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他又出走了

郁達夫在外祖父面前經常寫悔過書，多寫後就不起作用了。因此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一天，我叫郁達夫請來了律師徐式昌，和北新書局的經理李小峰，當著眾人的面，郁達夫親筆寫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與書」，律師、書局和我三方各執存一份。 版權贈與書 著作者郁達夫願將所著《寒灰集》《雞肋集》《過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日記九種》《迷羊》及譯稿《小家之伍》等書版權及附屬於各書之權益全部贈與王映霞氏，除與出版者重訂新合同外合將此旨記明各書三紙以一致出版者一存律師處一交王映霞氏收藏為據。 版權贈與人　郁達夫 證人律師　徐式昌 證人出版者　上海北新書局 被贈與人　王映霞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我有一個好友叫劉懷瑜，河南人。其父在浙江安吉經商。她比我小一歲，卻比我早一年考進杭州女師，我在學校里與她一見如故，她為人瀟灑，談吐風趣，是個可親可敬的朋友。我與郁達夫結婚後居家上海時，她考進中國公學讀書，畢業後又回杭州女師教書。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天在下雪，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蔡廷鍇等領導的第十九路軍，在上海人民愛國精神的影響下，對日軍進行了英勇抵抗，史稱「一·二八事變」。這年的陰曆二月初八，劉懷瑜和一個女同事到上海來參觀十九路軍的戰果，住在三馬路（今漢口路）的惠中旅館，她叫人送信，信中說，在上海只待三天，希望我們接信後馬上去她那兒見見面。 我給郁達夫看了信，見他面有難色，就建議我們吃過晚飯，等孩子們睡覺後去吧。他聽了不置可否，微微地點了頭。我和郁達夫到了惠中旅館後，看不出他有什麼奇怪的心境。他看見這是一個雙人房間有兩張床，並帶有浴室，還說：「今天我們可以在此地洗澡了。」我和懷瑜好久沒見面，說話自然較多，郁達夫偶爾插幾句，他見我們越談越熱烈，就說，他先回去，叫我住在旅館陪劉多談談，而且還約好次日清晨他來陪我們去吃早餐。我聽了真高興，覺得他挺體諒我。 第二天，郁達夫一早就到旅館來，然後我們三人一起到大三元吃早點，中午又共進午餐，在三人談話中，我一點也沒有看出有什麼異樣。午後四時，他叫車與我一同回家。但汽車駛到嘉禾里弄堂口，他先下車，站在汽車旁，等我下車後，突然他又回到車裡，對我招招手，說：「再會了。」車子也就馬上開走。我心裡很納悶，剛才的快樂一股腦兒地被掃蕩了，我悶悶不樂地回到家中，走進房間，發現床上的棉被少了一條。我坐在床上，茫然地望著地上，不知該幹什麼。這時家中的女傭進來對我說：「昨夜少爺一個人回到家中，不多一會兒，就手提被包對我們說，少奶奶已和別人住在旅館裡，不回來了，我也要住到別處去，你們看好兩個孩子。」 我聽了這些話，知道他又犯老毛病了，不像當初他第一次莫名其妙出走時那麼驚慌，只靜靜地在家中待著。三天後，郵遞員送來了一封信，封套上寫著本市郵寄。打開來讀了信，才曉得他是負氣出走，並說文章寫好就會回來。 「負氣」，氣打哪兒來！我想來想去想不出他「氣從何來」。後來他告訴我，他是懷疑我與懷瑜同性戀愛，好一個愛幻想的大作家。他還告訴我，他在外面半個多月中，時常回來，躲在門外，看我和誰在一起，有誰來看望我。結果他經常看到的是邵洵美和姚蓬子，也就沒闖進來與我慪氣。 他信中說的文章，就是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郁達夫就是在上述這種奇異的情緒下寫了這一本小說。此書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出版不久，即被當局查禁。十二月，紙型移交現代書局再版。其實，這本書大致寫一個醜八怪的女性仗勢強橫虐待另一個女性的所謂「同性戀」的小說，郁達夫也自認是失敗之作，只因其中有些違礙的字句，而遭禁。 有人批評過：郁達夫憑自己構想的框子來寫作，把文學作品當成自己的思想圖解。所以，郁達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篇小說，大約也將變成我作品之中最惡劣的一篇」。 過了七八天，已回杭州的懷瑜寫信來，問我怎麼沒有再去看她，也沒寫信給她。她問：「《大晚報》上刊有你和郁達夫先生在鬧離婚，是真的嗎？」這突如其來，意外的問題，使我惘然。我自然無可奉告，因此只得不回信。 大約過了二十天，郁達夫拎著棉被回到了家中，又若無其事地照常生活，和沒事一樣。 我本不在乎他的窮還是富，我只需要他以真摯的感情對待我，就像他當初狂熱地追求我那樣，可現在又怎樣呢？真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