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他雖去猶在

一九七八年之後，情況一年比一年好。賢道從報上看到了要審判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消息，非常高興。那時已到了一九八〇年的深秋。 賢道的身體越來越衰弱，心臟病發作的次數越來越多。正在此時，他的工作單位和我的學校分別給我們「平反」，取消了過去的結論，我們又一次被宣布無罪。 賢道對我道：「我的衣服，不必多做，襪子有兩雙可以替換，衣服有兩身可以應付。我的身體在一天一天垮下去，不能再陪你們多少日子了。」十月，他又一次獨自去醫院。一天中午，他從醫院看了病回家，對我說：「醫生要我下午就去住院。」我陪他進了醫院。 當時，女兒在浙江山區，兒子在上海郊區。我一個人回到家中，無限傷感。不久，他鄰床的病人告訴我：「他不吃東西。」我聽了，知道不好。兒子、女兒先後都趕了回來，在病床邊陪他。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傍晚，我在他床前，他面帶笑容，向我拱拱手說：「謝謝你，家中的一切全託付於你了！」這一句就是他最後的話。 他慢慢地閉上了眼睛，享年七十三歲。 他去世的第二天，北京開始審判「四人幫」。 我在杭州西湖玉皇山下的南山公墓，訂購了一個雙穴，他生前囑咐，要葬在杭州。墓碑上刻著他和我兩個人的名字：他的是黑色的，我的是紅色的。 賢道自幼喪父，弟兄五人依母為生，他是老二，母親在抗戰前一年病逝。在他認識我之前，在四川，曾有人為他介紹了一位名人的妹妹，他見了一面，對介紹人說，我不要嬌小姐，要見多識廣，能獨當一面的女人。 他為人極願幫助別人，有求必應。一位老朋友過去的工友常來請他代寫書信，他從不推辭。個人生活十分簡樸，不抽菸、不喝酒。一九七六年前後，他戴的棉帽子是一頂花了五角錢買來的舊棉帽。他衣服通常是全家最舊的。他身邊的零用錢，常常省下來買糖果給孫子、外孫吃。他對第三代，關心得無微不至。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我和他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是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幫助的三十八年。他奔波辛苦了一輩子，晚年又遭磨難，現在應該安息了！我女兒、女婿在杭州工作，每當假日，總不忘去他墳前陪他。我和兒子、媳婦、孫子，每一次去杭州，總要去看望他。他在精神上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他在九泉之下保佑我，使我在他死後，這八年過得很安定。我常去杭州女兒處短住。女兒在杭州的浙江省建築工業學校擔任講師，女婿是杭州大學物理系的副教授。我多數時間住在上海，有我的親侄女鍾玉美夫婦與我共同生活，度我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