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我又當了教師

一九五六年一個寂靜的夜晚，我從收音機里聽到了周恩來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消息，頓時心潮起伏，半夜不能入睡。於是，我給周恩來寫了一封長信，要求參加工作，我信中的話寫得極誠懇的，但我想他在百忙中不一定會關心到我這樣一個極平凡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在武昌，我和郁達夫請周恩來和鄧穎超吃飯。彼此雖系初見，但談得很高興。這件事已過去了十八年，我對周恩來的人品、風度、音容笑貌，仍然印象深刻。 過了半個月，新成區機關來了一位工作人員，問了我的近況。之後不久，我收到了北京招聘工作委員會舉辦的「中等學校師資訓練班」的學習通知。我就按時到徐匯區第四女中報到。人很多，年齡多數在四五十歲。開學典禮的報告中說，這次為學期一年，每月工資四十八元。從此，我早出晚歸，按時到校學習。 賢道此時因心臟病在家休養，每天我回家時，他總為我準備了可口的食物，還問長問短，了解我學習的情況。我雖然身體有病，但精神上是樂觀的。 一九五六年，我同許廣平見了一面。她來上海參加虹口公園魯迅新墓的落成典禮，約我在蘇州河畔的上海大廈會面，久別重逢，她送了我一枚銅質的魯迅紀念章給我留念，並邀我在她那裡吃了中飯和晚飯。 師訓班的學習已到結束階段，上級來調查我們對分配的意見時，我說：「我隨便分配到中學或小學都可以，但只有一條，單位要離家近，因為我家中有病人要照顧。」於是，我被分配到六合路的一所小學當老師，工資仍為四十八元。這已是一九五七年秋天，我五十二歲。 一九五七年，「反右」的風暴中，沒有把我和賢道捲入。因為，我剛參加工作，而賢道病休在家。但是，我的朋友懷瑜被劃為「右派」，陽春也被劃為「右派」，他們被下放改造。人們假如有機會看到我同陽春在一九八七年一起拍的照片，會感到我和他像姊弟倆！陽春的蒼老，是那二十年非人的生活所造成的！想一想，「反右」前，他是一個報社的編輯，被冤後，到火熱的磚窯去背磚！「文革」之後，才被平反。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大辦食堂，我們也跟著「吃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飯），一九六○年開始進入「困難時期」，我們也跟著挨餓，孩子的胃病就是那個時候餓出來的，上面說要下鄉勞動，孩子們就放下書不念去干農活。我前面講過，這段時間還算「相對平靜」的，是指我們家庭「沒有大變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