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我家的常客

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春的幾年中，我們家幾乎天天有客人來，大部分是當時活躍於文壇的青年作家。 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那時姚蓬子沒有職業，很窮，經常到我家來玩，吃飯時便留下一起吃。他也寫文章，托郁達夫介紹給刊物發表，得點微薄的稿費。有一天，他帶來了一位女士，說：「這是丁玲。」當時丁玲在文壇上已有點名氣，所以一聽名字，大家似乎就成了熟人。丁玲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爽直、大方，沒有一點舊式女子的扭捏。她的頭髮剪得很短，而且是往後梳的，像個男青年，我一看這種髮式，就知道她的思想一定「左」傾。她人長得比我胖，比我矮，長得很結實，頭幾次來說話比較少，只是坐下來專心地搓麻將。後來來的次數多了，我發現她非常健談，有時大家在一起聊天，幾乎是聽她一人說話。她當時大約在編《紅黑》雜誌，所以常和郁達夫談稿子、雜誌等事，有時也談談吃什麼菜的生活雜事。她是湖南人，但和我們說話時，說普通話。姚蓬子講的諸暨話，我們講的上海話，她都能聽懂。丁玲吃菜不挑剔，能喝酒，但量不大，姚蓬子一喝酒就臉紅。 我以前沒看過丁玲的作品，自從認識她以後，才在雜誌上注意著她的小說。她從來沒有一個人到我家來過，每次不是由姚蓬子陪著，就是由沈從文陪著來。我們家有個習慣，從來不問人家的家庭情況，住在哪裡。客人來就來，走就走。所以我對丁玲當時是否成家，住在哪兒都一概不知道。 趙景深先生在《丁玲》一文中說，有一次他去看丁玲，「丁玲正在藍罩的檯燈下寫小說。我一看不覺大為驚詫，怎麼她的字這樣像沈從文呢？」趙先生把戴望舒、施蟄存、杜衡比作文壇上的「三劍客」，說胡也頻、丁玲、沈從文也如他們三人一樣，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沈從文很早就與郁達夫認識，郁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寫的就是沈從文。沈從文對郁達夫很尊敬，對他的作品也很推崇。沈從文在一九三一年寫的《論中國創作小說》中，這樣評價道：「郁達夫，這個名字從《創造周報》上出現，不久以後成為一切年輕人最熟習的名字了。人人皆覺得達夫是個可憐的人，是個朋友，因為人人皆可從他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 來我家玩的作家都較窮，只有邵洵美是例外，他是一個最富有的文人。邵每來都是坐自家的小汽車。魯迅先生在《登龍術拾遺》一文中，用這樣的幾句話說邵洵美「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作文學資本」，想來不差。 邵洵美的妻子叫盛佩玉，是鐵路總辦盛宣懷的孫女，我和郁達夫剛認識的時候，他們的結婚儀式很別致，先在靜安寺路電影院舉行西洋式的結婚儀式，然後回到斜橋總會（今南京西路青海路）同和里舉行中國式的儀式，向長輩們叩頭。盛佩玉在八十年代寫的回憶錄（見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一期）中說：當時叩頭叩得精疲力盡。邵洵美是留英學生，既是詩人又是畫家，但他不喜歡穿西裝，嫌它穿著太拘束，到我家來常穿的是中國式的長袍。關於他的形象，《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鷗先生在《從紈袴子弟到翻譯家》中曾詳細地描寫：「他眉清目秀，長發隆準，儼然是個美男子。他穿的服裝質料高級，但並不成套，衣領和鈕扣都沒扣上，顯出一副落拓不羈而不很瀟灑的氣派；態度倒還平易近人，並不像一般貴家公子那樣目空一切。」 那時我每天早晨到附近的菜場去買菜，家中雖只有我和郁達夫兩個大人吃飯，但每天總要準備五六個人的飯菜，朋友早上九十點鐘來，聊一會兒，就拉開桌子開始搓麻將，吃午飯時喝酒，日近黃昏，客人陸續離去，這些朋友一般只吃午飯，不吃晚飯。我前前後後地忙著，留著普通的短髮，身穿布旗袍，腳蹬平底鞋，完全是個地地道道的家庭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