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囹圄生活二十天

一九四九年，我四十一歲，中共到了上海。 賢道以很高的熱情參加了新的工作，他擔任了航聯保險公司的副處長。有一次參加遊行，一連走了五個鐘頭，回到家裡，已覺極度疲勞，但他仍非常興奮。原來他的工資每月有幾百元，幾次裁減工資，他都沒有怨言。他對當時抱有非常的好感。 這時，我們的家庭生活比較安定。我仍在家操持家務，兩個孩子已經六七歲了。我家住處離孩子的學校、菜場、大光明電影院、卡爾頓戲院、又一村菜館、福利公司，都只有五分鐘到十分鐘的路程，十分方便。祥康里三號的房子，一樓和二樓讓給別人住，我們住在三樓和四樓，大大小小的房間共六間，住得很寬敞。在上海定居之後，我是非常滿意的。 我與世無爭，對政治不感興趣。因為對政治不感興趣，所以當初不想在特檢處再工作下去，我在保育院、特檢處、外交部總共做了十四個月的事情，在口頭上加入過國民黨，但從未拿到過黨證，也沒有交過黨費。賢道也加入過國民黨。我們的這種經歷，在政治氣氛很濃的五十年代初期，使我們慢慢地感到無形中有一種壓力來了。 大張旗鼓的「鎮反」運動剛過去，「三反」運動即將開始了。賢道開始受審查，他被懷疑為有嚴重貪污問題。先是每晚很遲才能回家，後來被要求留在辦公室寫交代。懷疑者認為，他做過招商局萬縣分局、宜昌分局、蕪湖分局的經理，怎麼可能沒有問題？單位里開小組會，虹口公園開大會，對他進行批鬥。他對「三反」工作隊說：「我沒有貪污，請你們去調查。如果我貪污過一分錢，可以殺我的頭。」 在嚴峻的「三反」運動中，接受批鬥，交代檢查，普通人在精神上是絕對受不了的，賢道卻支持了下來。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證明，賢道沒有貪污分文。他又回到家中。組織上對他甄別之後，宣布他無罪，為他恢復名譽。名譽是恢復了，人卻留下了病根：高血壓、心臟病，從這時起，纏了他二十多年。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我也意外地受到了嚴重的衝擊，竟進了一次班房。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天氣開始冷起來了。一天早上，我同平時一樣，拿著菜籃子去附近的菜場買菜。突然迎面來了一個人，問我：「你叫王映霞嗎？」我說：「是的。」他馬上拿出了逮捕證給我看，我發愣了一陣子，我就跟他上汽車。開車前，我拿出了身邊的鑰匙對來人講：「我先生有高血壓病，而且他沒有鑰匙。請你們把情況告訴他，把鑰匙交給他。」他們說：「可以。」就把我帶走了。 汽車一直向南行駛，經過新成區公安分局，到了車站路看守所，走進了一個房間，一看，連我在內一共有八個人都是女的。後來我才知道，全是「政治犯」。我想，到這裡來要吃些苦，是必然的，但心中倒很篤定，我相信自己是無辜的。 隔不多時，有人來帶我出去。問了姓名、年齡、籍貫之後說：「你過去做什麼事？」 「我做了十二年家庭主婦，後來離了婚。為了要生活，經人介紹，進了婦女指導委員會、保育院、軍事委員會特檢處、外交部文書科一共做了一年多的事，結婚以後就辭了職，做家庭婦女。」 「那麼你為什麼不來向政府登記？」 「因為我的朋友姚蓬子告訴我，他聽副市長潘漢年說過：『王映霞的社會關係很複雜，但政治問題倒是沒有的。』我想副市長講我沒有什麼問題，我認為沒有必要來登記。」 姚蓬子是我和郁達夫的老朋友，我同郁達夫結婚之後就認識了他。他來我家一坐就是半天，離婚後，他繼續來看我。抗戰勝利後，他夫人帶著兒子姚文元要從四川到上海，輪船票就是請賢道想辦法弄到的。五十年代初，我常常同他見面。 潘漢年之所以知道我，是因為他在二十年代做過創造社的職員，同郁達夫比較熟。但我同他一直沒有見過面。我向看守所提出，請派人去我家中，把我的大衣和棉被拿來。他們答應了。 晚上，睡在地板上。第二天早飯後，我就寫交代材料，從八歲寫起，到晚上已經寫了一萬多字。有人來把我寫的材料收了去，過了十幾天，我估計他們要分析我寫的內容，還要調查，需要一段時間。 我所在的這一個房間編成一個小組，早晚要組織學習，晚上九時熄燈，早上五時起床，一日三餐。八個人中，那七個都比我年輕，有幾個是從國外才回來的。大家都有文化，學習時還談到了魯迅。 有一天，叫我的號碼。我走到一個小房間，一個穿軍大衣的人說：「冷不冷？家裡給你送來了衣服。你先生患高血壓，病休在家，我們會很快給你結案，不會妨礙你們的家庭生活。」 又過了兩天，通知我把鋪蓋卷好帶出去，我走到大廳，猛一抬頭，看見賢道在門口接我，我被釋放了，無罪釋放。在裡面，我沒有流淚，這時見了賢道，我悲喜交集，涔涔地掉了眼淚。 前後大約二十天。這二十天倒把賢道急壞了，他先是到處打聽我是關在什麼地方，後來又想方設法給我送東西，還要照顧家中兩個孩子和我的母親。 我回家那天，是陰曆十二月初八。賢道是很會體貼人的，他在國際飯店開了一個房間，讓我安安心心地休息休息。之後，為了陪我散散心，他和我沿滬寧鐵路遊了半個月，到過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京、揚州。在青山綠水之間，我感到這真像一次蜜月旅行。 自這以後，相對平靜了十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