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一個忠厚善良的伴侶
外交部在重慶市中央公園內，女職員宿舍也在公園裡。新任外交部長郭泰祺，這時還在美國，蔣介石暫時兼代部長。我看見蔣介石到外交部來過幾次。不久，郭泰祺回國到重慶任職。在他的生日那一天，大家去他家中吃茶點。他見了我，就對我說，回國途中，經過新加坡，他遇見了郁達夫，郁對他說，我也在外交部工作。我想，郁達夫的消息倒很靈通。
到外交部後，由於工作關係，新結識了許多人，前外交部長王正廷、前駐俄公使朱紹陽、前上海市商會會長王曉籟、三北輪船公司董事長虞洽卿等等。他們都把我當作他們的小輩看待，都對我很熱情。王曉籟說我很像他的二女兒，而他的二女兒已經嫁給了張公權的兒子張勞度，他要我過繼給他，我後來就稱他為「繼爹」。
王正廷請客吃飯總把我也請在內，意思是讓我可以多認識一些人。他要王夫人暗中來問我，打算找怎樣的配偶。我回答，我已經吃了這麼多苦，沒有想到要再結婚。我還說，我是一個身心受到創傷的女子，十多年前，由於年輕幼稚，由於社會經驗不足，致釀成這場大錯。未來的半生，我該珍惜……王夫人說，社會上總還有好人在，你何不說說自己的想法？我們給你介紹的人，一定不會使你再吃苦。
有一次，王正廷夫婦請客吃早茶，地點是林森路上的冠生園。我遲到了幾分鐘，看見在座的客人不少。我說：「我來遲了，很抱歉！」王正廷說：「王小姐，到得遲沒有關係。只要能夠到，能夠賞光，我們大家都非常榮幸！」王夫人接著說：「尤其是我們的朋友，王大使的學生鍾賢道非常榮幸！」我用目光掃了一下在座的人，發現一位中年男子在朝我望著。我想，這一位大概就是鍾先生。王正廷對我說：「這位鍾賢道，是我在北京中國大學時的學生，人是厚道的，也能幹的，他現在是重慶華中航業局的經理，在外交部有不少朋友。今天你們認識了，以後再到外交部時，他一定會去拜望你的！」在座的朋友們，大家都笑了起來。王大使又加了一句：「我這個介紹人就做到這裡，反正一個是杭州，一個是常州，話是應該聽得懂！」
就這樣，我認識了鍾賢道。
過了幾天，鍾賢道寄來了一張請帖，約我到嘉陵賓館吃午飯。嘉陵賓館在重慶近郊，是一個美麗安靜的所在。到了時候，我乘車前往，他已先我一步到達，只有我和他兩個人。彼此談及了家世和對人生的看法。我一絲不漏地向他談了我的一切遭遇，並留意他的神情和表態。他說：「我懂得怎樣能把你的已經逝去的年華找回來。我們會有一個圓滿的未來的，請你相信我！務必要相信我！」
三月底，把結婚的消息傳播了出去，並將結婚啟事，寄給了三種報紙，請他們刊出，報紙是重慶的《中央日報》、香港的《星島日報》和浙江的《東南日報》。
一九四二年的四月四日，我和鍾賢道在重慶百齡餐廳舉行婚禮。
我們結婚的儀式是相當隆重而熱鬧的，幾乎震驚了整個山城重慶。花籃竟從禮堂一直排到大門口，來道賀的相識的與不相識的來賓，連我自己也數不清是多少。一查簽名簿，才曉得有一半是不相識的。當時重慶的中國電影製片廠，還來拍攝了幾十張相片。
正在這個時候，在新加坡上演話劇《原野》的女主角王瑩女士，也趕來參加了我們的婚禮。她還送來了一個裝滿電燈的大喜字，我們把它掛在禮堂的正中牆壁上。
婚禮是在莊重而嚴肅的樂聲中進行著，主婚人是前上海商會會長王曉籟，證婚人是王正廷，介紹人是朱紹陽與吳啟鼎。
婚禮後，連續三天，宴請朋友。連當時的四行聯合辦事總處副秘書長（抗戰勝利後升任四聯總處秘書長）徐柏園夫婦，也來向我們道賀。徐的夫人陸寒波，是我杭州女師時代的同學。
婚後不久，我辭去了外交部的工作，生活上是滿足的，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我們在兩路口住了十個月，然後搬到朝天門。這個時候，鍾賢道開始到招商局工作，我每日閒居家中。除了老同學金南萱常常來陪我談談之外，我幾乎沒有與其他任何人來往。
一九四三年三月，明明出世，她是我和鍾賢道的第一個孩子。我們請了保姆和奶媽。和我一起吃了不少苦的母親，這時，我也已經讓她從浙江的雲和乘飛機到了重慶，同我們住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三月，我生了嘉陵，不久，明明患腦膜炎而夭折。這一段生活中，常來我家的只有王正廷、虞洽卿、王曉籟等少數幾個人。七月，賢道奉命調往四川萬縣，任招商局萬縣分局經理，於是我們全家搬往萬縣，住了下來。
嘉陵的妹妹嘉利，是在抗戰勝利的鞭炮聲中出生的。她出生後兩個月，我就帶著母親、兩個孩子和奶媽，從萬縣乘輪船回到上海。賢道沒有和我們同行，而且他不久就調任招商局宜昌分局經理。
到上海後的頭兩個月，我和孩子們住在外灘招商局的宿舍里，我託過去認識的宣鐵吾夫人王明，找到了梅白路祥康里的一幢四層樓的洋式里弄房子。我們就搬過去住了下來。
隔了半年，賢道回到了上海。又過了三個月，賢道又被任命為招商局蕪湖分局經理，於是我們全家又到了蕪湖，一住又是兩三年。等回到上海，已是一九四八年了。
不久，看見許多朋友都去了台灣。局勢變化很大。賢道說，我們不走，請把我們的兩張機票退掉，於是我們全家都留了下來。
這幾年，我成了道道地地的家庭婦女，忙家務、管孩子，和外界很少來往。雖然因為賢道工作的調動，從重慶的萬縣、上海、蕪湖，又回到上海，生活始終不安定，但我的情緒已經平靜下來。離開新加坡時憤怒、不平、憂慮、悲涼的情緒，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賢道是個厚道的正派人，他曾對我說：「多年來我所等待和尋求的，就是像你這樣的一個人。現在，我總算找到了。我們都已將進入中年，我一定會使你得到補償。」我在同他最初的共同生活中，開始了第二個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