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我與女作家白薇

王映霞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勝利，中共毛澤東主席應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之邀自延安飛抵重慶。在那裡，毛澤東會見了多年不見的各界人士和朋友，其中就有白薇。毛澤東親切地握著她的手說：「我經常記起你，丁玲和你是我們湖南的女作家。」鄧穎超說過：「白薇總算是一個不肯倒下去，而在長期掙扎中奮鬥的女性，多年來也是在我們影響底下的一個朋友。」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藝評論家阿英認為「在意識形態方面，在當今的女作家中，在反抗精神方面，白薇是最顯著的一個」。這些評價是公正的，並不是溢美之詞。 我是因為郁達夫關係而認識她的。一九二八年我與郁達夫結婚後，組織小家庭於上海赫德路（今名常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號。一天，我們家裡來了一位年過三十歲的中年婦女，矮小身材，戴著眼鏡，長得倒很眉清目秀，說話帶有鼻音，經介紹說，我才知道她是白薇。 我起初認為她姓白，所以喊她「密斯白」，後來才曉得她不姓白，而姓黃，叫作黃彰，字素如，又名黃雍。在二三十年代，文壇上有個風氣，不少男作家自稱為某某女士。但白薇則反其道而行之，她用過十七個筆名，如楚洪、蘇斐、黃鵬、力斯烈之類，都帶有男性的剛強之氣，有一個筆名極為奇怪，叫作Zero，中文即為「零」字。她生於一八九四年二月五日，比郁達夫長二歲，比我長十三歲。 白薇與郁達夫 從郁達夫的日記上看，他之認識白薇，大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這年三月，郭沫若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長，郁達夫應邀同去中山大學做教授。不久，郭沫若離開學校，離開廣州，到前線的後方參加北伐戰爭去了，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校內派系林立，又發生風潮，弄得烏煙瘴氣。郁達夫來廣州以前，對這個革命根據地存在著許多絢爛的幻想，至此全部落了空。他來時孑然一身，除一箱書刊以外，一無所有，因此思想苦悶，頗有失落之感。 創造社四大金剛之一的鄭伯奇，看見郁達夫情緒不佳的樣子，便勸他說：「廣州是美麗的花城，名勝古蹟很多，去玩玩一定可以抹掉身上的塵埃，掃除心中的煩惱。」 郁達夫是愛好遊山玩水的，寫過不少遊記，出版過《屐痕處處》一書，但此刻他卻說：「一個人去玩有什麼意思呢？」鄭伯奇又說：「有作伴的了。白薇女士已經從日本到廣州來了，她跟你一樣也是個單身的人，你們『鰥夫寡婦』，多接近接近，也許可以產生一點新的情趣。」郁達夫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然後說：「我哪裡有這種閒情逸緻呢？我老了，太老了。我雖然還算是中年人，但我的心裡，比年逾花甲的老人還要老得多，心裡落寞得很。」話固然如此說，郁達夫還是經鄭伯奇介紹認識了白薇，並同她一起玩了好幾次。白薇送給他一張單身照片，雖無沉魚落雁之容，卻五官端正，楚楚動人。郁達夫把這幀照片珍藏著，後來隨身帶到了上海。 郁達夫與白薇玩的時候，多半還有其他友人作伴，因為他們兩人到底是初交，作陪的不外乎是鄭伯奇、成仿吾、王獨清和白薇的女友。有一天，郁達夫請白薇上館子，作陪的還有二三位男女文藝青年。郁達夫嗜酒如命，每頓要吃黃酒二斤，這次超限過多，喝得酩酊大醉。飯後，他們又上電影院觀看《三劍客》，到十二點鐘散場，酒猶未醒，便陪白薇步行回家。在途中，酒意使他在頭腦里掀起一陣幻想的波瀾，在這多麼危險的時刻，白薇忽然停了腳步，低聲說：「到家了，謝謝你！」她的這句話掃除了他的幻想，總算還好，沒有開「無軌列車」，郁達夫獨自回到了校舍。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郁達夫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與白薇談了半宵，很想和她清談一夜，因為身體支持不住，終於在半夜後二點鐘的時候別去。」 白薇在《回憶郁達夫先生》一文中說：「當時不知是誰偷偷告訴我，說是郁達夫有意追求我，使我嚇了一跳。我深深尊敬他是文學先驅，是前輩。」有一次，郁達夫對白薇說：「有人認為我很浪漫，我認為這是友愛，不是邪愛。你不信？即使是哪個女孩子在我家過夜，我決不會觸犯她。」郁達夫與白薇的戀情確實很好，但好到如何程度，那就不得而知了。況且他們的事情，大多數發生在我與郁達夫結婚以前，我去多管這些閒事幹什麼呢？ 在苦水中成長 白薇常常到我們家中來，我也到過她的家，家具很簡陋，仿佛比我們還要窮，家中只有她一個人，長期過著寂寞而窮苦的日子。為什麼不好好地嫁個人，過幾天安穩的生活呢？但她生過許多疾病，始終沒有徹底痊癒，所以此路也是一個死胡同。 她為人坦率，跟我相熟以後，告訴我關於她少女時的各種不幸遭遇，上帝對她真是太殘酷了。說到傷心處，不僅她掉淚不止，連我也聽得眼睛都潮潤了。我為她惋惜，也給她同情。 白薇是湖南資興縣人，家在農村。父親曾經留學日本，在縣裡教書，但他的禮教思想極為嚴重，常說：「我們是禮教名家，不得做出不體面的事情。」她六歲時，拿母親的畫筆來作圖畫，無師自通，到十歲時，在親友之間已經有了小小的名氣。母親則不許她學畫，叫她學做女紅，說什么女兒將來總是人家的人。祖母很疼愛她，教她讀書識字。白薇說：「我是一個外柔中堅的孩子，為了要讀書，與父母大吵特吵，最後畢竟爭得了勝利。」十三歲進了她父親創辦的兩等小學，所謂兩等，是指初小和高小。後來又進了湖南衡陽的第三女子師範，成績優異，名列前茅。 白薇十六歲那年，父親逼她出嫁，對象是一個已故軍長的獨生子，他病得很重，按照舊時的習俗，只要娶親，疾病就會好轉，這叫作「沖喜」。白薇不願結婚，但她的眼淚打不動父親的鐵硬心腸，終於被出嫁了。婆婆是個兇惡的寡婦，對白薇拳擊、敲打、口咬，血流滿地，還要撕破她上下身的衣服。她只得帶著血，帶著淚地逃到河裡，躲在水中避難。眾人把她救起來以後，寡婦婆婆變本加厲，把刀和麻繩丟在白薇的面前，叱聲叫喊：「就是這兩條路，你自己去選擇吧！」說罷，婆婆回到自己的房間裡睡覺去了。 夜已經很深，天上下著白鵝毛般的大雪，樹上路上都堆了一層層一疊疊的白雪，田野頓時成了銀裹的世界。白薇在雪花和狂風中，低眉含恨地走出了這地獄般的家庭之門。 在父親的幫助之下，白薇到了離家幾百里的湖南省城長沙，進了第一女子師範。功課仍然很好，作文被打了一二〇分，圖畫也時常被揭示給同學們觀看。到了畢業那年，父親特意從家鄉趕到長沙，並宴請校中的教職員，請他們監視白薇，防她逃跑。畢業的第二天，學校被重重包圍，大門、後門、窗口都有人把守。於是白薇從一個出糞的舊孔道里逃了出來，兩手空空，袋裡只有銀洋六元。她知道父親一定會偵騎四出，到處找尋，必須馬上離開長沙，便搭上了到漢口的輪船。在船上，遇到學校的老女僕，她在經濟上得到了老人的支援。 到上海後，搭輪船抵日本橫濱，上岸時只剩下二角錢，寄一封信給東京，就身無分文了。於是做了下婢，先在一個英國傳教士家，後到美國牧師家裡做幫工，還在日本咖啡館做服務員，有時流浪街頭，數月不吃菜蔬油鹽，只吃紅薯來維持生命。後來，她終於考進了東京女子高等師範，讀的是理科。 開始愛好文學 一般說來，作家總是從小愛好文學的，但白薇則為例外，她在《我投到文學圈裡的初衷》一文中，劈頭第一句就是：「從小一直吃了二十多年飯，我與文學無緣。」在日本讀書時，她與易漱瑜同住在一個校舍里，易後來成為田漢的夫人，因而白薇認識了田漢，他也是湖南人。田漢開始叫她讀易卜生的《娜拉》，她自己說：「這是平生第一次與文學見面。」繼而又讀了易卜生、莎士比亞、梅特林等人的劇本。她是有文學天才的，剛讀文學才三個月，就首次寫出了三幕劇《蘇斐》，作為留日學生賑災公演所用，由她擔任主角，居然獲得了許多聽眾的掌聲。 從此，白薇廢寢忘食地遨遊於文學的海洋之中。凡是名家傑作，只要能到手，就無所不讀，平均每三天要啃掉一本書，甚至把學校的功課也置之腦後。有一天，一位音樂女教師問她：「黃同學，你喜歡文學麼？你到我們家裡來玩，我的丈夫就是中村吉藏。」中村吉藏是一位研究法國文學的專家，寫過不少小說和劇本。他對白薇講：「什麼象徵派、神秘派的作品，早已成為過時貨了。今天的文學，是社會問題的文學，你應該多讀社會問題的書。」白薇曾經說過：「我之進入文學園地，第一個老師是田漢，第二個就要算日本作家中村吉藏。」一九二六年她從日本返國，到了廣州，因為廣州當時是革命的搖籃。之後，她到了上海，以寫作為生，我就是這個時候與她相識的。 白薇的正式處女作是一部三幕劇《琳麗》，她認為「人生是為了愛而生的，人若離開了愛，就沒有了人生」。其次是一九二六年在魯迅、郁達夫主編的《奔流》雜誌上發表的社會悲劇《打出幽靈塔》。她是個多產作家，先後發表於各大雜誌的作品，有取材於《紅樓夢》的《訪雯》，社會劇的《姨娘》和《假洋人》，反對軍閥戰爭及他們統治的《革命神的受難》和《薔薇酒》等，還寫了長篇小說《悲劇生涯》《炸彈與征鳥》，長詩《春天之歌》，不勝枚舉。 我歡喜讀她的作品，特別是《打出幽靈塔》，我讀了兩遍，它給幾千年來被囚禁於幽靈塔下的中國婦女們敲響了警鐘，呼籲她們從地獄裡走出來，重見光天化日，呼吸新鮮的空氣。我們婦女讀這篇文章，特別感到親切。我對白薇說：「你現在是知名作家了。」她說：「女作家之在中國，能有幾個？起碼我不配稱女作家，猶如我不配稱太太、夫人一樣。當然這是講我自己，不是說別人。」她謙虛而富有熱情，所以我同她相處得不錯。 在貧病中奮鬥 抗日戰爭期間，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之聘，主編該報的副刊，因而我隨他去了新加坡。一九四〇年，兩人離婚後，我隻身返回祖國，到了當時被稱為陪都的重慶。那時白薇也在重慶，在郭沫若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該會分城鄉兩處辦公，本部設在重慶市內通遠門外天宮府街七號，鄉間在賴家橋全家院子，白薇就住在賴家橋。她沒有再婚，孤苦伶仃地只有一個人，像狂風暴雨中的一片樹葉，飄搖不定。 我到重慶後，先住在近郊白沙老同學劉懷瑜的寓所，後到重慶市區外交部工作。重慶是個美麗的山城，可惜霧季太長，經常迷迷糊糊，很少見到燦爛的陽光。日本飛機時來轟炸，兩人的住所又相隔太遠，所以沒有見到過面，但我不時在惦記著她，向朋友們探聽她的消息。 白薇患過許多毛病，如猩紅熱、肺炎、丹毒、傷寒、結核、胃炎等等，幾乎所有的毛病都患過，這個病剛好，那個病又來了，川流不息。當時，薪水不高，稿費又低，物價飛漲，每個作家用以餬口，已經很不容易，怎麼能談得上看醫買藥呢。所以她很窮，窮得令人不可想像，有時連買幾分郵票的錢都沒有。她一個人呻吟床笫，沒有家人、沒有親戚、沒錢看病、無米下鍋，往往要等到有朋友偶爾去看她，向白薇伸出援助之手，她才能吃上幾頓飽飯。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郭沫若領導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為幫助貧病作家募得一筆基金，立即抽出五千元送給白薇，卻被「完璧歸趙」，說自己尚未真正病倒，無需組織上的支援。不久，她患眼病，嚴重到幾乎要失明的程度。文藝界抗敵協會又一次送給她一萬元，她還是拒絕接受，認為一個人不能無功受祿。白薇這種硬骨頭精神，令人無不肅然起敬。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我自重慶返抵上海。此後我一直沒有得到關於白薇的消息，總以為她早已不在人間了。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我在《文匯報》上看到了一條消息：「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白薇遺體告別儀式在京舉行。」她是八月二十七日去世的，享年九十四歲，在親友中，她算是長壽者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