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我與魯迅許廣平夫婦
王映霞
魯迅是中國文學大師，又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了。十幾歲在杭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閱讀了他的小說《彷徨》和《吶喊》。我一讀再讀，其中《阿Q正傳》竟讀了好多遍。他的作品樸實無華，刻畫得入骨三分，讀他的小說有似吃橄欖，越嚼越有味道。郁達夫非常崇拜他的作品，經常講《阿Q正傳》是千古不朽之作，勸導青年作家要好好地學習他。
郁達夫與魯迅早於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就相識了，彼此時常晤面，交誼頗篤。魯迅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大學執教，達夫在北京大學任教師。我之認識魯迅和許廣平，那是以後的事了。在《魯迅日記》中，第一次出現我的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這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夜小峰邀飯於全家福，同坐郁達夫、王映霞、潘梓年、欽文、伏園、春台、小峰夫人、三弟及廣平。」魯迅夫婦定居上海，與我們經常往來。在《魯迅日記》中，有三十多次提到我的名字。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來往次數，遠遠不止這些，不過不一一記下罷了。
秋蘭時節初相識
魯迅原來在廣州任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兼教授，許廣平做他的助教。她是廣東省番禺人，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二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生，筆名景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大學學生。魯迅初到廣州時，語言不通，道路不熟，許廣平就充當他的翻譯和嚮導，同時照料他的生活。一九二七年九月底，他們兩人離開廣州，搭輪船北上，到達上海時已是十月三日了。
魯迅夫婦一到上海，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設宴為他們兩人洗塵，我和郁達夫應邀作陪。那時我和達夫已經相熟，但尚未正式結婚。李小峰性格內向，不善辭令，每到一處總要拉夫人蔡漱六同行。他倆以前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後來結為夫婦。
吃飯的地點在四馬路全家福，這是一家本地菜館。當時我們住在滬西區的赫德路嘉禾里，門口就是一路有軌電車，出入極為方便。時令已經是秋天了，天高氣爽，蘭花盛開，燦爛的夕陽把每個行人在馬路上勾繪了修長的身影。不久，我們就到了全家福菜館。
到了那裡，客人都已經到齊了。他們不是魯迅的朋友就是魯迅的學生，他們都是我認識的，初次見面的只有魯迅和許廣平。我像學生拜見老師一樣，向他們彬彬有禮地鞠了一個躬。魯迅身材不高，和藹可親，穿著一件舊的灰色長袍。頭髮留得較長，已經好久沒有剃了。兩條粗濃的眉毛平躺在突出的眉梭骨上，鬍子很密，也很短。他說話很快，使人聽得一清二楚，操的是一口帶有紹興鄉音的普通話。許廣平個子不高，比我矮，穿陰丹士林布的短旗袍，足蹬平跟皮鞋，顯得淳樸老實，精明能幹。
魯迅對人是有禮貌的，特別對於女性。他稱我為密斯王，稱許廣平為密斯許，從來沒有對我和許直呼其名，出門總是讓女性先走，他在後邊跟從，這恐怕是受了西方文化影響的緣故吧。郁達夫很尊重魯迅，呼他為「大先生」。我也便稱他為大先生。許廣平稱魯迅為「先生」，不加姓，不加名，這含有對他尊敬和親密之意。
魯迅到上海的第二天，即十月四日，就與許廣平、周建人、孫伏園、孫春苔、林語堂一起拍了照片，人們常稱這張照片是魯迅與許廣平的結婚照。他們聽了這句話，不加否認，大概是已經默認了。人民美術出版社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的《魯迅畫傳》中曾經採用了這張照片，不過把林語堂和孫春苔兩人給挖去了。孫春苔即孫福熙，留法學生，是孫伏園的弟弟，兩人都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他倆相差四歲，但看起來，是孫伏園要蒼老得多，因為他留著鬍子的關係。當時林語堂和孫福熙之挖除，是受過「左」思潮的影響，如今是恢復他們「廬山真面目」的時候了。
翌日上午，陽光普照著大地，馬路上行人熙來攘往，熱鬧非凡。我和郁達夫從家裡出發，赴愛多亞路長耕里共和旅館去看望魯迅夫婦。這是一個中等旅館，磚木結構，二層樓房。他們住在二樓的一個房間，面積約二十平方米。房內有二張單人床，一靠西壁，一靠東壁，還有方桌、寫字檯、沙發、凳子，家具陳設，較為簡單。前有陽台，可以憑欄俯視雜亂無章、車水馬龍的街景。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魯迅和許廣平正在談話，看見我們去了，趕忙起來打招呼，與我親密地握手。我們坐下來，又閒聊了一陣。接著，陶元慶和許欽文也來了。談到中午時，郁達夫邀大家去附近六合路上的六合館吃飯。飯後，夥計給每人遞上一杯咖啡，魯迅看了許廣平一眼，柔情地說：「密斯許，你的胃不好，咖啡帶有刺激性，還是不要吃了吧，改吃水果！」魯迅這樣真摯地關懷自己的夫人，既熱情，又含有告誡性質，使我不得不引為新奇，久而久之，也習以為常了。
往來無間情誼深
魯迅夫婦這次來滬，決心定居於上海，不過白色恐怖（共產黨地下人員對國民黨情治單位而言）嚴重地籠罩著黃浦江畔，曾經先後搬過三個寓所。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居住橫濱路景雲里，先住二十三號，次搬十八號，後為十七號。在這裡，魯迅夫婦度過二年七個月的不平凡的歲月。魯迅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波瀾壯闊的左翼文藝運動的偉大旗手。
一九三〇年春，魯迅受到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通緝，於是五月間，由景雲里遷至北四川路一九四號拉摩斯公寓二樓四室。在這裡，魯迅夫婦又居住過三年。瞿秋白夫婦因為逃避國民黨的追捕和迫害，在魯迅的寓所借住過一段時期。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日本友人內山完造以內山書店名義，為魯迅租下了山陰路大陸新村九號，他在此一直住到離開人間為止。這是一幢三層樓的西式里弄房屋，跨進大門，就是會客室，南窗口放有許廣平用的縫紉機，她是文武雙全的能手，既能寫文章，又長於料理家務，海嬰小時候的衣服大多都是她親自縫製的。她還會刺繡，室內的帳沿上的花卉，就是她繡的，紅花綠葉，五彩繽紛。可惜今天的魯迅故居里沒有陳設這條帳沿，大概已經是報廢了。二樓是魯迅的臥房兼工作室，內有黑鐵床、書櫥、藤椅、寫字檯、衣櫥、茶几等等。在短短的三年的時間裡，魯迅在這個臥室內寫下二百八十篇富於犀利的雜文和翻譯了好幾本外國著名小說。二樓是客房和兒子海嬰的臥室。
我與郁達夫結婚後，仍舊住在滬西區的嘉禾里，達夫與魯迅情誼深厚，曾經一度合編《奔流》文藝月刊。這個雜誌一經面世，洛陽紙貴，風靡全國，在青年讀者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和郁達夫的住所與魯迅夫婦相距較遠，約近十里，來回一次，總要耗費一個多小時，不是坐電車，就是坐黃包車。那時三輪車尚未流行，出租汽車已經有了，但在市內出租一次，需要支付租費銀洋一元，另加紅包小洋二角，這不是我們以寫作為生者所能負擔得了的。胡適、徐志摩、邵洵美等人，出入必坐小轎車，比我們闊綽得多了。
有一次，我代郁達夫寫信給魯迅，約他來玩。那天他來後，就與達夫海闊天空地閒聊，但他們的閒聊也有一定的範圍，多半是屬於文藝界的事情。他們都是癮君子，半天下來，菸頭積滿了一隻菸灰缸。我有時也插上幾句，主要卻是在廚房裡做菜。我少女時是不進廚房的，更談不上會做什麼菜。但郁達夫是個美食家，講究飲食，於是被逼上梁山，略微懂得一些烹飪之道。那天菜餚中有一道金華火腿湯，魯迅愛吃火腿，許也愛吃火腿，而且她燒得特別好。一九五六年許廣平到上海來參加魯迅遷葬活動時，我特意到采芝齋食品店買了兩隻金華火腿送給她。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底，我們的第二個嬰孩靜子出世，是一個女孩。一個多月以後，魯迅夫婦知道了，卻不明白是男還是女，我們也沒有告訴他們。次年一月八日，他來信祝賀，說：
我們消息實在太不靈通，待到知道了令郎的誕生，已經在四十多天之後了。然而祝意是還想表表的，奉上粗品兩種，算是補祝彌月的菲敬。
所謂粗品兩種，是一件絨線衫和一條圍巾。我們十分感謝他們，在百忙中還沒有忘記我們，不幸後來靜子卻夭折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們邀請魯迅夫婦吃便飯。因為考慮到魯迅是江南人，許廣平的飲食習慣，受魯迅影響，可以說是半個江南人了，所以找了四馬路上的聚豐園，那是一家無錫菜館。作陪的除了郁達夫的兄嫂和青年作家林微音（不是北方的林徽因）外，還邀請了柳亞子夫婦。那時柳與魯迅並不很熟，是由郁達夫從中介紹的。飯後，郁達夫寫了一首七絕，詩曰：
醉眼朦朧上酒樓，
彷徨吶喊兩悠悠。
群氓竭盡蚍蜉力，
不廢江河萬古流。
給魯迅的作品以極其崇高的評價。
這天，魯迅與往常一樣，談笑風生，他的話富於哲理，又夾有幽默感，大家都喜歡聽。郁達夫嗜酒如命，已經喝得有些醉了，見到許廣平在旁，便打趣地說：「大先生，你的華蓋運可以脫了吧？」華蓋是天上星星的名字，舊時迷信，認為華蓋星犯命，運道不好。然而有了喜事，如結婚、生子之類，這個壞運就可以被沖走。因此，郁一說這句話，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許廣平身上，害得她羞赧地低下了頭，紅著臉，默不作聲。魯迅則哈哈大笑，手指有些顫抖，連夾著的香菸幾乎要掉了下來。
工作家庭與嗜好
魯迅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他給後人留下一千多萬字的著譯，其中包括雜文集十九本、小說集三本、散文詩集一本、回憶散文一本、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集一本、中國古典文學史論著二本。「吃的是青草，擠出來的是牛乳。」以這句話來形容魯迅是最恰當不過的。
魯迅親自接待了約五百名文藝青年，並對他們提出的問題一一作答；他親自閱讀了從全國各地以及海外一千二百多個青年寄給他的信件，有的是認識的，大部分是不認識的。他親筆寫給他們的回信有三千五百多封。可惜這些書信，多半已經散佚了。在他的哺育和教導下，許多男女青年作家如丁玲、蕭軍、蕭紅、葉永蓁等脫穎而出。丁玲坦率地承認：「我是喝魯迅的乳長大的。」
他對工作對寫作極端認真而嚴肅，做一件事情總是全力以赴，決沒有絲毫的馬虎。寫一篇文章，即使是短文，也要在助手執筆以前，經過一番深思熟慮，而且在寫作中一般都一氣呵成，所以他經常熬夜，有時還來個通宵，直到東方朦朧發白，他才拖著疲勞的身體往床上一躺，睡著了。
我和郁達夫到他家時，如果比較早一些，許廣平就悄悄地對我們說：「他昨晚幹了一個通宵，現在還睡著呢。」於是我們穿過他的臥室時，不聲不響，躡手躡腳地不使自己的腳步發出聲音。然而魯迅心很重，立即睜開眼睛，坐起來同我們打招呼，不睡了。從這裡，可以看出魯迅待人是極有禮貌的。「生命不息，衝鋒不止。」即使他在重病纏身的時候，還堅定地說：「與其不工作而多活幾年，倒不如趕快工作而少活幾年。」這兩句話鏗鏘有力，深深地扣動了我們的心弦。
魯迅與許廣平的婚姻是站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是站立在革命的基礎之上的。他們不僅是夫妻，而且是同在一個戰壕里並肩打仗的戰友。所以他們夫婦恩愛，家庭和睦。就我所知，他們從來沒有爭吵過，甚至從來沒有紅過臉。兩人相敬如賓，相愛如友，男關心女，女關心男，我非常羨慕他們。
有一次，我們與魯迅夫婦在全家福菜館一起吃飯，上來了一道北方菜，叫作爆雙脆，內中含有肚子和豬肝，許廣平吃了一塊。魯迅本來是學醫的，精於此道，馬上低聲向她說：「密斯許，爆雙脆不容易消化，少吃些。」口氣中除了對妻子的愛，似乎還有一種父愛。許懷孕時，魯迅告訴她一些醫藥常識，並囑咐她不要一個人單獨出門。
許廣平對魯迅生活的照料，更是無微不至。他家裡雇有保姆，但主要的菜餚則由許親自掌勺。魯迅的被褥是由她整理的，菸灰缸也由她親自洗滌。在寫作時，陽光從窗外射至魯迅身上時，許廣平趕快放下了窗簾。魯迅要吸菸時，她立即遞上火柴和菸灰缸。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魯迅平易近人，對於雇用的保姆，也視為家庭中的一個成員。在上海期間，第一個保姆名叫王阿花，年二十五歲，浙江紹興人。丈夫是個粗野的鄉下人，經常打她，於是她從家中偷逃了出來。嗣後丈夫找到了她，叫她回去，她不肯還鄉。魯迅便拿出銀洋一百五十元給她的丈夫，賠償結婚時的費用。這一百五十元，在當時講，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第二個保姆是許媽，江蘇南通人，一直做到魯迅的生命結束。
魯迅先生有哪些愛好？除了買書以外，主要是吸菸。香菸一支接著一支，很少間斷，右手的兩個指頭被燒得蠟黃。他晚年生著嚴重的肺病，這可能與吸菸有關。酒也能喝一些，多半是紹興黃酒，小飲便止。就我所見聞的，他從來沒有醉過。這與郁達夫迥然不同，他是每飯必飲，飲必酩酊大醉。南方人是不吃辣的，但魯迅卻喜歡吃辣椒，因為從前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讀書時，他只穿夾褲過冬，天氣很冷，沒有法子，就吃辣椒取暖，從而養成了這個嗜好。
花卉是美的象徵，人們可以從姿態上欣賞它的美，從香味上享受它的美，從品格上領略它的美。它會給人們帶來樂趣、活力和希望。魯迅喜歡種花養草，在北京居住八道灣十一號時，在院內種上了月季、玫瑰、海棠花、迎春花之類，爭芳鬥豔，生機盎然。
一九二七年以後，居住在上海期間，會客室里經常放有瓶花和盆花，不是含苞待放的凌波仙子，便是嫵媚嫣闊的紫色牡丹。他家門外種了一棵桃樹，年年開花結果。許廣平生海嬰的第二天早晨，魯迅到花木市場去買一盆五針松，放在夫人的床頭。她見了，莞爾一笑，笑得那麼美，那麼甜。
在文化娛樂方面，魯迅本來不喜歡看電影，後來因許廣平喜歡看，也就奉命作陪。他最愛好看紹興社戲，它起源於南宋期間，是一種自娛自樂的大型戲曲活動。魯迅在《社戲》一文中寫得惟妙惟肖，活龍活現。他到了大都市以後，看社戲的機會就少了。但他一談到社戲，還是眉飛色舞，津津有味。
魯迅與內山完造
讀書人都喜歡買書，認為逛書店是人生一大樂趣。郁達夫是這樣，魯迅也是這樣。一九一二年五月，政府自南京遷至北京，魯迅系教育部主事，因而隨之北上。他一到北京，就赴琉璃廠書店買了一部《籑喜廬叢書》。在京一月余，到書店去逛過六次，買書七十冊。他對於買書，在用錢上毫不吝惜，還感慨地說：「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無購書之力，尚復月擲二十餘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悅，亦可笑嘆人也。」
到了上海以後，亦復如此。魯迅曾經留學日本，對於日語，造詣頗深，常到住所附近的內山書店去買日文書，因而與店主內山完造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內山書店創立於一九一七年，原設在北四川路魏盛里，一九一九年遷至施高脫路十一弄。魯迅與店主熟悉以後，內山書店成了魯迅對外聯繫的活動場所。魯迅與共產黨人的會晤往往就在這裡碰頭。在白色恐怖嚴重時，魯迅就避居在該店的樓上。他的信也常由內山書店收轉，並用了他青年時代原來的姓名周豫才，因為知道魯迅這個筆名的人多，而知道周豫才這個名字的人少。這樣做，是為了逃避特務的眼睛。
日本學者來上海，通常就在內山書店舉行聚餐會和茶話會。如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內山完造舉行晚宴，邀請魯迅、郁達夫、鄭伯奇參加，日本研究漢學的專家有太田宇之助、藤井元一、高久肇、山縣初等人。魯迅與內山書店的關係十分密切。在滬的九年中，他赴書店五百次以上，購書一千多冊。內山書店的書籍非常豐富，分門別類，應有盡有，尤其以東京出版的書刊為最多。上海其他書店買不到的書，他這裡可以買到；上海其他書店不敢出售的書，他這裡敢於出售。內山書店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賒賬，魯迅和郁達夫有時手頭拮据，可以隨便欠賬，以後有錢再還。
由於魯迅和郁達夫的關係，我也認識了內山完造和他的夫人美喜子。美喜子能說中國語，與我談得很投機。她具有日本女性所特有的柔情。每次見面，她總是深深地向我一鞠躬，弄得我手足無措，不好意思，趕忙鞠躬回禮。
內山完造是個忠誠厚道的人，有道德，有正義感，而且很有禮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雖是日本人，可是極其熱愛中國。他表示將來死了，也要葬在上海。早在四十年代中期，他的夫人美喜子去世時，就把自己的墳墓也做好了，地點在萬國公墓。根據他自己的設計，墳墓造成橋的形狀，這表示他在上海販賣日文書籍，在兩國之間起了橋樑的作用。墓上還做了一本打開的書，上面是夏丏尊寫的碑文：「以書肆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為中華友，歿作華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婦！」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內山書店結束，內山完造返回日本，但仍多次來上海，每次必去瞻仰魯迅墓。一到墓地，他不勝感慨系之，既悲痛，又高興，說：「回憶二十年前的往事，宛如一片雲煙，一切都過去了，這次來訪問我生活過半輩子的故鄉上海，又憑弔了尊敬的魯迅先生的墓地，心中之激動，非筆墨所能形容。我身在日本，心卻永遠在上海。」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內山完造已經七十四歲高齡了，以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的身份，應中國文化協會之邀，飛抵北京參加慶祝大會。不料因為年老體弱，飛行的勞頓，抵達北京的第二天，突然大腦出血，不治而溘然長逝。十二月二十六日，內山完造的遺骨安葬於他的「第二故鄉」上海，與他的早已長眠於此的前妻美喜子安眠在一起。
一九八一年九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為了紀念中日兩國的友誼，並讓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內山書店舊址舉行勒石紀念，碑石用白色大理石製成，鑲嵌於書店右側的牆壁中間。碑上鐫有金色漢字：
內山書店舊址（一九二九—一九四五）。
此店為日本友好人士內山完造所設。魯迅先生常來店買書、會客，並一度在此避難，特勒石紀念。
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書店將永垂不朽！
我們到杭州以後
我與郁達夫結婚後，一直居住於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幾年下來，我對大都市的生活有些厭倦。我生於風光明媚的杭州，遊子思鄉，飛鴻倦旅，而且杭州的生活程度低於上海的二分之一。郁達夫也有類似的想法，他在《移家瑣記》中明確寫著，此次遷徙，是為了生活，迫於經濟。但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逃避白色恐怖，他在《遷杭有感》中有「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的詩句。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們冒著霏微的細雨，舉家搭火車赴杭州，很快四小時就到了。由於友人徐葆炎的幫助，租下了杭州大學路場官弄六十四號的一所舊式房子。繼而由我籌款設計，建築一座住宅，名為「風雨茅廬」。
郁達夫的全集和日記，從一九二九年開始，全部歸併北新書局出版。如果真能按當時的銷路來維持我們的生活，是可以過得去的。但北新書局的作風不好，經常久欠不付，寫信去催，也被置之不理。沒法，我只好從杭州趕來上海，坐等面索，有時郁達夫與我同來，每月總得來兩三次。來時，我們總要到魯迅夫婦那裡去打個轉。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我和郁達夫一起去看望魯迅。我對他說：「大先生，我們到杭州已經半年多了，你應該送一樣東西給我，留作紀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說完，我就拿出四張事先買好的虎皮箋交給魯迅。魯迅丟掉了手指間夾著的菸頭，笑嘻嘻地說：「好，好，我一定寫，你明天來拿。」後來是由郁達夫拿回的，並在四馬路上的裱畫店去裱好，再帶到杭州，掛在新居樓下的客堂里。這是一首七律，詩曰：
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沙浩蕩足行吟。
抗戰期間，這個墨寶連同郁達夫的二萬多冊藏書，一併被日軍擄去，至今下落不明。
在這裡，有一點需要說明。魯迅先生給我墨寶時，詩沒有標題。後來在發表時，卻加上了一個題目「阻郁達夫移家杭州」。魯迅寫這首詩不在我們搬家之前，而在搬家半年多以後，既已搬了，則何來勸阻之理？另友人告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人間世》第八期里，高疆寫了《今人詩話》一文，談到魯迅和郁達夫的詩，其中魯迅有「阻郁達夫移家杭州」之句。看來，始作俑者，大概是這位高疆先生。從此以後，以訛傳訛，大家都沿用了下來，弄得真假不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享年僅五十六歲。當時，我在杭州，郁達夫在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公報社主任。那晚達夫正在參加一個宴會，忽然接到魯迅的噩耗，立即中途退席，星夜搭輪抵達上海，參加了魯迅的大殮和葬禮，墓地設於萬國公墓。
後來，我也從杭州趕來上海，到山陰路大陸新村九號慰問許廣平女士。她待在二樓的臥室內，坐在魯迅生前坐慣的舊而大的藤椅里，滿臉愁雲，淚痕斑斑。我向她說了許多安慰話，但這些話有什麼用呢，還不是多餘的麼？
我早就知道魯迅患有肺病，許多朋友包括我們在內，都勸他住醫院治療。宋慶齡還寫信給他說：「你的生命，並不是個人的，卻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你有保養、珍重你身體的必要。」然而他不聽從眾人的勸告，還是夜以繼日地拚命寫作。如果他能及早治療，他的人生旅程不會這樣過早地打上句號。
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廣平留在「孤島」上海，與鄭振鐸等共同編輯出版了字數多達六百萬的《魯迅全集》，這是全世界第一部《魯迅全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發生，日軍侵占上海租界，十二月十五日逮捕了許廣平。她大義凜然，堅貞不屈，日軍無可奈何，不得不予以釋放。這時，她已搬至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四十號，我則遠處大後方重慶，彼此天涯海角，音耗杳然。
一九五六年，上海市政府將魯迅靈柩從萬國公墓移至虹口公園。為此，許廣平攜獨子周海嬰從北京來到上海，寓居於上海大廈。葬事完畢後的第二天，她叫李小峰通知我到四馬路的一家菜館去吃飯。
飯後，我陪許廣平回上海大廈。她送給我一枚紀念章，上有魯迅遺像，是金屬制的，小巧玲瓏，惹人喜愛。我把與郁達夫分手的情況向她作了簡報。人生無常，她聽了，也慨嘆不已。
當夜，華燈初上，一盞燈，一盞燈，像天女散花一樣，撒滿了人間，宛如天上的星星。許廣平和周海嬰動身赴北京，我送他們至上海北火車站，握手話別，不勝依依。她說：「我不久還要來上海。」不料這次分別，竟成了我們的永訣。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她以心臟病突發，逝世於北京，敬愛的大姐啊，你走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