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行記 · 卷五 浙東

山陰道上 我國古代文化，一直在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區，生根抽芽開花，那一地區文士，視野不很遠大；華岳嵩高，伊洛涇渭，已經算是不得了的了。東晉王室南渡，文士們才有機會領略東南山川之勝。顧長康（愷之）從會稽還（會稽山陰即是紹興），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蘢其上，若雲興霞蔚。」王子敬（羲之之子）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山陰道中，目不暇接」，也就成為千古流傳的成語。他們都是以山谷間居民的眼光來欣賞江南風物的。 浙東山水，富春、四明、天台、雁盪，各擅其勝。我們江南人，卻從水鄉景色來接受，會稽山陰，有如威尼斯那麼醉人。有一回，一位北方人要遠遊浙東，周作人氏寫信給他說：「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做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蕭山）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烏篷船，大的為『四明瓦』，小的為腳划船，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你如坐船出去，……出城走三四十里路，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景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即栚樹），河邊的紅蓼和白苹，漁舍，各式各樣的橋；睏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拿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這才是十足的水鄉情調。也正是清末詩人李慈銘所謂：「藻影浮空動，荷香入定深。櫓搖魚躍際，都是故鄉音。」 紹興自古多文士，代有詩人名家。南宋陸放翁，自是大作手，他眼底的山陰道上，寫得最為入神，且看《舍北晚眺》詩云： 紅樹青林帶暮煙， 並橋常有賣魚船。 樊川詩句營丘畫， 盡在先生拄杖邊。 （杜牧，晚唐詩人，有《樊川集》。宋畫家李成，別號營丘，善畫山水。） 日日津頭系小舟， 老人自懶出門游。 一枝筇杖疏籬外， 占斷千岩萬壑秋。 （筇杖：竹杖，「筇」音窮。） 他還有四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詩，其一云： 數家茅屋自成村， 地碓聲中晝掩門。 寒日欲沉蒼霧合， 人間隨處有桃源。 放翁的《稽山行》，也就是徐蔚南氏所寫的「山陰道上」。開頭總括四句：「稽山何巍巍，浙江水湯湯。千里亘大野，勾踐之所荒。」（「湯」音傷，「荒」即開闢之意。）下接寫道： 春雨桑柘綠，秋風粳稻香， 村村作蟹椴，處處起魚梁。 陂放萬頭鴨，園覆千畦姜， 舂碓聲如雷，私債逾官倉。 禹廟爭奉牲，蘭亭共流觴， 空巷看競渡，倒社觀戲場。 項里楊梅熟，採摘日夜忙， 翠籃滿山路，不數荔枝筐。 星馳入侯家，哪惜黃金償？ 湘湖蓴菜出，賣者環三鄉。 何以共烹煮，鱸魚三尺長， 芳鮮初上市，羊酪何足當。 鏡湖滀眾水，自漢無旱蝗， 重樓與曲檻，瀲灩浮湖光。 …… 我初次到紹興，那是民國初年的事，距今差不多五十年了。暮春天氣，菜花正黃，夾雜著紫色苜蓿花，一片錦繡，一陣陣風送麥葉清香，仿佛回到我自己的家鄉；所不同者，船從田壟中穿過，一片清香氣息，掩蓋了小船艙外耳。其後二十五年，1937年冬天，間道經曹娥江返杭州，從百官下船，時逢急雨，沙沙打窗，腳划船聲聲打槳；我靜靜躺著，聽船底潺潺水聲，知道船在向紹興駛去。第三次到紹興，那是抗戰第三年（1939年），依舊從餘姚、上虞，渡江到百官，也乘了腳劃烏篷船到紹興，先後住了一個月，這才對山陰道中的人情風俗，有進一步的了解。雖是戰亂時期，也曾訪尋歷史上的紹興勝跡：禹陵、快閣、蘭亭、柯岩、吼山以及百草園，緬懷往烈，想見他們的生平。第四次到紹興，乃是1957年夏天的事；這一回的行程，自西而東；既不是坐在烏篷船中臥遊，也不曾乘上杭州、寧波間火車。我們坐了汽車，過了錢江大橋，沿公路經紹興直駛奉化溪口到寧波，中間有一段近百公里的山路，大概是晉代文士王子猷雪夜到剡溪訪戴的程途，山行有山行的妙趣，卻非我們坐汽車的人飛駛而過所能領略。 直到1958年，看了《祝福》影片，紹興是祥林嫂的生活背景，於是，水鄉風物，鮮明地浮在我的眼前。祥林嫂走出了衛家山，第二天早晨日出，小船盪過河面，她從橋頭走向河埠，她在埠石邊掬水自飲，抬頭看見了魯鎮。她在魯鎮鄉紳家做工，在河邊淘米，把魚腸扔給鴨子……這正是我們所最熟悉的。本來，祥林嫂再嫁山農賀老六那一段，正可取景於剡溪山谷中。大概為了攝影工作上的便利，那段山農生活背景，他們才取景於西湖南山的九溪十八澗中，但一般人的印象，確乎看作是在山陰道上了。 我雖非紹興人，對於紹興戲的愛好，還在周氏兄弟之上。我在上海時期，已經是紹興戲的戲迷，吳昌順和小鳳彩的印象，不在譚鑫培、梅蘭芳之下。到了紹興，又看了吳昌順的《四進士》，他唱調的蒼涼，扮演的利落，自可與周信芳並駕（我所說的紹興戲，乃是有了六百年傳統的高腔，並非年輕劇種在上海生根的越劇）。不過坐船看戲的風趣，我還是從魯迅的《社戲》得來。「……漸望見依稀的趙莊，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那聲音大概是橫笛，宛轉，悠揚。……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台，模糊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裡出現了。這時船走得更快，不多時，在台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台的河裡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月還沒有落，仿佛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台在燈火光中，卻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縹緲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著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夏天，月夜，坐著小船停在水邊看戲，該是多麼富於詩意的生活。 從我的記憶中，把過去五十年，四次旅居紹興或久或暫，所得的印象，嵌成一幅山陰道上圖，當然和陸放翁的詩篇，主副濃淡，大有出入。 龍山橫在城中，好似一個馬鞍。大善塔和褒忠塔，矗立在城的南北，山峰上立著「觀海」「風雨」二亭，一眼看去，就是這麼一個東南水鄉大城市（那天，我在香港大會堂看《西施傳》，各方面都很滿意，只是看起來，不像是紹興——古越國）。「山南亘鑑湖，北連江海，周數里，盤屈江湖之上，狀臥龍也。」相傳，越王勾踐的大夫文種，死後葬在山上，那就有了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大善寺和塔，相傳南朝梁武帝時代的建築，也有了一千七八百年的久遠記錄。我初到紹興時，寺中香火很盛，每年也有廟會，仿佛南鎮殿的香市。春秋時代，那位勾踐謀臣范蠡，曾在觀海亭所在，造過一所高達十五丈的飛翼樓，那是防吳的瞭望台。後來，又改名「鼓吹樓」，到了南宋，才在遺址上造了「觀海亭」。而今海岸遷移，在龍山望海，有點浩渺不可見了。新的紀念所在，山麓有越王台，使人想起了二千五百年前吳越爭霸往事，如《西施傳》所說的。南面則有風雨亭，便是紀念那位革命女戰士秋瑾的新建築（秋瑾殉難處在軒亭口）。 海外朋友，或許不知道紹興在歷史上出現，比杭州早得多，或許越王勾踐稱霸浙東之日，杭州還是一片海灘，並無市墟。還有更早的歷史，便是那位治水的大禹；他是山西人，死後卻葬在紹興（現代史學家，考證禹跡，可能他是南方的傳說中人物，所以紹興有大禹陵）。從紹興五雲門，踏著石板路，約五六里，便到南鎮殿，香爐峰便在眼前了。穿過村莊，過了石橋，就到禹廟大門（乘船的也直泊到大門埠上）。 由於王羲之那篇《蘭亭集序》，我十幾歲時就已經熟悉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的文句，像我這樣的土老兒，當然不懂得「曲水流觴」是怎麼一回事；但我們一到蘭亭，實在失望極了！據說，晉代的蘭亭不在其地，還要再過去二里多路。蘭亭代有修建，清乾隆年代的新建，最為完整。我們在民初所看到的，卻是一位布店老闆所造的，其人是乾淨的，卻把蘭亭修建成「布業會館」，王羲之在地下，即使不氣死，也要笑死，一句話：「俗不可耐。」這「布業會館」之外，有一條一丈多寬的小溪，溪上跨小橋，過橋便是文昌關。過了文昌關，後面便是王羲之大書的「鵝池」二字的石碑。池北便是流觴廳，廳外清流曲折。「布業會館」中有「蘭亭」二字石碑，左面是墨池和墨華亭。所謂「修褉」，一般人是不懂的，而魏晉文士的風雅，也不是後世文士所了解的。只見亭上有人題壁，句雲「看景不如聽景好」，倒是實話。 鑑湖、紹興老酒 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苹洲煙雨。鏡湖元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 ——陸放翁《鵲橋仙·華燈縱博》 到了紹興，便喝上鑑湖水了。鑑湖，乃是蕭山紹興間的極大蓄水池，本來周圍有百多里大，開闢於東漢年間。過去二千年間，四圍土田逐漸被侵蝕，沒有疏浚，面積縮小到後來，只剩下十五里長的清水湖了。這便是紹興老酒的搖籃。 說到鑑湖的源流，張宗子就指出從馬臻開鑑湖，由漢及唐得名最早。到了北宋，西湖奪取了它的寶座（西湖開闢於唐代）；鑑湖之澹遠，自不及西湖之冶艷了（這是張宗子的評語）。至於湘湖（在紹屬蕭山），則僻處蕭然，舟車罕至，因此，韻士高人，誰也不曾著眼過。 在唐代，鑑湖和一位隱士賀知章有過一段因緣。賀知章字季真，號四明狂客，會稽人。官秘書監，天寶初請為道士，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放翁那首詞中的話，就是從這一故事翻出來的。（賀知章有一首《回鄉偶書》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乃是一直傳誦的詩篇。）在我們記憶中，陸放翁與鑑湖的因緣，更是密切。我們出了紹興偏門再向南走，便到了鑑湖，順著湖邊走三里路，便到了南宋詩人陸放翁故居「快閣」。那是放翁晚年飲酒賦詩之地。本來有些假山、石橋和春花秋水樓、飛躍處等勝地，還有藏書滿架的書巢。我們曾經在快閣逗留過一晚，可是在抗戰後期，日軍進占紹興時，「快閣」也就被破壞，化為陳跡了。放翁在《書巢記》中說：「……吾室之內，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嘆，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這倒是我所最欣羨的去處。 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放翁從江西回山陰，正月到家，這就是他經營快閣的開始，他曾寫《小園》詩云： 小園菸草接鄰家， 桑柘陰陰一徑斜。 臥讀陶詩未終卷， 又乘微雨去鋤瓜。 歷盡危機歇盡狂， 殘年惟有付耕桑。 麥秋天氣朝朝變， 蠶月人家處處忙。 村南村北鵓鴣聲， 水刺新秧漫漫平。 行遍天涯千萬里， 卻從鄰父學春耕。 放翁的另一遺蹟，便是紹興禹跡寺。故址上的沈園，那是他和被迫離去的妻子唐琬重逢之地，「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有名的《釵頭鳳》悲劇，就在那兒上演的。「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我們的耳邊，一直響著這一段哀歌（鑑湖，乃是放翁灑淚的傷心地）。 一榼蘭溪自獻酬， 徂年不肯為人留。 巴山頻入初寒夢， 江月偏供獨夜愁。 ——陸放翁《龜堂獨酌》 我們翻看陸放翁的《劍南詩稿》，他有很多飲酒、醉中獨酌的詩篇，這位詩人是會喝酒的。他頗欣賞金華蘭溪的老酒，如這首詩所說的。在酒的歷史上說，金華府屬的義烏、蘭溪，好酒的盛名，還早過了紹興，唯一的反證就是那位葬在紹興的大禹王，他是惡旨酒的，或許四千年前，紹興已經釀酒了。放翁平常喝的，當然是紹興本地的酒，他在《游山西村》中說：「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紹興農村原是家家釀酒的。 紹興酒是用糯米做的黃酒，和用麥或高粱做的燒酒，一辛辣，一醇甜，自是有別。紹酒之中，一般的叫花雕，壇上加花，原是貢品。（十斤裝的叫京莊，專銷京津；二十斤裝的叫行使，專銷湖廣。目前小壇裝的三斤，大壇裝的二十五斤，上海南貨店都有出售。）加料製造的，有善釀、加飯、鏡面各品，酒味更醇。還有一種女貞酒，富家育女，便替她做酒加封，藏在地下，作為出嫁日宴客之用，故名女貞。酒越陳越香越醇，十年五年埋著，如《儒林外史》所寫的杜家老太爺埋藏二十年的陳酒，鑲了新酒，那幾位酒翁，喝了才過癮。 紹興府屬各縣，都有紹酒釀坊，西郭、柯橋，沿鑑湖各村鎮，散布很廣；以東浦為最上，阮社次之，據說東浦以橋為界，內地也有上下床之分，那隻好讓行家去鑑別了。阮社村到處都是釀坊，滿堤都是大肚子的酒罈，一眼看去，顯得這是醉鄉了。紹酒所以特別好，行家說主要條件之一是鑑湖水好。我的朋友施叔范，他是詩翁，也是酒伯。他說：真正的佳品，必須汲湖水釀造；水的成分不要過清，也不可過濁；清則質薄，日久變酸，濁則失掉清靈之氣。鑑湖水，源出會稽，有如嶗山泉，所含礦質，恰合釀酒之用，因此紹酒獨占其美。（我個人的看法，金華酒並不在紹興之下，只是產量不多，行銷不廣，讓紹酒占盡聲名而已。） 做酒是一種藝術。釀酒行家，叫缸頭師傅。這種師傅我們家鄉也有。首先把糯米浸了，再放上飯蒸（一種大木桶的蒸具）去蒸，蒸熟了，攤在竹墊上，等它涼下來，再拌上酒藥；酒藥的分量得有斟酌，多則味甜，少則味烈。接著把它放在大缸中「作」起來（「作」即是發酵之意）。究竟「作」多少日子，那就看缸頭師傅的直覺判斷了；總是聽得缸中沙沙作響，有大閘蟹吐沫似的，看是「作」透了，再由酒袋裝入酒架，慢慢榨出來。這榨入缸中的酒汁，一壇一壇裝起來。再用泥漿封了口，一壇壇放入地窖中去，普通總是半年十月，就可開壇了；一年以上，便是陳酒，市上出售的，大多是一年陳的。我不會喝酒，卻懂得做酒，因此，看看別人的描述，覺得不夠切實。 「作」酒時期，我們也可喝連糟酒，稱之為「缸面渾」，其味較醇，卻不像「酒釀」那麼甜。釀了頭酒以後，還可再釀一次，其味淡薄，我們鄉間，稱之為「旁旁酒」（不知究竟該怎麼寫）。 杜甫的《飲中八仙歌》，那八位酒鬼都很有趣。不過，他們喝的不是紹興酒，汝陽王李璡，他要去的是「移封向酒泉」（今甘肅），並非到紹興。我不會喝酒，要喝還是喝紹興老酒。 紹興老酒，我說過是一種糯米酒，味兒醇厚，黃澄澄的。我喝過一壇十五年陳的棗酒，那簡直像醬油一般。我們一想到茅台、大曲、汾酒、高粱那股辛烈的衝勁，就覺得冬日跟夏日的不同。我們喝紹興酒，總是一口一口地喝，讓舌尖舌葉細細享受那甜甜的輕微刺激，等到喝得醉醺醺時，一種陶然的心境，確乎飄飄欲仙。我們從不像歐美人那樣打開了瓶嘴，儘自向肚子灌下去，定是要喝得狂醉了才罷手的。魯迅曾在一篇小說中，寫他自己走上了一石居小酒樓，坐在小板桌旁，吩咐堂倌：「一斤紹酒。——菜？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他很舒服地呷一口酒，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這就是酒客的情調了。在紹興喝酒的，多用淺淺的碗，大大的碗口，一種粗黃的料子，跟暗黃的酒，石青的酒壺，顯得那麼調和。 要說紹興酒店的格局，魯迅在《孔乙己》那小說的開頭，有過如次的描寫：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檯，櫃裡面預備著熱水，可以隨時溫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靠櫃外站著，熱熱地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店的後半雅座，擺上幾個狹板桌條凳，可以坐上八九十個人，就算是很寬大的了。下酒的東西，頂普通的是雞肫豆與茴香豆。雞肫豆乃是白豆鹽煮漉干，軟硬得中，自有風味，以細草紙包做粽子樣，一文一包，內有豆二三十粒。茴香豆是用蠶豆即鄉下所謂羅漢豆所做，只是於煮加香料，大茴香或是桂皮，也只是一文起碼，亦可以說是為限；因為這種豆不曾聽說買上若干文，總是一文一抓；夥計也很有經驗，一手抓去，數量都差不多，也就擺作一碟。此外現成的炒洋花生，豆腐乾，鹽豆豉等，大體具備。但是說也奇怪，這裡沒有葷腥味，連皮蛋也沒有，不要說魚乾、鳥肉了。我們家鄉的酒店，也是這麼一個格局，假使《孔乙己》要上演，這樣布局是不可少的。 說到孔乙己喝酒的咸亨酒店，周啟明先生還寫了幾段小考證：咸亨酒店開設在東昌坊口，坐南朝北，店堂的結構與北京的大酒缸不相同。在上海一帶那種格式大抵是常有的。——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檯，櫃檯邊有一兩人站著喝碗酒。那情形也便差不多了。在紹興吃老酒，用的器具與別處不大一樣，它不像北京那樣用瓷茶壺和盅子。店裡用以燙酒的都是一種馬口鐵制的圓筒，口邊再大一圈，形似倒寫的「凸」字，不過上下部當是一與三的比例。這名字叫作竄筒，讀如生竄面的竄，卻是平聲。圓筒內盛酒拿去放在盛著熱水的桶內，上邊蓋板鏤有圓洞，讓圓筒下去，上邊大的部分便擱在板上。這麼溫了一陣子，酒便熱了。一竄筒的酒稱作一提，倒出來是兩淺碗；這是一種特製的碗，腳高而碗淺，大概是古代的酒盞吧。 紹興人喝黃酒，起碼兩淺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喝一碗，那便不大夠資格。 紹興師爺 南宋政論家葉水心謂：「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顧亭林乃在《郡縣論》里引申葉氏之義謂：「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這就把紹興師爺的內幕揭露出來了，他們不是幾個才智之士，而是一個集團，他們也和封建組織一般，父子相承，師徒相繼，有他們的傳統勢力的。馮桂芬說：「吏戶兵工四部，每部不下千人之多，其渠數十人，車馬宮室衣服妻妾之奉，埒於王侯，內外交結，隱語郵書，往來旁午，輦金暮夜，蹤跡詭秘，莫能得其贓私都數。嘗與一紹興人擬議，吏部四司，歲約三百萬，兵部官少而費更大，戶部有鹽漕，工部有河工，計四部歲不下千萬。外省大小衙門，人數尤眾，婪贓更多，更不止千萬。究銀所自來，國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亂，誰為之？亦官與吏耳，而吏視官為甚。」大家都已明白，「紹興師爺」不只是一個政治集團，也是一個貪污集團，「六部，書吏窟穴其中，漁利舞文，往往舍例引案，上下其手。」「各省院司書吏，多與部吏勾通，其各府州縣衙門書吏，又往往勾通省吏。」造成了積重難返的情勢。最近從美國回到台北的陳立夫，他們兄弟主持中央政治學校，就想網羅天下的專署、縣、區的科長、科員於一家之手，造成新的「師爺集團」，所以他雖離開國民黨的政權十多年，而其聲勢一直不衰。 吏胥的地位，幾乎一代低於一代，但他們操縱把持的力量，卻一代增於一代。他們把持時政，廣納財貨，由來久矣。顧亭林《日知錄》吏胥條：「唐鄭餘慶為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宮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為奸。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韋處厚為相，有湯銖者，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吏胥弄權，可以左右宰執，甚至可以打擊宰執；權勢如此，「師爺」誠不可為而可為的呢。 五種「師爺」之中，「刑名錢穀」二者最為重要。可是縣政得失，每在疏忽小處，發生了大漏洞。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在「掛號」的方面出了毛病，以至於丟官，幾乎入獄的。汪輝祖在《學治臆說》中說：「刑名錢穀，動系考成，盡人而知，其當重矣，抑知賦繁之地，漏催捺擱，及大頭小尾諸弊，實皆征比核之，而詞訟案牘，刑錢多不上緊，全在號友稽查催辦，至書啟庸拙疏忽，亦足貽笑招尤，無一可以易視。」他是經驗豐富，確有所見的。 我在紹興城中，看了吳昌順主演的《四進士》。那位見義勇為打抱不平的宋士傑，把一位老訟師的風度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了。「訟師」與「紹興師爺」是同一窟的狐狸，他們的權謀術變，也很相近。不過，舊中國的政治，乃是半儒家、半法家而採用術治的政治，因此，國家的法律，藏之於官府，並不公之於天下，讓老百姓共同知聞的。一個地方官，與當地巨室朋比為奸，那是常事，但逃不過「惡訟師」的明眼。因此縣官上任，捉拿訟師，也算是政治手法之一。宋士傑年紀老了，決定收山了，但激於正義感，不能不出來主持正義，這就得冒充軍入獄的危險。《四進士》這劇本，是同情有正義感的訟師宋士傑的。做「盾」的唯恐傷人，做「矛」的唯恐不傷人，這便是「訟師」與「師爺」的兩面。在我的幼年還是「訟師」時代，到了我的少年，已經是「律師」時代，民主政治的法律觀念已經改變了。 紹興雜拾 衙前、平水 我的一師同學之中，諸暨人最多，其次則是蕭山人。在社會革命前期擔當前驅工作的徐白民、宣中華，他們都是諸暨人，但他們都是蕭山衙前這一洪爐鍛煉出來的。有一時期，我頗想用衙前做背景寫一本表達知識分子思想變遷的長篇小說；可是，此間（香港）有一位妄人，卻說有種種掛礙，因此，沒曾寫下去。 民國初元，衙前有一位火辣辣的人物沈玄廬先生，他是屠格涅夫一型的地主，滿清末年還做過幾任知縣大老爺，可是投身革命，和劉大白、沈仲九、邵力子諸先生，都是當時的激進分子。辛亥革命成功，他是浙江省議會第一任議長。才氣縱橫，散文、詩歌，富有煽動性。他在五四運動時期，主編《星期評論》和北方的《每周評論》，同為新文化運動的講壇。我的一點新觀念，還是受他們的薰陶而得的。後來，他創辦了衙前小學，實在是鼓吹社會革命的東南據點。這位最為紹興鄉紳所頭痛的沈老爺，就和泥腳朋友平起平坐，頗有舊俄民治派風度。在他的感召之下，那位為農民運動而犧牲的李成虎，乃是現代社會革命的第一個戰士，真正的農民，揭竿而起的。劉大白師還寫過這麼一首悼詩： 成虎，一年以來，你的身子許是爛盡了吧。 然而你的心是不會爛的，活潑潑地在無數農民的腔子裡跳著。 假使無數農民的身子都跟著你死了，田主們早就沒飯吃了； 假使無數農民的心都跟著你的身子死了，田主們卻都可以永遠吃安穩飯了。 然而不會啊！ 田主們多吃了一年安穩飯，卻也保不定還能再吃幾年的安穩飯。 你的身死是田主們的幸， 你的身死心不死，正是田主們的不幸啊！ 大白先生，紹興平水人。平水鎮在香爐峰的腳下，山陵平衍，成為一大平原，四山環翠，溪流交錯，那兒的「平水茶」和「龍井茶」一樣，同為世人所愛好。在那山區，有雲門、平陽、壽聖三寺，正是唐人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名寺的一部分，以雲門寺為最著，岩間石刻，留著大書法家智永的遺蹟。相傳大禹治水，到此水平，乃稱平水；大禹，大概是越民族的古代傳說人物，因此，他的墳墓也在紹興，紹興城中也有禹跡寺。他所治的水，大概是錢塘江，不一定和黃河的洪水有關。 據唐代大詩人元微之《長慶集序》：「嘗山游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問之，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也。』」這山水明秀之鄉，乃是詩人的園地呢，大白先生的「白屋」，也就在小溪之右。他曾有《白屋說詩》之作，也是現代文學史上的故實。 大禹陵 我第一次游大禹陵，乃是四十多年前的事。龐然一大堆土，豎著一塊石碑，實在看不出什麼。陵前大禹廟，也是古老黯淡得很，只有一印象很深，總有無數的蝙蝠，滿殿飛舞，吱吱作聲，張起翼來，有車輪那麼大。它們棲息殿樑上，積糞遍地，有的還躲在大禹神像的耳朵里。禹像垂旒搢笏，容像莊嚴，約有二三丈高，看起來好像各地的城隍菩薩。殿側高處有空石亭，石高五尺如筍尖，中有斷紋，上有空穴。志載石上有東漢順帝時刻文，已漫漶不可辨識了，宋刻文尚可讀。石旁有兩碑，一曰禹穴，一曰石紐，篆勢飛動。廟門外那有名的峋嶁碑，系乾隆時所摹刻的。 大禹治水的故事，流行得很早。說他疏九河，鑿龍門，九河自以黃河為主體，他所鑿的龍門，便是今日黃河水利重心地區三門峽。但據水利專家地質專家如丁文江氏的研究，龍門乃是天然沖成的，不是人工所做得到的。大禹治黃河，只是傳說中的人物而已。不過，大禹，這位腳步很健的工頭，他生長在西北，為什麼要死在浙東，葬在會稽山呢？這就使人懷疑他只是古代越民族的傳說人物，他所治的水只是錢塘江，並非黃河。此一說也。大禹生平事跡中，有一件大事，便是會諸侯於塗山（今安徽懷遠東南八里），顯然又是淮河流域的傳說人物，他可能治的是淮河。此又一說也。（《漢書·地理志》：「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 由於古代社會民族文化的研究，我們才懂得若干傳說中人物，乃是一種部落的「圖騰」；因此，許多史學家，就聯想到「禹」（《說文》云：蟲也），如顧頡剛所說的，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王伯祥說：禹或是龍，大禹治水的傳說，與水神祀龍王事頗相類。這樣解釋，本來很通，古越民族以「禹」為「圖騰」，禹乃成為治水傳說中人物，由南而北，普及全國，已經言之成理的。這一來，在當時，觸了一位文士劉永濟的大怒，他寫了七首《滬戰雜感》（滬戰即一·二八戰役），其二云： 仲尼無父禹為蟲，大聖玄言總鑿空。 今日上邦文物盡，有誰流涕嘆為戎！ 這位劉詩人，頗有葉德輝的口吻，他說：「晚近學風，務反舊說，自命新奇，頹波所被，舉凡先聖典謨，可以行己立國者，皆視為陳腐迂闊，盡掃而空之。於是禮防大毀，人慾橫流，雖無外侮，已無以立國，一旦禍發，安得不倉皇失措哉！失地辱國，特其必食之果耳。」如他所說的，日本進攻瀋陽、上海，乃是國人說仲尼是私生子，大禹是爬蟲的緣故，這樣的推論，實在想不明白的。 大禹傳說之中，還有「禹惡旨酒」的說法，這位歷山澤的工頭，他在草里走、水裡浸，不喝點酒怎麼行？或者，他是說要喝高粱、大曲、茅台，不喝紹興酒；因為紹興酒太甜，進口容易，醉了也不明白的緣故，偏生他自己的墳墓，又恰好在酒鄉之中，豈非自我諷刺？一笑。 溪口、雪竇寺 上月底，草山老人在台北過生日。他老人家避壽如儀，他的部屬祝壽也如儀。台北有幾家報紙刊載奉化溪口專欄，兼及雪竇寺。那位寫掌故的芝翁，似乎對溪口情況也不很熟，眼前的溪口，他又不曾到過，說起來十分隔膜。溪口本來是我的舊遊之地，前幾年，又去看了一回山水勝景，門庭依舊，只是樑上燕子飛入平常百姓家了。今日台灣人士，當然不會知道溪口新景；海外人士，也很少到過今日的溪口。因此，一位朋友，出了題目，要我談談今日的溪口。 上回，我幽默地說天下和尚都可殺，至少花和尚魯智深一定拍手贊成。至於寺院和尚帶著勢利眼，有「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好茶」的對聯可證，並非我誣陷他們。且說奉化雪竇寺的方丈太虛法師，就是一個政治和尚，和那位洋和尚于斌，瑜亮一時，算得一對活寶貝的。有一回，我們到了雪竇寺，太虛恰好到印度去了，他的高足弟子××在那兒主持寺務。他很客氣地請我們喝茶（當然是泡好茶了）。我問他：「法師，一個叫花子到寺中來，和蔣委員長到寺中來，像你這樣道行很高的法師，有差別相？無差別相？」他說：「無差別相。」我說：「口中無差別相，心中有差別相，是差別相？非差別相？」他一臉通紅，說不出來。我笑道：「又何必難為情呢？你何妨說：有差別相，是世間法；無差別相，是出世間法。蔣委員長來了，太虛如不出來迎候，只怕雪竇寺早已開不成了。」當然，像我這樣的新聞記者是有差別相的。 有人以為雪竇寺的名聲，乃是草山老人的光輝，那真小看了雪竇寺了。雪竇寺在晚唐已負盛名。陶谷《五代亂紀》云：「巢既遁免，祝髮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明州（寧波）雪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至今。」可見雪竇寺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雪竇寺記》，宋淳化三年，賜御製賦詩。祥符三年，仁宗夢遊此山；淳祐五年，理宗御書賜四大字：「應夢名山」。）要說雪竇寺和草山老人有什麼關係，那只有種種無稽之談，有的說老人原是雪竇方丈的孩子，有的說老人的老父，乃是雪竇寺的伙頭，傳信傳疑，無從考證的。 雪竇寺自古為林泉勝境，其地有妙高台、藤龕、含珠林、錦鏡池、石竇、千丈崖、瀑布泉、桃花坑、龍隱潭諸勝。而以妙高台、千丈崖為最著。草山老人歸溪口時，總是住在妙高台的多。台前有一聯，云： 台前飛瀑長留，激濁揚清，淡泊能明高士志； 窗外孤峰特立，居高臨下，鞠躬須識老人心。 目前，這是溪口招待所，我們到溪口時，就住在妙高台。那天，我就引用了于右任先生的詩句：「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另一首云：「無聊豫讓酬知己，多事嚴光認故人。面上征塵衣上血，千秋贏得一沾巾。」 和雪竇寺有關的史跡，我們可以重看《雪竇寺記》，但莫德惠所提到的王陽明，卻和雪竇寺無關。我知道讀者諸君，對雪竇高僧的聖跡，並無興趣。陽明山雖在台北代替了草山的徽號，又知道台灣人士也未必對王陽明有什麼印象。我不妨在這兒提一提的，倒是那位長時期囚居在新竹，近年靜住陽明山的張學良，他的囚居第一站，卻正在溪口雪竇寺。張氏夢魂中，對雪竇寺的印象，一定比老人深得多。西安事變後，張氏待罪隨著老人到了南京，軍事法庭判處其十年徒刑。老人以父輩管教子侄的說法，把他送到自己的家鄉溪口去。張氏就住在雪竇寺旁邊的中國旅行社。（在溪口的中國旅行社有兩處，一處在鎮西武嶺公園，一處在雪竇寺。）當時，也曾在寺的另一邊，構築新居，準備張氏久住。新居未成，而盧溝橋戰事發生，接著又起了八·一三淞滬戰爭。張氏奉命內遷，便結束雪竇寺的囚居生活，先後不及一年。 張學良在雪竇寺的囚居，只能算是畫地為牢。沿武水泛排而下，可以到鎮口文昌閣一帶，那是盡頭了。沿武水可以上登四明山，不過，他不會有機會上相量崗，極目杭州灣的雲煙的。他們的行跡，除了雪竇寺，可以跋涉青龍潭、千丈岩、和尚墳那些山川勝跡，就是不能再上妙高台了。那時，千丈岩邊住著一位東北籍的寂光和尚，乃成為張氏的方外交。張氏是一個愛熱鬧的人，突然要過這樣枯寂的幽居生活，當然心有不甘；因此，他找尋種種方式來發泄心胸的苦悶。有時游水，有時打網球，有時騎馬射箭，有時買了大批鞭炮，點燃發放，噼啪聲滿山谷，引以為樂。雪竇寺前，有一株高達八九丈的參天大樹，濃蔭遠蔽，那就是他們的運動場。張氏的精神，就是在那一天地中慢慢磨鍊淨化的。 千丈岩的清泉，原是雪竇寺那一股山水瀉注而來的；春夏之間，春雨狂泉，直注岩頭，瀑布高懸，蔚為奇觀，雖不如雁岩、天台，卻也和廬山三疊泉媲美。這樣壯美的自然境界，容易引我們超乎自然，如李白所詠「遙見仙人彩雲里，手把芙蓉朝玉京」的詩境。千丈岩正如鵝湖的捨身崖，歷來有人在那兒投崖的。有一回，張氏在那兒扶乩消遣，召來一個冤鬼，自稱「李進，明末人，在奉化做驛丞的」。（驛丞，仿佛是中國旅行社的主任或總幹事。）張氏問他住在哪兒，他說就住在千丈岩底，一定是投岩而死的冤鬼。可惜，今日的張學良，還沒有機會寫回憶錄，否則這一段雪竇寺囚居錄，一定十分動人。 清《一統志》言：雪竇山和瑞峰山，都是從天台山發脈，向東北一百三十里，涌為二百二十峰，中有三十六峰，綿亘奉化、慈谿、鄞縣、上虞、嵊縣、寧海諸縣境，上有方石，四面如窗，通日月星宿之光，故曰四明。從雪竇寺上山，我們到過海拔一千餘公尺的天宮峰，天宮峰的南部，為相量崗。那兒，一座五開間的平樓，才是蔣經國回國後在鄉靜居修習之地。在崗上，東北引望，可見鎮海的洋面，東南可以遙見象山港的帆影，轉向北面，又可以看到杭州灣的煙雲。這麼一想，溪口在軍事地位上，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了。十六年前，當草山老人從南京引退到溪口休養時，解放軍的四明支隊，已在相量崗一帶有所活動，真的臥榻之際，有人在那兒伸足了。 溪口鎮，就在武水的口上。武水亦稱剡溪，水淺不能通船，山農以竹排往來其間，也可說是最簡樸的水上交通工具。口上那臨流山阜上的文昌閣，倒和過去的國民黨政權有密切關係。九·一八國難發生，汪精衛帶著腰中的子彈在這兒住了一些日子；京粵合作的局面是在閣中商定的，接著乃有一·二八的淞滬戰役，又接著訂立了淞滬停戰協定。我知道桂系若干政要，也在那兒住過，蔣桂合作的局面，也在文昌帝君昭鑒之下達成。鎮口右岸那所庭院，便是武嶺學校。我所認識的朋友，在那兒住過的很多。奉化水蜜桃，其種來自上海龍華，卻比龍華更馳名世界，每年都有大量到香港來。對於除蟲、接種、罐裝工作，武嶺頗盡了一點力。溪口另一特產，便是竹筍。溪口實在是山區，寧波如生廠的油燜筍，一部分就是武嶺山農所供應的。武嶺學校也在這一方面做了一些事；武嶺只是一個職業學院，分農、商二科。主持這一學校的教育長，先後都是農業專家。 溪口地處交通衝要，水陸交通，戰時集中在那兒，沿溪商店林立，戰後依舊很繁榮。全鎮近千戶人家，草山老人這一族姓蔣的是鎮中大族。鎮西那一頭，都是山農。我曾訪問過一回，他們都是從台州來的山農，以開山為業的。所謂開山，就是種竹挖筍，砍柴燒炭為生，鎮中人叫他們燒炭佬。他們和蔣族沒有多少關係，因此，草山老人有什麼政治上大波動，和他們絕無影響。他們才是鼓腹而歌，說「帝力何有於我哉」的羲皇上人。 草山老人，在政治上起伏的波動很大，可是，溪口鎮上人，連蔣姓的人受影響並不很大。前幾年，我重訪溪口，那位刻著「蔣委員長舅父」頭銜的舅父，依舊在那兒自食其力。老人的私宅，依然如舊，私宅那一圈房子，有一所平房，那就是蔣母生前起居之所，使我們想見百年前蔣家的境況。 本來，溪口鎮西的武嶺公園，和蔣母墓園，乃是遊人最感興趣的所在。公園已毀於日軍侵占時期。草山老人先前在墓園所布置的石碑牆刻，還是二十年前的舊景。只是遊客們不知道國民黨政權的內部矛盾，如何在那兒反映著了。 富春江上 最近，許多從大陸觀光回來的朋友，都到了新安江；他們並不知道「一灘復一灘，一灘高十丈；三百六十灘，新安在天上」的往事，只知道在新安江水壩上蓄水池泛舟，可以乘小輪到屯溪。他們並沒有到屯溪，也不明白皖南人會把這件事看作人類史上的奇蹟。不過，他們這回到新安江去，並非乘浙贛路車經金華轉向蘭溪支線通往淳安，而是沿富春江岸公路線，經富陽、桐廬、建德前往的。因此，羅兄回來，不斷讚嘆富春江上的景物；一個生長在陽朔桂林山水間的文士，而推許富春江秋色，其風光媚人，可想而知。 本來東晉南朝文士，從西北黃土層來到東南水鄉，已經覺得山陰道上，目不暇接。可是，那時文士吳均，到了富春江上，寫信告訴友人朱元思道：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這一幅圖畫，羅兄必定有先得吾心之感。吳均這一封信，仿佛是一首散文詩，音律鏗鏘，幾乎難於做適當的話譯，我們還是從諷誦中求之。 錢塘江自富陽以下，江面寬闊；范成大所謂「富春渡口明人眼，落日孤舟浪拍天」是也。富陽以上到桐廬桐君山下長糕洲邊，這一百里許，便是嚴子陵隱居游釣之地。嚴光，字子陵，是浙東餘姚人。少時和東漢第一位皇帝劉秀是同學。劉秀做了皇帝，他改變姓名，隱居不見，披羊裘釣於澤中。劉秀思念他，尋訪得之，三請而後才來，除官諫議大夫，堅持不就，歸隱富春山，耕釣終其身。他的舟居生活，就在這一百里江面上，當然不會上釣台去釣魚的。大家請恕我這土老兒說傻話，我第一回到杭州，覺得西湖並沒有怎麼了不起的美。進一師第一個月，國文教師叫我讀這篇吳均寫給友人的信，我想到富春江上的景色也不過如此，這番小孩子的話，當然不敢說出來。後來才知道古代文士寫的都是一時直覺；七里瀧中，又是一番景色。而蘭溪橫山、金華八詠灘，在詩人筆中也是如畫如繡。即說我們家鄉的掛鍾尖，也夠得上和桐君山、獨秀峰爭勝的。金華山水，本不在富陽、杭江之下，難怪我這土老兒一眼就把西湖看低了。 有一年秋天，霖雨經日，飆風時起，我們的輪船從桐廬下駛，過了富陽，就在滔天白浪中打旋，連聞家堰都靠不攏，只好彎向臨浦鎮停泊。拖輪一直騰起暴落，終宵在澎湃中起伏。大家瞠目結舌，緊握著拳頭，好似等待被海神吞下去。那一晚，我才體會到壯美的場面，那是我們鄉居人所不曾經歷過的。又有一回，我們的帆船駛下長糕洲，已經三更時分，遠看桐廬，漁火點點，桐君山只是那麼一個龐然黑影，有如老僧入定。回看七里瀧中，山高月小。耳邊只聽得輕槳打水，拍拍作聲，有如乳母鳴兒入睡。我忽然體會到這是靜美的境界。境與情遇，心隨物轉，有時物我兩忘，這才體會到「天地之悠悠」，不禁愴然而涕下的。 錢塘江的海潮泛濫，潮汐就到富陽城外為止。富陽以上，便是清冽的淡水。海中鰣魚，黃梅泛中，上溯淡水區產子，直入七里瀧；因此，富春的五月鰣魚，自是珍品。鰣魚離水即死，前人有人生五大恨事之語，其一便是吃不到活的鰣魚，只有在富春江上，才買到鮮活的鰣魚，我曾吃過好多回，亦一快事也。海外上海菜館所吃的鰣魚，大多是從鎮江、九江來的，當然經過冰封；好在鰣魚味美在鱗，雪藏也沒多大關係；比之富春江吃活魚，自差得多。有一回，船過七里瀧，看見江上漁舟正網得一尾鰣魚；舟子替我們買了來，立刻動手剖洗，在鍋上蒸起來，正是「一尺鰣魚新出水，松枝炊火味無雙」。舟子的蒸法是這樣，洗乾淨了，用荷葉包著，擺上冬菇，隔水燉著；燉好了，用蔥姜蘸著吃，其鮮美，非言語所能形容。我在洛陽吃過黃河鯉，在吉林吃過白魚和豐滿的鯽魚，在香港吃過石斑，在西湖樓外樓吃過醋魚，總覺得不及那一回的好；用一句鄉間語來形容，幾乎把自己的舌頭吞下去。這是該獻給皇帝吃的美味，不過，迢迢萬里，不要說八百里驛馬，兼程入貢，即算用飛機運去，也總得打折扣了。我想嚴子陵當年一定吃過，這一點，就比漢光武的口福好得多了。 我少年時期，浙贛路未修築，從家鄉到杭州，年年往來富春江中，真是嚴子陵的同路人。也正如那位山陰道上大詩人陸放翁所寫的： 桐廬處處是新詩， 漁浦江山天下稀。 安得移家常住此， 隨潮入縣伴潮歸。 （南宋淳熙七年，放翁從江西放歸，途經桐廬漁浦返山陰時所作。） 我對於桐廬、富陽這一帶江村有特殊的感情。桐廬在桐江口上，那是通往於潛、昌化、天目山一帶的支流，和新安江一樣清淺。錢塘江上的小輪，到此便是終點。我們要到錢江上流的，便從此轉乘定期帆船兩天可到蘭溪。桐廬乃成為航程中的轉換站，上下錢江，一定在這兒歇腳。桐廬之於我，真是十分親切；桐江水中，也有著我的鄉愁別情。桐君山在桐江北岸，仿佛蘇東坡所游的石鐘山，龐然巨崗，有如石鐘兀坐。渡桐江便到山麓，盤旋而上，長林夾道，上有一廟，一般遊客以為是桐君，其實是張王廟，或稱張大帝。張王即唐代張巡，宋、元、明代香火遍及東南。自關王廟興，張王便聲名暗淡下去了。廟中藏有梁啓超題詩，他們到七里瀧，訪嚴子陵釣台回來，經此登山廟時所作，並無新意。廟僧只有這麼一點詩卷，可見文士遊客之稀少。 從桐廬上駛約十華里，過了長糕洲，便是七里瀧口。瀧中夾岸危崖陡立，江水深碧，總有七十華里的長瀧，出了瀧口，便是建德。舟子謂瀧中順風順水的話，仿佛七里；逆水逆風，就是七十里。在長瀧中本可行駛小輪，只因北口淺灘，難以行駛，因此，小輪以桐廬為終點。出瀧就看見一顆圓形的巨石，有如饅頭，因以為名，那就到了有名的烏石灘。灘有烏金石，故名，烏金其實就是鎢礦，石質堅硬而沉重。灘水淺，群石突兀，從灘到嚴州東關，不過五華里，水淺時，就得拖挨了半天一天才上得去。到了嚴東關，那就到了新安江入口處了。嚴東關離建德只有五華里，路程不算遠，而且水行還利便。我們上下旅客總在東關歇腳，有一時期，那兒市面也還不錯。 我們知道嚴子陵的生活圈，在富陽、桐廬之間；他或許棹漁舟進入七里瀧，未必在那一帶安身。這位隱士，他有著光武帝那樣的闊朋友，同床而睡，把腳擱在皇帝的肚皮上，也就被千古文士讚嘆不已。後世紀念他的嚴子陵祠堂和嚴子陵釣台，卻在七里瀧中，把他的生活圈移到富春江上半截去。那位寫祠堂記的范仲淹，就有了「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讚詞。 嚴子陵釣台，在長糕洲南約二十五華里，離嚴東關約四十五華里，那是富春江的西岸。山腳為嚴氏祠堂，曲折上山，山徑陡而狹，半山有一危崖，平廣數丈，便是釣台，離山腳總有二十多丈高。嚴先生當年是否上過這一台，並無證明。可是好事之徒，總說嚴先生要爬上半山釣魚，而且替他設計一種釣竿和釣絲。往來旅客，千千萬萬，議論很多，卻很少有上過釣台的，連那些詩翁，也只是過釣台遠望有感而作，除非專程上山，做一天的打算，才會有俯視江流。我是乘了上水船在山腳夜泊，才上過一次山。山腳只有一家嚴氏後裔，要投宿也很難的。「風雅」一類的事，只能遠看而不可近觀，我想，再傻的漁翁，也不會上釣台去的。現代嚴子陵，他們都搖船往來瀧中，蓄養魚鷹來代替絲綸了。我們看見過兩隻魚鷹扛起一條活鰣魚，這是漁夫的實際生活。 釣台其實是兩部分，東台與西台，遠看好像是一處；近看其實是二台相對峙，也隔開四五丈那麼寬。東台便是紀念嚴先生的；西台呢，江上過往人等，連船老大在內，一口咬定，說是姜太公的釣魚台，而且說九江的鰣魚，就是姜太公釣得的鰣魚，一甩脫了鉤，晃過了富春山，落到長江里去了。那位山東佬，為什麼要到我們浙江來釣魚，我心中總覺得有點離奇；可是在夜航船中，這類辯論是犯眾怒的，還是算作姜太公釣魚台的好。其實那西台，比嚴氏東台還有名些。宋末元初，那位愛國志士謝翱（皋羽）和遺民吳思齊、馮桂芳、嚴侶等在西台上設文天祥神主，號泣祭奠，擊築而歌，所謂「西台痛哭」者是也。說起來，西台比子陵台更有歷史意義。謝氏《西台哭所思》云： 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 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回。 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 未老山中客，惟應賦八哀！ （謝氏有《西台痛哭記》，文長不錄。） 他們當年上西台，也不是住在台上的（在台上簡直難以生活的）。謝氏，福建霞浦人。他們到七里瀧來，和朋友們先期到蘆茨方鳳家聚會（方鳳和吳思齊是好友，也是宋末志士）。蘆茨和將軍岩相近，棹舟到子陵台，下行四十里左右，順水二三小時可到。在台上行祭禮，傍晚下山，仍回蘆茨過夜。那是他們集合的地區，其地離我家也只有四十華里，我倒走過許多回。南宋亡國痛，到了明代復國，已經淡了，因此，後世人只記得嚴先生的風雅，忘了謝翱的悲鳴。和謝皋羽同時，有一位溫州詩人林景熙，他曾寫了《酬謝皋父見寄》詩： 入山采芝薇，豺虎據我丘； 入海尋蓬萊，鯨鯢掀我舟。 山海兩有礙，獨立凝遠愁。 美人渺天西，瑤音寄青羽。 自言招客星，寒川釣煙雨。 風雅一手提，學子屨滿戶。 行行古台上，仰天哭所思。 余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 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 我希望經過七里瀧的過客，先領會這首詩的微意。 新安江的黎明 一灘復一灘，一灘高十丈； 三百六十灘，新安在天上。 ——黃仲則《新安江灘》 昨天兩位帶蘇北口音的朋友，在電車上看報。看見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新安江的黎明。」甲問：「新安江在哪兒？」乙呢，哎了一聲，也沒接下去。 大概四五十歲上下的上海人，抗戰時期，在東南一帶跑過碼頭的，一定知道新安江在哪兒。可是，他們又會問了：「新安在哪兒？」一千多年前，那位大詩人李太白，就到過新安江，他寫道：「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南宋詩人陸放翁也在這兒做過地方官。 錢塘江（浙江）上游，過了蘭溪，到了嚴州（建德）便稱嚴江。過了七里瀧，過了桐廬，以下便稱富春江。那支從嚴州匯入富春江的便叫新安江。可是，「新安」這一由來，就得仔細說一說。一千八百年前，這兒是新安郡，包括皖南、浙東的一部分，郡城在今淳安縣。今日的新安江水庫，正在古新安郡城，即淳安西北。可是，歷代建置，隋代郡城，移到了休寧，後來又移到了歙縣（徽州，改屬安徽）。所以清代詩人黃仲則詩中，所說的「新安在天上」的「新安」，是就徽州而言。新安江也有徽江之稱。 我們從杭州上行，輪船只能駛到桐廬為止（九十公里）；桐廬以上，只能通行帆船，定期帆船二天可到蘭溪，也是九十公里。進入新安江，上行到休寧（屯溪）或徽州，也是百八十公里，帆船無法通行，只能行駛小舴艋。日期就難以預定，冬日水淺，每天行十里八里都不一定，有時四五里，半月二十天到徽州，算是順當；有時船隻運貨，一個月四十天，也說不定。「天上」二字就是這麼來的。中間七十二灘，煤灘、米灘最長最險；徽幫學徒，出門學生意，十年八年不回鄉，也是常事。古代文士詠嘆贛江、新安江，說是有如長江三峽呢。 自從浙贛路通，從杭州到金華，不過三四小時；而杭徽公路既通，朝發午至，不獨新安江很少行客，即富陽、桐廬、建德、蘭溪、金華的輪運帆運，也只以運貨為限。大家連富春江七里瀧都忘掉了。可是，抗戰中興，杭、富先後淪陷，桐廬以上，又恢復了帆船。日軍再陷金華、蘭溪，浙贛通道，要轉經新安江，於是浙東淳安、皖南屯溪，一時成為衝要市鎮。多少朋友，都從新安江到過淳安，西南大後方，也牢牢記住這一大動脈了。 海外朋友，或許不知道蘭溪和屯溪的盛況，讓我說一個小小的故事。有一位紹興大鄉紳，他的兒子，偷了二千塊銀洋逃出家門去了。鄉鄰告訴他，他那寶貝兒子逃到蘭溪去了。他老人家大為放心，只要他兒子不到杭州、上海去，二千塊錢花不了的。哪知他趕到蘭溪，他的兒子已把這批大錢差不多花完了。蘭溪的茭白船（花姑娘船）在百艘以上，再多的錢也花得了。他到了蘭溪，才知道在天上的新安（屯溪），一樣可以花掉；上海與杭州的享受，在這兩處山城，都可以找得到的。 岸上行人莫嘆勞， 長年三老政呼號。 也知灘惡船難上， 仰蹈桅竿臥著篙。 ——楊萬里《過招賢渡》 南宋詩人楊萬里作《過招賢渡》詩，題下有小引：「余昔歲歸舟經此，水涸舟膠，旅情甚惡。」招賢渡在衢州、常山之間，那是錢塘江另一支流，水淺船小，和新安江情況完全相同。我也乘過那一段的小船，身受之感相同。替楊萬里詩作注的周汝昌先生，要算古今替詩詞作注的第一能手，他也說得不分明。「長年」便是撐船的篙工，亦稱老大。撐上水船，一篙下去，便曼聲呼號，號喊了就不傷身體。一篙著底，篙把頂在肩上，船行了一段，就全身伏在船艙上。這是我們常見常聽的。過了建德，灘便多了，淺了。就拿淳安東門外那一小灘來說，離城只有五華里，卻整整撐了一天。因為舟工出建德時，便和上水船結成了幫，到了灘尖，那十隻八隻船就停在一起。大家下了水，把船一隻一隻抬了上去。抬一程，撐一程，因此，五里路就有五十里那麼長。我們上岸過崗入城，上午九時半已經到淳安，那隻船，直到晚上八時半才到埠。 這樣「灘惡船難上」的新安江，卻是皖南徽幫商人、文士到杭州、上海去的必由之道。因此，胡適、陶行知、汪原放、章衣萍、汪靜之，他們這些皖南人，也和我們金華人一樣，當年出門，必得經過七里瀧下了新安江，到建德會合的。他們才是真正的「新安」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千百處大中城市，做生意的卻讓山西、徽州兩幫商人做盡了。明謝肇淛所著《五雜俎》稱：「富室之稱雄者，江南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即徽州），江北則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中古以來，千五百年間，天下商業財富集於揚州、蘇、杭一帶；但商業中心就操在「山西佬」和「徽駱駝」的手中。一部《儒林外史》，寫的便是徽州商人背景的東南文化。而那位可憐的沈三白，他在揚州欠的也就是「西」債（山西佬放貴利）。 一方面，新安江由於是皖南、浙東的大動脈，嚴州（建德）、淳安雖是貧瘠的山區，每年的糧食，不及供應五分之三；但在東南文化上，卻占了重要的地位。從皖南到揚州去的樸學，也是這些小船運載了去的。皖南藏書之富，可與蘇、杭、揚、泰並存，雕版之精，也為全國之冠。 就在今日新安江水庫（淳安西北街口附近），明清之間有過一所大寺院（偶忘其名），先後就藏了一部《大藏經》（佛家經典，大小二經各為一藏），正續二藏總有七百三十函，每函十三冊，共九千四百九十冊，這是一部大書，佛家寶藏。那位清末民初的康聖人康有為，就因為到了西安，盜買了一部《大藏經》，給陝西人轟出來，咒他：「國家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我的朋友，杭州抱經堂老闆C君，卻在淳安那山寺中買到了這部大藏經，只花了銀圓三百元，連應酬及運費，共花了一千元。他就在這部書上發了財，大概售價五萬元。一轉手說是十五萬元，我就不十分清楚了。 偶翻看明人筆記，張瀚《松窗夢語》（瀚字子文，浙江仁和人），也說：「宣、徽之民多仰機利，捨本逐末，唱棹轉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寧）、歙尤伙，故賈人幾遍天下，良賈近市利數倍，次倍之，最下無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鄉土，而不知貿遷有無，長貧賤者則無所比數矣。」新安賈人，在明代已經勢力遍及全國。商人重利輕別離，新安江上小舟，也不知載了多少離人淚，不過，時勢太平或戰亂不同，風雨季候不同耳。我曾從屯溪下船，一夜之間，便輕舟過了萬重山，第二天早晨到了建德，走完這一百八十公里的新安江，卻也曾從淳安上陸步行，走過了威坪到街口，才宿下來。當時，我們當然想不到今日的新安江水庫，就在街口安壩築庫發電的。大概三十年前，也有幾位談水利的朋友，說是在衢港築壩，可以發電供全省之用；又有人說七里瀧也是水電的築壩理想所在。直到1956年7月，才知道我們第一個水電廠，正在新安江中段，我所步行的一段上——從安徽屯溪到浙江淳安銅官峽谷，街口上面幾公里許，水位天然落差上下達百米之巨，江流湍急。水庫於1957年築壩，1960年4月開始發電，今年10月1日全部完工，新安江也就進入它的黎明期了。 也許有人對於我說新安江水電廠，是第一個水電廠，打上一個問號。那個馳名世界說是遠東第一大水電廠，不是在東北吉林小豐滿嗎？是的，那是日本人所設計、所建造，完成五分之三左右，日軍投降了，工程停頓了。後來經過長期內戰，等於擱淺。直到1949年，才開始修整，重新建造，到1951年完成。那一水電廠，可發電四十五萬千瓦，供吉林、撫順、鞍山、瀋陽那些城市之用。在當時，該說是遠東最大的電力廠了。1950年以後，各地建築的水電廠，如官廳水電，發電三萬千瓦，都是小型的。電源最大，而由我們自己建造的，正是這一處新安水電廠，可供電五十四萬千瓦，比小豐滿的還多了九萬千瓦。它的電力，除了供應浙江全省、皖南城鄉，即安徽的南半，還可以供應上海及蘇南一部分城鄉，它帶來的光明，就有這麼廣闊。這也是三十年前所想不到的。（今新安水電，共六十二萬千瓦，比原定多了八萬千瓦。） 那兒一座高達一百零五米，長達四百六十二米的大水壩，儲水五百八十平方里，把七十二個險灘，大半淹掉了。從街口到屯溪這百十公里，已經可以通行小輪船了。這一面，浙贛路支線，從蘭溪延伸到街口，達五十六公里。我們從杭州到淳安去，既不是水路，也不是公路，就乘四小時火車，朝發杭州，午到淳安，真是我們鄉下人所夢想不到的（我的家鄉，離新安水庫，只有六十公里）。 前幾年，我從天津經秦皇島，出山海關，到東北那些大城市巡遊，處處碰到了「新安江」，有的替它造汽鍋，有的替它裝馬達，有的替它編電纜；而且都裝配在新安江上，替東南半壁放光明的！ 屯溪風月 新安江的另一頭，接上了「屯溪」，那是「茶」的市場。新安江水庫築成以後，新安江上游，便可以通行小輪船，直達屯溪了。 屯溪只是一個皖南大市鎮，屬休寧縣，離縣城五十華里。休寧和金華相仿佛，是一個淳樸的古城；屯溪卻是現代城市，和蘭溪一樣，趕上了現代化水準。又三十華里為岩寺，那是通往黃山的大道。中國旅行社在黃山設有分社，屯溪有黃山旅館，也和中國旅行社一樣現代化。 皖南茶葉，可說是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滬杭茶業都掌握在徽商之手，程、汪兩族，稱雄東南。當年，程霖生以「地皮大王」在上海煊赫一時，起先便是經營茶業。汪裕泰也是茶業一霸。文化界朋友所共知的汪原放，他所創辦的亞東圖書館，五四前後，為新文化重心，也是茶業中心人物。屯溪，就因為是茶葉集散場，乃成為皖南商業中心；正如蘭溪為火腿集散場，成為浙東的商業中心。金華人既不出火腿，也不做火腿買賣的。 暮春孟夏，新茶登場。茶農、茶商雲集屯溪。茶葉經初摘、二摘、三摘，有粗細之分。所謂「明前」，即系清明以前所摘；「雨前」，即系穀雨以前所摘。綠葉有加色焙制、熏制及發酵的手續，即青茶、紅茶，由此而分。因此，茶農把茶葉送到茶莊，莊中雇用千百婦女做加工工作。屯溪也有茶娘，卻和蘭溪的點心妹不同，就是這些應節的加工少女。茶商既多金，徽室每多怨女，她們的丈夫既是重利輕別離，經年不返，閨中少婦，不獨對楊柳而懷春；因此，結織私情，在屯溪就和蘭溪那樣濃得化不開。她們當然並不布施，卻也一半是性饑渴的滿足，一半是天真的心懷，款款深情，儼若情侶。而當時當地的社會風俗，不把男女私情看得太嚴重，對候鳥式的茶商是最好的旅伴。 屯溪的繁榮，當然不只是依靠著茶葉。中古以來，皖漆、徽墨、宣紙也是運送湖廣的大買賣，而徽駱駝就從全國各城市拖回許多資金，因此，皖南的城鎮鄉村，房屋建築得相當高大。那些巨廈之中，多少都有幾位怨女，對花興怨，見月生愁。禮教綱常，都堵不住那道缺口。 茶業繁榮了山城屯溪，把千百村姑娘吸引到城市來，呼吸了都市文明，打扮得頗為入時；他方遊客，也正戀戀於這份天真初鑿的痴憨情趣。可是，鑿破這種混沌山城，把她捲入「摩登」時尚中的，還是軍事和政治的力量。 「屯溪」這個「屯」字，原是「屯營」之「屯」，當年，孫權興兵，屯營於此，故稱「屯溪」。清代史學家顧祖禹論徽州形勢（即新安合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績溪等六縣而言），謂：「厚金陵之鎖鑰，控江浙之要領，山川險阻，襟帶百城，搖足而定饒、信，運肘而懾杭、嚴，擇利而動，無不可為也。且土沃民殷，資儲易給，控御三方，戰守足恃。」即是說，假使防守重心在南京，皖南乃是重要的外衛。假使控制了皖南，伸足贛東，便可以攻取上饒（饒、信）；沿新安江東下，北進可以攻取杭州、富陽，南旋便控制了金華、衢州，所以說「戰守足恃」。從軍事形勢說，蘇南、皖南、浙西、贛東、浙東，乃是一整體。當年，太平軍在南京建國時，湘軍統帥曾國藩便在祁門設統帥部，皖南各城便是雙方爭奪的第一線。抗戰初期，日軍攻陷了南京，第三戰區長官部便在屯溪指揮作戰。朱洪武起兵淮泗，渡江後正從這兒擴展到贛東，擊破了陳友諒，進據浙東，和張士誠對峙於蘇、杭；他的帝業，可以說是從皖南生根的。十多年前解放軍從蕪湖渡江，一面攻饒、信入福建，一面取金、衢，下杭、富，才包圍了上海的。因此，屯溪近百年間，一直是軍事重地，她的繁榮，正是軍事所助長的（抗戰八年中，屯溪並不曾受到戰禍）。 在這樣的社會經濟園地上，也開出了文化藝術的鮮花。文房四寶之中，宣紙、徽墨，已占其二。滬杭兩城的胡開文、曹素功筆墨莊，也是文士所共知的。徽墨有了一千多年的歷史，松煙、桐煙、漆煙，都是歙縣、休寧的特產；直到近半個世紀，才被洋菸所代替。但制墨工作，依舊是徽州人的專利（和這些文房工具相輔而發展的，有刻版印刷業，還有天算學的副產品，日晷及羅盤針，也是皖南的特產）。 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即是婺源人。他的一生，往來延平、建陽、鉛山、上饒、金華之間，鵝湖之會，乃是理學史上最重要的一頁。朱陸同異，乃千古不可無之同異。因此，皖學源於朱學，戴震（東原）之先，婺源汪紱、江永，一直繼承朱學的餘緒。清初，梅氏兄弟（文鼎、文鼐）以歷算震爍一時，開出了徽宣間天算之學。戴東原，休寧人，師事江永，開出皖學規模，為清代三百年主流。其弟子金壇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念孫、引之），甘泉焦循，其鄉人歙縣凌廷堪，績溪三胡（匡衷、培翬、春喬）都能光大戴學，為一代師。和皖學相先後，相頡頏，南曲主流之一徽劇，雍、乾以後，結合昆弋及秦腔的聲技藝，在揚州發揚聲光，以四大徽班入京，成為後來京劇的主流——京劇始於程長庚，他是徽劇的大師。我們說近代中國的學術文化，皖南乃其主流，非虛語也。 達夫詩詞中之浙江山水人物 富春江上 郁達夫先生埋骨海外，他的詩詞也為海外人士所愛好。但，他的詩詞所寫的景物，多是他自己家鄉（浙江）的影子，並不是屬於「上海人」的範疇，或許是海外朋友所隔膜的，姑且謬托知己，箋注一番。 那條蜿蜒穿過浙江省境的主要水流，錢塘江（亦稱之江、浙江），從桐廬以下到江口聞家堰那一段，稱之為富春江。我的朋友施叔范，也是一位詩人，曾說：這條江，好似穿山剖嶺而流的，蒼翠為岸，水色常清，一路瞻眺，左首峰勢未下，而右邊危巒又起，灣環圍抱，不離杉篁；「青山之與船低昂」，這是人的感覺，「咬定青山不放鬆」，那是江的姿態。在有些轉彎，分明已絕 當前，船進無路，可是遠望空青低觸的斜角里，卻飛出一匹匹的布帆，像成群白馬，自樹梢奔馳而來。總之山回巒轉，另換了境界。這樣的愈變愈奇，層出不盡，便是富春山水，魏晉文士迷醉了的大畫圖。達夫就是富春江南岸富陽城中生長的孩子。 釣台題壁 達夫曾有一首《釣台題壁》詩：「不是樽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1931年作）看起來，只是他個人的感懷，和嚴子陵釣台不十分相關的。其實，嚴子陵釣台，並不只是嚴子陵的釣台，史載嚴光只是披了蓑衣、戴了笠帽在富春江上游釣，並非在那高高懸岩上垂綸的。倒是南宋末年，義士謝翱和遺民吳思齊、馮桂芳、嚴侶等登西台，設文天祥神主，擊築悲歌。所以達夫說「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才有了著落。 「夕陽紅樹照烏傷」 1933年，郁氏杭江小曆紀程有《過義烏》絕句：「駱丞草檄氣堂堂，殺敵宗爺更激昂。別有風懷忘不得，夕陽紅樹照烏傷。」烏傷，便是義烏。駱丞，即是說駱賓王寫討武后檄的故事。宗爺便是北宋末年留守開封的宗澤。他是用義烏的古代人物來寫文士的抱負。 這首詩可與他的《閩子山武毅公祠題壁》詞（調寄滿江紅）合看。詞云：「三百年來，我華夏，威風久歇。有幾個，如公成就，豐功偉烈。拔劍光寒倭寇膽，撥雲手指天心月。到於今，遺餅紀征東，民懷切。會稽恥，終當雪。楚三戶，教秦滅。願英靈，永保金甌無缺。台畔班師酣醉石，亭邊思子悲啼血。向長空，灑淚酹千杯，蓬萊闕。」這也是義烏人的故事。 義烏文士和海南關係頗深的，還有朱一新先生，那是達夫所不知道的。 「淺水蘆花共結庵」 郁氏夫婦在杭州住了好多年，所以他的詩歌寫西湖景物的很多。（他也是杭州之江大學的學生，乃有皋亭山的詩。）他畢竟是詩人，他心中所嚮往的卻是西溪的茭蘆庵。所以他病中示內詩說：「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劇憐病骨如秋鶴，猶吐青絲學晚蠶。一樣傷心悲薄命，幾人憤世作清談。何當放棹江湖去，淺水蘆花共結庵。」依他的說法，姜白石從蘇州載小紅歸杭州，是經過這兒的。清初詩人厲樊榭娶了詩姬月上歸來，也是經過西溪的。他呢，和王映霞正相痴戀，才子佳人之夢已圓，也要在彈指樓邊寫一頁韻事。 鳳凰山 達夫有一首《鳳凰山懷湯顯祖》詩，詩云：「瀫水磯頭半日游，亂山高下望衢州。西江兩岸沙如雪，詞客東來一繫舟。」湯顯祖，明代大戲曲家，以「玉茗堂四夢」著稱，他是江西臨川人。鳳凰山在浙南衢州，瀫水便是錢塘江上流，衢州、蘭溪間的稱謂。湯顯祖談情而不宗理，與清初李漁同一觀點；達夫的人生觀，也正和他們同一路子，所以他的懷湯顯祖，乃有尚友古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