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行記 · 卷二 上海一角
愛儷園之憶
最近,港台朋友都在談愛儷園哈同夫婦的往事,我也來搭一腳湊湊熱鬧。1956年夏天,我回到了上海,陳毅市長邀我在中蘇友好大廈閒談。陳氏第一句話就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我說我知道,這是先前的哈同花園(愛儷園),誠如孔尚任《桃花扇·餘韻》所寫:「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而今,只有南邊大門角上那噴水池是愛儷園舊跡,其他一點影子也沒有了。我告訴陳市長,我在愛儷園住過。因為替哈同夫婦造像的程鏗兄弟(其弟克猷),都是我的七中同班同學;而愛儷園總管姬覺彌,他本名潘孬,(孬,音勞,蘇北人損人的稱呼。陳定山說:「姬」,女臣也。「覺彌」,以白話文來譯,便是「好像一個小和尚」。)蘇北人,和我的朋友姚潛修兄是小同鄉,因此有住園的機會。
以往在愛儷園住過的,真是各色人等,五花八門。五十四年前,舊曆十一月十二日,即1911年12月31日,那位革命領袖孫中山就是從愛儷園啟程,到南京去就任大總統職位的。那時,孫中山從國外回來,到了上海便住在愛儷園。其後,1919年,南北議和,集會於上海,北洋政府代表王揖唐南來,也住在那裡。這位段派要人,雖不曾完成和談,卻附庸風雅,寫了一本隨筆式的上海小史,題名《上海租界問題》。他史識不夠,史筆更差,卻因為答謝園主的情誼,寫了一篇比較像樣子的《愛儷園記》。
愛儷園在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交叉線上,原是哈同及其妻羅迦陵夫婦倆的私園,故曰「愛儷」,「愛儷」猶「愛侶」(杭州還有他倆的私園,名羅苑,在孤山南,今浙江藝術學院院所)。園占地三百畝上下,約及當年跑馬廳(今人民公園及人民廣場)之一半。亭台池石,備極壯麗,並參以佛寺之式。園分內外,入園第一處為海棠艇,艇右曰看竹籠鵝,前為茞蘭室,黃檗山亭在其西,又西曰接葉亭,亭外草地,設垂花門,門對聽風亭。其南循路而行,至柳灣,前有橋曰絮舞橋。北立一坊,曰「森立坌來」。臨流有亭曰觀魚亭,北有圃,周以小徑,徑外一亭,石級層折,雲氣滃來,曰撥雲。升其顛,又有亭曰碧亭,亭下長廊曰蝶隱,有亭曰歲寒。亭西曰「綠天澄抱」。過此入冬桂軒,前曰詩瓢,曰崑崙源。循冬桂軒,又西為串月廊,有橋曰引泉,過橋為九思廎;廎之南為延秋小榭,過榭里廊至飛流界,界之東有挹翠亭,亭之東為芝洞,其間曰方壺,曰小瀛洲。洲之北有石樑,是曰堆碧;前有石塔,為北洞天;循塔洞而行,一舟倚山而泊,鷁首西向是曰慢舸。舸前石峰曰太華仙掌,其後為雲林畫本。水臨於南,橋曰迎仙,崖曰飲蕙。西有閣曰鈴語,登斯閣也,園景歷歷在目,可遠眺龍華。閣西曰涵虛樓,乃遙對飛流界,樓下一亭臨愛夏湖,有石徑曰六鰲遠駕。西為平波廊,廊之西南,繞以花牆,有月洞,門額曰大好河山。門外有石峰,狀若壽星,上有古松一株,是為蒼髯上壽。折而東曰藏機洞,洞之上曰石坪台。自鈴語閣迴環曲折而來,勝境不窮,其勝處為山外山,有流水一灣,沿岸遍植花,曰逃秦處。其西南為萬生囿,東北為賒月亭;亭之西有竹亭,額曰錦秋;其東一橋,曰橫雲,過橋為筍竿蕨鄉;有方塔,七級矗立,池中層層噴水,下注於地,署曰千花結項(即今留存著的噴水池)。塔之南,石筍林立,曰石筍嶙峋。折而北則接卍字亭,亭額曰萬籟笙竽。其東種竹千竿,花木蔚翳。
愛儷園的外園,共有七十五景。我們從卍字亭的竹林曲徑向西南為松筠綠蔭。其西有山,高下植梅,山頂小茅亭曰梅壑;循行至水心草廬,前有九曲橋,西曰蘭亭修楔,前亘長堤曰柳堤試馬。西為阿耨池,池北屋三間,曰曼陀羅華室。其東一帶松山間,有思潛亭,其麓曰淡圃,圃之北臨河一亭曰涉否可,從那兒棹舟可到水心草廬。亭後為萬花塢,其南有橋曰渡日,過此曰煙水灣。其北接絳雪海,中有樓曰望雲。後有長廊,循廊徑橫隔一河,有小橋曰玉,通頻伽精舍,舍前為養生池,池上有亭曰鑒泓,池後一樓為春暉。其東乃是哈同宗祠。外園亭池,便到此為止。
內園由歐風東潮閣而入,其地以水為界,水通黃浦(蘇州河支流)。潮上時琅琅可聽,歌曰「黃河濤聲」。過此西行為紅葉村,村前有倏秋吟館,上曰待雨樓,四面臨空,古樹森立。北有長廊,接二茅亭:椒亭與風來嘯。南辟大路,竹柏夾道,由此入月在亭,至仙藥阿,為主人所居,層樓疊棟,曰無障礙。其前為戩壽堂,堂共五楹,翼然有樓,左右廊宇宏深,曰巢雲,曰選勝。迤西曰西爽齋,齋前石峰曰松發,曰寒山砭骨,皆嶙峋有奇致。其南為天演界,劇場也。其東編竹屏,有半面亭曰駕鶴,屏外假山,上有亭曰環翠;亭外草地,花圃參差徑接,可通車馬。南有池,舊名湧泉,朱欄綠筱,環其前後,中辟一月洞門,曰湧泉小築;自此以來,皆翠竹粉牆,牆東則九思廄,到了外園了。東西遙隔,水相通,為天然之界線。像劉姥姥初到大觀園,也仿佛是昆明湖上的頤和園。那一群清朝遺老名士清客,幫著這位猶太富人風雅起來,確比此間的獅子花園像點局面。那天,陳市長問我對舊樓新廈的印象如何。我說,這倒容易說的,舊園幽美,新廈壯美,各有千秋。不過,三十年後想起往景,昔日的愛儷園,總好像海市蜃樓,幾乎不敢相信真的有過這麼個去處呢!
哈同(Abraham Hardoon),原是中東伊拉克的猶太人,生於公元1850年。早孤,年輕做了錯事,被母親逐出家庭,流浪海外,忽然到了上海,這就成為樂園中最成功的冒險家。哈同身無長物,只好做粗活,受僱於上海沙遜洋行,做看門人。這沙遜洋行,在上海有兩家,一家是老沙遜,那是進出口商,以販運鴉片為主;一家是新沙遜,以營地產為主。哈同服役的那一家,那是老沙遜;他小心謹慎,勤勉服務,很得老沙遜的信任。後來老沙遜年邁退休回國,就給這位年輕小伙子一筆退職錢,叫他另謀發展。那時,哈同只知道販鴉片的門徑,還是熟門熟路,做起老買賣了。販鴉片可以穩賺錢,賺了錢,又放高利貸,慢慢滾成了大雪團。那時,他姘識了一位鹹水妹羅莉莉,便是羅迦陵。她是上海人,地道的上海人,家住上海老西門夢花街,自幼是賣花的。她結識哈同以後,卻有那股幫夫運;她勸哈同放下鴉片煙,改做地產業,那是新沙遜的路子。那時南京路迄靜安寺一帶,乃是郊外草原,地價不高。她就信了虹廟方丈的主意,接連買了南京路一帶的地皮。哪知時來運到,南京路一帶地價,日長夜大;那一帶市面,也日趨繁榮;不過十年,成為上海商業中心區。他們的地產,幾乎占了南京路的十分之六,地價漲了千倍上下。他們雖以五千兩銀子起家,到了民初,已經是千萬家財的大富翁了。
哈同相信羅莉莉是他的福星,事事奉命唯謹;愛儷園中,羅氏便是慈禧太后,他自己也和光緒皇帝差不多。園中居然也有一位李蓮英,便是那位姬覺彌,他以園中總管自居。
哈同夫婦,這一對從微賤地位爬到富比王侯的高貴層的幸運兒,確乎要關起園門來稱孤道寡;園中男女僕役、連著他們所收養的孤兒子女,都要對他們跪接叩頭,有如西太后之在頤和園。當清皇室崩潰以後,他們就收養了一批太監到園中來,顯得愛儷園真的有著皇宮的氣象了。(那位自居李蓮英的姬覺彌,年輕時流浪北方,曾在宮中住過些日子,因此頗知宮中儀節及太后生活排場。)我那同學程氏兄弟所雕塑的哈同夫婦銅像就安放在園門口,園中人也必對之跪拜如儀。他們還花了一筆錢,收買了一批遺老、文士、書畫家,當作園中點綴品。有一時期,愛儷園就等於遺老博物館。那兒辦了一所倉聖明智大學(周郎稱之為蒼蠅蚊子大學),校長便是姬覺彌,監督(副校長)便是喻長霖(湖北黃梅人,清末一甲三名進士)。他們所尊奉的不是孔聖人,而是造字的倉頡大聖人。那時,遺老中如羅振玉、王國維諸氏,治甲骨文,就在戩壽堂設立了文海閣,是繼乾隆七閣以後又一閣;收存四庫所未有的版本,還刊行了《甲骨石叢刊》,如《殷墟書契》前後編,《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及待問編,這是一種風雅。俗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也。
哈同本不知書,羅莉莉也並不識字。不過,她有錢以後,也曾請人教她讀寫,識得一點粗淺書報,也會寫得一張便條。至於風雅的門徑,完全得力於那兩位真假和尚:烏目山僧和姬覺彌。有人以為姬是烏目的徒弟,那是說錯了的,姬之進園,乃是一位耶穌牧師推薦的(姬並未受戒,也未出家,也算不得是個和尚)。烏目山僧,本名黃宗仰,江蘇常熟人。他富有才學,擅長詩詞,也精通英日語文,同情同盟會興中會的民族革命,崇敬孫中山;孫氏海外歸來,在上海住愛儷園,乃是他所推介的。他皈依禪宗號烏目山僧(常熟有烏目山,故名),也許是一種煙幕。看他過的俗家生活,不戒葷酒,有時也穿西服和服,儼然翩翩俗世佳公子。而其由座上賓成為羅迦陵的入幕之賓,成為愛儷園的工程師,亭台樓閣,草木花石,都出於他的匠心。園成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以愛儷園為名,因為莉莉小字「儷蕤」,其上再加一「愛」字,本意如此。他又勸說了羅女主刊印了一部《大藏經》,根據日本弘教書院本,配上了龍藏續藏,共八千四百十六卷,稱為《頻伽藏》。園中辟頻伽精舍,尊「莉莉」為迦陵夫人。「迦陵頻伽」者,梵語為鳥名,《正法念經》云:「山谷曠野,多有迦陵頻伽,出妙聲音,若天若人。」《慧苑音義》云:「此雲美音鳥,此鳥本出雪山,其音和雅。」
可是,羅迦陵畢竟是凡鳥,她雖尊敬這位自幼相識的高僧,而入幕的機會卻讓位給那位姓潘的飛仔式的假和尚姬覺彌。迦陵也寵信日專,讓姬覺彌做園中總管。園中有這麼一幅畫像,從這邊看去是哈同,從那邊看去是姬覺彌,從正面看去則是羅迦陵,正所謂三位一體,迦陵則左擁右抱,得其所哉(這幾幅畫,也是程鏗兄的手筆)。覺彌六根不淨,但哈同夫婦卻一直沒有養個孩子;因此,迦陵收養了許多中西的孤兒寡女,有了十三太保、八姐、九妹之稱。哈同先死,迦陵繼亡,於是姬總管被逐出愛儷園。為了爭遺產,各顯神通,愛儷園也就分割成幾十家。當上海淪陷時,一場大火,燒得七零八落。抗戰勝利,我重回上海,訪尋舊園,已破舊不堪了!
傅雷、大世界
法國前總理傅雷夫婦昨日重訪北京,我在他的名下連上了上海大世界,仿佛他和上海大世界有關。是的,他和上海大世界有關。上回他訪問北京,那是1957年的事。他到了上海,和上海榮副市長毅仁一同遊覽,他要榮氏帶他到大世界去。榮氏指著延安東路西藏路角上那豎立著「人民遊樂場」五字牌坊的所在便是。舊地重遊,傅雷興趣很好。那時,還是陳毅副總理兼任市長,他忽然一轉念,「人民遊樂場」又重複改為「大世界」了。我知道傅雷在《蛇山與龜山》的記行文中,並沒說到這件事;這回,他到了上海,又復會看見「大世界」了。這個「大世界」和他有這麼一段淵源。
上海的五湖四海英雄之中(所謂「白相人」),有三個最有名的「滑頭碼子」(頭腦靈活,善於投機的角色),創辦大世界的黃楚九,也是其中之一。上海的十里洋場,就在北門外城郊慢慢發展起來;今日最熱鬧的南京路,一百年前,正是野草叢叢,水鳥交鳴的原野。西郊(今日人民廣場和人民公園一帶先前的跑馬廳),更是鄉村景色。(在香港,我們都很榮幸地被稱為上海國人,在上海,過了蘇州河,如北四川路一帶,已經是寶山縣境,鄉人到南京路,就說是到上海去,他們都不承認自己是上海人。)後來洋場越來越發展,黃楚九首先和經仁山創辦新世界於靜安寺路西藏路口跑馬廳角上。後來經仁山病逝了,經大娘子大權在握,一腳踢開了黃楚九;這是那位江湖好漢一生最大的恥辱,他就發了狠心,在跑馬廳的另一角,創辦了另一遊樂場——大世界;除了南北部通地道以外,一切都比新世界的花樣更多,規模更大。(黃楚九死後,這份企業,才轉到另一江湖好漢黃金榮手中去。)
大世界,只要二角錢(銀毫子)門票,那就可以上下五層樓到處看世界了。(先前也有變相收錢的辦法,就是找了座位,替你泡茶,收茶錢,至於站著看或是坐在場後面那幾行,也就不必泡茶。也有另外收錢部門,多少和色情或賭博有關。)進門便是哈哈鏡,給我們鄉下人開洋葷;進了院子的廣場,便是雜耍場,節目不少。樓下也有一處書場,有時也有歌女來清唱。二樓以上,每層都有二三個劇場,從下午一時到夜半十二時,不斷有節目上演,如地方劇種、本地灘簧、彈詞、說書、話劇、戲法、曲藝、文明戲、電影等,只有京劇,才另設劇場,另售門票,叫作乾坤大劇場。上演的節目,也有第一流的劇種,如傳家班的崑曲、淮揚戲,都在那兒演出過。初期話劇名角,如顧無為、汪優遊也在那兒上演過。真是老少咸宜,可以看個一整天也看不完的。
可是,大世界乃是最足以代表上海風氣,白相人天下,蛇鼠天堂,那真是藏垢納污的所在。一進門,那院子裡總有一二百個流鶯,二、三、四樓也是川流不息的野雞群,她們雖不會抬了我們去,只要看她們一眼,就會來和你搭腔了;間接就成為花柳病的傳播線,所謂色情世界便是如此。因此,少女們,一過了十歲,就不能再上大世界了;直到大世界變成了人民遊樂場,那色情氣氛一掃而空,這才有讓婦女欣賞民間劇藝的機會。那就是傅雷上回看了後大為驚異的。
說起大世界,想起了黃楚九;說起黃楚九,有人就聯想到李裁法,好像他們都是走旁門的海派英雄。有人又覺得黃楚九比較正派些,陳定山許之為一代人傑。傅雷覺得先前的上海法租界富有巴黎氣息,大世界也是巴黎型產物。我呢,以為大世界是縮小了的上海,黃楚九是洋場人物。
黃楚九本是眼科醫生,他這一手本領還不錯,卻是以「艾羅補腦汁」起家,後來開了中法、中西兩家藥房。洋人把我們身體主宰從「心」搬到「腦」,因此,現代化的補藥,他說要補腦。楚九找了一位西醫朋友,開了一服帶磷質的補劑方子,加上一些可口的果汁,讓小姐、少爺、老爺、太太們愛吃。他定了一個藥名,叫作「補腦汁」,他知道那是崇洋時代,中國醫生的方子是不會有人信任的,一定找一個洋人;他就照了一張猶太朋友照片,印在上面,稱之為「艾羅」。「艾羅」(Yellow)者黃也,拆穿來還是姓黃的人發明的補腦汁。在月亮還是外國圓的世紀,他就發了財了。
楚九生平做買賣,有兩句秘訣:一個錢當十個錢用,一分本錢,配上九分廣告,這就成為洋場生意經了。他最懂得望平街的神通廣大。他最後一種藥,叫作「百齡機」;一句廣告叫作:「有意想不到的效力!」有人說,他這句廣告,比十萬字的宣傳還有力量。藥呢,還是補血汁之類的東西。
他是上海遊藝場的始創者,他聽了海上漱石生和孫玉聲的主意,在浙江路南京路角上,新新舞台(今永安公司)的屋頂,開了一家樓外樓;那是茶室,帶著兩檔說書和林步青灘簧,遊客喝茶閒談,登高望遠,生意倒也不錯。而且裝了電梯,收費一角,也算是開洋葷。他腦子一動,和經仁山在跑馬廳角上開新世界,遊藝、雜耍、戲曲的花樣加多了,而且南北兩部有地道可通,這就把東南各城鄉的人都吸引過來了;而且,只要兩角錢,讓你整天看個飽,我們鄉下人頂合口味的。我說過仁山死後,那位經大娘子手段太辣了,一腳踢掉了黃楚九。他就心有不甘,在跑馬廳角上,又開了一家大世界,花樣更多,規模更大,也只收門票二角。而且有像樣的乾坤大劇場,連法國的軍政大員,都印象很深,可見這位黃老闆的手法是不錯的。
黃老闆的一錢十用論,在企業上表現得很靈活;除了大世界以外,還在對面開了一家溫泉浴室;大世界東邊,開了一家世界日夜銀行,便利走偏門的人存放。他還造了新光大戲院、中國大戲院兩座大房子,辦了一家煙廠,發行一種「小囡牌」的香菸,廣告上寫「小囡牌人人愛」六個大字。於是,他從地產上打主意,借了錢,買地皮造房子,又轉押給銀行,再買再造再押。於是,一發牽全身,如清末東南大富豪胡雪岩一般全部坍下來。給他致命的打擊,乃是上海法租界××堂,那是高利貸之父。他一死,大世界也就轉手了。其他企業,也都換了主人了。
在海外的上海佬,沒到過上海城隍廟和大世界的,怕不會有了吧?連傅雷到了上海,第一句話就問起了大世界,黃楚九也就可以瞑目了。
傅雷,這位法國的來客,他所著的《蛇山與龜山》,我還不曾找到;不知他在1949年以前,到過上海幾回?住過多久?他對上海掌故,也頗熟悉。他對榮毅仁氏也說到大世界門前的大炸彈,那是「八·一三」淞滬戰事第二天,上海市民所看到的戰爭面貌。據當時的報紙載,說死傷千餘人,一位德國記者說中國的空軍鬧烏龍,離目標還有好幾里呢,真蠢。這倒是新聞報道上最保守的一頁,實在炸死了一千一百二十多人,受傷的有二千多人。我們那天,正在新世界的角上,遠遠看見一顆黑東西掉下來的。報載是五百磅炸彈,大世界門口那一坎口有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直徑大。炸碎了的殘肢碎肉,堆在跑馬廳角上,有二三丈長,四五尺高。我還看到一隻殘腿飛到大世界隔鄰的青年會的九層屋頂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除了重慶大隧道和廣島原子彈,這一頁,該是最驚心動魄的了。至於這炸彈究竟怎麼會落在大世界門口,當時還有一種說法,說是炸彈架子,給日軍艦的高射炮打中了,因此落了下來。這一疑案一直沒人找到過答案。戰火擴大,大家也慢慢忘記這戰神的第一個禮物了。直到二十多年後才由當時指揮空軍的飛虎將軍,說到那炸彈有一千磅重,所造成的死傷,比報載多一倍以上;而落彈錯誤,乃由於那天天氣,空軍由五千尺高飛改為五百尺低飛,算錯了時間,本該落在黃浦江蘇州河口的出雲艦(日本旗艦)上的,卻落到跑馬廳來了。這一禮物替黃楚九證明了一句遺言:本來新世界角上是上海最熱鬧的「通衢」,而今證明大世界門外是上海最熱鬧的「交會」了。
上回,傅雷進了大世界第一句話就是說:「太乾淨了,太乾淨了。」這意義包括黑社會人物的完全掃除和流鶯、賭徒、小偷、乞丐一類垃圾的肅清。新的大世界,乃是人民遊樂場。一位十歲以後沒進過大世界的七十歲老太太,帶了媳婦和孫女重到大世界,也和傅雷一樣眼睛一亮。她說,從前大世界是野雞世界。那十六歲的孫女問她:什麼是野雞?老太太說:「你們年輕的不懂、不明白。」她的媳婦,對著她笑笑說:「還是不懂的好。」
1956年,我重到大世界,以後幾乎每年要去一兩次。哈哈鏡依舊是進門的見面禮。底層大院子那雜耍場,正是第一流雜技團;上回到香港來過的中國雜技團,就在那兒演出過。有一驚人節目,便是駕機車跑圓牆的,膽小的人吃不住看,可真精彩。二樓以上的劇場、節目情況,大致和1950年以前差不多,但卻豐富得多,也去蕪存菁,真正百花齊放著。我們看過華文公司的《美麗的三江》,其中有大世界的鏡頭,那兒的淮揚戲劇團,便是最出色的地方劇團;有名的《楊門女將》,便是從淮揚戲的《十二寡婦征西》改編的。
我曾在大世界看過最壞的《雷雨》(文明戲),但今日的文明戲可真的不錯,有名的《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在大世界上演的。新的大世界,也就是新上海的縮影,從「蛇鼠天堂」變成了人民遊樂場。
豫園、城隍廟
那位法國的來客傅雷,他和榮毅仁氏,看了大世界,接著又看了城隍廟,這是洋人的東方觀,仿佛到香港的洋人看了兵頭花園,還得看看獅子別墅。洋人心目中的城隍廟,便是湖心亭、九曲橋以及那「老爺花園」,如伊孛尼茲(西班牙小說家,以《四騎士》為世人所知)、芥川龍之介(日本文學家)所寫的:「那邊走著穿漂亮的洋服,綴著水晶的領袖頂針的中國時髦女郎,這面走著戴著銀項圈的小腳三寸的舊式婦人,《金瓶梅》中的陳經濟,《品花寶鑑》中的奚十一,在許多人裡面,這樣的豪傑似乎也有著。」這便是現代的中國。
依我的說法,古代上海的城隍廟,和豫園兩不相干;到了過去一世紀中,豫園才和上海城隍廟二而一,一而二,合為一體,如洋人所看到的;可是最近三四年中,豫園是豫園,城隍廟是城隍廟,劃分而二,傅雷重訪城隍廟,一定會看到豫園公園的新景了。
「城」與「隍」,本來是兩種防守性的建築,「隍」乃是城外護城河;「城」「隍」各有其神,流俗合之為一,混稱城隍。上海的城隍廟,仿佛蘇州的玄妙觀、南京的夫子廟、北京的東安市場,那一地區變成了百貨雜陳、老幼婦孺交集的大市場。在芥川龍之介眼中,仿佛日本的「緣日」。
上海之有城隍廟,始於宋代;不過那時的廟宇在淡井廟,因為上海還只是一個市鎮,屬於華亭縣;淡井廟所供奉的城隍,乃是華亭縣的城隍。到了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由鎮升為縣,它的城隍廟仍在淡井舊地。直到明永樂年間(15世紀初),知縣張守約,才將金山廟改建為今上海城隍廟。金山廟,本來是祀奉西漢名臣霍光的,稱霍光行祠,乃是三國吳主孫皓所立。因此,金山廟前殿,至今仍祀奉霍光如舊,後殿才供奉那位紅面的秦裕伯的神像,那是明代的事了。
說起了秦裕伯,其間就有一段掌故。據秦氏後裔秦溫毅所說,這位元末的豪傑之士,乃是宋代文士秦少游的七世孫,世籍揚州高郵,宋末兵亂,才由他的祖父移居上海。秦裕伯在元末,中了進士,做了幾處地方官。遭遇世亂,歸隱上海,張士誠據蘇州,聘他襄助政務,他固辭不就。後來,明洪武建了帝業,命中書省檄請他任職,他又托居母喪,未終制辭就。洪武下了手諭,說:「海濱之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不起,恐有後悔。」他只好應命到了京,卻又不曾任官。洪武六年,他病逝上海。洪武詔令中說:「生不為我臣,死當衛吾土,著即敕封為本邑城隍神。」看起來,可說是有憑有據的了。
本來,上海城隍廟規模很小,清康熙年間在廟東構建東園,鑿池造亭,堆疊山石,栽種花卉。上海文士曹一士賦詩紀勝,詩云:「神祠北際名園辟,寢廟東偏別殿開。更擬登高望雲物,人間重築小靈台。」「何年丹詔起孤臣,雲樹蒼茫舊隱淪。東去題橋有遺蹟,固應忠孝作明神。」「引水為山十畝間,祈年宴罷此中閒。石壇夜靜神鴉集,海上雲旗乍往還。」「斥鹵桑田縱目初,萬家耕織雜樵漁。赤氛黑祲年來有,憑仗登台一掃除。」
在我們印象中的城隍廟,就是以城隍廟為中心那一地段,上海城中的商業區。這一商業區,遠比後來的英法租界市區早得多。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百五十年前,派人探訪上海,城隍廟那一帶已經有了外來的洋貨,稱洋行街。我們時常到城隍廟去,但進廟拜神的機會很少很少。
殿前那一行都是吃食攤子,也有擺了桌椅,像個小店的;即如酒釀圓子、豆漿油條、南翔饅頭、油豆腐線粉,各地的點心,在那兒成行成市。南翔饅頭皮薄,肉細湯鮮,那是他們的特點。南翔離上海雖說只有四十華里,起意郊遊吃饅頭,畢竟是一件大事,到了城隍廟就可以過癮了。而且酒釀常州味,豆漿蘇州觀前味,左宜右有,要吃什麼有什麼,真是老幼婦孺皆大歡喜。那兒有家小店,專賣茴香豆,頗有紹興味;孔乙己把手指一點,說:「多乎哉,不多也。」便是這種豆。前些日子,我看見香港的上海南貨店就有茴香豆,正是城隍廟來的,可惜年老齒落,已經嚼不動了。那兒也有冰糖山楂、糖葫蘆,便是北京城東安市場的紅果兒,也是小孩子恩物,我頗愛吃。我們到城隍廟去的,吃是第一。
廟外四圍,茶樓很多,最有名的是春風得意樓,這是一句好口彩;每年元旦,進香祈禱的少婦少女,都上樓去吃一杯元寶茶(龍井茶加一顆橄欖)。逢月朔望,長三堂子漏夜前來進香,也在茶樓歇腳,真是美人世界。其他如湖心亭、四美軒、第一樓、春江聽雨樓、鵝園、訪鶴樓、雅敘樓……都是遊人品茶之所;卻也人以類聚,成為各業市人的會集所,有的是古董商,有的是茶客,有的是布商木客的生意買賣。好多茶樓是帶書場,下午晚上有幾檔彈唱說書節目,茶客就躺在藤椅上,一邊喝茶一邊聽書,悠然自得。上海的說書人,就從那些茶樓中培養出來的。
我初到上海時,年紀很輕,腳力很健,聽書興趣並不高,吃了點心,就到處閒逛,和洋人一般愛在九曲橋那一帶穿來穿去,反正往東向西投南落北,都無不可。興盡,到處可以上電車找歸程的。那一處原是豫園舊地,到今則是形形色色的舊貨攤子。也有大小舊書攤,雖沒北京琉璃廠的規模,卻也有廠甸的樣兒,長年如此。那兒的舊書,古今中外都有,講版本當然說不上,拾遺補闕,大可以到那兒碰機會。我所收藏的第一份上海《申報》,便是那兒找來的。我曾找了一塊舊的綢手帕,有一尺五寸見方。上面密密寫著螞蟻大小的字,用放大鏡看,也頗端正,字字清楚。一塊手帕上,就抄了全部四書,那是從前士子上考場做夾帶用的。總之,隨時看看找找也頗有意思的。
百貨交集在城隍廟附近,也不及一一備舉。有一條街,可說是鳥街,百鳥交集,要什麼鳥有什麼鳥;附帶就有鳥籠、鳥糧、鳥杯,成為獨一行市;入其街,只聽得啾啾切切之聲。連著就有白老鼠、小松鼠、兔子、狗仔、猴子、烏龜,小動物的世界。只有一點,和香港不同,在城隍廟買不到活蛇的。
此外,和神殿相應的香燭紙馬,和時節相應的燈花,還有小姐所愛戴的白蘭花,這便是城隍廟。
1959年,豫園部分,經過上海市當局的三年整理,恢復四百年前潘家園林舊貌,又從城隍廟分離開來,稱豫園公園。我相信傅雷夫婦重到上海,訪游城隍廟,又將覺面目一新了。
本來,城隍廟的西園部分,乃是明萬曆年間潘氏舊址,園主潘允端曾任四川布政司,拓地四十餘畝,先後經營二十年(嘉靖三十八年迄萬曆五年),築成了豫園,其意在侍奉父潘恩,頤養天年,故曰「豫園」。園內勝景,如玉華、會景、樂壽、容與等堂,如醉月、征陽、頤晚諸樓,如留影、含碧、鳧佚、挹秀諸亭,他有留春窩、魚樂軒、玉茵閣及家祠和一些神祠。當年鑿地成池,疊石為山,池沼貫流,山石錯列,陸具澗嶺洞壑之勝,水極島灘梁渡之趣,加植名花珍木,布置曲梁閣道,登山遙矚,蕩舟繞游,自是東南名園。潘氏當年自比網川平泉,以「人境壺天」題門前小坊,坊西高墉,還寫著「寰中大快」四個大字。
可是潘家勝境,到了明末清初,便已漸次荒廢。潘家子孫家境中落,到了乾隆年間,便把荒園出賣給上海城中的紳商集團,以與東園對稱,乃為西園。紳商集資續建,花了十多萬銀兩,歷時二十多年才完成。據說,當年園基占七十多畝,可是到了同治七年重行清丈,只留三十六畝八分九厘二毫了。西園的意義,也和當年潘家私園不同,大半成為上海工商各業的公墅,園正中為三穗堂,宏敞高聳,乃是公晏朝賀之所。堂北有萬花深處、可樂軒、留春塢諸勝,迤邐而東,有花神、聽濤兩閣;西北便是萃秀堂,右擁大假山。堂東有煙水舫、綠楊春榭、得月樓、玉華堂、蓮花廳諸勝。玉華堂前植立的奇石,即系豫園舊物,相傳是北宋宣和間花石綱中遺漏在東南的玉玲瓏。這是洋人最欣賞的奇石。在石下燃放一支香,只見石洞處處生煙,有如霧中美人。西看勝跡有凝輝閣、挹翠亭、船舫廳、綠蔭軒,南看有茶牆酒墅清弟堂、越丹閣、春禊閣及吟雪樓。堂前臨大池,構亭架曲梁,夏時紅蓮盛開,曉起立橋上,面面皆花,絳霞暈目。這些景色,我們讀喬鷗村《西園記》及王韜《瀛壖雜誌》,能仿佛得之。在那以後,又添建了超然台、迥回樓、點春堂、五老峰諸勝,又改玉華為香雪、萬花深處為萬花樓,這就是海內外人士所曾記得的了。
西園的興廢,又和過去一個世紀的戰亂有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兵曾占據了城隍廟,九曲橋頭的紅蓮便絕種了。咸豐三年(1853年),響應太平軍的小刀會,曾在這兒設立司令部。後來清兵入城,西園便遭火劫,香雪堂、蓮花廳、得月樓、花神閣,同付劫灰,只是奇石猶存,池塘無恙,猶存舊日規模。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入境,英法防兵又借西園為兵營,西園的浩劫,此為第一。同治年間,重新修葺,可以說是另起爐灶。今日的豫園,又在新西園的基礎上參照了明代的記述,從西園回到豫園的舊輪廓去。只見古樹參天,花木繁茂,迴廊曲徑,假山池塘儼然是潘老舊氣象。上海文史館諸老曾在這兒雅集,吟詩寫畫,撫今懷古,覺得豫園的市儈氣息已一掃而空了。
四行倉庫、八字橋
最近,中國電影出版社刊行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以及幾位寫回憶錄的軍政人物,都說到抗戰初期淞滬戰場的「四行倉庫」和「八字橋」,以及送旗到四行倉庫去的女童子軍楊惠敏;也說到最後移防四行倉庫的謝團長和楊營長。那一影片,就叫作《八百壯士》,陽翰笙(華漢)編劇,應雲衛導演;由袁牧之扮謝晉元,張樹藩扮楊瑞符,陳波兒扮楊惠敏,那是一幕悲壯的愛國寫實場面,十分動人。正當武漢會戰前夕,更是激奮人心。恰當其時,那位防守四行倉庫的楊營長,從上海孤島脫出,到了漢口,「中制」就請他在片前插演了一幕。那天,楊營長從武昌回來,對我說:「曹先生,今天,我可以死得了!可以死得了!」他是流芳百世了,就那麼興奮得睡不著覺。其後不久,他真的病逝宜昌的軍醫院中了。時經二十多年,中年以上的人,還記得抗戰初期曾經在中外報紙占頭條地位的「四行倉庫」和「八字橋」;要問這兩處是怎麼一個所在,幾乎很少人說得出來;就是那幾位寫回憶錄,也不知當年的女童軍楊惠敏後來怎麼樣,到哪兒去了。
我是在四行倉庫住了兩個月的人。八字橋呢,也是我到江灣上課必由之路。上回到了上海,特地到真如訪了舊日暨南大學,繞道北新涇到了閘北,訪了四行倉庫,轉到水電路,看了八字橋,重拾舊夢,再經江灣回來。即算在上海,也已是白頭宮女說開元了。
說到「四行倉庫」,有人以為是中(央)、中(國)、交(通)、農(農民)四行的倉庫,那就說錯了。在上海銀行界,有大四行,即「中、中、交、農」;有小四行,又分北四行、南四行。北四行,即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四行。四行倉庫和上海最有名的國際大廈,都是北四行的產業。在四行倉庫的東邊,便是金城銀行的倉庫。為什麼謝晉元所統率的五二四團(即八百壯士),要移防到四行倉庫去呢?原來淞滬戰役展開戰鬥時,孫元良的八八師,負責閘北一帶防務,從八字橋北站到滬西一帶都在防守線中(王敬久的八七師,負責江灣、廟行一帶防務,後來增援的宋希濂三十六師,便在八字橋與江灣間楔人,主要在水電路一帶。這便是張治中所指揮的第五軍,他的總司令部在南翔)。孫的司令部一直在閘北、滬西,第四遷,才到了蘇州河北岸茂新麵粉廠;第五遷,才移到四行倉庫。其地就在蘇州河北岸,貼近西藏路,即是說,過了金城銀行倉庫,便和西藏北路的商店隔壁鄰接了。河的南邊,便是上海市煤氣庫。那位設計移此的參謀處處長,他是下了險棋,料定日本空軍不敢向四行倉庫投彈的,因為離煤氣庫太近,日軍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果然,住了兩個多月,平安無事,也可說是置之危地而後安。
師司令部轉到四行倉庫以後,孫元良將軍住在底層,倉庫四周都已構築了防禦工事。我和張柏亭處長住在二樓,天天在一起吃飯、睡覺、做事。那是我一個人獨霸淞滬戰線新聞時期,我的電訊,占了兩個月的頭條新聞地位(除了平型關戰訊到來那天)。我們曾經在四行倉庫招待過外國記者,我還陪了他們,上倉庫的屋頂,看明白日軍的司令部,陪他們上北站第一線去,他們承認我軍防線很穩固,日方報道失實了。
到今天為止,研究五二四團為什麼要在四行倉庫據守?後來為什麼突然要撤退?一般人還是不明白的;總之,八百壯士守四行倉庫是一個震動全世界的大新聞。
其實,我們在四行倉庫招待了在上海的外國記者,一掃日軍方所散布的「華軍即將撤離閘北」的謠言,在當時的作用是很大的。但,10月8日的攻擊,只是佯攻;那晚,閘北守軍唯一的收穫,是把日軍從北四川路的西邊趕到北四川路的東邊,只收復了北四川路那幾丈路的街面而已。在總決策上,便已開始淞滬全線的總退卻。不過,從八字橋經北站到滬西這一線,到10月26日晚間,還是兀然不動,和「八·一三」開戰那天一樣,和日軍對峙著的。那天白天,八八師已接上了江灣、八字橋間防線,八七師、三六師都已後撤。因此,五二四團接上了八字橋迄北站防線。那天晚上,八八師全線後撤,到滬西蘇州河南岸。五二四團乃是掩護退卻的最後部隊,要等全師部隊安全退卻後,該團楊瑞符一營,才接任四行倉庫的師部防禦堡壘;即是說該營有與四行倉庫共存亡的殉國職責。實際上,楊營只有三百七十八人,而以五二四團全團名義作戰,乃號稱八百壯士。那天晚間,孫氏閒談中,叫我回租界來,要我第二天到南市楓林橋某地去。我心裡明白,相持二個半月的閘北防線,那晚決定總撤退了。那晚,我心中一直放不落,我不相信閘北防線會撤退,我還希望會產生奇蹟。27日早晨六時左右,我就趕到西藏路蘇州河南角上,用望遠鏡看四行倉庫前門,寂寂無動靜,堡壘兀然如舊;我以為奇蹟畢竟產生了。哪知過了半小時,日軍試探前進的先頭部隊,畢竟摸索到四行倉庫,控制著兩邊中國銀行倉庫,開始攻擊四行倉庫的側面了。淞滬全線後撤,給上海市民帶來了沮喪失望的心理;四行倉庫的槍炮聲,又激起了一線希望。
當年報紙所載新聞,連我的報道在內,都是虛張聲勢,誇大其詞,不符合實在情形的。不獨八百壯士,只是折半充數;連防禦戰開始時,謝晉元團長也不在倉庫指揮作戰,指揮作戰的就是那位受了傷的楊瑞符營長。謝團長後來怎麼進入四行倉庫去的呢?在當時是一個大秘密。因為四行倉庫連接金城銀行倉庫,當時據為防守堡壘,再過一間住宅便通到北西藏路一家商店後壁。我們就打開那後壁,通往那兩倉庫去。謝團長就這麼進入倉庫,代替楊營長來指揮作戰的。陳參謀長也這麼進去視察陣地。那兒,有一架通租界的電話,本來是我日夜報道戰訊的專線,這時也成為軍部指揮作戰的通信工具。所以,那位被許為英勇的女童軍楊惠敏,也就是這樣從那後壁巨穴送旗入營,成為全國人心所寄託的。她到了後方,把故事編造得十分離譜,顯得她是怎麼不怕死;當然不會把爬後壁的實情說出來。她看見了我就十分難為情。我說:「這本來是演戲,讓大家看了興奮就是了!我會同意你的編造的;不過,前言要搭後語,編造要有譜,不要自己鬧笑話就行。」她不久就代表全國童子軍到巴黎參加世界童軍大會,週遊歐美。後來到了香港,鬧了幾場笑話,慢慢為國人所忘卻了。而今在台北做體育教師,已經結了婚,養了孩子了。
四行倉庫的槍聲,以及倉庫頂上的那面國旗,維持著上海的人心,也給日軍的尊嚴以絕大的打擊。市民的熱烈支持,和國內外人士對孤軍的熱望,更是當時皇軍最頭痛的大事。因此,駐滬日本總領事對公共租界當局加了壓力,要英方用外交力量壓迫我軍退出四行倉庫。交涉重心乃在南京,日軍方面,限我軍於四十八小時中退出,否則,日軍將進入租界;他們的汽艇也將駛入蘇州河,從倉庫前門來進攻了。我軍最高當局乃於30日晚間,下令總撤退;當時,駐防蘇州河南岸的英軍司令史摩萊少將協助撤退。接洽之初,英方原說,我軍士兵和軍械分別運送,士兵即由西藏路上車,直送南市軍部。(士兵便是通過金城銀行倉庫,經西藏路那商店走出,和北、西二面日軍絕無關係,英軍司令下令將日軍探照燈打熄,撤退工作非常順利。那晚午夜開始,黎明前即已撤退完畢。)可是,租界當局受日方壓力,不讓英軍送我軍往南市。因此,八百壯士(三百四十餘人)便運往戈登路膠州路集中營,成為國際性俘虜,謝晉元團長也一直留在那邊,直到後來被暗殺殉難為止。若干戰士,那幾年分別從集中營逃出,直到太平洋戰事發生,還有一部分又被日軍所拘囚的。在中日戰史上,四行倉庫八百壯士這一頁,是寫得很光輝的。
站在四行倉庫頂上,看看當年淞滬戰場的輪廓,這倒是研究軍事史重要的一頁。且說,1932年1月28日黎明,淞滬戰役第一槍是從八字橋開始的;而1937年8月13日上午,第二回淞滬戰爭第一槍也是從八字橋開始的。血戰八字橋,不僅是新聞記者的題材,也是時事戲劇的題材。在若干戰士記憶中,對八字橋的印象都是很深的。
我們知道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訂立,我軍退出上海,日本海軍便在北四川路底天通庵車站附近構築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這便是日軍現代化堡壘線的支柱。司令部系用水泥鋼筋築成,下層系倉庫,屋頂有高射炮陣地、窺測所,中層系陸戰隊營房。從司令部俯瞰天通庵車站及八字橋,遙對閘北北站,一到戰時,便是一所要塞。東北和六三花園及日本墳山連成一線(日本墳山就在八字橋東邊,六三花園就在司令部東邊),西南連接著日本小學、福民醫院,沿蘇州河而西,又和戈登路底的內外紗廠,梵皇渡的豐田紗廠連成一線。(「八·一三」戰役發生時,日軍即先占據豐田紗廠,威脅我軍在北新涇的防線。)再繞過滬西,和徐家匯的同文書院、祁齊路的自然科學研究所連成一線。由司令部而東,連著日本女學—公大紗廠—匯山碼頭,成為對虹口的弧形防守線。
因此,兩次淞滬戰爭,八字橋成為中日雙方的攻防樞紐,雙方幾次攻占了八字橋,卻也幾次丟失了八字橋,終於成為雙方相持地區。最劇烈的爭奪戰,就在那一三角地帶發生,日本墳山,上演了戲劇性的悲壯一幕。我在兩次戰役,憑弔八字橋,只見橋殘岸毀,處處槍彈痕跡而已。
上海雜拾
金家巷
海外人士,熟於上海掌故的頗有其人;但能說出金家巷的所在的,不一定很多。金家巷並不是冷僻所在,一頭接上靜安寺路,一頭接上新閘路,也可說是很熱鬧的轉角。巷口豎立著一方刻著中英文的界碑,那是1893年(光緒十九年)所定的租界線。英國人似乎對這一條成文的界線覺得非遵守不可,於是,沿著界碑兩邊,越界築路的已經越得十分闊遠,可是,這短短的金家巷,大約有百來丈長,倒還是華界。住在這小巷中,照樣有電燈、自來水的供應,只是不必對工部局納捐,租界巡捕也不能到巷中來行使職權,成為三不管地區。(它已被包圍在越界的路線上,上海市政府也不能到巷中來行使職權。)我每回回家,對著界碑總是微笑地看一下。
我也說不上上海通,這樣三不管地區究竟有幾處,我也說不周全,最著名的便是蘇州河北的天后宮;那兒,除這所著名的「媽閣」以外,還有規模相當大的總商會。在宮外的河南路、蘇州河路,都是當時的公共租界。上了階石,進入天后宮範圍,便是華界,不屬於工部局的管轄。我們所召集的愛國運動,歷史上有名的五四罷工、五卅慘案,以及救國會的抗日運動,都是在這兒集會,作為號召全市的司令台的。這,也就成為上海的海德公園,有著集會、演講的充分自由。只是金家巷雖有這樣的自由,大家不曾加以利用就是了。
「餘生也晚」,住到金家巷時,已經不及晤見那位株守金家巷不踏租界一步的金家老頭子了。清末那位頑固守舊的相國徐桐,他的家恰好也在北京東交民巷,和法國使館對門,他是最討厭洋人的,卻天天非看見洋人不可。他發揮了他的「阿Q」精神,在大門上貼著一副對聯:「望洋興嘆」「與鬼為鄰」。這一副對聯,大為金老頭子所讚賞,有一年貼春聯,也寫的這八個字。金老,談者忘其姓氏,其家園亦已敗落;我所見的,乃是一家影戲公司在那兒拍片,「西風」太勁,關不住大門了。
友人胡君,他是上海通;他說這副八字排洋的對聯,也曾貼在《申報》的樓上。從《申報》頂樓,可以遠望海外,而隔鄰正是外國墳山。這樣一貼,又增多了一種幽默意味了。
霞飛路上
在上海,說到法租界的霞飛路(現淮海路),正如說到公共租界的南京路,虹口的北四川路,每個人都有深刻的印象。我說過我對法國人的印象並不怎麼壞,可是,法國的殖民政策以及「放逐」到殖民地上的法國官吏,實在不敢恭維。因此,那些法國的領事、神父、主教,一定要在上海「遺臭」萬年;到而今,連「遺臭」的機會都沒有了,唯一留著的就是馬浪路,而今改為「馬當」路。(馬當在江西九江以東,那是江上要隘,一般人也不大明白的。因為「馬當」與「馬浪」音相近,所以諧音改名,並非紀念馬當封鎖的戰役的。)霞飛、福煦和貝當,都是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軍事將領,可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貝當已經成為法國的國賊了。
我們住在法租界時期,霞飛路乃是我們日常必經之路,但它所以使人懷念,和這位英雄毫不相干。我們印象中,總覺得這一條路上的氣氛乃是以「白俄」為基調,摻上了吉卜賽人的流浪情趣,用法國梧桐掩映著的。如阿雪所說,我們在這一條大馬路上,隨時可以看見這些全裝披掛的哥薩克將校,威武地立在路旁。他的胸前滿綴著寶星與勳章,閃閃地在放著奇光。(這些勳章的來源,有些說不得的。小當鋪,和日本人開的鋪子中,都有得出賣的。)依他們所訴說,「大的炮,小的槍,尖的矛,亮的刀,各色旗子,野獸似的人,撕人靈魂的聲音,在血與血的交流、人與人的相拼中,他們完成了他們的使命,而由尼古拉二世親手替他綴上這個勳章的」。這樣的白俄,在上海,少說也有幾千人。「白俄」在我們面前有兩種很深切的印象。(一)他們似乎把西洋人的西洋鏡拆穿了。(二)西洋人吃的雖說是「大菜」,實在沒有什麼好吃,這些高鼻子長鬍子的俄羅斯人,終究帶了「羅宋湯」和「沙拉」來讓我們嘗嘗西方人的好菜。(廚子呢,當然是山東人。)
白俄少女——她們具有鷹的眼睛,狗的鼻頭,狐狸的心機,虎豹的爪,看準了對象就一把抓住,非啃到皮盡骨碎不肯放手。紅的胭脂,白的香粉,細細的眉毛,嬌小的嘴唇,五顏六色的衣服,淺笑低窺的應酬,再加上做生意的一切本領。她們與一切紳士在賭著,下的注,一方是名譽和金錢,另一方則是肉體。有些說是二十來歲的少女,其實已經快四十歲了;也有的真是二十上下的少女,但她會倒在你的懷裡,說她曾在莫斯科歌舞團中獻過藝的。這筆賬是無從算起的。
不過,在霞飛路逛街看野眼(「逛街」只是溜達,並非「拍拖」;「看野眼」,就是這麼閒看,漫無目的地看了一家又一家,不一定買點什麼;仿佛街上各店家櫥窗里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的),踏盡黃昏,自有一種情趣;物我兩忘,也不問是巴黎,是聖彼得堡,或是哈爾濱,就是這麼盪著盪著。法租界和英租界之別,也仿佛澳門與香港之別,霞飛路上閒逛,多少還讓我們透得過氣來。
我寫了上一節,已經深夜了。睡在床上,翻翻舊文獻,霞飛路原名寶昌路。不意這位寶昌(Paul Brunat)先生,也是法國人,還做過六次總董呢。這位法國英雄霞飛,年輕時也曾到過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曾到上海來過一次。合當補註一下。
「文藝復興」
在舊上海的金神父路(現瑞金路)和亞爾培路(現陝西南路)的中間,又正在霞飛路的南首,有一家著名的咖啡館,館名「Renaissance」(文藝復興)。在這條最富巴黎情調的街上,這兒更是帶上了神秘情趣。「文藝復興」的意義,我是明白的。我的朋友群中,愛在那兒「泡」上一半天的很多。我呢,一向對於「洋」字輩東西都不感興趣,有時也奉命陪君子,在那兒附庸風雅。只是那兒出售一種似酒而非酒的麥水,乃是沒成熟的啤酒,沒啤酒那樣的苦味,確實有點酒性,倒成為我愛喝的東西。
久而久之,才知道這位老闆所說的「文藝復興」和我們所理解的完全是兩件事。我們是復歸於希臘時代的自然情趣。這位老闆是白俄,他要復返於沙皇的專制王朝;他們絕不稱「列寧格勒」,一定說是「彼得格勒」;正如香港的一些人,絕不叫「北京」,而要叫「北平」的舊稱。仔細看去,霞飛路以及這家「文藝復興館」,並不是什麼巴黎情調,而是白俄情調,加上一點吉卜賽的流浪色彩,一種世紀末的情調。那位託名的「愛狄密勒」,在《上海——冒險家的樂園》中有一大段文字,是記敘這一家神秘的咖啡館的。我得把「託名」一語註解一下:這本書,原是洋人所供給的材料,商務印書館叫阿雪整理的,稿子弄好了,卻不敢出版;乃託名於「愛狄密勒」這麼一位「無是公」,而由阿雪譯刊,由生活書店出版。而今已有新刊本,大致和舊本相同。因此,前些日子,有人特地徵求舊本《上海——冒險家的樂園》,我也並不想把手邊的書借給他。他如知道「阿雪」譯,只是託名而已,那就不必找舊本了。
阿雪說:「文藝復興」中的人才真夠多,隨便哪一個晚上,你只需稍微選拔幾個,就可以將俄羅斯帝國的陸軍參謀部改組過。這裡有的是公爵、親王、大將、上校。同時,你要在這裡組織一個莫斯科歌舞團也是一件極便利的事,唱高音的,唱低音的,奏弦樂的,吹管樂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這裡絕不會沒有。而且就算你選過了一批之後,候補的人才還多得很呢,那些禿頭赤腳的貴族把他們的心神沉浸在過去的回憶中,以消磨這可怕的現在。聖彼得堡的大邸高車,華服盛飾,迅如雷電的革命,血與鐵的爭鬥,與死為鄰的逃難,一切化為烏有的結局,流浪的生涯,展開在每一個人的心眼前,而引起他們的無限的悲哀。他們歌頌過去,讚美過去,憧憬過去,同時也靠著「過去」以贏取他們的麵包、青魚與燒酒。
有一天,我在諾士佛台(香港)的一家公寓門口,看到「托爾斯泰」或是「拉斯普丁」樣兒,一大把鬍子的人物在那兒曬太陽,恍然又是霞飛路上的舊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