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思想史論 · 第三章　所謂狂禪派

當萬曆以後，有一種似儒非儒、似禪非禪的「狂禪」運動風靡一時。這個運動以李卓吾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顏、何一系，而其流波及於明末的一班文人。他們的特色是「狂」，旁人罵他們「狂」，而他們也以「狂」自居。本來當年陽明就自命為「狂者」。如《傳習錄》載：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眾，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眾；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為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眾，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薛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賢的血脈。」 由此可知「狂」正是王學的本色。不過陽明究竟還不甚「狂」，後來左派就專從這一路發展了。龍谿極力辨別狂狷與鄉愿，對於「狂者」大為讚揚。如云： 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於狂，又思及於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為德之賊。……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回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為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恥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於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彀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非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脈尋討根究，只管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跡，免於非刺，以求媚於世，方且傲然自以為是，陷於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與梅純甫問答》） 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疏目，旨高而韻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於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亦其心事光明特達，略無回護蓋藏之態，可幾於道。天下之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於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與陽和張子問答》） 他看世儒，依照聖賢榜樣，道理格式，專去陪奉旁人顏色行事，完全是一種鄉愿學問，所以明顯提倡狂者一路以矯其弊。張元益稱他道： 寧為闊略不掩之狂士，毋寧為完全無毀之好人；寧為一世之囂囂，毋寧為一世之翕翕。（《龍谿墓志銘》） 唐荊川稱他道： 篤於自信，不為形跡之防，包荒為大，無淨穢之擇。（《明儒學案》引） 這是龍谿的狂者作風。至於心齋，連陽明也覺得他「意氣太高，行事太奇」，而加以裁抑，其「狂」更不用說了。然而他們究竟還都是名教中人，沒有大越普通儒者的矩矱，沒有乾脆成為「狂禪」。直到顏、何一派，情形便不同了。他們已經真成為「狂禪」，而為李卓吾的先驅了。茲分述其學行大略如後： （1）顏山農 山農名鈞，吉安人。嘗師事劉獅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尚遊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徐波石戰死元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有為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省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為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三十餘年，其心髓精微，決難偽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賢，斷斷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戍出，年八十餘。 山農之學，大致謂：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慎？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其立說詳情現在雖無從考究，但即就此所述大旨看來，已可知山農將傳統的道理格套盡與掃除，即戒慎恐懼工夫亦拋置一旁。勇往直前，放手做去。觸世綱，犯眾怒。其張皇氣象，遊俠精神，已顯然非名教所能羈絆了。 （2）何心隱 心隱本姓梁，名汝元，字夫山，後改姓名為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于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徵，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台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製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台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台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為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為無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嗒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心隱在京師，辟穀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亂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為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為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幀、劉台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 心隱之學，不墜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形象於事。所以他說： 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弒君弒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捨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慾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慾乎？」 他反對無極，反對無欲，明白指斥濂溪，打破傳統的道學舊套，其駿快處直接近後來的陳乾初、潘用微、顏習齋。然而機權變詐，縱橫無礙，為目的不擇手段，絕不類普通儒者的面目了。 （3）鄧豁渠 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為諸生時不悅學。趙大洲為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為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為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為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為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泰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倥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宮，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為死，罪惡莫贖。今尚在，亟歸廬爾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來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游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官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 渠自序為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即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因入黃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悟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終日在人情事變中，若不自與，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梨洲謂：「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為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看豁渠這樣行徑，真活畫出一個「狂禪」樣子。本來大洲對於禪學已經直認不諱，然而他卻不「狂」。若豁渠則「狂」得連大洲也不能不罵他荒謬了。 （4）管東溟 東溟，名志道，字登之，蘇之太倉人。江陵秉政，東溟時為刑部主事，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出為廣東僉事。後以老疾致仕。萬曆三十六年卒，壽七十三歲。 東溟受業於耿天台，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顧涇陽曾與辯難，其往復書牘見於涇陽《證性編》卷五。《明儒學案》撮述其大旨道： ……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准，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與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為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游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為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尚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 這些話真算大膽，直可放到清末今文學家啟蒙運動者如康南海、潭瀏陽諸人文集中。他打破儒術一尊的局面，極力抬高佛的地位。他把孔子看得很圓活，可以為夷、惠，可以為黃、老，可以為桓、文。道德、刑名、權謀、術數，兼容並包，隨機運用，可算是思想上一大解放。狂禪派的理論大綱，已具備於此了。 除以上諸人外，尚有方湛一、程後台、錢懷蘇等，茲不具述。梨洲總論他們道： 龍谿之後，力量無過於龍谿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非復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慾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為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學案》卷三十二） 梨洲把顏、何這般人的學術看作祖師禪一路。關於祖師禪的話，梨洲講得很多，後面我們還要提到。總而言之，這是一種縱橫無礙大活動的禪，也正可說是「狂禪」。這種狂禪運動到李卓吾算是發展到極端了。 李卓吾，名贄，泉州晉江人。生於嘉靖六年（1527），卒於萬曆三十年（1602），壽七十六歲。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簣丈人間。」及長，身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助朋友之急。讀傳注，憒憒不省，不能契朱子深心。欲棄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月。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耶？」既領鄉薦，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為共城校官。共城為宋李之才宦遊地，有邵康節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上。卓吾生於泉，泉為溫陵禪師福地，故曾自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遨遊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矣」。因又自號百泉居士。後官禮部司務，曰：「吾聞京師人士所都，盍訪而學焉。」人曰：「子性太窄，苟聞道，當自宏闊。」卓吾曰：「然。」遂又自命為宏父。初未知學道，或語之曰：「公怖死否？」卓吾曰：「死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卓吾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有所契，超然於語言文字之表。出為姚安知府。為政舉大體，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不賈世俗能聲。自治清苦，僚屬士民胥吏夷酋莫不向化。喜與衲子游，常住伽藍判事。或坐堂上，置名僧其間，簿書有暇，即與參論玄虛。俸祿之外，了無長物。是時上官嚴刻，吏民多不安。卓吾曰：「邊方雜夷，法難盡執，仕於此者，攜家萬里而來，動以過失狼狽去，尤不可不念之。但有一長，即為賢者，豈宜責備耶？」居三年，以病告，不許。遂入大理之雞足山，閱《藏經》，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初與黃安耿子庸善，既罷郡，不歸家，曰：「吾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余日，何必故鄉也？」遂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淡於聲色，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婢妾。旋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邱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為事。性愛掃地，數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拂身拭面，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氣味。其欣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鈔為善本，逐字讎校，肌襞理分，時出新意。其為文，不阡不陌，攄其胸中之獨見。亦喜為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得意者瘦勁險絕，骨稜稜紙上。一日，頭癢，倦於梳櫛，遂剃其發，獨存鬢須；去衣冠，即所居為禪院。居常與侍者論出家事曰：「世間有三等人宜出家。其一，如莊周、梅福之徒，以生為我梏，形為我辱，智為我毒，灼然見身世如贅瘤然，不得不棄官隱者，一也。其一如嚴光、阮籍、陳摶、邵雍之徒，苟不得比於傅說之遇高宗，太公之遇文王，管仲之遇桓公，孔明之遇先主，則寧隱勿出，亦其一也。又其一者，陶淵明是也。亦愛富貴，亦苦貧窮。苦貧窮，故以乞食為恥，而曰「叩門拙言辭」；愛富貴，故求為彭澤令，然無奈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賦歸去也，此又其一也。侍者進曰：「先生於三者何居？」卓吾曰：「卓哉莊周、梅福之見，我無是也。待知己之主而後出，必具蓋世才，我亦無是也。其陶公乎？夫陶公清風被千古，余何人而敢雲庶幾焉。然其一念真實，不欲受世間管束，則偶與之同也。」卓吾喜接引人，來問學者，無論緇白，披心酬對，風動黃、麻間。時有女人來聽法，或言女人見短，不堪學道。卓吾曰：「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且彼為法來者，男子不如也。」卓吾氣概激昂，行復驚眾，黃、麻間士大夫皆大噪，詆為左道惑眾。因卓吾共彼中士女談道，刻有《觀音問》等書，忌者更以帷簿蜚語，思逐去之。卓吾笑曰：「吾左道耶？即加冠可也。」遂服其舊服。於時左轄劉東星迎卓吾武昌，自後屢歸屢游。劉晉川迎之泌水，梅之丞迎之雲中，焦弱侯迎之秣陵，皆推尊為聖人。無何，復歸麻城。又有以蜚語聞當事者。當事乃逐卓吾而火其蘭若。御史馬誠所常問卓吾易義，大服，事以師禮，奉之入黃櫱山。壬寅，北游，抵郊外極親寺，館於通州誠所家。忽蜚語傳京師，謂卓吾著書醜詆四明沈相。沈相恨甚，蹤跡無所得。禮垣都諫張誠宇乃疏劾之，遂逮下詔獄。逮者至，邸舍匆匆。卓吾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我罪人也，不宜留。」誠所願從，曰：「朝廷以先生為妖人，我藏妖人者，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己獨留。」卒同行。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入，臥於階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卓吾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倔強。獄竟，無所置辭，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未下。卓吾於獄中作詩讀書自如，當事亦未必遽欲之死也。一曰，呼侍者剃髮，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誠所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乃葬其骸於通州北門外，為之大治塚墓，營佛剎焉。 卓吾所著有《焚書》、《藏書》、《說書》、《九正易因》等書。其學不守繩墨，出入儒、佛之間，而大旨淵於姚江。他自稱「不曾四拜受業一個人以為師」，而對於王學左派諸人備致推崇。尤其傾倒的是龍谿，其次是近溪。僧深有述他道： 憶公告某曰：「我於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復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學。令某聽之，親切而有味，詳明而不可厭。使有善書者執管侍側，當疾呼手腕脫矣，當不止十紙百紙，雖千紙且有餘矣。（《羅近溪先生告文》） 卓吾與龍谿、近溪，這樣的津津樂道，惟恐不得盡傳其秘旨。在這篇告羅先生文中，表示滿腔嚮往的熱誠，說的娓娓動人。他稱龍谿道：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為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而已。……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王龍谿先生告文》） 先生此書，前無往古，後無將者。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龍谿先生文錄抄序》） 世間講學諸書，明快透髓，自古及今，未有如龍谿先生者。……龍谿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觀於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脫門，既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復焦弱侯》） 這真是心悅誠服，傾佩到極點，其所以未得到入龍谿門下者，只差一拜耳。他稱泰州學派道： 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為最英靈。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欲與之辯質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後自知其不如，乃從而受業焉。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為何如者！心齋之後為徐波石，為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為趙大洲，大洲之後為鄧豁渠，山農之後為羅近溪，為何心隱，心隱之後為錢懷蘇，為程後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心隱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近溪雖得免於難，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見容於張大岳。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為黃安二上人大孝文一首》） 泰州派下這一大批人物，在普通儒者眼中簡直是一群怪物，而卓吾卻極口稱讚他們是英雄，把他們寫得生龍活虎一般。他有一篇《何心隱論》，稱心隱為「上九之大人」，極力替他伸冤道： 今觀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噓呼叱吒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其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得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以為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為非是，而咸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為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蓋覆矣。 讀此段可以想見何心隱一流人在當時聲勢之大，影響之深。卓吾學風和心隱很相近，對於他尤其是深表同情，故為之扼腕太息如此。氣求聲應，從卓吾上面許多言論看來，可知其與王學左派關係之深了。 卓吾思想最狂放，最敢發驚人的議論，如云： 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為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聘；寧為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術，韓非子之學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為殘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橫，雖天下以我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夏、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為事兩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詬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寧受祭器歸晉之謗，歷事五季之恥，而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總足辦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況依仿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他竟敢說名教累人，竟敢貶斥儒家而推獎諸子，甚至連譙周、馮道，萬世唾罵為無恥的老奸巨猾，他也竟替他們洗刷，表彰他們救民的苦心。他在《藏書》中，還稱他們為「吏隱」。這真是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一翻千古成案，可謂大膽已極。他又罵儒生道： 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跡而不能造其域，卒為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為「武」，而文武從此分矣。……夫聖王之王也，居為後先疏附，出為奔走禦侮，曷有二也？惟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為邯鄲之婦所證據，千百世之儒皆為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即「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嗚呼！受人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為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他反對儒生，只因他們沒有用。他所要求的是真才實學。只要有真才實學，黃、老也可，申、韓也可，蘇、張也可，孫、吳也可，他們總都各有其用，不像「兩頭馬」的儒家，欺世盜名，空談無補。他有時候太忿激了，簡直稱讚起盜賊。《焚書》卷四《雜述·因記往事》中，借一個大盜林道乾大發議論道： 夫道乾橫行海上，三十餘年矣。自浙江、南直隸以及廣東、福建數省近海之處，皆號稱財賦之產，人物隩區者，連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殺戮官吏，朝廷為之旰食。除正刑都、總統諸文武大吏外，其發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林道乾固橫行自若也。今幸聖明在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遁，民人安枕，然道乾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眾願歸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群類，不言可知也。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設以李卓老權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數日而即擒殺李卓老，不用損一兵費一矢為也。又使卓老為郡守時，正當林道乾橫行無當之日，國家能保卓老決能以計誅擒林道乾，以掃清海上數十年之逋寇乎？此皆事之可見者，何可不自量也。 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諉，以為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為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耳。設國家能用之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耶？又設用之為虎臣武將，則閫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憂矣。惟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為盜也。 他極口稱讚林道乾，以為勝過自己萬萬。他以為這等人有真本領，是真人才，而深惜國家不能收用，以致流為盜賊。他罵一般士大夫只會作揖打恭，騙取祿位，一點事情擔當不了。他喜歡的是英雄豪傑，而不是木偶般的道學先生。他取人很寬，絕不拘定一途。他尊重鄧豁渠，同時卻也尊重趙大洲，他尊重何心隱，同時卻也尊重張江陵。他說： 吾謂趙老真聖人也。渠當終身依歸，而奈何其遽舍之而遠去耶！然要之各從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復鄧石陽》） 如其跡，則渠老之不同於大老，亦猶大老之不同於心老，心老之不同於陽明老也。若其人，則安有數老之別哉？（《又答石陽太守》） 豁渠和大洲，如上文所述，分明是兩樣行徑。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似乎不能並立。但卓吾兩稱之，以為盡不妨各從所好，後賢與前賢，弟子與師，是不必相襲的。這樣論人已經是很寬大，很活動，不像一般道學家把世界上人都要限定在一條路上。尤其可以注意的是他稱讚張江陵。江陵殺何心隱，本是他極痛心的事情，他所以和耿天台弄到絕交者，其根源實由於此。然而他對於江陵卻極尊重。他說： 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答鄧明府》） 江陵和心隱，都非俗流，都是豪傑，都可以奉為師表。江陵雖反對講學，但其偉大不可及處不容因此而埋沒，並且世俗一班講學家也真太不成樣子。關於心隱之死，卓吾頗為江陵出脫。他罵那班殺心隱以媚江陵者為非人，但那自是一班小人幹的勾當；至於江陵本人，根本沒有把心隱放在眼裡，何嘗必欲殺他呢？冤心隱而不恨江陵，公是公非，公好公惡，卓吾這種見識度量，殊非一般講學家所能及。他對於江陵嚮慕不已。如云： 些小變態，便倉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張江陵也。（《答陸思山》） 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負固。（《焚書·與友山》） 此語只可對死江陵與活溫陵道耳。（同上） 他竟然要拉江陵為同志了。江陵曾說何心隱「爾意時時欲飛」，看卓吾這種張皇亢奮躍躍欲試的神情，亦正好以此語贈之。他很崇拜事功，所以稱讚江陵，稱讚管仲，斥董仲舒為章句腐儒，而反對其「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他昌言道： 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誼明道為耶？（《賈誼》） 這是多麼明白乾脆的功利主義！然而尚不止此，他還大談術數呢。他說： 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之術數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術數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挾以成大功者，未嘗不皆有真實一定之術數。惟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語治。（《晁錯》） 卓吾、心隱這一流人，常被後儒罵為狂禪派。禪而大談功利，大談術數，好像是很奇怪的。但是我們須知禪也不止一種，他們所得力的不是枯槁寂滅的禪，而是大活動的禪；也就如梨洲所說，不是如來禪，而是祖師禪。當時儒、釋疆界，已被衝破，王學左派諸人，多走向祖師禪一路。如管東溟混三教，汗漫不可方物，而卻雲，「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從釋、老到雜霸，和卓吾所走正是一樣路徑。他們都是狂放不羈的人物。什么正學，什麼異端，根本沒有放在他們眼裡。掀翻天地，當機橫行。金銀銅鐵，攬成一團。這班人是不能以尋常尺度相繩的。卓吾《焚書·豫約篇》有「感慨平生」一條，縷縷自述其生平遭際，只因「不受管束」之故，碰了許多釘子： ……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寫盡也。為縣博士，即與縣令、提學觸；為太學博士，即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矣。司禮曹務，即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最苦者，為員外郎，不得尚書謝、大理卿董並汪意。謝無足言矣，汪與董皆正人，不宜與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過人，而自賢則十倍矣，余安得免觸耶？又最苦而遇尚書趙。趙於道學有名。孰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又甚也。最後為郡守，即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 最後他落髮出家了。然而就只為這落髮一事又引起許多麻煩。這段文章寫得委委曲曲，悽惻動人，最足表現他愛好自由沖抉世網的精神，以文繁姑不具錄。因為這種極端自由主義，極端發展個性主義，曾鬧出一場笑話： 常志者，乃趙濲陽門下一書吏。後出家，禮無念為師。龍湖（卓吾）悅其善書，以為侍者，常稱其有志，數加讚嘆鼓舞之。使抄《水滸傳》。每見龍湖稱說《水滸》諸人為豪傑，且以魯智深為真修行，而笑不吃狗肉的諸長老為迂腐，一一作寶法會。初尚恂恂不覺，久之，與其儕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燒屋。龍湖聞之大駭，微數之。即嘆曰：「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證長老遠矣。智證長老能容魯智深，老子獨不能容我乎？」時時欲學智深行徑。龍湖性褊多嗔，見其如此，恨甚。乃令人往麻城招楊鳳里至右轄處，乞一郵符，押送之歸湖上。道中見郵卒牽馬少遲，怒目大罵曰：「汝有幾顆頭？」其可笑如此。後龍湖惡之甚，遂不能安於湖上，北走長安，竟流落不振以死。痴人前說不得夢，此其一征也。（《袁小修日記》卷之八） 卓吾借《水滸》說法，特別讚揚魯智深。這是當然的，魯智深恰好是一個「狂禪」的標本。誰知那位侍者受卓吾薰染了，真要學魯智深了，這卻使卓老也受不住了。主僕二人，狂態可掬。當時崇拜卓吾的，直把他當成聖人，反對卓吾的，卻又把他看成洪水猛獸。總而言之，他不是個尋常的人，他對於當時思想界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鄒潁泉《語錄》載： 李卓吾倡為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眾，風習為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為聖賢，顧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 這種批評雖說不一定全合真情，但卓吾這班狂禪派確乎是大開方便之門，絕不是循規蹈矩的。他們也確乎是把聖人這個名字便宜出賣，如羅近溪稱顏山農為聖人，楊復所稱羅近溪為聖人，卓吾稱趙大洲為聖人，焦弱侯亦稱卓吾「可坐聖人第二席」，真可謂「滿街都是聖人」了。這種狂禪潮流影響一般文人，如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明清間許多名士才子，都走這一路，在文學史上形成一個特殊時代。他們都尊重個性，喜歡狂放，帶浪漫色彩。他們都津津樂道卓吾和左派王學家的故事。如袁伯修述： 前輩為余言：陽明接人，每遇根性軟弱者，則令其詣湛甘泉受學。甘泉自負陽明推己，歡然相得。其實陽明汰去砂礫，直尋真金耳。於是王龍谿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會，不來也。陽明卻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龍谿所至酒家，與其賭。龍谿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谿乃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矣。（《白蘇齋類集》卷二十二） 這段故事，《明儒學案》卷十九《魏良器傳》中亦曾講到，並沒有特別奇異地方。可是一到這位公安派文學家筆下，就全成一片禪機。這樣講法，實在使王學另變一副面目，把王學完全狂禪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