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行記 · 卷一 行萬里路

行 1937年秋天，我開始拋棄了書齋生活，過「行萬里路」的新生活；我的「行萬里路」，因為在戰時，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又是大不相同。（我所行何止一萬里，比古人的視野自然更廣闊些。）古人之中，「行萬里路」的如司馬遷，如徐霞客，他們是老老實實步行的多，《浪遊記快》的作者沈三白，他也到了許多地方，遊了許多山水。我的「行」，大部分是在舟車飛機上，卻因為在戰時，也就得爬山過嶺，日夜步行的。 我在二十歲以前沒有坐過轎子，也沒騎過馬；「行」的速度不算快，也不算慢。十二三歲時，我從家鄉到金華讀書，相距七十多華里，清晨動身，傍晚到城，也還不怎麼睏乏。我自度每天可走百華里，假使走長路，天天走，每天就只能走七八十里。我挑不得重擔，三四十斤輕擔那就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了。說到走路，那就得準備鞋子：草鞋最起腳，蒲鞋最舒服，布鞋勉強穿得，皮鞋那就苦了。我們向南澗去那回，因為要往返三不管地區，就得步行；南澗在山谷間，要爬過一條山嶺，才到得市場的。途中碰到一隊從上海來的男女，她們「行不得也哥哥」，卻又不想穿草鞋；走不上幾里路，雙腳磨出了水泡，連草鞋也穿不成了，只好提著高跟鞋，徒跣而行，這也是街頭一景。行路就得耐心，開頭急不得，十里停一停，二十里歇一歇，中午好好兒歇中伙，那就不會做「啦啦隊」（掉隊之意）。走長路的話，開頭那幾天，得養點餘力，這才可以支持下去。古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這句話，行了就會明白，走了九十里，最後這十里的擔負，和前面九十里正相等，這是經驗之談。我走了這麼多路，從來沒走「敗」過，便是這個道理。 行路的人，「飲」比「食」更重要，飢餓的磨人，我們勉強還可以忍耐得住，乾渴可真會枯死人，許多電影中，寫渴中得飲的喜極形象，倒是真切的。我是愛飲山泉的，真是一瓢飲，假使世間有仙露，這便是仙露，沁入心脾，渾身為之一快。不過這些享受，也只江南一帶有之。有個涼亭，有人烹山泉，撒上一把苦丁茶葉，比龍井還清冽些。我們喝過的山泉，都是陸羽所不曾到過的。我曾花了三十銀圓，買了一處山泉，深四五尺，方不及六尺，山泉汩汩，旱澇不絕。依我們評定，不在虎跑之下。只是在深山邃谷中，除了樵夫牧童，誰也不到那兒去；我也只喝過兩三回，讓它永遠在山谷中留著。到了華中一帶，這一類自然享受就沒有了。行軍經過時，村民就把水井封起來，過客就無法找到，那才是苦事。黃河兩岸，大多是苦井，不僅是有鹹味，還帶上一點苦味。大家拿著小盞取水，喝了應急就算了。 吃的事，在前方當然有啥吃啥，這個「啥」的程度，差別得很遠。我說過在蘭考一帶，吃「糊塗」，帶幾張榆葉也算飽了一餐。假使包餃子吃麵，那是一年難得幾回吃的。我們在豫西一處人家，吃過三錢油，已是上等享受。所謂「三錢」者，乃是長線上掛了一文錢，向油缸中蘸了三回，大約有五六毫升那麼多。江南情形就不同了，我在贛南瑞金一處人家，吃過六十四樣菜，最後一大盆，乃是一隻烤豬，那是淮河流域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不過出門行路，飽其腹是重要的；肚子飽了，天寒地凍，也還扛得住。 吃飽了，喝夠了，好好睡一覺，那就是地上神仙了！第二天精神十足，又可以趕路了。有一回，我就在鄭家塢（浙贛路小站）的飯店裡，吃了一大碗湯麵，睡了二十八小時才醒來，才算把三天三晚的疲勞恢復過來了。 行路，用兩腳在走，把我們的生活也弄得很單純了；這也是一種人生樂趣。 車 出遠門，走遠路，前人的文句中，有「舟車勞頓」的老話。我在抗戰時期，因為做了戰地記者，真的到處為家；上海已成孤島，金華老家，也很少回去。直到妻兒在贛州定居了，也是燕子在廬幕上做巢，不知明年又在何處的。在那長時期流轉生活中，有一段時期是在隴海路上過的。 幼年時，我就看到過「雅」而「酸」的字眼，即如替來客接風，稱之為「洗塵」，表示歡迎之意。何以要「洗塵」？這就不大明白了。直到往來隴海路上，才知道「洗塵」並非虛語。我們從徐州西行，無論開封、鄭州、洛陽，一出門，便渾身都是沙塵，而頭髮蒼黃，而眉毛低垂，而滿臉塵土，進門第一件大事，就得用撣帚渾身掃一下，接著再去洗臉，才像一個人。我們那回從蘭考回來，那三百里的「塵與土」說少一點，也有五六斤。（天津、北京一帶，稍微好一點，也是黃沙蔽天，有邊塞氣象。進門也得撣塵洗土的。）在那黃沙天地中，騾車、馬車、牛車，我們都坐過，那就比坐卡車還要多帶泥土；颳風的日子，那更不得了；男的女的，用頭巾包了起來，風沙交迫，氣都喘不過來。我是南方人，到鄭州、洛陽一帶，總是不對勁，住不慣；從鄭州南歸，一過了武勝關，渾身鬆動，說不出的愉快。（北方人，似乎愛騎驢子，這種長耳朵刁狡的「中」動物，我們在鄭州也騎過，況味和幼年騎牛差不多。看鄉下姑娘在驢背上，倒是別有情趣。從蘭陵回運河站途中，我們坐過一次牛車，仿佛坐著象車出會，慢吞吞地，總算拖過那一段路就是了。） 到了長江，騾車、馬車都行不通了，一種原始交通工具，叫羊角車（四川人稱為嘰咕車），這種車子，在上海南京路上，也和汽車並行的，除了運貨，載人是很少的。戰時在適應那破壞了的道路上，有很大用處。那大輪子裝在當中，兩邊坐上兩人，再帶幾件行李，拉車的向前推送，一天也能走七八十里路。我們從江西金溪到臨川，坐了三十里木炭車，其餘那九十里路，就是羊角車送了去的。有些重要市鎮，即如江西鷹潭，那是瓷器、糧食的集散場，四近總有三四千輛羊角車，嘰咕之聲終日不絕；長期抗戰，就把「運輸」的任務放在這原始交通工具上的。 在江西，騎馬的機會就不少；不過，在戰線上除了自行車，還是騎馬的好。我們從臨川向南昌前線行進時，也是騎了馬。那一線上的部隊是東北軍，本來馬匹很多；到了江南，馬匹大量減少。我們騎的卻是日本馬，那是從日軍那邊奪過來的，樣子頗不錯。騎馬以外，就是坐轎；我們從臨川回南城時，Y坐了四人抬的大轎，我步行相隨，仿佛送新娘出嫁似的；贛江下流，物阜民豐，大戶人家，都有四人抬的排場。我最不愛坐轎。——「轎」，當然有種種樣式，那種黑殼轎，仿佛是一座方形小亭，坐在裡面，雖不必正襟，也得危坐，最不舒服。有一種叫作「過山龍」，就為著走遠路，仿佛把藤榻抬起來，可以睡在轎中，就舒服得多。真正要爬山過嶺時，那就坐「山兜」，也就是四川的「活杆」；先前從成都、重慶到雲南、貴州，便是靠「活杆」來運送的。我坐轎的日子，仍是走路的多，把行李放在轎上，獨自步行，走上三四十里才到轎中去躺一會，等於充分休息，再下轎走三四十里，這樣的一天，彼此都相安的。 我們在戰時，因為「記者」的職位關係，處處可以找到朋友，沒碰上交通上的大困難。不過，「走路」的本錢要充足，真正兵荒馬亂時，彼此不能相顧，就非自己健步不可。我的一位姓聶的朋友，他們夫婦倆帶了一個孩子，從上海到了南城，碰上了浙贛戰役，無可奈何，只好把孩子放在羊角車上，一推一拉，步行了六百里，才到贛南的。他問我：「你長年這麼轉來轉去，怎麼過的？」我說：「我是時時準備著走路的！」 舟 我想起了戰時的舟行生活，本來從我們家鄉到杭州去，總是順著水路走，從蘭溪下船，乘的是公司船。（公司船，乃是屬於輪船公司的駁船。）到了桐廬，再乘小輪船，大約三天，便可到杭州了。從父一輩的人看來，這樣的水上交通，真是便利極了。後來，浙贛路通了，從鐵橋渡江，到了蕭山，從諸暨、義烏到金華，這才冷落了富春江的水路。可是，一到了抗戰初期，杭、富先後淪陷，重新又回向富春江水上航路，過了桐廬，還可前進四十華里，便到窄溪，這就是盡頭。上南澗去的，就得在窄溪登陸，經新登走旱路了。這樣，我在戰時，又重新過公司船的生活。公司船，對號入鋪位，每日三餐，另賣飯籌，飯菜都不錯。我們在船上吃鰣魚，活鮮可口，那是我一生吃到的最好的鰣魚。不過，船上有虱子，也是行萬里路的應有財富。上新安江（新安江、浦陽江、桐江都是錢塘江的支流；主要的上流，卻是蘭溪和衢江，並非新安江），那就難以計程。有一回，冬天卻漲水，我們從屯溪順流而下，一天半便到建德，恍若千里江陵一日還，又是例外。我在那一角上，兜過許多迴圈子，沒有一回相同的。 讀馮至先生的《在贛江上》，那情形和新安江上差不多，我卻不曾溯贛江而上，那回，從臨川乘船，沿江而下，到三江口為止；江面廣闊，仿佛是從富陽順流到了聞家堰，飛雁橫空，夕陽在野，喚起了我的兒時舊夢。贛江原是流向鄱陽湖去的，戰時，卻因敵軍攻陷了南昌，中間隔絕了一大截。我們入鄱陽，倒是從鷹潭下餘江，到饒州的。勝利那年，我們從樂平回上海，到了鄱陽轉乘湖船，湖船仿佛錢塘江口的海船，方船頭，前後兩支桅杆。船老大有一種使帆本領，無論東南西北風都可用，在湖面上走「之」字形，那才是絕技。到了湖口，進入長江，上駛到九江，再乘上小輪，到了蕪湖，再轉長江輪船，可說是我在水路上最多變化的一程。我往來贛江、桂林之間，總在韶關中轉，雖不曾乘過曲江的船，卻在曲江的船上住過。這類小艇，只是水上旅館，往來客人多，找不到旅館，就住在艇上了。 戰時的火車，有如給車輪碾碎了的蚯蚓，東留一截，西剩一段，即如浙贛路，東起杭州，西迄株洲，轉粵漢路，再接上湘桂路，可以直達柳州、金城江的。但杭州淪落，東頭就到諸暨為止，後來，金華淪陷了，浙贛全線，只留下鷹潭到江山那麼一截。粵漢線，也只留下衡陽到韶關一截。其餘，就靠公路來連接了。這樣的陸上交通，只能碰運氣，我曾經在金華車站睡過三天三晚，後來車開動了，金華、南昌間也走了五天五晚。一到了鷹潭或金城江，那就要看司機（滾地龍）的眼色了。司機對於我，算是特別客氣，因為他們一個星期的收入，比我們做記者的一年薪給還要多；他就特別賣個交情，讓我乘了再說。 所以戰時的行路，可以當作故事來講，許多離奇的遭遇，信不信由你：「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下車六七次，八九十人推！」這並不算是奇事。而在野店過夜的事，更是平常得很呢！ 發思古之幽情 我說過：年輕時，我一心一意想做鄭康成（東漢大儒），西方學人則尊敬德國哲人康德，終日在書齋中翻跟斗，雖沒吃冷豬肉的意願，卻也想過做「通人」。我第一部動手要編的書，是《詩經》新箋，動了筆就知道「此路不通」，因為草木蟲魚之學，並不是書本上所能解答的。接著，我又想做鄭樵（漁仲，南宋史學家）的繼承人，他是離開書齋走向田野的學人。後來，我心敬顧亭林和顧祖禹，他們的學問，正從萬里路中得來。（我最主張知識分子下鄉過農村生活，讓他們能知稼穡、辨菽麥才行。） 要說我所到過的城鄉，也算很廣大了，可是名山大川，遊覽得並不多，主要因為戰時工作，沒有遊山玩水的情趣。我往來皖南那麼多回，卻不曾上過黃山頂。前些日子，《新中華》雜誌出了《中國名山影集》，翻開一看，我只到過廬山和武夷山。一位朋友問我：「武夷山美得怎麼樣？」他雖是福建人，卻不曾到過閩北。我說：「從圖片上看山水，當然美極了！在畫家詩人筆底的武夷，比照片更秀麗些。」那位足跡遍天下的徐霞客，他游武夷，在六曲登陸，登山眺望，讚嘆道：「諸峰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岩，更為奇矯也！」說武夷比泰山更挺拔些，本不為過。高伯雨先生述介武夷山，說：「九曲之溪，山連水，水抱山，奇境別開。」接著便是大王峰、玉女峰。「玉女峰石色紅潤，如娟秀好女郎，亭亭玉立。」形容得更好。但今日游武夷的，已經不會溯流而上，如徐霞客那樣，在六曲棄舟登陸的。（武夷九曲，曲曲有勝景。） 假使不嫌掃風雅之興，讓我談談武夷之游。我們那回上武夷，乃是從鉛山翻嶺到崇安的，武夷山離崇安縣三十餘里；當晚就住在武夷宮。畫集中的武夷休養院，正是當年的政治學院。走出院門，便仰見大王峰，那天濃霧蔽野，山色迷濛，玉女嬌羞，更是可人！大家覺得在此仙境隱居，真是三生修得，清福不淺。朋友們對孔院長大充兄表示羨慕，孔兄卻頻頻搖頭不已。「風雅」和「現實」，本來相差一大截；這道理，我十分懂得。閩北山區，瘴氣很重，不宜早起；山農晨間喝薑湯也就是避瘴。夏秋間瘧疾流行，武夷山正不宜居。那年夏天，政治學院師生工役，人人病倒，只好逃到鵝湖書院去避難，風雅也就是這麼不值錢！ 後來，我在鵝湖書院又碰到了孔院長，談起此事，不禁嘆息不已。我說，當年，朱熹講學正在崇安，他們也在九曲溪上吟詠風月，欣賞清泉。那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哲理詩，正是在武夷溪上寫的。他們那一群師生，該是怎麼過的呢？大抵，他們都是農村子弟，在耕作中鍛煉身體，身強力壯，才耐得住瘴氣。不像嬌生慣養的都市青年，一下子就給瘴氣攪垮了的。至於行萬里路的徐霞客，他的銅筋鐵骨，比行腳僧還健步些，這才欣賞得了奇山異水呢！ 史與地的交織 雖說現代的旅行，比三四百年前的徐霞客、顧亭林、顧祖禹便利得多，可是我們在戰時，畢竟不能如顧亭林那樣，用兩匹騾子馱著書籍跟著走的。在我的行篋中，主要帶幾份地圖，一部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一部杜甫的詩，一部《莊子》，還有一些不相干的東西，總以在自己的肩挑得為限度。別人在旅行中的感受如何，我不曾知道；我個人總覺得史地的知識，實在太重要了。 有一回，我們是從南平經建陽、光澤到南城去的，和上面我所說的從鉛山到崇安，在赤石看日食游武夷山，又是不同的路向。在建陽、光澤途中，車次麻沙；這小小的市鎮，在我眼前便很突出。因為在五代北宋年間，蜀版五經和麻沙版經集，乃是中國雕版書籍之始。而兩宋的建本，也是有名的宋本的來由。（建陽余氏，以刻書著稱於世。）後來，從南城到臨川去，途次滸灣，這又是宋元以來著名的刻書之地。我們在南城，看到一種活字版木刻日報，恍若讀到一個世紀以前的京報（宋代的朝報）。我們那一次所兜的圈子，正是宋明理學家所往來的地區。那位南宋理學家朱熹，他的家鄉婺源，恰好在皖南與贛東北的邊區。他從學李侗於延平，後來，他在建陽、崇安、懷玉山先後講學，也就是我們所往來的路線。（他從婺源，經過懷玉山、廣豐到崇安，也就是方誌敏當年常走的路。）朱熹的一位朋友，呂祖謙，他正是我們金華人；又一位朋友陳同甫（亮），也是金華（永康）人。和朱氏討論理學的陸氏兄弟（象山、梭山），乃是江西金溪人。朱氏另一朋友，那位大詞人辛棄疾（稼軒），他就住在上饒。呂祖謙替朱陸安排著論道的鵝湖（鉛山），在那時，恰好是中心。我在那一帶旅行，格外覺得有意義，好似追蹤昔賢，聽到這幾位大儒在那兒論道。我走上峰頂山那天，正是初冬，微明即起，從鵝湖書院步行上山，霜蒙黃葉，茶花皎白，到山頂宏濟寺，旭日初出，林壑靜寂，這是朱陸悟道的境界。我緩步下山，心曠神怡，在斜塔邊上站了好一會，恍然有所悟。在我的一生，這一段遊程，乃是不可磨滅的界石。 我在鷹潭，住到殘冬；鷹潭，在今日成為東南的交通樞紐，向東南行，通往廈門和福州，向東北通往金華、杭州，在預計的交通網中，它是連接著蕪湖和南京的。但在南宋時期，它遙對龍虎山，又成為道教的聖地。我的意想中，朱熹的哲學體系，不能說是和龍虎山沒有淵源，而陸氏兄弟以及後來的楊慈湖、王陽明，就和宏濟寺的禪宗關係較密切。這對金華學派後裔的我，不能不說是富有啟示性的環境。所以，我在鷹潭臥居那幾個月，儘可能找康德、叔本華的哲學來讀，同時，也把朱熹的《近思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仔細看了又看。鷹潭乃是我的思想搖籃；那一年，我幾乎「一以貫之」「空所依傍」了。 我往來南城，總的在二三十次上下，其形勢之險要，和上饒、湖口相伯仲。我們翻看曾國藩的書簡日記，可以知道他一生作業，前半段就在南城，後半段乃在祁門。我們到了滸灣，自必想起了滸灣之戰，乃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環，這都可以說明南城在軍事地理上的意義。我在上饒、鷹潭、樂平、浮梁、祁門、屯溪之間兜圈子，也正是湘軍、太平軍決定命運的圈子；我們從近代史上可以看到皖南、贛東、浙東、閩北的戰事歷程；也從這些大小城市看到當年的戰跡。 我看了顧氏的《讀史方輿紀要》，想到當年朱洪武和陳友諒爭天下的歷程，也想到以豫章爭天下的宸濠，卻被那位以贛州成事功的王陽明打垮了。顧祖禹在《江西紀要序》中說：「江西之有九江也，險在門戶間者也，此夫人而知之也。江西之有贛州也，險在堂奧間者也，亦夫人而知之也。棄門戶而不守者敗，爭門戶之間，而不知堂奧之乘吾後者敗。棄堂奧而不事者敗，爭堂奧之內而不知門戶之搗吾虛者亦敗。……然則何取於江西？曰：以江西守，不如以江西戰；戰於江西之境，不如戰於江西之境外。」這話，直到現代還是有同樣意義的。 這也是我在「行萬里路」中的一些體會。 軍事地理 我初到鷹潭，是1937年冬天的事；那時，真是蓬頭鄉女似的，除了獨輪羊角車，沒有其他交通工具了。那簡陋的旅店，只是紙窗茅店，點著菜油燈，確乎一燈如豆。雖說，從南京通過皖南到贛東的火車，準備在這兒和浙贛線接軌，南京一陷落，連鋪好的一部分路軌，都拆掉了。（至於從這兒為起點，通往廈門、福州，成為鷹廈路的主要車站，那是近十多年間的事。）「戰神」把鷹潭餵得長成了，東邊的鷹潭和西邊的金城江（湘桂路的終點），有如《亂世佳人》（《飄》）中的「俄狼駝」似的，再三受了戰火的洗禮，而新的市鎮就在瓦礫上建造起來，一回比一回更廣大，更繁榮，獨輪車世界，轉而為卡車的世界了。「軍事」讓往來東南西南人士，熟識了這幾個小村鎮，在廣東則有沙坪壩，在河南則有界首，在那兒，產生了許多時代英雄「白瑞德」。 這些由軍事及戰時經濟所造成的英雄村鎮，也有在五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所找不到的，那便是「南澗」（我那時身邊有一份東南五省的軍用地圖就沒見這一小村落的位置）。其地，在杭州、富陽、餘杭、新登四縣的交界地區，離杭、富、余都在四五十華里。我們乘船到窄溪，便登陸，步行約九十華里，經過新登，便到南澗附近了。南澗，真是山谷中的三家村，除了茅棚，沒有瓦舍，可是，我們到那兒時，已經成為二三十萬人衣食於斯的大市場，一眼看去，有如擴大了的上海大世界。假如把香港夜冷市場，擴大一二百倍也就差不多。從南澗到窄溪那九十華里的長途，背負的，肩挑的，手提的，絡繹不絕；日日夜夜，有如蟻陣。大概到了金華、蘭溪，便是中間站，再運送到西南、東南各大城市去。在丘吉爾封鎖滇緬路的時期，這一條長線是物資交流的巨線。一個客人，稱之為「南澗客」，那便是跑封鎖線的好漢了。我相信今日在香港的「上海人」，多少會記起這一深谷中的小村落來的。 可是，也有軍事上極重要的據點，而不為國人所注意的，便是日軍所經營的「殷家匯」。本來，我國傳統的軍事據點，都是城堡所在的名城。即如我們浙東的衢縣（舊道署）、金華縣（舊府署）都是舊日戰略上的據點。因此，抗戰初期，名城的陷落，對一般士氣的打擊是很重的。日軍方面，已經接受了壕塹的軍事意義，他們的防禦重心，並不在城堡，而在郭外的壕塹線，懂得了「野戰」的規劃。（至於著重「野戰」如紅軍那樣，又是更進一步的認識。）即如日軍攻取了富陽，防守線並不在富陽，而在城外四十里許的場口，那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皖南皖北名城在長江沿岸的，如安慶、蕪湖、貴池、繁昌，都是軍事上的重要據點。太平軍和湘軍的爭霸戰，幾乎就在這幾座名城的爭奪。直到抗戰勝利，日軍投降，才知道日軍所經營的永久性防禦線，乃在「殷家匯」，這一小鎮，全部築成了壕塹線，有如上海的近郊。我也算在東南戰區兜了不少圈子，卻沒聽得將領們提到過這一據點。唯一的例外，便是1940年冬天，蘇聯軍事顧問團曾經想集中炮步兵，從祁門進兵，其意乃在殷家匯。那場突破進軍，一開始便受日軍的打擊，突然中止，可見日軍防禦力的堅強，或許英雄所見略同吧。 我是從軍事觀點讀地理的，所以顧祖禹的《方輿紀要》，對我更有意義。 飯店 ——客棧 我們常常度過一個親密的夜 在一間生疏的房裡，它白晝時 是什麼模樣，我們都無從認識， 更不必說它的過去未來。原野—— 一望無邊地在我們窗外展開， 我們只依稀地記得在黃昏時 來的道路，便算是對它的認識， 明天走後，我們也不再回來。 閉上眼罷，讓那些親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織在我們心裡： 我們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我們在朦朧的原野上認出來 一棵樹，一閃湖光；它一望無際 藏著忘卻的過去，隱約的將來。 這一首十四行式的新詩（馮至作），寫的是旅店的一夜，乃是最平常的境界，卻是我最愛好的帶著哲理意味的新詩。 有一大段時期，我是和唐吉訶德一般，孤獨地週遊全國各城鄉，從一家旅店到一家旅店，仿佛在找尋遊魂。（我並沒帶著「山叉邦」，只是一個人在轉來轉去。）戰爭把人生歷程完全改變了，誰也不知道下一家旅店是什麼地方，怎麼一種樣式了。有一年冬末，除夕的早晨，車子從南城出發，想到鷹潭過年，哪知，彌天大雪，前路茫茫，司機實在不敢前進了，只得歇下來，幾乎要在一處涼亭中過夜。又有一回從贛州出發，預定在寧都過夜，哪知走了不到三十公里，車子拋錨了，只好在一處小鎮的飯店中住了一晚。 鄉鎮的飯店，簡陋，骯髒，蚊子、蒼蠅、臭蟲連著雞屎、牛糞，對於城市文明人是一件頭痛的事，可是，沒有城市大酒店那種說不得的骯髒。我是住慣了鄉鎮的飯店，多少還有點喜愛。那些飯鋪子，主要的顧客，就是「腳力」（挑擔子的）和小販行商。（看相算命的也在其內。）像我們這樣的旅客是很少的。挑腳的，從甲城挑到乙城，或從乙城挑到丙城，日程差不多一定的，這些飯店仿佛是他們的外家，很相熟的。 飯鋪的格局以賣飯為主；一鍋熱騰騰的白飯，鍋前擺著現成的熟菜，辣椒炒豆豉、青菜豆腐、黃豆芽炒韭菜、鹹菜炒百葉……要帶上一碟白切肉也可以，現炒菜色就很少見了。好一點的飯店，也有一味葷素菜，大概和燒雜燴差不多。（九龍有一家杭州菜館，也賣葷素菜的，這就是飯店的菜色。）這些飯店，也帶賣麵條（如香港所謂上海湯麵）和白粥，也賣酒，酒菜就很少了。睡的地方，大多是通鋪，和城中的歇店差不多，影片《孤星淚》中的英國旅店，看來也差不多的。房間獨宿是很少的，有時，店主就把他們自己的臥房讓給我們住，也和到外家做客的情形相仿佛。 因此，鄉鎮的飯店，多少給我們一點溫暖，我的心中，仿佛回家鄉去了。我承認我是土老兒，一直愛鄉村，不愛都市的。 客中歲暮 我的「除夕」，年輕時是在金華家鄉過的；先父是理學家，他平時即是公私交集，忙碌萬分，歲尾年頭，稍微清閒一點，心血來潮，就把金剛圈套在我們的頭上，凡是新年之樂，我們都沒份。除夕要聽訓，元旦要寫文章，接下來便是掃墓賀歲，只要先父帶頭，便意緒索然。二十歲以後那十多年間，先父已逝世，我們也很少回鄉，就在上海過舊年（春節）。我們雖不隨俗在繁華世界趕熱鬧，卻也很少有鄉愁。到了1937年冬天，我才開始過「歲暮思歸而不可得」的除夕，懂得了「鄉愁」滿腔的情懷。 有一個新年是在皖南屯溪過的，「屯溪」有「小上海」之稱，茶市季節，那真熱鬧極了。現代都市如上海、蘇、杭的享受，在屯溪都可以找得到。雖說是戰時，南京、杭州、蕪湖相繼淪陷，屯溪卻是車馬輻輳，畸形的繁榮。我相信今日淪落香港的軍政大員，不會忘記「屯溪王」府中的聲色之好的。可是，一到了春節，這個現代化的「小上海」，立刻就回到三百年前的舊市鎮去了，全市家家閉戶，店店關門，要歇上半個月才擇吉開張。屯溪的《徽州日報》，也停刊半月，要大家過羲皇上人的茫無所知生活。我住在黃山飯店，幸而不如孔老二那樣在陳絕糧，也算叨了戴戟（孝悃）先生的光，有一頓豐盛的年夜飯吃。 在農村社會，過舊曆年是一件大事。大家老老實實把「生活」擔子放下來，舒舒服服過一陣子再說。1939年殘冬，我和珂雲從江西吉安往贛州，到贛州那天，已是「歲不盡三日」了，住在陶陶招待所，真是舉目無親，我把屯溪的經歷告訴了珂雲，我們要趕到贛州過年，就因為那是比較大的城市，或許可以好一點的。哪知除夕中午，一位我們所認識的復旦學生張君請我們吃了一頓午飯，他就不理會我們的遭遇了。（他是想不到客中除夕的情況的。）那晚，贛州的青年人，有個集會要我去演講，珂雲在旅店中等我。哪知我講演完了回旅店，店方已經停爐，中山公園的食堂也已春節休息，全市冬眠，連買一些點心的地方都找不到了。爆竹聲聲，我倆卻飢腸轆轆，不知怎麼辦才好。想起一篇法國小說，所說的一對青年男女，只好吻了又吻，當作年夜飯，可是，蜜吻也畢竟不能充飢的！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我倆找來找去，總算找到一副餛飩擔，吃了三碗餛飩過夜，我的打油詩，有「餛飩三碗過除夕」之句，蓋紀實也。元旦那頓飯，是姓高的朋友找我們吃的，初二、初三、初四那三天，我們到了瑞金，總算解決了新正的困難了。贛州比屯溪稍微好一點，只休息七天，初七便開市了。那時贛州的報紙，也只休息一星期，其後三年，連元旦也出版了。 我是到了香港，才知道有所謂「聖誕節」，從「聖誕節」看到了一些所謂洋道理；也從「春節」，看到了古老的中國。 蘇東坡，宋熙寧十年，離密州赴京途中，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旦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他的詩中，有「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之句。先前，我就把這詩念了便算了，想不到，我在旅途中，也碰上同樣的情景；那是1944年除夕的事。 那年冬天，西南戰區局勢大惡，日軍攻陷衡陽、韶關，直趨桂林、柳州、金城江，迫近貴州的馬場坪。贛江沿線，贛州、遂川、吉安、泰和也相繼淪陷，我們雖說到了寧都，也還是一夕數驚。我們的車子，就在除夕前一日北行，車次南豐，已經風雪彌天，勉強到了南城。大家心意中，總想到鷹潭過春節；雖說到處為家，一種安全感，使我們選定了鷹潭，它在那時是四通八達的交通中心。除夕午前，司機鼓起勇氣冒著風雪前進，無奈層雲四合，雪灑長空，白茫茫一片，把司機的眼睛迷住了。這樣摸索了三十里路，只好回車返南城，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過年了。我一下就喚起了屯溪、贛州的舊事，可不能在南城挨餓了；因為我們到贛州去時，還只是兩個人，這回，雪中除夕，卻帶了兩個女孩子，急景凋年，不能太虧待了她們的。我一下車，便從車站趕到城中去，總算量得一斗米，幾斤青菜蘿蔔；肉店雖說擺著幾片肉，都已有了定主，輪不到我們的。我們決定燒青菜豆腐過素年，又是一回有趣的遭遇。想不到，一位在專署工作的暨南同學，臨夜時分，還提了一方肉來點綴我們的「客中春節」。那晚，雖說七個人侷促在一間小房間中，也算「茲游淡薄歡有餘」了。 就是這樣「不知明年又在何處」的旅途生活，時常浮上心頭，近十多年中，我這個近於王老五的漂泊者，歲時佳節，不僅是鼓不起勁來，也幾乎想把它忘記掉。可是舊的記憶咬住了我的心，時常一遍一遍擺動著，又苦於不能有詩為證。爆竹聲聲，畢竟是孩子們的歡樂；我呢，正如《祝福》結尾的祥林嫂，歡喜之聲，於她是更遠更遠的了！ 1957年的殘冬，我突然要從香港回到國內，預計是在上海過舊年的。到了深圳，已有雪意；車過五嶺，又是彌天大雪；到了上海，也已滴水成冰。可是，我得到北京去過年，到京那天，又是歲不盡三日了。誰知我遲到了一天，便失掉了前往朝鮮的機會。只好在新僑飯店過春節。那晚，我是找了兩侄女來過年的，也喝了一點酒，放了一串爆竹，還上崇文門踏了一回雪。看著成串的燕子，在雪底的泥洞中冬眠，不禁慨然系之！ 那一年的春節，北京的朋友特別忙碌；不僅除夕沒片刻空閒，連元旦也席不暇暖；許多年輕朋友都是在十三陵水庫工地度除夕的。有一位朋友，元旦邀我在康樂酒家吃午飯，預定的十多位客人，有五位便是剛拿起了筷子，接了電話，立刻吐哺去赴會的。他們那天就沒有吃午飯，下午三時才吃了幾片餅乾，到晚上才吃飯的。 這樣，我執筆時，總飄蕩著懷舊的情緒，串上了淡的深的記憶；讀范成大「把酒新年一笑非，鶺鴒原上巧相違……別離南北人難免，似此別離人亦稀」之句，為之惘然！（范詩題有「甲午除夕夜……兄弟南北萬里，感悵成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