的事實，敢信古，也敢信今。他說：
古今以智相積而我生其後，考古所以決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讓後人者，韋編殺青，何如雕板，龜山在今，亦能長律；河源詳於闊闊，江源詳於《緬志》；南極下之星，唐時海中占之，至泰西人，始合為圖，補開闢所未有。（《通雅》卷首）
他認定人類知識，越積越多，後來居上，今人所知盡多為古人所未及知者。許多明明白白的事實放在面前，斷不容我們強閉眼晴曲從古人。他毫不猶豫的稱泰西天文學「補開闢所未有」，可見他當時對於西學是何等的崇拜。他更注重方言辨護俗字，主張講拼音文字，處處表現出他的歷史眼光，表現出他尊重時代的精神。這些地方已經超越了一般古學家，即清代大師能達到這種程度的也不多。我們讀方氏書，真覺得元氣淋漓，處處透露出新時代的曙光。
大概明朝中葉以後，學者漸漸厭棄嫻熟的宋人格套，爭出手眼，自標新異。於是乎一方面表現為心學運動；另一方面表現為古學運動。心學與古學看似相反，但其打破當時傳統格套，如陸象山所謂「掃俗學之凡陋」，其精神則一。王陽明已經要講古本《大學》了，王學左派的焦弱侯竟以古學著名了。自楊慎以下那班古學家，並不像乾、嘉諸老那樣樸實頭下工夫，而都是才氣縱橫，帶些浪漫色彩的。他們都是大刀闊斧，而不是細針密線。他們雖不免於駁雜，但古學復興的機運畢竟由此打開了。
最後，我們還應當一述的，就是當時藏書風氣的盛興。如范氏天一閣、鈕氏世學樓、祁氏澹生堂、黃氏千頃齋、錢氏絳雲樓、鄭氏叢桂堂，都是著名藏書的地方。其餘若上文所述焦竑、陳第、胡應麟等都是藏書極富。特別是毛子晉，專門以藏書刻書傳名後世。他前後積書八萬四千冊，構汲古閣目耕樓以保藏之。一時書舶雲集於門，邑中為之諺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他並且刻了許多古書，流布遍天下。直到現在，稍讀古書的幾乎無不知有汲古閣，可想見其影響之大。假使沒有這樣豐富的藏書，那班古學家將無所憑藉以用其力。我們講古學運動，對於這些私人圖書館是不應遺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