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我與陸小曼
王映霞
一九二八年，我和郁達夫寓居於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前弄。徐志摩和陸小曼原來居於環龍路花園別墅十一號，後來搬至福熙路四明村九二三號，這個村因為屬於四明銀行的物業，故名。他家與我們相距僅一里之遙，繞過哈同花園就到了。
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年春天的一個夜晚，天剛剛黑，圓圓的月亮已經冉冉升起，銀色的光輝傾瀉在屋頂上、馬路上，也傾瀉在手臂一樣伸展著的樹枝上，微弱的路燈反而顯得黯然失色。赫德路上是靜悄悄的，沒有今天這樣熱鬧，行人稀稀落落，車輛更少，難得聽見一兩陣汽車的叫聲。我和達夫像散步一樣，踏著月光，向徐志摩的家裡走去。徐志摩經常外出，有時在南京，有時去北平，所以確切地說，那是陸小曼的家，她與母親陸老太太住在一起。
郁達夫與徐志摩同庚，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五年間，兩人是杭州府中學（後改名為杭州第一中學）同班同學，親如手足，因而達夫與小曼也較為熟稔。我過去沒有見過他們，但對於陸小曼的傳聞早已聽得很多了。她名眉，江蘇常州人，畢業於北平法國聖心學堂。大家稱她為「東方美人」，面目長得清秀端莊，朱唇皓齒，婀娜娉婷。她是跳舞能手，又能唱一口漂亮的京戲。當時，北京的外交部經常舉行交際舞會，她總被邀參加。她能用法語或英語與外賓交談，口齒伶俐，儀態大方，所以外賓們特別喜歡她。如果舞池裡沒有她的倩影，舉座往往為之不歡。據達夫說，一九二〇年，小曼奉父母之命，與王賡結婚，時年僅十七歲。從議婚到舉行婚禮，為期不到一個月，人們稱之為「閃電結婚」，也有人稱之為「開特別快車」。王賡，江蘇無錫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後留學美國，在西點軍官學校時，與後來被選為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同班同學。回國後，供職於軍界，有儒將之風。但他有一個缺點，照達夫的說法，他不懂得愛情，不懂得女人的心理，不會談情說愛，不會體貼妻子。因此，他們雖為夫婦，過著共同生活，然而同床異夢，在感情上隔著一堵牆，彼此都得不到幸福。
一九二四年，陸小曼在交際場所，一個偶然的機會，遇見了徐志摩。他也是跳舞能手，爵士音樂一響，他們就欣然起舞，跳個不停。他們熟練的步伐，優美的姿態，使舞池裡的其他男士顯得「六宮粉黛無顏色」。他們兩人，一個是窈窕淑女，情意綿綿，一個是江南才子，風度翩翩；一個是朵含露玫瑰，一個是首抒情的新詩，乾柴碰上烈火，怎會不迸發出愛情的火花？
關於他們的三角戀愛，上海一些報刊競相刊載，鬧得滿城風風雨雨，成了大家的熱門話題。有人說徐志摩破壞了友人的家庭，有人說陸小曼不守婦道；特別是老夫子梁任公，他是徐志摩的老師，更是深惡痛絕，狠狠地批評了徐志摩一頓，說一個人的幸福不應該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弄得徐面紅耳赤，無地自容。可是同情徐、陸兩人的，也大有人在，劉海粟是其中最積極的一個，達夫也站在劉海粟的一邊，口口聲聲在我的耳邊吹風，說什麼「沒有愛情的婚姻應該讓它死亡」，又說什麼「青年男女間有了愛情的萌芽，就應該讓它無拘無束地茁壯成長」。我不大讚成他的說法，認為既然做了夫妻，應該受道德的約束，可是達夫的個性極強，我不便說什麼，只能悄悄地走開，充耳不聞。
翌年，徐志摩寫信給達夫，高興地告訴他一個好消息，說：由於劉海粟的勸說，小曼與王賡已經「拜拜」，徐、陸兩人終於結為秦晉之好。達夫接到來信，興奮異常，連跳帶蹦地走到廚房裡，把信交給我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是好事，這是大好之事！」我開玩笑地對他說：「看你高興得這個樣子，好像你自己得到了一個絕代佳人。」他也啞然失笑：「志摩是我的朋友，他結婚了，我應該分享他的喜悅，你說是不是？」
嬌小玲瓏一美人
四明村在今天的上海展覽中心的對面，該中心是在哈同花園的廢墟上建築起來的。四明村的一幢幢屋子，屹立如林，每幢都是雙開間，前面是二層樓，後面是三層樓，宏偉壯麗，就當時來說，已經算是上乘的房屋了。陸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銀洋一百元左右。我們是寒傖人家，這個數目可以維持我們大半個月的開支了。
陸小曼派頭不小，出入有私人汽車。那時，我們出門經常坐黃包車，有時步行。她家裡用人眾多，有司機，有廚師，有男僕。還有幾個貼身丫頭，她們年輕俊俏，衣著入時，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主人家的小姐呢。陸小曼揮霍無度，想買什麼就買什麼，不顧家中需要不需要，不問價格貴不貴，有一次竟買了五雙上等的女式皮鞋。家庭經濟由她母親掌握，她向我們嘆苦經，說：「每月至少得花銀洋五百元，有時要高達六百元，這個家難當，我實在當不了。」我聽了，為之咋舌。那時五百多元，可以買六兩黃金，以現在的人民幣來說，要花二萬元左右。達夫對小曼的揮霍，也表示不滿，暗中對我說：「小曼這樣大手筆，真是害苦了志摩！」志摩的父親徐申如是浙江海寧縣硤石鎮的富商，在當地頗有聲望，擔任硤石商會會長，設有徐裕豐醬園、裕通錢莊、人和綢莊、硤石電燈廠等企業。在他看來，幾百元只是區區之數，九牛身上拔一根毛，但他不滿徐、陸的婚姻，在經濟上一刀兩斷，不肯接濟。因此，志摩只得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上海法學院、南京中央大學，以至北平北京大學，到處兼課，拚命掙錢，以博小曼的一笑。即使這樣，還要經常欠債，志摩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而小曼則若無其事，坦然處之。
我們到了四明村，沒有通報，直登二樓。二樓是他們的寢室，相當寬敞，是一個統廂房，小曼和翁瑞午正在榻上吸菸，志摩沒有在家。翁是徐志摩的好友，會唱京戲，曾任上海江南造船廠會計主任，做房地產生意，嚴格地說，是個掮客，家中相當富有。他是江蘇常熟人，自己不能為文，但喜歡與文化界人士接近，被胡適稱為「自負風雅的俗子」。
陸小曼見到我們兩位不速之客，趕忙起床招呼，這是我第一次與她見面。她說她是一九〇三年陰曆九月十九日生的，比我長四歲。那年我廿四歲，她廿八歲，都處於風華正茂之年。她梳著前劉海，這在當年是一種流行的時髦髮型，穿著一襲銀色的絲綢旗袍，閃閃發光。她說：「我不喜歡濃妝艷抹，也不喜歡花花綠綠的衣服，那太俗氣了。我喜歡穿淡色的服裝。有一次我穿藍布旗袍，得到志摩的稱讚，他說樸素的美有勝於香艷美。」說說，她自己笑了，我們也笑了起來。
我環視臥室的四周，家具全部是紅木的，陳設也極精緻，有古玩，有花卉，有羅漢松，還有文房四寶之類。壁上懸掛著梁啓超的立軸、劉海粟的油畫，也懸掛著小曼自己畫的山水，濃淡滲透，相互掩映。我的眼光掃到煙榻上的燈罩時，停留了幾秒鐘。小曼確是絕頂聰明的人，似有所覺，立即自我解嘲地說：「吃鴉片煙不是一件好事，我也偶一為之而已。我是多愁善病的人，患有心臟病和嚴重的神經衰弱，一天總有小半天或大半天不舒服，不是這裡痛，就是那裡癢，有時竟會昏迷過去，不省人事。在北平時，曾經住過一年多醫院，簡直把醫院作為我的家了。喝人參湯，沒有用；吃補品，沒有用。瑞午勸我吸幾口鴉片煙，說來真神奇，吸上幾口就精神抖擻，百病全消。」我與她是初交，未便說什麼，只是唯唯諾諾，就算是答覆了。
婚後生活苦惱多
在回家的途中，達夫問我對小曼的印象如何？我答：「她確是一代佳人。我對她的印象，可以用『嬌小玲瓏』四個字概括，只是有些蒼白，大概在吸鴉片以前不會這樣吧。」達夫說：「你說得很對，她雖是瓜子臉，但過去還要胖一些。真可惜啊！一個好好的女人吸了鴉片。不是你不喜歡喝酒，就說喝酒不好，喝酒不是壞習慣，凡是吟詩的人都會飲酒。李白不是被稱為『酒仙』麼？這與吸鴉片根本不同。」接著，他背了李白的一首詩：「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把琴來。」我故意氣氣他，說：「喝酒也是一種不良嗜好！」
從此以後，我閒來無事，便常到小曼家去玩。我多半在下午去，因為她是把白天當作黑夜、黑夜當作白天的人。每天近午起床，在洗澡間裡摸弄一個小時，才披著浴衣吃飯，所以她的一天是從下午開始的。在下午，她作畫、寫信、會客、記日記；晚上大半是跳舞、打牌、聽戲，過了子夜，才拖著疲倦的身體，在汽車裡一躺，回家了。上海是個不夜城，她過的是不夜的生活。
我與小曼漸漸熟悉以後，她斷斷續續地說出了婚後生活的苦惱。她說：照理講，婚後生活應該過得比過去甜蜜而幸福，實則不然，結婚成了愛情的墳墓。志摩是浪漫主義詩人，他所憧憬的愛，是虛無縹緲的愛，最好永遠處於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一旦與心愛的女友結了婚，幻想泯滅了，熱情沒有了，生活便變成白開水，淡而無味。志摩對我不但沒有過去那麼好，而且干預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鴉片，管頭管腳，我過不了這樣拘束的生活。我是籠中的小鳥，我要飛，飛向鬱鬱蒼蒼的樹林，自由自在。
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對小曼十分冷淡，甚至不大理睬，這也是使小曼情緒苦悶的因素。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張幼儀，上海市寶山人，出身於望族；一個哥哥叫張嘉森（君勱），是民主社會黨的主席；另一個哥哥叫張嘉轍（公權），是銀行界的巨子；她本人又是一位賢淑的女子，沉默寡言，才貌雙全。十八歲時與志摩結婚，生有兩子，一名阿歡，學名積鍇；一名彼得，夭折於柏林。一九二二年五月，徐志摩和張幼儀都在德國求學。徐見異思遷，為了追求林徽因，突然向張幼儀提出離婚，說：「我們之間沒有愛情了，還是勞燕分飛吧！」張是個通情達理的女性，深知「強扭的瓜不甜」，也就同意了。但是林徽因呢？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拒絕了志摩的求愛，嫁給了梁啓超的兒子梁思成。志摩與張離婚後，仍有魚雁往返，友誼還是不錯，公婆對她疼愛如初，視作女兒，如同己出。幼儀空幃寂處，心如止水，立志要把兒子撫養成人。經過三十年的淒涼歲月，徐積鍇終於在美國學成立業，幼儀淺笑一聲，說：「我的任務總算完成了。」於是她想到了自己的終身大事，那時已經五十三歲了，經過舊友余英傑夫婦的介紹，與鄰居醫生蘇記之再婚，隨後遷居香港，轉赴紐約。前幾天，偶見報載，張幼儀於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病逝美國。在志摩、小曼、王賡、林徽因一批人中，要算她的壽命最長，享年八十八歲。
陸小曼當年對我說過：「徐家公婆把志摩與幼儀的離婚，歸咎於我，這是天大的冤枉。他們離婚是在一九二二年，我與志摩相識於一九二四年，其間相隔二年，他們的事完全與我無關，但他們對我不諒解。公公視我如仇人，結婚幾年，還不允許我見婆婆的面。映霞，我是在矛盾中生活，也是在痛苦中生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我以最大的勇氣追求幸福，但幸福在哪兒呢？是一串泡影，轉瞬之間，化為烏有。」說著，她落淚起來。我借話來安慰她，但這有什麼用呢？
大鵬一擊上青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是徐志摩的名詩《再別康橋》的末段，誰能料到他竟帶著年紀輕輕的生命，也靜靜地走了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從菜市場買小菜回來，想告訴達夫今日所買的，都是他喜歡吃的東西。不料達夫在客廳里憂愁滿面地看報，他一見我，就叫了起來：「哎，志摩死了！」這是不可能的，一個好好的壯年人，怎麼突然去見上帝了呢？達夫把《新聞報》擲給了我，上載：
中國航空公司京平線之濟南號飛機，於十九日上午八時，由京（指南京）裝載郵件四十餘磅，由飛機師王貫一、副機師梁璧堂駕駛出發，乘客僅北大教授徐志摩一人擬去北平。該機於上午十時十分飛抵徐州，十時二十分繼續北行，是時天氣甚佳。想不到該機飛抵濟南五十里党家莊附近，忽遇漫天大霧，進退俱屬不能，致觸山頂傾覆，機身著火，機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飛行師王貫一、梁璧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時遇難。死者三人年皆三十六，亦奇事也。
讀了報，我們兩人都發獃了，一動不動，眼睛死盯著報紙，偶爾把臉孔朝天花板望望，誰也說不出話來。隔了好一會兒，達夫告訴我志摩離上海那天與小曼吵架的情景。十一月十二日徐從北京回到上海，苦口婆心地勸小曼戒鴉片：「眉，我愛你，深深地愛著你，所以勸你把鴉片煙戒掉，這對你身體有害。現在，你瘦得成什麼樣子，我看了，真傷心得很，我的眉啊！」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小曼聽了，大發雷霆，隨手把煙槍往徐志摩的臉上擲去。志摩趕忙躲開，幸未擊中，金絲眼鏡掉在地上，玻璃碎了。他一怒之下，離開上海到了南京，又搭機北上。
我聽了達夫的敘述，不覺脫口而出：「這件事情，應該怪小曼。志摩在北京大學教書，家卻在上海，他平均每月總要在北平與上海之間奔波一次，是夠苦的了。」達夫慘兮兮地說：「他們的事複雜得很，弄不清楚，專怪小曼也失之過偏。我倒讚賞小曼母親的話，說得比較公允，叫作『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
下午，我換上素色的旗袍，與達夫一起去看望小曼。小曼穿了一身黑色的喪服，頭上包了一方黑紗，十分疲勞，萬分悲傷地半躺在長沙發上，見到我們，揮揮右手，就算是打招呼了，我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在這場合，說什麼安慰的話，都是徒勞的。沉默，一陣長時間的沉默。小曼蓬頭散發，大概連臉都沒有洗，似乎一下子老了好多個年頭。
小曼的媽媽從三樓下來，同我們輕聲地搭腔。她說，昨天接到惡訊的電報，小曼一夜沒有睡，嚎啕大哭了很久，直到眼淚流盡了，才停止了哭泣。小曼聽見我們細語，又抽咽了起來，淚流滿面。我們說了幾句多餘的話，便走了出來。
徐志摩的遺體從出事地點運到上海後，在萬國殯儀館舉行大殮，並在靜安寺設奠。文藝界人士舉行盛大的追悼會。達夫前往參加，回來對我說：「死，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而志摩之死極盡哀榮，大廳里人山人海，輓聯掛滿了牆壁，花圈從靈堂一直放到天井裡。我將來死時能有這樣場面，死也瞑目了。」達夫又說：小曼的輓聯寫得很得體，不知出於何人手筆。它是這樣寫的：
多少前塵成噩夢，五載哀歡，匆匆永訣，
天道復奚論，欲死未能因母老；
萬千別恨向誰言，一身愁病，渺渺離魂，
人間應不久，遺文編就答君心。
達夫送了兩副輓聯，其中一副是我外祖父王二南的弟子陳紫荷代擬的：
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華表托精靈，何嘗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另一副是由達夫自己寫的，後來被選入了《郁達夫詩詞選》，曰：
兩卷新詩，廿年舊友，相逢同是天涯，只為佳人難再得；
一聲何滿，九點齊煙，化鶴重歸華表，應愁高處不勝寒。
自古紅顏多薄命
志摩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以後，我與小曼仍然時有來往，她依舊住在四明村，不過達夫去的機會少了。小曼是愛志摩的，始終愛志摩的。他飛升以後，小曼素服終身，我從未見到她穿過一襲有紅色的旗袍，而且閉門不出，謝絕一切比較闊氣的賓客，也沒有到舞廳去跳過一次舞，這對素向在交際場中討生活的小曼，是難能可貴的。在她的臥室里懸掛著徐志摩的大幅遺像，每隔幾天，她總要買一束鮮花獻給他。她對我說：「艷美的鮮花是志摩的象徵，他是永遠不會凋謝的，所以我不讓鮮花有枯萎的一天。」
這時，她振作起來了，天天作畫，而且畫得越來越好。從前在北平的時候，她曾經拜劉海粟為師，學過一陣子畫，可時作時輟。她是一個任性的人，興趣來時，連忙拿起畫筆，畫到中途，興趣沒有了，便把畫筆一丟，所以她的畫室里藏有許多沒有畫完的畫。
後來，小曼又請賀天健和陳半丁教畫，汪星伯教她作詩。她才華橫溢，絕頂聰明，能背出唐代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許多古詩。她特別喜歡白居易的《長恨歌》，把其中的兩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用正楷寫了下來，放在玻璃板下。我知道她的用意，在於思念志摩。她畫的中國山水，筆觸細膩，寓意深遠，居然自成一格，得到畫家們的讚許。
可是陸小曼離開不了翁瑞午，甚至與翁公開同居。小曼本來就不講究打扮，平日只是淡掃蛾眉而已。此時，把自己糟蹋得厲害，牙齒全部脫落，沒有鑲過一顆，已經成為一個骨瘦如柴的小老太婆了。翁瑞午卻還是非常愛她，變賣古董字畫來繳納他們兩人的芙蓉稅。
對於小曼與翁瑞午的關係，徐志摩生前就有了發覺。陳定山在《春申舊聞》中說：「志摩有一套哲學，是說：男女間的情與愛是有區別的，丈夫絕對不能禁止妻子交朋友，何況鴉片煙榻，看似接近，只能談情，不能做愛。所以男女之間，最規矩、最清白的是煙榻，最曖昧、最嘈雜的是打牌。」
一九三三年春，我和達夫離開上海，移居杭州，無法再與小曼來往，也沒有通過信。抗戰期間，我飄泊不定，時而武漢，時而福州，時而新加坡；與郁達夫分手後，我一直定居於重慶。日本扯起白旗，我就來到上海。新中國成立後的某一天，我在善鍾路上閒逛。已經是夕陽西下的時候了，陽光把街旁的法國梧桐在地上勾繪了長長的黑影，馬路上是亂鬨鬨的。在喧譁的市聲里，我忽然聽見一個尖銳的叫聲：「映霞！」我呆了一會，仔細一看，原來是陸小曼。久別重逢，倍覺親切。善鍾路與四明村相距不遠，我便跟著她到那裡去坐一會兒。
小曼比以前胖了一些，「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還是一個美人的輪廓。她告訴我二十年來的經過。她說：「過去的一切好像做了一場惡夢，甜酸苦辣，樣樣味道都嘗遍了。如今，我已經戒除了鴉片，不過母親謝世了，翁瑞午另有新歡了，我又沒有生兒育女，孤苦伶仃，形單影隻，出門一個人，進門一個人，真是海一般深的淒涼和孤獨。像你這樣有兒有女有丈夫，多麼幸福！如果志摩活到今天，該是多麼美啊！」隔了一會兒，又說：「幸而生活還安定，陳毅市長聘我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後調為市人民政府參事，上海畫院又聘我為畫師。我只好把繪畫作為我的終身伴侶了。」後來，聽說她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二日病逝於華東醫院，一代佳人，從此香消玉殞，得年六十二歲。我沒有接到訃聞，未去送殯，至今仍感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