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我在新加坡寫的文章
我從小就愛好文學，讀中學時有的同學見到作文就頭痛，而我是最好天天有作文課，把自己想說的東西通通寫出來，所以就常常給同學代筆。後來被家務所牽，又發生家庭糾紛，根本沒心思坐下來寫東西。沒想到在新加坡承蒙朋友的抬舉，要我主持《星洲日報》的婦女專欄。但是，郁達夫不准我去擔任這項工作。他說：「你若嫌太空則可以在家裡『數米』。」「數米」這兩個字，我早就想不起來，後來在一九八六年新加坡的名作家王潤華夫婦來中國和我見了面，他送了我一本他自己的作品《郁達夫卷》，我讀著讀著，竟在無意中讀到了有關這一段，才又重新勾起了我舊日的回憶。當時在星島沒待多久，我只寫了兩篇。多少年來，我一直無處尋覓這兩篇文章，近來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朋友熱忱幫助下，為我寄來了兩篇文章的複印件。一篇是刊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星洲日報》上的《憶池田幸子》；另一篇刊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八日《星洲日報》上的《我與王瑩》。
目前看過我文章的人很少，知道王瑩和池田幸子女士的青年可能就更少了，故在此將兩篇文章照錄如下，以為那個逝去了的時代、逝去了的朋友留下些許鴻爪。
憶池田幸子
踏上新加坡的土地以後第一件使我感覺到異樣的，自然是氣候的突變，變得像去年暮春三月，我們自浙江的鄉間流亡到武漢時候的天氣一樣。第二呢？要算是這七八天來，眼中所見到的女子，竟是一式的玲瓏、嬌小！立刻就會使我想起，想起了生長在日本，而依然和平得與中國的女兒們一樣的池田幸子來。
池田幸子，自抗戰以來，幾乎轟動了全中國的人。這位池田幸子女士，大家總該還記得吧，她是一位主張反戰，而看不慣她本國一般人群的行為，與忍受不了自己的同胞的高壓，才偕同她丈夫鹿地亘先生在萬苦千辛逃亡到中國來的××左翼文壇的女作家。
第一次與她相見，仿佛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在漢口普海春菜館的一層樓上。一個有十三個團體的茶會來招待他們夫婦倆的盛會。
「這位是池田女士。」
「這位是×××夫人。」
「她可以說很少的中國話。」
「你可以聽很簡單的××話吧？」
「你們坐下來談談好不好？」
沫若先生這樣笑嘻嘻地說了一陣之後，自己走開了。這時，一股說不出來的敬佩和熱忱，充滿了我全身的細胞中。
假如沒有人介紹，亦許誰也認不出她是一位生長在日本的日本女子。那天她穿一件最近在滬上正流行著的藍色白花中國土布的旗袍，手中捧了一束我們的、跳出電影圈外——女明星所贈與的白色鮮花。面形尖瘦，身材嬌小，在高聳的鼻樑上還架有一副白色眼鏡，說話聲音不高，但臉上時露微笑，不搽粉、不燙髮，周身樸素的樣子。一望過去，就知道是經過了相當的艱苦而奮鬥出來的一位勇敢女子。
在距離開會之前的十分鐘之間，我知道了她是在「七七事變」的前後自故國逃亡到了上海，而上海是怎樣的難以找得安全的住處。最後，還是與魯迅夫人許廣平同住在一起，知道滬上不能久居，於最近才到了武漢。對許多朋友對她熱情的招待頗為感激，可惜不能說很多的中國話，最近還希望找到一位能教以國語的人等等。順便，她還告訴了我許廣平在上海生活並不快樂，孩子也相當的會吵鬧一類的話。自然，言語上有了相當的隔膜與時間的限制，把所有的意見都只能在相互的微笑中消失了。
我們在武昌住，與她的寓所隔得並不遠，可是不知怎的，總覺得沒有時間再去會一會這位異國的勇士。七月中旬，在敵機轟炸中已匆忙地離開了武漢，臨行前，似總覺得還有件什麼事忘記了做，但也想不起再去和她告別，至今回想起來，總以為是一件憾事。等我們在那窮僻的漢壽城中住定之後，在報紙上，忽然知道她又流浪到了香港，此次急速南來，在香港逗留約廿四小時中間，也不曾去看她一次，但我的腦中，總還在憧憬著那個消瘦、簡樸、勇敢的女子的倩影。
我與王瑩
「久客不歸無異死」，我如今雖然還沒有這樣深刻的感覺，但終日如在夢裡卻是的的確確的事情，又何況南島上的氣候，昏沉鬱悶，過去與未來的一切，是決不致有那麼細膩的頭腦去回憶與猜度。日夜二十四小時中間，勉強能夠想到的、抓住的，只有現實，只有那瞬息間即須消逝的現實而已！但人類終究是感情的動物，無論你頭腦被磨練得怎樣單純，但有時仰望青天，俯視碧海，在微風裡，在暴雨中，亦許一時有那樣的閒情，會把最近的往事回味出來。於是由某一件事而連帶的記著了某一個人，對別後才數年余的王瑩的懷念，就是在這樣的境遇里我時常想起的一個。
我與她初次見面的時日，已經是記不清了，仿佛還是在八九年前，我們正寂居在上海，似乎正是我在學做主婦的當兒，在當初家小人少的環境中，每次來上一個客人，做主婦的人得出去招呼一下，應酬幾句，但那時童心未泯，總時時感覺得勉強的要求我去同一個陌生人談談是一件苦事，所以有時雖然被人介紹後，說上一陣說話，而且日子一隔得多，因為不必留意的結果，竟會連來客的姓名都弄不清楚的事情時常有，現在回想起來，豈非幼稚得可笑。可是我與王瑩，也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景之中見過面。
是在一個楓紅橘綠的深秋的傍晚吧，忽而一個朋友同來了一位年輕、嬌小，而天真活潑時刻表現在她臉上的小姑娘。自然我也是同樣的被人介紹和她相見，但記得說話並沒有說上多少，而這兩位客人也就匆匆地走了，我只記得那一次曾經送他們到街口，送上了車，一直等到車子去遠，連車上的模糊人影都望不見之後才走回家來，但人事匆匆，日子一久，真連這兩個人的影子也想不起來，記不著了。
在上海住得不久，我們的那個簡單的家，重新又搬回到我兒時的生長地的杭州去居住。杭州幽閒清靜，住在那兒什麼事都不會令人煩心，在上海時候的那些雜亂煩囂的生活，早就拋向了九霄雲外；但在報上、雜誌上，與友輩的閒談中間，才又看見了，知道了王瑩這個名字，知道她側身電影界不久，又隻身東渡；然而因為我那不喜歡觀看國產影片的習慣，使得和她相見無因，始終只能知道這一個名姓而已，至於自己是曾經和她有一面之緣的那一回事，便怎麼也想不起來。
在東島住得不久，她又重新回到春申江畔來，可是自這次遠行歸來後，她已脫離了電影界，對於文藝與戲劇，卻已經有了過人的了解與研究，她的提倡劇運，與文藝界諸公的接近，及在《賽金花》等名劇中擔任主角的那些變動，正都在那個時期。於是王瑩之名，卻盛傳到了當時的文藝界、戲劇界與電影界。
正在扶搖直上的王瑩，她並不以這樣的聲譽為滿足，自己還時時刻刻的想再求深造，覺得沒有深入民眾，絕不能了解民眾的生活與疾苦。「八一三」的烽煙起來後，這正是給了她一個天賜的盡國民一分子責任的大好機會，於是她鼓著勇氣，聯合金山等數十人，自動的組織了一個劇團走向前線，想以自己的血汗來換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從上海出發之後，經過了幾個戰場與鄉市，才輾轉流亡，於去年春天抵達了武漢。
可是，關於王瑩的消息雖頻頻傳到，而想與王瑩見面的時機，卻遲遲的沒有到來。
等到四月中旬，在歡迎反戰作家鹿地亘夫婦到武漢的茶會席上，經安娥的介紹，才突然的使我看見了那久聞名而似乎未曾相識的王瑩女士。與一位久仰的人初見，內心的那一種說不出的歡欣，怕非筆墨所能寫出，但覺得她那個不高不矮的身材，再襯上一張飽含著熱情與智慧的圓臉，使人怎麼也遺忘不了她那給人的第一個良好的印象。談東談西，談家談國，經她的提醒，我才記起了與她是在上海見過一面。人生如夢，當時坐在會場裡與她的談話，真又像是夢中之夢了。
從這次以後，兩個人是熟了，見面的機會也多了起來，每當她在排練戲劇之餘，我時常會渡江到漢口的大和街——她當時寄寓的地方，去找她談話，找她散步，找她喝茶，在中山公園的池邊樹下，在最完美的幾個咖啡館中，時時可以見得到我和她兩個人的足跡。當時的警報炸彈，與自己正在流亡途中的那一回事，有時也竟致忘掉。
一直到武漢的當局下了疏散人口的命令，給予一聲珍重，大家才又各自分開，我走湘西，她領導著劇團去桂林，瀕行的時候，總以為在這國難當頭、個人的生死存亡未能預卜的關口，兩個人中間，又有誰能夠大膽的再說一句再見的時日？
我南來之百日，祖國的消息還是沒有完全隔絕，「中救」去桂林，我知道；「中救」抵香港，我也知道。等最後得悉之「中救」有南京來的確息後，我只有日日在盼望，說不出，也寫不盡我私心的歡樂的情懷。
從馬六甲回到新加坡，那五小時的汽車真是坐累了我。可是一聽得了王瑩已經到達本市的訊息後，頓使我忘卻了疲倦，即刻又跨上洋車，一直趕上了南天二樓的十六號，走進房門，卻坐著一大堆人，但第一個呈現在我眼前的就是王瑩，就是那年余不見而依然是那麼真摯、和平、較年前更顯得健康了的王瑩。在離亂中故人重見，兩個人握著手，只能緊緊地握著手，大家都呆望著，誰也找不出第一句話是應該從哪裡說起！
我曾見過不少有名的夫人、小姐、明星、女文人、女戰士，卻從來沒有感覺到有誰是完備得像王瑩那樣的才智與丰神。王瑩！我祝她永遠都是那麼一個熱情、勇敢、真摯的自由神，正如她自己所說的一樣，她是社會中的一個人，把所有的能力，貢獻給社會，成功一個社會的完人！
至少，至少，我個人是那麼虔誠地在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