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記 丁 玲
王映霞
中國著名女作家丁玲離開人間，已經六年有餘了。三十年代初，我們在上海期間，她常來看郁達夫和我，我也曾經去看過她。自從我們舉家遷往杭州以後，就沒有再見過她的面。因此，我每當想起她的時候，在我腦海中飄浮起來的，還是她年輕時的印象：圓圓而略帶肥胖的臉孔、奕奕有神的眼睛、修長的眉毛、中等的身材，頭髮剪得很短，上身穿著藍色或灰色的布衫，下身是綢質的短裙。雖然早已踏入社會多年，但仍然是一身女學生的打扮，顯得樸實無華。她不大穿當年流行的旗袍，嫌它太緊身，也太長。她天真、活潑、大膽、樂觀，嘴角邊常常掛著一連串微笑，笑得那麼愉快，那麼甜蜜。
畢竟是初夏了，和風吹在臉上，頗有暖意。門外是一片月色，又明亮，又新鮮。天空像刷洗過的，沒有一絲雲霧，上面鑲嵌著疏疏落落的星星。小房間裡只有我一個人，鴉雀無聲，萬籟俱寂。這樣的月夜是最令人惦記起熟悉的親友來的。於是我推開窗，望著又高又遠的月亮，想起了丁玲的坎坷的一生。
千里迢迢來上海
丁玲原名蔣冰之、丁冰之，湖南人，一九〇四年出生於安福縣（今名臨澧縣）。父親早逝，母親一直孀居，她是由母親撫養大的，所以對母親有著濃厚的感情，曾經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母親》。
她母親姓余，初名曼貞，後改為蔣勝眉，字慕唐，一八七八年出生於常德縣。她童年時就讀於私塾，能作畫、寫詩、下棋、吹簫，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能夠做到這樣，算是難能可貴的了。她生有一男一女，女的就是丁玲，男的是她的弟弟，可惜不幸夭折，丁玲便成為家中的獨生女兒。
父親病故以後，母親帶著小孩，回到常德娘家，進入女子速成師範學校讀書，不久該校停辦。母親又赴長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她在學校中的生活極為清苦。母親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我身上只穿得舊的棉襖、兩條軍褲。聽講時，兩腳由土地上生一股寒氣，從背直達腦頂，不由的戰慄。直等下了課，將兩手呵氣，兩腳跳踢，才覺得有點生氣。
她母親因為沒有錢，師範尚未畢業，就到桃源做小學教員去了。桃源離常德只有九十里。從此，母親在教育界服務了十餘年。她還創辦小學，自任校長，在常德、桃源一帶的教育界頗有一點小小的聲望。
丁玲就在她母親的小學裡攻讀。一九一八年，丁玲滿十四歲，小學畢業，暑假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翌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它像一陣熱潮，又像一陣狂風，很快就吹到了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也吹到了當時比較偏僻的湘西。那時的姑娘都留著長長的髮辮，丁玲受這股新潮的影響，首先剪掉了頭上的「尾巴」。五四運動在丁玲的心坎里點起了一把火，她要飛，跳出這個閉塞的小縣，飛向遙遠的地方，因為那裡有她的希望，有她的憧憬。
於是丁玲獨個兒跑到湖南省會的長沙，進了周南女子中學，插入二年級，後又轉入岳雲中學。該校原是男子中學，歷來不收女生。但為了開放女權，從這學期起，開始招收女生。丁玲沒有畢業，又千里迢迢地跑到了上海。
她之所以能到上海，是由於一位女友的啟迪。這位女友是丁玲在桃源第二女子師範讀書時的同學王劍虹，四川省酉陽人，比丁玲長兩歲，高兩個班級，此時正在上海陳獨秀、李達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讀書。後來，她成了瞿秋白的第一個妻子，瞿的第二個妻子是楊之華。
對於女兒的上海之行，母親蔣勝眉十分贊成，鼓勵她說：「一個有志氣的年輕人，應該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你遠走高飛去吧，要闖出一些名堂來！你的弟弟已經夭折，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一九二二年初秋，天高氣爽，萬里無雲。陽光比夏天溫柔多了，曬在臉上並不覺得怎樣熱，野外是一片紅瘦綠肥的情景。秋天不是春光，但也有勝於春光之處，多麼明媚而蔚藍的秋天啊！丁玲帶著母親的祝願，懷著興奮的心情，與女友王劍虹一起，轉輾搭乘火車，到了夢寐以求的上海灘。
上海原來是黃浦江畔的幾個零落的漁村，一百餘年來，趕走歲月的風雪，歷盡人世的滄桑，終於以偉岸的英姿，恢宏的氣度，巍然屹立於古老的東方，躋身於世界大城市之林。偉大的上海，對於丁玲來說，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她沒有看見過這樣巍峨的高樓大廈，沒有見到過這樣熙來攘往的人群，霓虹眩目，色彩絢爛。丁玲對於這裡的一切，覺得樣樣都陌生，又樣樣都新鮮，馬上就愛上了它。
在上海，丁玲進了平民女子學校。該校坐落於福煦路福煦坊，是一幢兩樓兩底的房屋，有二三十個學生，分低班和高班，丁玲進的是高班。她在校半工半讀，晚上縫衣服從事編織，也做過家庭教師。教員有陳獨秀、高語罕、邵力子、沈雁冰、陳望道等人。
一九二四年，丁玲與王劍虹改進上海大學讀書，地點在閘北青雲路青雲里（今為二九八弄），附近就是宋公園，今改名為閘北公園。校長為于右任，設有社會科學系和中文系。她與作家施蟄存、詩人戴望舒是同一班級在一個教室里上課。女學生坐前排，男學生坐後排，施蟄存恰巧坐在丁玲的背後，所以施蟄存有詩曰：「六月青雲同侍讀，當時背影未曾忘。」這批學生中，現尚健在的只有施蟄存一人，他仍定居於上海，已經八十七歲了。
不久，上海大學搬至西摩路，教師除了原來在平民女子學校執教鞭的以外，又增加了瞿秋白、施存統、俞平伯、田漢等人。由於學校的遷移，丁玲也隨之搬到學校附近的慕爾鳴路。這是一幢兩樓兩底的里弄房子。施存統住在樓下統廂房，樓上正房住著瞿秋白的弟弟瞿雲白。瞿秋白與王劍虹已經同居，每人按月繳銀洋十元，由瞿雲白當家。
丁玲在上海大學的生活是比較安定的，但一耽得久了，就覺得有些厭倦。她以此請教於瞿秋白，對方不加思索地說：「你嘛，按你喜歡的去學去干。飛吧，飛得越高越好，越遠越好，你是一隻需要展翅飛翔的小鳥。」更遠的地方是什麼呢？她想到了古都北京。北京是五四運動的發祥地，是全國文化的中心，那裡有著名的最高學府，有中國最大的圖書館，還有……一九二五年，這個大膽的姑娘，抱著滿腔的熱情，一個人獨自跑到北京。
流浪於古都北京
北京是個古老的城市，又是個美麗的城市。歷代以來，素向是人文薈萃之地。古人有詩曰：
廠橋游趁上春初，囊有餘錢盡買書。
歸壓輕舟應勝石，伴郎披讀快何如。
丁玲到了北京，由於女友曹孟君的關係，居住於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內，繼而改住通豐公寓。她在北京的幾年流浪生活，後來在《北京》一文中作了概括性的敘述：
二十年代，我曾經躑躅在北京街頭。東安市場的當鋪留得我的足跡。我也曾徘徊在沙灘紅樓，你那最高學府，能否為我這個遊子打開一條門縫？我在北京流浪，我在北京思考，我寫下了第一篇文稿。
所稱最高學府是指北京大學，丁玲曾在該校做旁聽生。
在北京，丁玲認識了胡也頻和沈從文，這兩人對丁玲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丁玲本來想學美術的，在小房間的牆壁上繪下了許多熟人的臉譜，但因為胡也頻和沈從文都熱衷於文學創作，丁玲也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放棄了學美術的念頭。
丁玲之認識胡也頻是由女友曹孟君的愛人左恭介紹的，因為左恭與胡同住一個公寓裡。胡也頻原名胡崇軒，福建省福州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里附讀，稍微長大一些後，在一家金銀首飾鋪里當學徒。十四五歲時，瞞著父母，悄悄地搭上了一條輪船，輪船把他帶到了上海。上了岸，到什麼地方去找一個棲身之所呢？他惶惶然隨著船上的同鄉，在小客棧里，胡也頻認識了一個朋友，他是小有天酒館的小老闆，在浦東中學讀書。胡也頻也依樣葫蘆地進了浦東中學。經過一年以後，父親特意從福州趕來上海，找到了他，把他送進天津大沽的海軍預備學校讀書。一九二〇年學校解散，便飄泊到了北京，有一頓沒一頓地度過了好幾個春秋。一九二四年他與兩個熟人在《京報》上編輯一個副刊，名叫《民眾文藝》周刊。
這時，沈從文也在北京過流浪生活，以休芸芸的筆名，四處投稿，其中一篇被《民眾文藝》周刊所採用。古人常常以文會友，今人亦復如此，胡也頻以編者的身份去看望沈從文，談得很投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胡、沈兩人都是愛好文學的貧困青年，興趣相同，命運相似，所以他們就成了知己的朋友。
一九二五年的一天，細雨霏霏，飄在身上不會潤濕衣服。胡也頻再一次去看望沈從文，身後跟著一個年輕女子。沈從文是湖南鳳凰縣人，與丁玲是同鄉，而且都靠近一條白浪滔滔的沅水。既是同鄉，而又都飄零客地，自然有許多共同的話題。從此，他們三人時相過從，友好地相處了十年之久，直至後來的生離死別。
胡也頻已經愛上了丁玲，正在熱情地追求著她。一天，胡也頻製成一隻紙盒子，裡邊放著一束黃色的玫瑰，花上還系了一張小紙條，寫著「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丁玲對於弟弟的夭折，非常傷心，雖然事隔多年，可是她還時常躲在被窩裡哭泣。因此，胡也頻自稱是丁玲的新的弟弟，以示親熱。
不料差人把玫瑰送去以後，有似泥牛入海，杳無消息。胡也頻跑去一看，只見雙扉緊閉，已經人去樓空，原來丁玲回湖南家鄉去了。胡也頻抑制不住胸中高漲的愛的潮汐，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趕往湖南去找丁玲。
休：你願意在今天見見兩個朋友時，就到碧雲寺下面大街××號來找我們，我們是你熟悉的人。
這兩個朋友是誰？沈從文百思不得其解。不管是誰，只要是熟悉的友人，總是很高興的事。「西山台殿數百十，侈麗無過碧雲寺。」幾百年來，碧雲寺就是西山風景區中最雄偉壯麗的一座古老寺院。它坐落於香山的東麓，周圍松濤陣陣，林海茫茫。沈從文按圖索驥，到了那裡，向屋內看去，一隻圓圓的黑臉映入了他的眼帘。哎，原來是丁玲，字條上寫有兩個人，另一個必然是胡也頻。
房內家具，除了一張雙人床和一隻破藤椅外，就什麼也沒有。他們三人過慣貧困的生活，對此並未有什麼寒酸之感。沈從文的眼睛盯在雙人床，似有所悟地說：「你們新婚燕爾，我還沒有向你們祝賀呢。」丁玲聽了，臉上顯出幾分羞赧靦腆。
從此，丁玲與胡也頻展開了新的生活，日子過得像蜜一樣甜。之後，他們與沈從文一起搬進了漢園公寓，來往的有凌叔華、黃廬隱、黎錦明、於賡虞、徐霞村，都是文學圈子裡的人。他們談小說，談詩歌，白天談，晚上談，各人都憧憬著絢麗的未來。
丁玲有文學的天才，她之愛好文學，較胡也頻和沈從文為遲，但她的成名卻比他們為早。她的第一篇小說《夢珂》，居然一炮打響，被頗負盛名的上海《小說月報》所採用，並以頭條地位發表。這給丁玲帶來了無限的興奮和喜悅，胡也頻和沈從文也分享了她的興奮和喜悅。他們亂跳亂蹦，丁玲高興得幾夜睡不好覺。
躑躅在黃浦江畔
一九二八年一月，沈從文讓母親和九妹留在北京，獨自一個人抱著朦朧的希望，來到了上海，住在善鍾路善鍾坊的亭子間裡，後來搬進了樓上正房。八月的一天，天空是那麼的蔚藍，日光是那麼的明媚，氣候已經沒有夏天那麼炎熱了。田野是靜悄悄的，一片蔥蔥蘢蘢的翠色，有幾隻蝴蝶在那裡追逐嬉戲。丁玲和胡也頻也聯袂到達了黃浦江畔。沈從文窮得可憐，房間裡只有一床一椅。這兩位朋友攤開行李，就睡在硬蹦蹦的地板上。
這時候，我和郁達夫剛剛結婚，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今常德路八十一弄）。這是一條狹小的里弄，內有兩排並列著的房屋，我們先住前弄堂，後搬居後弄堂，是一幢石庫門房子，每月房租為銀洋十二元。郁達夫平日不會理財，雖然寫了多年文章，兩袖清風，一無所有。於是向店家租賃了木床、寫字檯、方桌和凳子等幾件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沒有電扇，連電燈也沒有，只得用煤油和洋燭來照明。在這裡，郁達夫寫下了《燈蛾埋葬之夜》，對這個小屋的環境作過這樣的描述：
新搬的這一間小屋，真也有一點田園的野趣。……小屋的前後左右，除了一條斜穿東西的大道之外，全是些斑駁的空地。一壟一壟的褐色土壟上，種著些秋茄豇豆之類。現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時節了。
這一帶當年確是一片荒蕪的田野，如今卻已成為熙熙攘攘的鬧市了。
郁達夫非常好客。「主賢客來勤」，我和郁達夫並不賢，而客人來的倒很多，其中有姚蓬子、沈從文、丁玲、胡也頻、安娥、蕭紅、白薇、蔣光慈等文學青年，魯迅和許廣平也來過好幾次。胡適、徐志摩、邵洵美都與郁達夫很熟，但他們是名人了，而且很有錢，對於我們這個蝸居是不屑光顧的。他們要與我們見面，總是請我們上館子，讓我們嘗嘗山珍海味。
姚蓬子是「爛屁股」，一坐就是半天，幾乎天天在我們家裡吃飯。郁達夫並不富有，每月大約有二百元稿費收入，以此來對付我們夫婦兩人的生活，那是綽綽有餘，所以留幾個朋友吃飯，也屬滿不在乎。有時大家搓搓麻將，「小來來」，只有幾塊錢輸贏，僅僅是消遣而已。
丁玲到我家，一個人沒有單獨來過，不是沈從文作伴，就是胡也頻保鏢，第一次是由姚蓬子陪來的。丁玲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豪爽、活潑、大方的少婦。當時女性盛行塗脂抹粉，有的竟濃妝艷抹，活像一個泥娃娃。而丁玲則不施脂粉，也沒有扭扭捏捏的女人腔。她的頭髮剪得很短，往後梳，有點兒像一個天真的小伙子。她長得比我胖，比我矮，看起來身體相當結實。頭幾次來，講話不多，只是靜靜地聽別人講話。有時她也參加搓麻將，她的牌打得不算太錯。
後來，彼此熟了，她的口才漸漸被我所認識，講起話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我插不進一句話，只得洗耳恭聽了。丁玲對郁達夫很尊敬，把他視為前輩，而自己則以幼輩自居，在講話中稱郁達夫為「郁先生」，從未或極少用上過一個「你」字。
在丁玲、沈從文、胡也頻三人中，郁達夫認識得最早的，是被稱為「鄉下人」的沈從文。一九二四年冬，沈從文在北京走投無路之際，身上不名一文，便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寫信給幾位知名的作家，傾訴自己目前的困境，盼望他們能伸出援助之手。
郁達夫已經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了，正在北京大學任統計學講師。十一月間接到沈從文的來信，情緒十分激動。這天，空中飄著雪花，它好像比空氣還輕，不是從天上落下來的，而是被空氣從地面上捲起來的。郁達夫冒著細小的雪花，趕去找沈從文。沈沒有穿棉衣，只著兩件袷衣，冷得有點發抖，身體瘦削，面孔清癯。郁達夫見了，不知不覺地產生了一陣同情之心，忙把自己的圍巾拿下來，撣去一些雪花，披在沈從文的身上，邀他一起到外面去吃飯。沈從文美美地大嚼一頓，花去二元七角。郁達夫拿一張五元鈔票付賬，把找下來的二元多錢塞進了沈從文的口袋。沈的袋裡空空如也，只得臉上堆著笑，「卻之不恭」了。
丁玲發表第一篇小說後，對文學的興趣更濃了，接連在上海寫了《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和《阿毛姑娘》，都被《小說月報》以頭條地位刊出。之後，又陸續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他走後》《韋護》《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沖》《一天》等小說。一連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幾個頭條，這在中國文壇上是極為罕見的。
古語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這個「伯樂」是誰？是上海《小說月報》主編人葉聖陶。丁玲對於他是非常感激的，認為他是自己走上文學道路的指路明燈。她曾經對一位記者說過：
葉老是老前輩啊！我是他從來稿中發現的。還有一個彭子岡，三十年代很活潑的一個女記者，也是葉老從很多來稿中發現的。
不僅如此，葉聖陶還東奔西走，幫助丁玲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在黑暗中》，那是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所以文學界的朋友們同她開玩笑說：「我們是跑龍套出身，你卻一出台，就掛上頭牌，比我們的運氣好多了。」
丁玲最崇拜的是魯迅。魯迅是郁達夫的好友，對我也很熟。我尊稱他為「大先生」，他稱我為「密斯王」，稱許廣平為「密斯許」。他給郁達夫寫信的時候，往往在信箋上附註一筆：「請向密斯王問好。」我之認識魯迅，始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從此我常去看他。魯迅在日記中談到我名字的地方，達三十餘次。事實上不止這些次數，不過沒有記上罷了。
丁玲與魯迅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地點在北四川路魯迅的家裡。他與許廣平住樓上，樓下是一家西餐館。認識以後，丁玲常去看他，向他請教。丁玲曾寫過《我便是吃著魯迅的奶長大的》《魯迅先生於我》和《開會之於魯迅》等文章，對魯迅推崇備至，說：「魯迅，真是一個非凡的人呢！我這樣想。」又說：「我們中國出一個魯迅不是偶然的，多少年才出一個魯迅。魯迅有個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沒有敗筆。」
多情卻被無情惱
丁玲、胡也頻和沈從文在文壇上先後成名以後，文章有了出路，生活開始好轉，不像過去那樣常叫肚皮唱「空城計」了。於是丁玲、胡也頻作了杭州之行。
杭州的西湖自古以來是個著名的旅遊勝地，它像一顆閃閃發光的明珠，鑲嵌在富饒美麗的東海之濱。西湖一年四季，不論晴雨，不論晝夜，莫不以婀娜多嬌的姿態，吸引著成千上萬個遊客。宋代俞桂有詩曰：
一番雨過一番春，芒竹閒行踏軟塵。
城裡不知春色早，湖邊楊柳已撩人。
他們在杭州的寓所，是馮雪峰為他們代為尋覓的，地點在葛嶺。馮雪峰也是一位作家兼翻譯家。一九二七年冬，丁玲在北京時，有過一個幻想，準備到日本去留學。到日本去，必須學會日語。於是由友人王三辛介紹馮雪峰替丁玲教日語。結果呢，「卻沒有學習日語，而是暢談國事、文學和那時我們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之情」。
由於第三者的插入，丁玲與胡也頻吵得不亦樂乎，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這個糾紛鬧到何時才能了呢？幸好，它雖以悲劇開始，卻終於以喜劇結束。馮雪峰的理智戰勝了感情，心平氣和地打了退堂鼓，悄悄地從杭州回到了上海。丁玲也有些回心轉意，她與胡也頻結婚多年，彼此間有著一種堅固的感情的聯繫，胡是愛她的，兩人還是和好如初吧。
丁玲和胡也頻的關係恢復以後，像一對歡度蜜月的伴侶一樣，暢遊了西湖十景。在桃紅柳綠的蘇堤上，夕陽西照的保俶塔下，處處都留有他們的足跡，誰也看不出他們間曾經有過幾乎不可泯滅的裂痕。
在杭州玩了三個月，丁玲和胡也頻又出現在沈從文的面前。他們準備在上海找一個住所，作為長治久安之計。沈從文原來住在馬當路新民村，後來三個人一起同住於薩坡賽路二〇四號。丁玲、胡也頻和丁玲的母親住在二樓，沈從文和母親、九妹居住於三樓。
這時，胡也頻有個朋友，名叫彭浩徐（即彭學沛），出任上海《中央日報》總編輯，邀請胡也頻擔任副刊編輯，月薪八十元，副刊定名為《紅與黑》。接著，由胡也頻的父親出資一千元，讓兒子、兒媳和沈從文創辦兩個刊物，一曰《紅黑》，一曰《人間》，分別於一九二八年一月開始出版。
為什麼叫《紅黑》？創刊號中有過一段解釋：
我們取「紅黑」為本刊的名稱，只是根據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語，例如「紅黑要吃飯的！」這句話中的「紅黑」便是「橫直」的意思，「左右」的意思，無論怎樣總得的意思。因為對於為人「紅黑都得吃飯」這句土話，感到切身之感，我們便把這「紅黑」作為本刊的名稱。
沒有幾個月，紅黑出版社不僅沒有賺到錢，而且負了許多債，只得關門大吉。為了償還這些債務，他們不得不分頭去找尋工作。沈從文這個小學尚未畢業的青年，經胡適的邀請，走上了上海中國公學的講台。胡也頻經中國公學教授馮沅君、陸侃如的介紹，遠走山東濟南，在省立高級中學任教員。一個月以後，丁玲也從上海去了濟南。
到了山東，丁玲發現胡也頻已經變了，大大地變了。她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中說：
等我到濟南時，也頻完全變了一個人。我簡直不了解他為什麼被那麼多的同學擁戴著。天一亮，他的房子裡就有人等著他起床，到深夜還有人不讓他睡覺。他是濟南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史觀。……我記得那是五月四日，全校都轟動起來了，一群群學生到我們家裡來，大家興奮得無可形容。
學校鬧起風潮來了，問題越來越嚴重。山東省政府準備逮捕胡也頻，教育廳廳長何思源透露了這個消息。校長張默生得知後，送給胡也頻兩百元路費，勸他趕快走吧。一九三〇年「五四」紀念日的第二天，胡也頻連夜逃往青島，然後與丁玲一同到了上海，居住於萬宜坊，附近有風光明媚的法國公園。
這時，左翼作家聯盟在多倫路中華藝術大學內成立不久，目前「左聯」紀念館設於多倫路一四五號。胡也頻和丁玲都參加了「左聯」，胡被選為執行委員，擔任工農兵委員會主席；後來他參加中國共產黨，被推選為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代表，丁玲則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斗》文藝雜誌。
黃鶴一去無音訊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時值數九寒天，空中飄著雪花，還夾著一些細雨，朔風在馬路上、公園裡狂吼著，把落葉吹得東零西散。胡也頻正在蘇維埃代表大會預備會機關接頭的時候，突然被英租界老閘捕房所逮捕，先拘留於上海市公安局，後關押於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龍華監獄。二月七日深夜，風雨交加，天凍地裂，胡也頻被害於荊棘滿地的龍華；同時犧牲的還有柔石、李偉森、殷夫和馮鏗四個文學青年。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也突然失蹤，同時被捕的，還有潘梓年。不久，丁玲和馮達一起，被轉移至南京囚禁。沈從文陸續在報刊上發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蹤》和《記丁玲女士》等文章，併到南京苜蓿園去探望過丁玲。
一九三六年，快要到中秋節了。「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丁玲踏著潔白的月光，從南京逃了出來。先搭火車到西北重鎮的西安，然後或坐汽車，或騎毛驢，最終抵達了陝北保安，保安是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從此以後，我從未見到過丁玲，也不知道關於她的消息。我和郁達夫在上海一住就是好幾年，覺得有點厭煩了。「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我很想回到我的家鄉杭州去，那裡有同學，有親友，還有「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西子湖。郁達夫也有類似的想法，他在《住所的話》里有過這樣的敘述：
自以為青山到處可埋骨的飄泊慣的流浪人，一到了中年，也頗以沒有一個歸宿為可慮。近來常常有求田問舍之心，在看書倦了之後，或夜半醒來，第二次再睡不著的枕上。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窗外下著蒙蒙的時雨，我們全家在不斷的雨絲中向西進發。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盤花外，只是一片無涯的嫩綠。我們到了杭州以後，與許多作家的聯繫漸漸疏遠了。在上海時的「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的場面已經成為陳跡。唯獨對於這位帶有男子氣的丁玲，我卻常常惦記著她。
漫長的半個世紀，像白駒過隙那樣，一眨眼就過去了。一九八六年我定居於上海。一天，從報上得知丁玲已於這年三月四日逝世於北京，享年八十二歲。這一夜，我沒有睡好覺。燈已經熄了，從窗外射進一抹雪白的月光，照在桌上、椅上和我的床邊。我輾轉反側，聯想翩翩。三十年代的友人都先後一個個地走了，所剩下的寥若晨星。這次丁玲又離開人間，令我這個耄耋老人，不能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