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行記 · 前詞
瓢語
二十多年前，我曾經想刊行一本小品散文，題名《瓢語》。朋友們問了我的出處，他們以為是費解。我說，出處見於《逸士傳》，說那位隱士許由雙手捧水而飲，有人送他一隻瓢兒，他就用瓢舀水，飲畢，掛在樹枝上。風吹來了，這瓢兒啪嗒啪嗒作響。許由聽了厭煩了，又把瓢兒丟掉了。人生許多事，也就像瓢兒一般的；許多文字，說了還是不說的好。其後不久，讀到了辛稼軒詞，原來他早已說過了。那首詞用水龍吟的詞調，云：
稼軒何必長貧，放泉檐外瓊珠瀉。樂天知命，古來誰會，行藏用舍？人不堪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料當年曾問：「飯蔬飲水，何為是，棲棲者？」
且對浮雲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蒼顏照影，故應零落，輕裘肥馬。繞齒冰霜，滿懷芳乳，先生飲罷。笑掛瓢風樹，一鳴渠碎，問何如啞！
這首詞，上下兩闋，用了兩個瓢飲的故事，後面的便是我所說的許由故事。那一時期，辛稼軒正退隱在上饒，在鉛山縣東二十五里許得瓢泉，「其一規圓如臼，其一直規如瓢。周圍皆石徑，廣四尺許，水從半山噴下，流入臼中，而後入瓢，其水澄渟可鑑」。他因此填了瓢泉詞。
讓我註解一下：上半截是用顏淵的故事。孔老夫子對這位居陋巷的弟子是十分讚許的，所以說：「賢哉回也。」對於樂天知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一份處世道理，一般人是不大明白的。進一步看，這位居陋巷的高足弟子，對於孔老夫子的一車兩馬，棲棲惶惶，有時是不免懷疑的。這麼一想，又變成了楚狂接輿的想法了。下半截，想到人生種種，有時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位和先主魚水相得的諸葛亮先生，雖說定了三分，回頭一看，五丈原上，星沉魂逝，又何如隴中高臥呢？（「瓢」，一鳴而被打碎，何如啞著不鳴呢，辛氏的看法正是如此。）
有一段時期，雖說是烽火彌天，但我初到上饒這個山城，依然過著隱士般生活。四郊閒步，不時喚起了辛稼軒的詞中景物。（稼軒詞第四卷，正為「瓢泉之什」。）他有一首《三山戲作》云：「記得瓢泉快活時，長年耽酒更吟詩。驀地捉將來斷送，老頭皮。繞屋人扶行不得，閒窗學得鷓鴣啼。卻有杜鵑能勸道，不如歸！」此意，我自以為頗體會得到。
辛稼軒和陸放翁，都是南宋初期的血性男子，其見之於詩詞，每多慷慨激昂之語。可是他們最能懂得田家真樂。小女初讀書，我便教她念辛稼軒的清平樂（辛氏居上饒時的《村居》詞）：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
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前年小女也在北京，她忽然對我說：「爸爸，我懂得辛稼軒那首詞了！」這也可說是瓢語的一解。啟明老人有詩云：「幼安豪氣傾儕輩，卻有閒情念小童。應是貪饞有同意，溪頭呆看剝蓮蓬。」我想他一定把這首詞念給孩子們聽了。
中年
我的「中年」，似乎來得特別早，有如香港的「夏令時間」，春天剛開頭，便說是「夏令」了。有一天，一位戲劇隊隊長曾君把我介紹給鄰座某君時，某君剛說出「哦，曹老——」時，又把那半句話吞掉了；出乎他的意料，畢竟不是個「老先生」，那時，我還只有三十七八歲，沒到「中年」。但是，我的心境以及在社會上過久的經歷，畢竟早已是「中年」了。大概是由於我在大學教書的年齡太早，而過寫稿生活，屈指算來，已經四十多年了；再則，我一直穿藍布長褂子，像個當鋪朝奉，或是三家村塾師，未老先衰。我還記得，在餘姚一處旅店中，一群從上海來的年輕學生，在那兒唱抗戰歌曲；我也想擠進來和他們一同唱一回；哪知我一走過來，他們就肅然無聲，不再唱喊了。我那天慨然有感，我已經不再年輕了；我還沒有到中年，別人已經把我當作老人了。我還記起徐懋庸兄的一句話：「你太天真了！別人會把你當作小孩子嗎？」
大概，在我三十歲左右，便已進入「中年」的大關了。記得1938年夏初，我和范長江、陸詒諸兄，一同在運河站等渡船。閒談之中，長江忽然對我說：「你是不同的！」我比長江只長了五六歲，何以不同呢？原來他是青年而我是中年了。我在戰地流轉了七八年，別人都是把我當作中年人看待，沒人會算我是年輕小伙子的。（假使用曹子桓的話來說，我也自可以算作中年的了。）
我有一年在皖南屯溪過春節，住在黃山旅館。我住在二樓扶梯口第一間；和盡頭那一間，隔開約有三四間房子，旅客往來，總從我的窗子前經過。盡頭那一間住的S君，似乎總躑躅在我的窗口，並非往來經過似的。大約是新正某日，在某先生的春茗席上，彼此相識，而且談得很好，其後，我們就在走廊上不時閒談。S君，他的外文修養非常之深，而且博通社會科學、外交政治，雖說穿了長衫，卻是學貫中西的通儒。他對我期望得非常之切，他說：「讀萬卷書是沒多大用處的，你自該到處走走，行了萬里路，才能讓萬卷書有點用處！」我才明白前聖所謂「四十五十而無聞也，斯亦不足為也矣」這句話的意義，我以「中年人」的身份在各處走，朋友們就會有這樣的期待。當年鵝湖之會，開出了劃時代的學術討論，那時，朱熹四十六歲，陸九淵三十七歲，呂祖謙三十九歲，他們都正值中年，大家都有勇氣推尋、研究、分析，對當前問題有個交代。我呢，也敢於從鵝湖下山，在鷹潭重新把「道問學」「尊德性」以及「經驗學派」的主張加以估量，提出了我自己的觀點。
俞平伯先生曾經寫過一篇以「中年」為題的小品，說：「當遙指青山是我們的歸路，不免感到輕微的戰慄。（或者不很輕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漸減，終於到了某一點，不見遙青，只見平淡無奇的道路、樹石，憧憬既已消釋了，我們遂坦然常往。所謂某一點原是很難確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我感謝造化的主宰，若他老人家是有的話。他使我們生於自然，死於自然，這是何等的氣度呢！不能名言，唯有讚嘆，讚嘆不出，唯有歡喜。」這話說得很好。
我的「中年」，大部分都在旅途奔波中度過，到了踏進老年的今日，回憶過去，「四十而不惑」，自以為有了「定見」，到後來，又慢慢把「定見」打碎了。今日的「不惑」，可以說是對於「生命」的體會，順乎自然而不至於有所「執著」了——「戰爭」使我認識了生命的意義！
不知老之將至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陶淵明《神釋》
前幾天，我在悼念孫福熙先生的小文中，引用了曹丕的感傷語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L兄對我這份蕭索的語氣表示「遺憾」，他不同意我這樣的消極態度。一位愛護我的讀者陸永明先生也寫信給我說：
……昨天，看到先生那篇悼念孫福熙的文章，其中引用云云，同時，你又說：「這兩年來，我也是每每有日薄西山之感了。」我看了後，心情上也泛起了多少微波，幸而只是一剎那。
先生的「未晚亭」這三個字是何等的響亮，落地有聲。我相信有些人會受感動，興奮起來，振作起來，至少有我一個。因為我認為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待人接物，有時總會因認識不清，或者思想糊塗，而犯了一些錯誤，是值得自我批評的，所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而今大徹大悟，覺迷途其未遠，實今是而昨非，起來改正，願將自己所剩的餘年，全心全意為自己的理想而服務，真是未為晚也。這是多麼積極而有意義。
你今天有多少感嘆，可能覺得是韶華易去，歲月催人，而不是天明前的黑暗，奴隸改變為主人的困難，對嗎？
以前我曾看過一則報道文章：大約是說某聞人，困患不治之症，自知不起，時日無多，他一點沒有氣餒，而且還在案頭寫上「夕陽無限好，不怕近黃昏」，以表示仍有勇氣做人。我相信先生一定沒有宿病的威脅，大約只是老一點，但也用得著這兩句話。我愛先生尤愛先生的讀者，因此不揣冒昧寫了這封信，先生能說我為多事嗎？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這封策勵我的信，多麼有意思！我們那位遠遠的先祖曹子桓，他年未四十，說了那麼感傷的話。他因為「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我呢，那天想到席上的朋友：賀揚靈早在二十年前病逝了，印西也死了十多年，而今孫君也逝世了。當年，我也覺得曹子桓的感傷太早了。我在二十年以後，再引起同樣的感傷，也還是給朋友們說是感傷太早了。那位孔老夫子，有幾句自贊的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人生的態度自該如此。（我寫給知堂老人的信，也曾說起這幾年的老懷，也被他笑了一陣，本來，在我的八十九歲老母面前，她還把我看作小孩子呢！）
不過，古人又有一句話：「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年人自該識相一點，明白自己是一個老頭子才是。前幾年，陳光甫先生到台北去，見到了草山老人，老人對他說：「我自己真覺得很老了！」當時，還有吳禮卿先生在座，其後不久，吳老先生也就歸道山了。那時，我以為草山老人也會有「戒之在得」的覺悟；假使他真有這樣的覺悟，不是更好嗎？
我的隨筆，寫了這麼一段，便躺在床上看閒書，忽而翻到了郭功甫老人的十拗詩，好似袋底找到一粒花生，頗為高興。這是一首最有趣的老態詩。他說，人到老年，事事反常：「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裡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大體說來，這十種老態，我快都齊全了。（我要趕上余翁，還得二十多年，不知余翁如何？）有人說我記憶力好，其實，昨天或今晨的事，都忘得乾乾淨淨，我記得的，乃是三五十年的事呢。
明徐樹丕《識小錄》在談人生五計時，有云：「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這也是「戒之在得」的註解。也可說是我對L兄與陸先生的答覆吧。
死生
語云：「死生亦大矣。」古往今來，多少哲人思量這一問題。不過，在戰場上，即說是「凡夫」，也有他們新的感受，前人又有「死有重於泰山者，有輕於鴻毛者」的說法。這兩句話，又有兩種不同的解說，一種是從死的意義和價值上說的，「死」要死得有價值，馬革裹屍，效命沙場，是好男兒的氣概，絕不像婦人女子那樣自剄於溝壑中的。又一種是說有時是要把「死」看得重，所以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一死報君王的士大夫，他們並未達成報國的任務！有時是要把「死」看得輕，文天祥到了燕京，坦然正其衣冠赴柴市，生死早置之度外了。
不過，我所要說的，又在「死生」的意義以外，我自幼是膽怯得很的，離開我家三里許，通州橋邊關公廟中，門內站著那位黑臉長髯拿大刀的周倉，就一直嚇得我非蒙著眼不敢過橋的。因此，我的老母聽說我要上戰場去工作就大為驚訝，她就問我：「你從前膽子那麼小，現在怎麼膽子這麼大了呢？」在戰爭中，「死神」的來訪，真太容易了。有一晚，一位營長，他和我們一同吃晚飯；飯後便奉命指揮對北四川路的攻擊。他離開四行倉庫不過二十多分鐘，前線電話傳來，他已中了敵人的手榴彈，在寶興路口陣亡了。「生死決於俄頃」的事，在現代戰爭中，真是太平常了。可是，我有一位朋友W君，他也是步兵營營長，在「一·二八」那天，他就在上海八字橋，中了敵人的槍彈，傷了右手掌。到了「八·一三」的淞滬戰役，他又在八字橋邊和敵軍碰上了，開戰那一刻，他又中了槍彈；這顆子彈可真危險極了，從他的左眼角射入，從腦袋穿出，恰好在大小腦交接處穿過，留下性命來了。這樣，到了南京保衛戰中，他又已出了傷兵醫院，參加戰鬥去了。南京總退卻時，敵人是從雨花台這一面湧進來了；他們布好了機槍火網，城中軍民要從那兒逃出來，真是九死一生，「活」的比例是很低的。W營長，他就在雪一般倒下來的百分之一機會中逃了出來，而且過了大江，又突過了敵軍在蚌埠的封鎖線，經徐州到了洛陽。我在洛陽和他重聚，他又在干訓練游擊隊幹部的工作。憑著他的微眇左眼的目力，還能在洛河上打下老鷹來。如他這樣一個人，真不容易「死」的。
究竟我們對於「死生」問題如何發付呢？兩宋理學家認真討論過這一問題。張載（橫渠）就在佛家（禪宗）道家的觀點以外，（佛家以萬物為幻有，乃歸於「寂滅」。道家寄幻想於現實之外，所以追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他認為「生無所得，死無所喪」，提出了一種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說是「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用不著悲觀，更不必消極。他批評二家之說：「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上句指佛，下句指道。）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他建立自己的人生論，道：「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張子又云：「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氤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正蒙》）
尼采說：「許多人死得太遲了，有些人又死得太早了！這道理說來覺得很奇怪，在適當的時候死去！」在適當的時候死去，這話說來平凡而又十分深刻，什麼是一個適當的時候呢？普林納（Pling）說：「自然所賦予吾人之福利中，無過於死得其時，而福利，尤易把握，則在人人皆能自致。」這倒讓戰場的戰士，比哲人更多沾一分光了！
巧遇
語云：「無巧不成書！」《拜月亭》的開頭，便是蔣世隆帶著妹妹瑞蓮逃番兵之難，途中失散了。在他叫喊瑞蓮時，給一位失散了母親的王瑞蘭聽錯了，於是，他倆將錯就錯，在倉皇中一同逃難。天落大雨，兩人合用一傘。而那失散了的瑞蓮，也聽錯了瑞蘭老母的叫喊，只好一同逃難，認為母女。這期間，雖經過了種種曲折，這對因巧遇而一見鍾情的男女終於結婚團圓了。這樣的事，在戰時真的太多了。由於突破封鎖線，患難與共，或敵機臨頭，一同在防空洞受襲，這樣結合的姻緣，都足以補唐宋傳奇的趣聞。就因為戰爭把社會生活秩序打亂了，許多不可能的事也成為可能的了。我還記得1941年的浙贛戰役前夕，我從蘭溪回到家鄉去，途次香頭鎮，就在那小鎮上，有三對男女，都是早晨訂了婚，下午決定結婚了。這樣，就把女兒送到男方家去，算作了卻一件大事。月下老人在戰神的鞭策下，簡直忙極了。
我的一位朋友，他是《東南日報》的副刊主編，那時，這家報館，正遷移到浙東山城江山去。他和一位當地小姐過從很密，卻不曾成婚。一天，敵機過境，警報兩響過了，他倆匆匆離城到山谷中去，忽然一隻長腳黃蜂（這種蜂的刺很長很毒，被刺會痛得要命），停在這位小姐胸前，狠狠地刺了一下。她痛得哭起來，我的朋友急忙替她撕開胸衫，替她從乳房上拔下那支毒刺來，輕輕把藥抹在她的乳輪上。這一來，他倆就在第二天中午訂婚了。這樣的蜂媒記，也都是常時所不會有的。在男女的愛戀中，「巧遇」與「一見鍾情」，格外增加了浪漫氣氛，所謂「萬里姻緣一線牽」也。
不過，「悲」與「歡」，「離」與「合」，在「巧遇」的比例中，或許不只是對半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愛人，抗戰初期，留在上海孤島中，兩地相思彼此都很苦，兩家父母，也就從權讓他倆結合算了。那位小姐，從上海穿過平湖淪陷區，渡海過了餘姚，該算已經脫離了危險地區了。哪知，當她從餘姚向金華途中，在義烏附近（其地離金華，只有九十華里了）。碰上了日軍第一回浙東掃蕩戰，便下落不明了。這樣，男女兩家函電往來，探查這位小姐的下落，等到某君自己從重慶趕到金華來親自訪查，已經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我也替他盡了許多力，卻也找不到確訊，只知道那小姐是已到了離義烏三十里許失蹤的，說起來，只是一個下午的行程，而她碰上了黑色命運。更巧的，這位找尋愛人的某君，又碰上了第二回浙東掃蕩戰，因為贛東也有了戰事，他也不免於難了。這一類，仿佛是同命鴛鴦的傳奇，不必穿插已經富有戲劇性了。
還有一位朋友，他的老母，戰時本來住在浙東家鄉，念佛靜修，與世無爭。1941年春初，他忽然心血來潮，想要接老母到江西去。他的一切安排，都已妥當。哪知那位答應伴送這位老太太出遠門的舅父，他要到上海去轉一轉，再回寧波去伴行。他在上海雖未樂不思蜀，卻多逗留了一星期。就在這一星期中，這位老太太就在那小鎮上被敵機炸死了，我的朋友，也就抱恨終生，悔之莫及了。
命、相
在我的長期旅行中，有幾年，轉來轉去，總會轉到上饒去的。上饒，贛東一個山城，那一時期乃是軍事、政治以及運輸中心，因此，「官商雲集」，很難找住宿的處所。無可奈何時，那家旅館老闆，就打開××山人的命相房間給我住。山人和我，也彼此諒解，他總是表歡迎之意。這××山人，面白無須，年紀很輕，記得是江蘇人，上海勞動大學學生，曾經在漢陽兵工廠做過機械師，此刻掛的是「科學論相」的招牌。他從來不和我談相，我也不研究「科學談相」是什麼；出外靠朋友，彼此心照不宣也。他和徐懋庸是同學，懋庸又是我的老朋友，因此，我們就談些上海朋友們的舊事。有時，我也旁聽他替別人看相，一本正經，像煞有介事；我聽了，也只是笑笑而已。
有一回，我在鷹潭碰到一位姓章的朋友，他是吳佩孚的義子，隨著民初政海的起伏，他也經歷了窮通否泰之境，受著人情冷暖的刺激，因此，感慨很深。以他那樣處過「炙手可熱」的地位的人，坐在軍校技術教官的冷板凳上，當然覺得命運之神戲弄了他。他也對我說了一些朋友們的遭遇，即如那時住在鷹潭的總司令王敬久已經中將級了，他的一位同班同學，功課著實比王敬久好些，如今還只是一個營長地位。說到結局這都是「命運」。（范縝《答竟陵王書》云：「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王充《論衡·幸偶篇》：「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慘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至，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足舉火行有適然也。」以范縝、王充之通達，也不免有「命矣夫」之嘆！）那時，我笑著對他說：「命運之說，好有一比！你看，他們在那兒打牌，開頭他們輪著拿來的十三張牌，那是『命』。隨後輪著，一張一張拿來的是『運』。有人『命』好『運』也好，很快就『和』了。有人『命』好『運』不好，就『和』不下來了；也有人『命』雖壞，『運』卻不錯，反而先『和』了。」章君聽了，大為高興，說我把「命運」之理說通了。
我的這番議論，頗得朋友們的讚許。可是，有一回到了桂林，和四弟談起，他說，他好似聽到誰說過似的。但，我和他相別四五年，並未碰過面，絕非我告訴他無疑了。後來，我從桂林回韶關途中，看了王船山遺書，才知道三百多年前，王船山已經這麼說了。後來，看了馮友蘭先生的《新事論》，才知道他也這麼說過。孔孟二聖，他們也有「道之不行也命矣夫」之嘆的。馮友蘭先生說：「人生中有不如意事，亦有如意事。諸不如意事中，有能以人力避免者，如一部分的疾病；有不能以人力避免者，例如死。諸如意事中，有能以人力得到者，例如讀書之樂。有不能以人力得到者，例如『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其不能以人力避免或得到之不如意事或如意事，因為人之所無奈何；即其能以人力避免，或得到者，亦有人不能避免不能得到。其所以不能避免不能得到者，亦非盡因其力不足，非盡因其所以避之或所以得之之方法不合。往往有盡力避不如意事，而偏遇之，盡力求如意事，而偏不遇之者，亦有不避不如意事而偏不遇之，或不求如意事而偏遇之者。人生有幸有不幸，正是如此。」
伴「戰神」而來的四騎士，他們把「死」的因素加重得太多了，「幸遇」的想法，在戰時更是普遍。我的一位復旦大學同事孫寒冰先生，在平時的話，「老死」的可能性最高，「橫逆之死」似乎不會叩他的大門。到了戰時，他卻死在第三次上！第一次，上海大世界門口那一炸彈，他只差了一分鐘，總算沒進鬼門關。第二次是在廣州，他住在××大廈的四樓，那天早晨，被三樓的一位太太催著出門去講演，等他講演了回來，那大廈已經炸完了，那位太太也炸死了。第三次是在北碚復旦大學，北碚離重慶有五十華里的距離，而敵機投彈下來，是炸碎了一塊石頭，那碎石飛了過來才砸死他的。因此大家不能不歸之於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