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文革」中的遭遇

孩子長大了，一兒一女先後考進了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正當我們鬆一口氣的時候，一九六六年夏，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驚濤駭浪一樣向人撲面而來，我家自然也逃不了這個厄運。 一九六六年炎熱的夏天，「紅衛兵」連續三次來抄家。「紅衛兵」震耳欲聾的敲門聲，粗野的叫罵聲，我至今思之，心中仍有餘悸。那是一個踐踏法律和人權的年代。 家中的藏書、字畫、相簿等統統被抄家的「紅衛兵」算作「四舊」沒收。地板、牆壁被挖了洞。四樓僅有的兩個房間，被封了一個。我和賢道被罰站，勒令背誦「語錄」。在里弄批判會上，我被命令一日兩次到弄堂里去拿著掃帚掃地。 有的熟人被迫自殺了。我和賢道還頂得住。女兒從復旦大學趕回來，說絕不離開我們，永遠陪伴爸爸媽媽。兒子從北京趕回來，僅有的三天時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囑：「一定要堅持下去，千萬不能自殺！」他大學的黨總支書記自殺了，是服毒自殺的；他從前的班主任自殺了，是投井自殺的；他同班的同學也自殺了，也是服毒自殺的。我們互相勉勵，相信狂風暴雨總會過去，我們要堅持活下來，但每天要忍受著屈辱，這是何等艱難呀！ 我所在的那一個學校改為中學，我被分配打掃衛生，後來又當油漆工，漆桌球台子，洗棉被，干粗活之外，就是寫交代，接受批判。被批判時，要站到台上去，低頭認罪。「打倒王映霞」的口號此起彼伏。 賢道也受批判、寫交代。之後，我和他都被「隔離審查」，不得回家。兩個孩子在學校參加運動。一家人分在四處，無法見面。 當我和賢道「隔離審查」完畢，允許回家之時，兒子和女兒都畢業了，卻被分配到農場「接受再教育」。在零下十五度的冰天雪地中，四十度的烈日下，都要在野外幹活。在洪水來臨時，要扛草包保大壩，這叫「曬黑皮膚煉紅心」「汗水洗去舊思想」。之後，兒子被分配到農村當農民，女兒被分配到浙西山區，這是一九七〇年的事。 總算熬到了一九七六年。 謝天謝地，我們都被宣布無事了。我和賢道在「文革」後期退休了。但是，賢道的病越來越重。 賢道是善良的，善良的人總抱著希望。在最黑暗的時候，他總說：「不會一直這樣下去的，情況會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