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行記 · 卷九 北行

「南」與「北」 最近看了一本以「南」與「北」為題材的喜劇，一位朋友問我「你是南方人，是北方人？」我說：「依你說呢？」他笑了。依劇中的說法，我們都是上海佬，上海佬乃是北方人；不過，我相信，沒有一個山東、河北、河南的朋友，會把我們當作北方人。劇中用了一句「南國佳人」，那成語中的「南國」，乃是漢水之南，指湖北、湖南的南國，和廣東不相干的。而他們舉的四大美人，明明有兩位是江南人。南宋以後，蘇州、成都和福州都是美人的搖籃，當然都是南方人，但照劇中口吻，也都是北方人。其實，依我的算法，從深圳到北京，有五千華里，從北京到海蘭泡，或連金，也有五千華里，所以遼金時代，今日的北京乃是南京。北京正當天下之中，也還算不得是北方人。這當然都是閒話。 「南」與「北」，這一類封建地域觀念，阻礙社會政治的進步，由來已久。《宋史·王旦傳》：「帝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論也。』真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曲洧舊聞》載：或謂真宗問王旦，「祖宗時有秘讖，雲南人不可作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中國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文化，本來從西北發展到東南來，黃河流域乃其重心所在，所以帝都一直就在西安。到了北宋，帝都移到了河南開封，經濟文化的中心也就南移；北宋新舊黨的政治衝突，很明顯地有著北方文士排斥南方人的意味。（那時的新黨，多系南方人，而反對派的洛黨朔黨都是北方人。）宋人筆記中說：宋英宗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在天津橋上（天津橋在洛陽），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用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天下多事矣。」又說：宋神宗相陳旭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這都是北人排斥南人所造成的空氣。其實，到了北宋，晏殊、范仲淹、歐陽修以南人居京朝，為文士的領袖；而王安石行新政以後，政治上重要人物，如蔡確、章惇、蔡京、呂惠卿、曾布、蔡卞、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丁大全，都是南人。到南宋以後，不僅經濟文化中心移到東南一帶，連政治中心也南移了。「北人」心目中之「南」與「南人」，心目中之「北」，其為封建地域觀念是相同的。（蘇天爵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為吳越士，起居服食，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為極邊。當使遠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 到了元代，黃河流域的居民，被稱為「漢人」，長江以南，都稱為「南人」，「蒙」「回」以下，「漢」「南」都是被征服的；政治中心雖說移到了河北，天下的經濟文化中心，依舊在東南地域，江西、浙江、安徽、福建，那是「南人」地區，一切都占了最高的比重。直到19世紀，經濟文化中心，才移到西南沿海去，洪秀全、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的崛起，乃是歷史上所未有的。於是，我們這些「南人」都被今日的「南人」看作是「北方人」，而川、揚、蘇的廚菜，都算作是北方菜了。 明末清初那位大學者顧亭林，他是一肚子的民族觀念，走遍了東西南北，對關中最感興趣，要想托終身於華山地區。他對南人有一考語，說他們「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對北人也有一句考語，說他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人文勝質，北人質勝文，他還是歡喜北人的。（不過，他所說的北人，乃是秦晉之士，不是上海佬。） 梁山泊 日落梁山西，遙望壽張邑。 洸河帶濼水，百里無原隰。 葭菼參差交，舟楫窅窈入。 劃若厚土裂，中含元氣濕。 浩蕩無端倪，飄風向帆集。 野闊天正昏，過客如鳥急。 ——胡翰《夜過梁山泊》 1938年夏初，我們從徐州，訪孫震將軍於柳泉，那是微山湖的南端。軍中友人，指著茫茫湖水，說：這就是北宋末年宋江等三十六好漢築寨的梁山泊。我當時默然不語。我想：微山湖雖屬兗州府，但梁山泊必須在梁山附近，接近壽張縣才行。而今梁山泊以黃河改道，已經乾涸，古代洪流巨浸，運河船隻，經過微山湖通往梁山泊，那是有的，但微山湖，並非梁山泊。不過，我那時沒說什麼，只是這麼想而已。《水滸傳》，出於說話人之手，他們的歷史地理知識，不一定很正確。即如宋江充軍到江州去，梁山好漢大鬧江州，說九江對岸是無為州；又如林沖充軍到滄州，都和實際的地理行程不相合。但，他們說到梁山泊的地理形勢，宋江從鄆城到梁山，也無不合。可是，宋江在鄆城被捕，解往江州，反而要經過梁山，那就不合實情了。 梁山泊在山東兗州壽張縣梁山的左近。梁山者，漢梁王行獵之地，故名。上引這首《夜過梁山泊》，乃是我們金華人胡翰奉命到北京去，取道運河，經過梁山泊時所寫的。他在船上，傍晚依靠著梁山這一邊，遠遠看見壽張縣城。這位詩人，元末明初人，他眼中的梁山泊，還不只百里那麼廣闊。不過，他腦子中並沒有一〇八好漢聚義的影子，因此，他也並不懷古，不曾說到宋江的往事。 《水滸》中，寫梁山泊形勢的有兩段：第一段是林沖投寨，酒保道：「此間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卻是水路，全無旱路。若要去時，須用船去。」第二天，朱貴到水亭上把窗子開了，取出一張鵲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覷著對港敗蘆折葦裡面射將去。沒多時，只見三五個小嘍囉搖著一隻快船過來了……二人上岸，進得關來，又過了兩座關隘，方才到寨門口。林沖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裡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平方三五百丈。靠著山口才是正門，兩邊都是廳房。第二段，是晁蓋他們劫得生辰綱，事發相約逃到梁山泊，先到阮家兄弟的石碣村湖盪去會合。這石碣村湖泊正傍著梁山水泊，周圍儘是深港水汊，蘆葦草盪。他們就憑著這蘆葦港汊的水路叉錯，把那追捕他們的何濤軍隊打垮了。後來，他們就搖了六七隻船投奔梁山去了。後來團練使黃安帶領二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去攻打梁山泊，又被他們在蘆花盪打得落花流水，官軍畏之如虎，不敢再犯了。我相信杭州的說話人，說《水滸》故事的，不一定到過梁山泊；但他們一定到過西湖，也可把西湖幻想作梁山泊，他們所描寫的蘆葦汊港，實在就是湖墅西溪一帶景象。而水滸人物如武松、張順都要留在西湖邊上，和杭州茶樓說書有關的。據清康熙年間，《壽張縣誌》卷一《方輿志》，稱梁山在縣治東南七十里，上有虎頭崖、宋江寨、蓮花台、石穿洞、黑風洞等古蹟，志中附梁山圖，梁山城寨有十六道城門，宋江寨別有城寨，仿佛是內城。（梁山在北，宋江寨在內。）據曹玉珂《過梁山記》，當地父老告訴他：先前黃河環山夾流，巨浸遠匯山足，即桃花之潭，因以泊名，險不在山而在水也。祝家莊，邑西之祝口也。關門口者，李應莊也。鄆城有曾頭市。晁、宋皆有後於鄆雲。（曹玉珂，進士，富平縣人，康熙六年十月，任壽張知縣，頗信《水滸》故事之真實性。） 我嘗舟過梁山泊， 春水方生何渺漠。 或雲此是碣石村， 至今聞之猶褫魄。 ——元陸友仁《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 那年，四月間，我們從徐州西歸，途次開封，訪商震將軍於考城、菏澤（曹州），那才接近梁山泊地區。梁山泊所以成為八百里汪洋巨澤，就因為河決曹州。有幾個時期，梁山泊所以乾涸，就因為黃河改了道。這部梁山泊變遷史，正和黃河的泛濫起伏有關。 清初，有兩位大史學家顧祖禹和顧亭林，他們都在考證梁山泊的變遷。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載東平州：「梁山，州西南五十里，接壽張縣界。本名良山，漢梁孝王常遊獵於此，因改為梁山。《史記》：『梁孝王北獵良山』是也。山周二十餘里，上有虎頭崖，下有黑風洞。山南即古大野澤。……宋政和中，盜宋江等保據於此，其下即梁山泊也。」又，壽張縣條：「梁山泊在梁山南，汶水西南流，與濟水會於梁山，東北匯合而成泊。《水經注》：『濟水北經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所云：『背梁山，截汶波』者也。又為大野澤之下流水，嘗匯於此。石晉開運初，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而合於汶，與南旺、蜀山湖相連，瀰漫數百里。宋天禧三年，滑州之河複決，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政和中，劇賊宋江結寨於此。《金史》：『赤盞暉破賊眾於梁山泊，獲舟千餘。』又『斜卯阿里亦破賊船萬餘於梁山泊。』蓋津流浩衍，易以憑阻也。既而河益南徙，梁山泊漸淤。金明昌中，言者謂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泊水退地甚廣。於是遣使安置屯田，自是益成平陸。今州境積水渚湖，即其餘流矣。」顧亭林《日知錄》引《五代史》及《宋史》，大略相同。「熙寧八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匯於梁山張澤泊，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跡，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而南不可挽，今之河，非古之河矣。」他又引據《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污地，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顧氏行山東巨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顧氏指那壽張令修志，乃云：「梁山泊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其人並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顧氏確定梁山泊原有八百里那麼大，那些書生之論，十分可笑的。 隨著黃河水流，一直泛濫無定，河道代有變更，梁山泊也是時廣時污，中經賈魯一番徹底疏鑿整理，還是定不了黃河的河道。我們且看元詩人袁桷的《過梁山泊》詩：「大野瀦東原，狂瀾陋左里。交流千尋峰，匯合谷百水。量深恣包藏，神靜莫比擬。碧瀾渺無津，綠樹失其涘。揚帆鳥東西，擊楫鷗沒起。長橋篙師歌，短渡販夫止。天平雲覆幕，灣迴路成砥。鷹坊嚴聚屯，漁舍映渚沚。……高桅列魚貫，遠吹生鳳觜，前奔何無休，後進復不已。遠如林鳥旋，疾若坡馬駛。」 這首詩是元泰定帝時寫的，他眼中的梁山泊，已經有著《水滸》所說八百里汪洋的情勢了。元武宗後，河水時時潰決，梁山泊自然而然又匯為大湖了。 元戲曲家高文秀《雙獻功》雜劇，有「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日下方圓八百里」語；這位東平的作家，他的記憶中有這麼一個輪廓，這是《水滸》的藍本。 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 回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 ——宋江《題壁詞》 北宋都城開封，梁山泊離開開封只有四五百華里，可是，宋仁宗年間，就有一位叛軍首領王倫在那一帶橫行，朝廷束手無策，剿撫兩難。（這位王倫，和林沖所火拚的王倫，未必是一人。可能，說話人托之於里巷傳說的王倫，奉為寨主的。）神宗年間，鄆城知州蒲宗孟，治群盜很殘酷，他的傳中，就說梁山泊素多盜。徽宗年間，許幾知鄆州，任諒提點刑獄，也是一貫窮治盜匪，他們的傳中，也說梁山泊漁者習為盜，大概都是阮小二、阮小七一流人物。到了宋室南遷，金兵入了山東，雖是梁山泊水涸，戰船不得進，那一帶的嘯聚的盜群一直沒有斷過。明清以來，梁山泊好漢，最有名的那一位，便是《宋史》都有記載的及時雨宋公明（江）。宋江在梁山泊稱霸以後，曾潛入開封，伏處在歌妓李師師的深閨中，還寫了如上的題壁詞。這位歌妓，既是詞人柳永的愛人，又是宋徽宗的寵姬，和宋公明也有香火緣，也算得一代名女人了。 說話人談梁山泊故事的，叫《水滸》，「滸」音虎，即「濱」之意，「水滸」，即水上英雄的故事。袁桷《過梁山泊》詩：「飄飄愧陳人，歷歷見遺址。流移散空洲，倔強尋故壘。」過去七八百年間，在士大夫的記憶中，梁山泊英雄是了不得的。林沖、魯智深、吳用、武松、李逵，這些人的印象，和曹操、劉備、孫權、孔明、魯肅、張飛、趙子龍、周瑜，一樣深刻的。而《水滸傳》也實在寫得生動，使人百讀不厭。 可是，這群水上英雄，他們都在陸上打天下；而說話人口舌風雲，在講台上叱吒雷雨，聽起來若有其事，仔細考校了去，實在經不起推究。《水滸》中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智取生辰綱」。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要送到東京去賀他岳丈蔡京的生辰。他看中了青面獸楊志（他是提轄），著他押運了去。《水滸》十六回載，楊志對梁中書說：「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黃泥岡……」正和當年驛程相反。這是第一大漏洞。「大鬧江州」，又是《水滸》一大關節。可是，宋江在鄆城被捕，被押解到江州去，既非走水路，又倒向東北，經過梁山泊，本無此理。而宋江西南行，又不經過開封，更無此理。他們走了十多天，居然過了揭陽嶺，嶺的那邊，倒是潯陽江。潯陽江乃是湖北安徽交界處，已經過了九江。豈不是亂竄了一陣子，要從上流倒回來。這是第二大漏洞。皖北的無為州，在廬州府，還在安慶的東邊，而九江卻在安慶的西邊，並非在無為州的對江。梁山好漢把宋江救了，等在江邊，又去無為州殺了黃文炳一家，也是不可能的。這是第三大漏洞。 洛陽小住 澠池行 洛陽西行，約一百公里，便到了澠池；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城市。秦王、趙王相會於此，秦王憑著他的強大軍力要挾取趙王的寶璧，那位有膽識的藺相如，不屈不撓保全了這方璧玉，完成了外交上大勝利，便是澠池之會。 這些古代名城，如邯鄲、安陽、澠池、孟津早已衰落，在我們眼中，還不及江南的小縣市呢。我到澠池時，那時正當抗戰初期，衛立煌的司令部，在黃河北岸的垣曲。我的幼弟，管運輸工作，住在河南岸的澠池，我從洛陽去看他，別有滋味在心頭。北宋年間，蘇東坡和他的弟弟蘇子由曾寄宿在澠池縣寺中，題詩於奉閒的壁上。後來子由曾賦澠池懷舊詩，東坡也和了一首詩云：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 路長人困蹇驢嘶。 （東坡自註：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 這首詩的前四句，流傳得很廣；「雪泥鴻爪」，已經成為成語了。當時和我們兄弟之間的情景也十分相似。其後，四弟由豫西而入關中，再轉到桂林，我們是在桂林重逢的。其後，他又從桂西轉赴印度楠木加，再歸昆明，又輾轉於貴陽、重慶、西安之間，後來又回到洛陽、鄭州，再轉到南京，那已經是抗戰勝利了。我呢，也是在各戰線上轉來轉去，直到戰後，在南京重逢，已是白髮滿頭相對看了。四弟，先後曾在桂林、獨山、貴陽、昆明、重慶、西安、洛陽、鄭州、南京、杭州安過家，結果，一處家都不曾留下，近年又轉到了南京，正如蘇東坡所說的「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我呢，幾乎過了二十年流浪生活，總把他鄉作故鄉，而夢中總有那麼一個故鄉的，我曾寫過一首詩：「溪山總是家鄉好，牛背煙雲入夢來。猶是掛鍾尖畔月，晦明風雨逐人開。」也是四弟所愛念的。 在我的生活意識中，「懷古」與「懷舊」，都是屬於「執著」的一面；我們到了澠池，當然不會因為它那崎嶇的狹巷減少了思古的幽思，走到黃河邊上，對著浩浩長波，自有逝者如斯之感。不過，在我的記憶中，還是杜甫所寫的「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那種情緒呢。 周公廟 我旅居北京，曾寫過一首《讀蘇詩有懷周公廟》的小詩，詩云： 甚矣吾衰久，周公入夢遲。 蟠桃應再熟，禾黍自披離。 海晏看今日，河清亦可期。 南來雙翠鳳，振翮玉門西。 我所懷的周公廟，在洛陽西郊，去西工的途中，和蘇東坡所賦的周公廟詩，地點也不相同；他所說的周公廟，在陝西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涌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蘇詩云： 吾今那復夢周公， 尚喜秋來過故宮。 翠鳳舊依山硉兀， 清泉長與世窮通。 至今遊客傷離黍， 故國諸生詠雨蒙。 牛酒不來烏鳥散， 白楊無數暮號風。 周公原是我國歷史上的理想政治家，而天下統一，河清海晏，鳳鳥南去，也是太平盛世的徵象。我個人的感受，和蘇公當年大有不同，因此，我的樂觀氣氛，把二千年前的理想境界罩住了。 中日戰爭發生的第二年，我們到了洛陽。那時的洛陽，和東都時期的洛陽大不相同，而今日的洛陽，或許比全盛時期的洛陽還更闊大些。我所見的洛陽，正如楊炫之所寫的：「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不過，他們看到的，乃是戰亂後的景況，我們所見的，則是敵機轟炸的慘情。總之，這一個名城，看起來，有如蕪城了。 那年，我們到了洛陽，便和周公廟結了小緣，其時，雲病下了，而且是很棘手的傷寒症。洛陽防空窯洞，深達二三十丈，雖很穩安舒適，對於病人卻是苦事。郜軍長把我們介紹到軍醫院去，其地便是周公廟。廟殿古舊，大概和岐山古廟差不多。（唐以前，周公與孔子並尊，宋、元、明才把孔子定於一尊。）廟有大園林，原為農業試驗場，戰時為軍醫院，一片濃蔭，正是防空去處。我們時常在桃樹下席地而臥，看敵機橫空而過。苦中作樂，也談談孔子夢見周公的往事。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敢夢周公，不敢夢文王，此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 窯洞 三十年前，法商的華北美術公司，勾結地方豪紳，盜取了河南濬縣的戰國七座墓葬。（濬縣在淇水北岸，《詩》所謂「淇水湯湯」是也。）等到中央研究院知道消息，墓中寶物，都已偷運到巴黎去了。不過，中央研究院的就地整理，並非無所得的，至少，了解了古代的宮殿的形式。 且說這個「宮」字，實在並非建築在地上的，「宀」這是指地上一堵牆，加上一批瓦，原形是「丅」；挖到地下的房子，即是窯洞，前面這「〇」是客廳，後面是臥室的「〇」，古代北方的房子，即所謂「窯洞」，即是這個樣式。傳說中的王寶釧十八年寒窯，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山洞那麼簡陋的。（薛平貴傳說，史無其人，也無其事，可能從北歐傳說演變過來的。） 我們到了華北，才看到了黃河水系所沖積的黃土層；四五十丈深，那是常事。在洛陽，挖土窯，只要二十塊錢就可以挖三十丈深、二十丈見方的地窖；土地很乾燥，就不怕潮濕。夏冷冬溫，真是好住處。抗戰時，用作防空洞。我們到過的西工防空室，曲折轉回，成「卍」字形，深三四十丈，搭了木架，安了椅桌，倒是可以「樂而忘憂」的。那防空室，總可容一千多人，裝了電燈，往來很便利。後來，洛陽的長壕，一直通到潼關，可以和西安相連接。一則，泥土純淨，容易挖掘；二則，地下往來運輸，可以兼顧河防。這在我們南方人心目中，是不容易了解的。（我的在真如新木橋的住宅，十九路軍蔡廷鍇將軍在園中造了一所三丈深的防空洞，等到戰後一看，大半給水浸了，無法留人，還冬眠了幾條蛇，這和洛陽的窯洞大不相同。）舊戲台中，王寶釧和薛平貴都在窯門橫楣上碰了額角，也是南方人的想像，不合北方的實情。 山西人挖窯洞藏寶，便是把銀錠熔化了，倒到洞中去，凝成一大片，有如礦山，連賊伯伯看了，也為之搖頭，有「莫奈何」之稱。這也是南方富戶所罕見的。 洪洞縣 ——蘇三起解 「蘇三離了洪洞縣……」 這一句曼聲繞樑的曲詞，我們真是耳之熟矣，《起解》《會審》處處聞。我們聽了梅蘭芳的《蘇三起解》《三堂會審》，也聽了李雅琴（田漢女弟子）的《三堂會審》，各有各的特長。其他，有寫不盡的《蘇三》演出。 我的一位四川朋友鄒君，他是孫震部隊的參謀長。他們那一軍在抗戰初期，曾經趕赴山西前線，到了晉東、晉南。他送給我一批戰地照片，特別提到了一張，乃是晉南洪洞縣，便是蘇三的夫家，她從那兒起解到太原府去的。 關於玉堂春的故事，首見於明代話本小說《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這幾百年間，有幾種演變，一種是從《王公子奮志記》演變而成乾隆年間《真本玉堂春全傳》，那是彈詞的藍本；一種從話本演變而為戲曲，便是京戲的藍本。在話本京戲裡，王景隆（京戲作金龍），字順卿，年方十七歲。他的父親名瓊，號思竹，南京金陵人氏。他的仇家是劉瑾，正德年間人。彈詞里的王公子名鼎，字順卿，父親王炳，與嚴嵩作對，嘉靖年間人。京戲裡，王金龍在戲的開始就是去趕考；彈詞里的趕考卻在頂後面。京戲裡王金龍是玉堂春的第一個客人，彈詞里她早已是京城裡的名妓。京戲裡的壞人是沈延林（戲考作沈洪，與話本小說同）；而彈詞里等於他的地位的方爭卻是一個具豪俠氣的。京戲裡是用「面」毒，彈詞里則用酒。京戲的最後是會審，彈詞里只有王鼎一人來翻案。京戲裡，在審判時，蘇三已經看到了王金龍；彈詞里是玉堂春回到方家以後，聽王鳳報知，才恍然。「怪不得問官的聲音到耳里很熟呢。」其他枝枝節節，各種搭湊不同的多得很。好在我們並不寫考證。 究竟玉堂春有無其人其事，還是出之於文士的虛構呢？一位清末民初在司法界工作的許世英氏（靜老，安徽人，今年九十歲），他以黑龍江高等司法廳廳丞身份參加華盛頓國際司法會議，歷訪歐洲各國回來。清廷又派他到山西任提法使，主管山西全省的司法。他那時很年輕，頗想於改革司法有所作為。後來才明白清廷所謂「新政」，只是一種門面作用，而山西又是偏僻的地區，並不適宜於新政的「樣子間」，因此，什麼都不能變革。他說他在北京做小京官時，最大的消遣是看京戲，玉堂春這個故事，使他產生了很大興趣；在那崇尚禮教的時代，妓女的地位很低賤，為人所不齒；至於和妓女談愛情，更是禮教所不容。雖說古今文士也把狎妓當作風流韻事，仍標榜著「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酸話。王金龍居然不愛烏紗愛美人，他的違反禮教傳統的大膽，實屬不可思議。因此，他推想這或許是編劇的偽托。 許氏到了山西，既無事可做，便著手司法文獻的考古，從洪洞縣調查全捲來看，原來果真有王金龍、蘇三其人，而且蘇三真的受了屈，由王金龍把案子平反過來，蘇三恢復了自由，果然嫁了王金龍。不過，王金龍因此被參丟了官，以後不知所終。蘇三的芳冢只有一片荒草，一個土饅頭，並無碑記可尋。 《警世通言》（話本）二十四卷，玉堂春有一段自白，說她的父親叫周彥亨，山西大同城裡有名人士。（大同，山西北邊大城市，《游龍戲鳳》中的李鳳姐，便是大同人，香港的電影導演，才把她搬到南邊來的。）她本來姓周，又何以名蘇三呢？原來，她們家境中落，被賣到妓院中去；妓院中的王八，叫蘇准，老鴇叫一秤金。在她上面還有兩個粉頭，叫翠香、翠紅，她排行第三，所以京戲裡有蘇三這個名字。那位王公子，在京中收齊了欠賬，偶然遇到了她，就被她的美色所迷，替她梳櫳，替她還債、買衣服、打首飾、造百花樓。老僕勸誡不聽，問他討了盤纏先自回南京去了。 不管說話人在彈詞中的線索，和舞台上的安排有怎樣的不同，觀眾心目中，只有兩件事：蘇三從洪洞縣起解以後，接上來便是熱鬧的三堂會審（戲肉），也不管當年審判的是否只有王金龍一個人。在劇情發展上，三堂會審，凸出了性格矛盾的戲劇性，觀眾就這麼批准了。 《起解》和《會審》中的蘇三，她的角色是吃重的，她幾乎一個人唱到底；因此，陪著她的崇公道和坐在上面審判她的三位大員，要配搭得好，才使我們聽了過癮。「起解」以後，蘇三離了監獄，出了洪洞城門，因為天熱，枷也除了，她一路對崇公道追敘她的案情，緩步而行。行路一場，台上只有兩個人。原板一段，旦角每次唱完一句，就有他的說白。如果他說得太多，觀眾聽了，會嫌他太囉唆的；說得太少呢，一來顯得枯燥無味，二來唱的人，也沒有休息。他要說得不多不少恰到好處，讓台下聽了，又覺得輕鬆有趣。因此，扮演崇公道的綠葉，都是一代的名丑。 《三堂會審》，坐在當中的王金龍，是八府巡按。這是明代故事。明代的制度，「巡按」乃是臨時差遣，代表皇帝執行職權；因此，他雖是五品官，地位卻很尊貴，坐在當中。坐在右邊的劉秉義（藍袍），是主理刑法的主管官，相當於後來的高等法院院長，二品官；他的職位比王金龍高，可以對他不客氣，說些諷刺的話。坐在左邊的潘必正（紅袍），是山西行政長官，相當於後來的民政廳廳長，二品官，也比王金龍職位高；可是，他是老奸巨猾，世故極深的舊官僚，有時對王公子還說兩句同情的話。劇情就在這幾種不同性格的線索中發展起來。 這齣戲，劇作者把重心放在從蘇三嘴裡說出她跟王金龍過去的關係，把一個堂而皇之的審案人，拉進來變成了案中人物，這一下就憑空添出了許多生動的穿插。她一開頭就唱：「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倒板），劉秉義便開了追問舊事的開頭：「玉堂春是哪個替你起的名字？」接著有問必答，一路說下去，說到贈送王金龍三百兩銀子為止。王金龍心中，不願意她當著許多人面前提起他倆的舊事，但兩位陪審官，一一要問，王金龍怕聽，也只好聽。一步緊一步，後來逼迫到王金龍實在壓不住自己的情感，就當堂脫口而出，叫起：「玉堂春，我那……」就在這一高潮上，王金龍的病復發，把僵局解開來了。這樣，觀眾的心中都明白案情了，他倆的複合，乃是意想中的事，台上就不演下去了。 我們看了玉堂春，該想起舊俄19世紀大小說家托爾斯泰的《復活》了吧。那小說的主人公是尼赫留道夫，他早年曾愛過一個女孩子，後來他從軍去了，也就棄之不顧了。她因此墮落了。到了後來，尼赫留道夫做了某法庭的陪審官，恰好她也因犯了殺人罪的嫌疑，到法庭上來。他見到了她，突然由靈魂里榨出極痛苦的苦液來。他於是開始變了，竭力要挽回以前的過失，把她從墮落的深淵裡救起，她被判決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他犧牲了一切也跟了去。他要求和她結婚，但她拒絕了，另嫁了別個男人。大體看來，不也是西方的蘇三起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