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思想史論 · 第四章 異軍特起的張居正
正當王門後裔各樹旗幟紛紛講學的時候，出來一位特異人物張居正。張居正是一位大政治家，這是誰都知道的。可是我們還應該知道，他的政治建樹實以學術為根柢，在思想史上我們不能不給他一個特殊地位。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諡文忠，江陵人。生於嘉靖四年（1525），卒於萬曆十年（1582），壽五十八歲。年二十三成進士，在翰林者七年，歸田修養者六年。三十六歲復出，歷任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右諭德兼太子講讀、翰林院學士等官。四十二歲初入內閣，兼掌部事，先後與徐階、高拱、李春芳等共同輔佐穆宗者六年。神宗即位以後，進為首輔，獨掌政權者十年，其為政綜核名實，信賞必罰，一時內安外攘，號稱富強。自從梁任公將他列為中國六大政治家之一，近年來論述他的很多。但大概都是關於政治方面。茲專就其學術思想談一談：
本來江陵並不講學，甚至毀書院，殺何心隱，和當時講學家正立在敵對地位，所以他被人指為「不悅學」，而向來講明代學術的也提不到他。但是實際上他自有一套學術。請看他說：
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為大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於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為學，不若離是非，絕取捨，而直認本真之為學也。孔子自言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榖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人家說他不喜講學，他認為誣罔，他偏說自己是「實好學」，是「直認本真」，不過不像那班講學家的「虛談」罷了。他對於那班講學家的批評，他自己對於學術上的根本見解，大致見於《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那封信。他說：
夫昔之為同志者，仆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覺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蟆禪耳。而其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丑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所以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為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為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能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概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略，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為戒，以為下不倍為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如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為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為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聖祖學規以教胄而不敢失墜；為提學憲臣則必遵奉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於反古之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尊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矣乎？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煊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仆未解也。仆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為功，以崇尚本質為行，以遵守成憲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兔魚未獲，無舍筌蹄；家當未完，無撤藩衛，無以前輩為不足學而輕事詆毀，無相與造為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
他痛斥那班講學家的流毒，罵他們為「蝦蟆禪」。他教人就在自己職守以內去學，而不要舍其本事，別開一門以為學。他教人「足踏實地」，「崇尚本質」，「遵守成憲」，「誠心順上」，真可謂卑之無甚高論。然而他卻認為雖孔子復生也必須如此立教。他對於孔子另有一種看法，單從「生今反古」，「為下不倍」上發出一套大議論，簡直和韓非、李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主張有些相類了。他這套議論很得意，在別處也時常提到。如《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就和這段文字差不多。尤其是在《辛未會試程策》中，大發「法後王」之義，議論特別精彩，態度特別鮮明。其大旨謂：
夫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時宜之，艮安之，雖庸眾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於時，拂於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眾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往代無論已。明興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博稽逖采，靡善弗登。若六卿仿夏，公孤紹周，型漢祖之規模，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曆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教，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即如算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新法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強之效，而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眾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於聖哲者乎？故善法後王者，莫如高皇帝矣。……夫漢宣帝，綜核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嘗新一令，創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飾而振舉之，如曰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為稱上意者，亦未嘗以己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徒縣文，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其所以振刷綜理者，皆未嘗稍越於舊法之外。唯其實事求是，而不採虛聲，信賞必罰，而真偽無眩，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後世鮮及。故崔實稱其優於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為非，良不誣矣。……成憲俱存，舊章森列，明君賢臣，相與實圖之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祛積習以作頹靡，振紹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行國是，核名實以行賞罰，則法行如流，而事功輻輳矣。若曰：此漢事耳，吾且為唐、虞，為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他斷言主張法後王，指斥那班高談唐、虞、三代者為俗儒。他對於秦、漢以後的制度，尤其是他本朝之制度，極力表彰。他極口稱讚王霸雜用謂漢家自有法度的漢宣帝。他說明朝制度，「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這種鮮明的貴今主義，比陳同甫、葉水心輩所論還要痛快得多。他甚至說：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辟者也。其創製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雖有劉、項百輩，何能為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為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徒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為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者。（《雜著》）
這是何等大膽的翻案文章！他確乎有一種真知灼見，所以才能發出這樣卓絕千古的議論。這些地方自然帶些霸氣，很接近申、韓。然而霸道本是他不諱言的。如云：
憶昔仆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仆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唯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雲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仆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沖德外，其播之政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嘆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強哉？（《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綜觀江陵生平言行，尊主威，振綱紀，明賞罰，核名實，講富強，重近代，孤立一身，任勞任怨，純是法家路數。在他的文章中，有許多地方絕類商鞅、韓非的口吻，甚至明白襲用《韓非子》中的成語，如：「小仁，大仁之賊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浸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而致其所大利也。」（《顯學》）由此可知其受法家影響之深。抱這樣思想，他當然不諱言霸道。陸象山有言：「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介甫慕唐虞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所以弄得王不成，霸不成。」從這一點上說，江陵倒是很近乎商鞅，比荊公爽快多了。
講到這裡，我聯想起高拱。誰都知道新鄭是江陵的政敵。然而在他們還沒有成為政敵以前，他們還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們同服務於太學，而互以相業相期許，雖然後來時移勢易，終致乖離，但當初他們切磋共學的那段因緣，畢竟是不可泯滅的。我們現在看新鄭所作《本語》，其中有些主張見解和江陵很相近。如云：
孔子憲章文、武，蓋時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正不可妄意紛更。只將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而實心奉行之。縱有時異勢殊，當調停者，亦只就中調停，處得其當便是，不可輕出法度之外啟亂端也。此不惟分所宜然，祖宗聰明睿知既邁倫夷，而又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苦辛備嘗，經煉久熟，其所貽謀，為法既善，為慮更深，固非後世疏淺之見所能及也。夫豈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隨乖天下之全，圖以一時之便而遽梗萬年之長計哉？
帝王創業垂統，必有典則貽諸子孫，以為精神命脈。我祖宗燕謀宏密，注意淵遠，非前代可及。聖子神孫，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歟盛矣。迨我穆皇，未獲有所面授。我皇上甫十齡，穆皇上賓，其於祖宗大法，蓋未得於耳聞也。精神命脈既所未悉，將何以鑒成憲繩祖武乎？今日講經書，後又講《貞觀政要》等書。臣愚謂宜先知祖宗家法，以為主本，而後可證以異代之事。不然，徒說他人，何切於用？乃欲於祖宗列聖實錄所載聖敬事天之實，聖學傳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務勤儉，如何察讒佞，如何總攬大權，如何開通言路，如何進君子退小人，如何賞功罰罪，如何肅宮闈，如何御近習，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撫百姓，如何鎮撫四方，撮其緊切，編輯成書，進呈御覽。在講筵則日進數條，在法宮則日披數段。庶乎祖宗立國之規模，保邦之要略，防微杜漸之深意，弛張操縱之微機，可以得其大較。且今日之域中，祖宗之天下。即以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須更費商證，而自無所不當。我皇上聰明天縱，睿智日開，必因而益遡祖宗精神命脈所在，以觀耿光，以揚大烈，以衍萬年無疆之祚者，將在於是，則特為之引其端焉爾。
聖祖罷丞相，散其權於六卿，而上自裁決。成祖始制內閣，以翰林官七人處之，備問以言，商榷政務，極其寵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後遂理機務諭旨。比其久也，則遂隆以師保之官，稱輔臣焉。雖無宰相之名，有其實矣。然皆出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諸首甲與夫庶吉士之選留者。其選也以詩文，其教也以詩文，而他無事焉。夫用之為侍從，而以詩文，猶之可也。今既用於平章，而猶以詩文，則豈非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乎？舊制固不敢議，而就中有以為之處焉，亦無不可者。誠宜於其選也，必擇夫心術之正，德行之良，資性聰明，文理之通順者充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職分之所在。如一在輔德，則教之以正心修身以為感動之本，明體達用以為開導之資，如何潛格於其先，如何維持於其後，不可流於迂腐，不可狃於曲學，雖未可以言盡，然日日提撕，日日聞省，則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輔政，則教之以國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詳，古今治亂安危必求其故，如何為安常處順，如何為通權達變，如何以定官邪，如何以定國是，雖難事事預擬，亦必當有概於中也，於是乎教之以明解經書，發揮義理，以備進講；教之以訓迪播告之辭，簡重莊嚴之體，以備代言；教之以錯綜事理，審究異同，以備纂修；而應制之詩文，程士之文藝，在其後焉。面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試之。養之既久，則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後，仍以舊業日加淬勵，閣臣時時督課，與之講論，試其所有之淺深，觀其行履之實否。比其久也，則可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業必有可觀者。翰林庶吉士未嘗不可也。今也止教詩文，更無一言及於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賀壽以為文，栽花種柳以為詩，群天下英才為此無謂之事，而乃以為養相才，遠矣。
他尊重本朝制度，尊重祖宗成憲，認為「時王之法不可不守」，認為各朝代都有自己祖宗創造的根本大法以為「精神命脈」。他要當嗣君的首先研究本朝大法，能深悉其「精神命脈」之所在，然後才拿「異代之事」來作參考，什麼經書以至《貞觀政要》之類，都算次要的東西，這可以說是新鄭對於帝王教育的主張。他又認定翰林院是培養相才的機關，不應該專學些無用的詩文，而應該把當代典章制度以及輔相君主辦理政治所必需的各種事項，都一一預先講習，以備他日之用，這可以說是新鄭對翰林教育或宰相教育的主張。從這些言論裡面，分明可以看出他的貴今主義和實用主義。試把上面所引江陵那幾段話拿來作一對照，一定可以發現其一致之點。他主張「明刑」，反對「赦」，反對「放縱」。他綜核名實，特別注意官吏的考察法。他替劉晏辯護，斥胡致堂「徒以不言利為高，而使人不可為國」。這一切都和江陵為同調。《明史》稱他「練習政體，有經濟才」，實在不錯。江陵有這樣一位學侶，互相切磋了好幾年，當然不能不受很大影響。這是論江陵學術淵源和進學歷程者所不可不注意的。
以上所述，是江陵學術接近法家的一方面，然而江陵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法家，或簡單的事業家，他還自有一套「心學」，還很得力於「禪」。在他的文集中有好多處講禪學，如：
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答高孝廉元谷》）可見他很會談禪，對於此道確有所得。但江陵所得於禪學者還不止此。《袁小修日記》卷五載：
江陵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為世界眾生，乃是大菩薩行。」故立朝時，於稱譏毀譽俱有所不避，一切利國福民之事，挺然為之。
這段話真能把江陵精神命脈心髓入微處表現出來。試看他文集中屢次提到《華嚴經》，如：
偶閱《華嚴經·悲智偈》，忽覺有省。即時發一宏願，願以深心奉塵剎，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此時惟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為己有。幸而念成緣熟，上格下孚，官府穆清，內外寧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途，其致一也。（《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吾亦歡喜施與。（《答吳堯山言宏願濟世》）
可知小修的話確有根據。江陵一生，赤誠任事，置毀譽、得失、禍福、生死於度外。其精魂所寄，原來乃在《華嚴經》。旁人學禪，只學個遁世自了。江陵學禪，卻學個宏願濟世。他還有句話：
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答奉常陸五台論治體用剛》）
這樣的禪真是普通人所夢想不到的。本來江陵也是個學道的人。他生平所最尊奉的老師徐存齋，是聶雙江的門生，雙江又是陽明的門生。當時的王學家，如羅念庵、胡廬山、王敬所、羅近溪、耿天台……都和江陵有來往，在《江陵文集》中有許多和他們論學的信。最有意義的如：
比來同類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廬山西蜀，公在宛陵，知己星散。仆以孤焰，耿耿於迅飈之中，來知故我何似。聞公政致刑措，不言民從，蓋皇農之再見。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此固羅近溪本來面目。然同志數君子，往來倡導，使人咸知有仁義道德，則所以助公道緣為不少也。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追，金體乃現。仆每自恨優悠散局，不曾做得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仆不信也。（《答羅近溪宛陵尹》）
從這信的前一段，可以使我們想見江陵當年和那班王學家在一塊講學的情形。他稱他們為「同類」，為「知己」。這正是前引《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那封信中所謂「昔之為同志者仆亦嘗周旋其間」的事實例證。至於後一段論學的地方，具見江陵學術的特色，真是精彩極了。他要「窺實際」，要於「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下工夫，要「從花中看花」，而反對「以虛見為默證」。這正是他和一般講學家絕異的地方。他曾說過：
仆以寡昧，謬當重寄；別無他長，但性耐煩耳。（《答陵洋山》）
惟其「耐煩」，所以不怕「瑣細」、「猥俗」、「糾紛」，而能從「人情物理」中切實磨鍊。必須這樣，才能「窺實際」，才算真得力，至於一般講學家，只略略見得一個「頭腦」，便要放手，所以只有「虛見」並非「默證」，其病正坐不「耐煩」耳。江陵最不喜歡虛見空談，如云：
承教虛寂之說，大而無當，誠為可厭。然仆以為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放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為病。苟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則曰致曲，曰求仁，亦豈得為無弊哉，願與同志共助之也。（《答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為宗、教二門。凡今吾輩之所講研窮究，言語印證，皆教也。若夫宗門之旨，非略象忘詮，真超玄詣，詎可易言？然宗由頓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隨根領受。而今之學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於象，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墜於詮。此豎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紛紛於世也。（《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這兩節表面上粗粗一看，好像衝突。前一節既然怕人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後一節卻又怕人「略象忘詮」，那末無論你講「虛寂」、講「致曲」、講「求仁」，既然都只是在「言語名色上繳繞」，以致「其說屢變而愈淆」；及一離「言語名色」，「略象忘詮」，卻又陷於「妄意揣量」的毛病。左支右絀，終無是處。假使反過來說，你是「實好學」的，是「務實得於己」的，那末你講「致曲」、講「求仁」可以，講「虛寂」也可以，「言語印證」可以，「略象忘詮」也可以。總而言之，全看你實不實。因為這樣，所以江陵對於當時那班講學家「離是非，絕取捨」，超然獨處於各派糾紛之外，而冥心孤往，直尋本真。他說：
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耳。（《答聶司馬雙江》）
不榖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答藩伯周友山講學》）
吾生平學在師心。不但一時之毀譽有所不顧，雖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答朱按院辭建三召亭》）
這些話正得著王學的真精神。章太炎謂王學的長處在「內斷疑悔，外絕牽制」。王龍谿至於說不怕「惡名埋沒一世」。這種斷然自信敢作敢為的精神，江陵真發揮盡致了。原來江陵當十三歲時，即受知於顧東橋，東橋乃曾與陽明論學者也。及在翰林院，正是徐存齋、歐陽南野、聶雙江、程松溪會講靈宮，王學聲勢最盛的時候，當然和這班講學家往來的機會很多，而深受其影響。雖然江陵後來很反對那班講學家，但所反對者是他們的「虛談」，而他自己的精神命脈實際上仍是從王學中孕育出來的。說到這裡，一定有人懷疑，江陵既然崇尚實用，走的是法家路數，怎麼還會和王學拉在一起？王學不是最玄虛的一種學術嗎？關於這一層，我們應該知道，王學雖然有它極玄虛的地方，卻也有它極實用的地方。要說玄虛，它可以直入佛、老，要說實用，它又可以直入申、韓。只要看一看本書前三章，你就知道王學中含有一種實用主義的成分。王學是經世的，主張「親民」之外無所謂「明明德」的，是不拘故常而隨機應變的。不過後來左派諸子既「承領本體太易」，而流於猖狂；右派諸子又轉回李延平一路，而不免於枯寂。倒是江陵出來，有左派之闊達而凝其神，有右派之堅實而宏其用，既見「頭腦」，更窺「實際」，親體默證，把王學確實受用一番。他自稱為「實好學」，我是絕對相信的。並且我確乎相信他能使王學得到新生命，能把王學中最粹美的精神發揚光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