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裂痕的出現
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我們這一個小家庭里，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
郁達夫的二哥從富陽來，住在我們家。弟兄相見，分外親熱。他本來就同他的二哥感情非常好的。這次見了面，我備了酒菜招待他。看他倆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就勸說不能再喝了，並說：「我們還是大家吃飯吧？」郁達夫一下子就不高興了，只穿了一身中式的單衫單褲就出了家門。我和他二哥起先還以為他一會兒就回來的，後來一等再等，依然不見他回家。於是，我安排他二哥宿在客堂間裡，自己則回到樓上去休息。
第二天早晨，他二哥回富陽去了。家中空空蕩蕩的少了一個人。天快黑了，我收到了一份從寧波青年會發來的電報，我急忙看電文，才知道是郁達夫從寧波發來的。電報上說，他的錢和手錶被竊，要我馬上送二百元錢去寧波。
幼稚柔弱的我，一想到他的安危，怎麼也要弄到錢給他送去。家中沒有這麼多現錢，又沒值錢的東西，我想來想去，決定把我結婚時母親贈我的一對金手鐲去當了一百元，立即趕到十六鋪輪船碼頭，買票上船。
第二天清晨，船到寧波，我在青年會裡找到了郁達夫。
見了他，我第一句話就說：「給你送一百元來了。」他「哦」了一聲，說：「我們一起到普陀去玩幾天，再回上海好不好？」
我在青年會裡住了一夜，第二天，在去普陀的船上，郁達夫告訴我，那一天傍晚他從家裡出來，是因為我阻止他喝酒，他很生氣。等走到十六鋪碼頭，天已黑，就和衣倒在碼頭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之後，便買了船票到寧波，手錶等就是在碼頭上不見的。
這件事發生的真實原因，郁大約不好意思對人說，對朋友只說：「一個人在上海街頭，喝醉了酒，經扒手掏走了錢包，不知怎樣糊裡糊塗在十六鋪碼頭上了去普陀的輪船，就這麼一個人來了，連忙寫信告上海要王映霞寄錢，王就帶著錢自己跑來，兩人一起留下了。」當時郁達夫還寫了一首詩《游普陀作》：
山谷幽深杖策尋，
歸來月色已西沉。
雪濤怒擊玲瓏石，
洗盡人間絲竹音。
郁達夫有過人的智慧，有絕世的才華，可是他每當腦筋一轉，脾氣一發，他就不會顧及前後，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很知道這一件事是做錯了，他亦了解這件事情會在我的精神上留下難以消除的傷痕。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他卻突然又不告而別，我打開抽屜，發現少了一張存有五百元錢的單子，這些錢對我們當時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款子，我驟然震驚了一下，但馬上又想開了，錢是身外之物，失去了並不稀罕，只是不知他究竟跑到哪兒，會不會出意外，心裡有點著急。上海的親戚、朋友家我不敢去打聽，怕被人笑話，面子上下不來。母親和外祖父早已搬回杭州去住，無人可以商量。我是一個已經出嫁的女兒，而且是自願嫁給他的，死活我得一個人承當。
任你怎麼心煩意亂，還得做家務，照顧孩子，有朋友來訪時，我以謊言搪塞，只說達夫外出幾天，不久就會回來了。時間一天天過去，我仍沒有郁的半點消息。不料有一天，我意外地收到我表姐張幼青（她後來嫁給周象賢）的來信，信中說，她前幾天在杭州閘口的江邊，看見郁達夫，他隨身未帶行李，手中只提了兩包旱菸，走上了開往桐廬的輪船。
讀了信，我心中馬上猜到他出走的原因，是因為在上海住厭了，況且我又老勸他少喝酒，大約想走回頭路，回到富陽去。並不是如他後來在文章中寫的，是因為「白色恐怖」「春服既成」等等。其實，一個人的思想是變幻莫測的，有什麼想法儘管可以向我明說，我是個爽達的人，有什麼不可商量呢？我一邊想，一邊安慰自己，同時我心中的痛楚是無法形容的，望著這個家、這兩個兒子，我真想大喊一聲：「他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我曾看見一篇文章里說：「……髮妻荃君，既遭遺棄，又藕斷絲連，憐念有加，暗中來往如故。這一切都是他們夫婦隙末凶終的因素……」此話並不是沒有道理。當初和鬱結婚時，說要與孫荃離婚，但實際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詩中幾次把我當作妾姬看待，如他寫的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
病肺年來慣出家，
老龍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難耐，
九月秋遲桂始花。
香暗時挑閨里夢，
眼明不吃雨前茶。
題詩報與朝雲（後改霞君）道，
玉局參禪興正賒。
《偶感寄映霞》：
一帶溪山曲又彎，
秦亭回望更清閒。
沿途都是靈官殿，（我姓王，杭州省嘲王靈官者）
合共君來隱此間。
很明顯，這是把我比作蘇東坡姬侍朝雲。以後在《毀家詩紀》中，又把我比作白樂天的姬侍樊素，還稱為「下堂妾」。說實話，我也是有文化教養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豈能無動於衷？
終於，郁達夫回來了，我仔細地觀察他的神態，竟然看不出什麼異樣，再看他隨身帶的行李，是一隻網籃，上邊有「富陽郁氏」的字樣。這時，我才開口：
「你這麼些日子到哪兒去了？」
「富陽、桐廬，嚴子陵釣台。」
「在富陽住了幾天？」
「一個星期。」
「你在富陽的日子裡，還想到上海的家和孩子們？你為什麼不聲不響地走掉，不告訴我你的去處？你欺騙了我，你對我說了謊話。你欺侮我過去沒有男人，沒有嫁過人，不像你這樣當面講好聽話，私下又背著我行事。你把我當作什麼人？！」
當時郁達夫寫了《釣台題壁》詩：
不是尊前愛惜身，
佯狂難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馬，
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數東南天作孽，
雞鳴風雨海揚塵。
悲歌痛哭終何補，
義士紛紛說帝秦。
他聽了我的話，一言不發。我也不哭、不鬧，只寫了一封信給我的母親，她老人家收到我的信，立即從杭州趕到上海。
郁達夫知道母親是當年我們婚約中僅有的一個反對者，而今的事實放在眼前叫我怎麼辦呢？母親問他：「達夫！你說應該怎麼辦？」郁達夫無言以對。二人從深夜談到天明，郁達夫寫了一張保證書交給母親，母親用信封封好，交給了我。於是，從表面上看這件事似乎是已經告一段落了，但在我的感情上，創傷卻一日一日地加深下去，因為任何物質，是交換不到感情的。
沒有幾天，母親要回杭州去，我在送她老人家上火車後的歸途中，感到心酸。回到家中以後，很有一股突然的感覺：似乎這一個家已經不像是我的家了。猛然間，陽春走到我面前來喊了一聲「媽」，才使我恢復了原來的神志。想著已經出世了的兩個孩子，想著腹中那七個月的胎兒，又想到這幾年來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這一個家，我真感到了來日之茫茫。
結婚以來，除與郁達夫同行或同赴友人宴會之外，我一直深居在家，幾與我的同學、親友不相往來，也久不通信。但自從這次以後，我也逐漸與同學、親友恢復往來。我做了許多郁達夫所不願意我做的事情，如去探望幾個獨身的同學啊，告訴了她們我的痛苦。等郁達夫不在家的時候，約她們到我家裡來看我，或者在空閒時給她們寫幾封信。我更不像前幾年一樣地死守在家中。我的心變了。
郁達夫的個性自幼孤獨，青少年時代就沒有開朗的機會，尤其是在日本一住十年。正如他自己在《血淚》中所寫的那樣：「在異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環境給他養成了一種苦悶的頹廢的性格，不習慣於有規律的家庭生活。到了某個時候，他想恢復一下他的幻想，便立刻會無聲無息地出走一次。但走，也不會走得太遠，不久自己也就會回來。不過從我的性格上想來，他的這種舉動，似乎是我們家庭生活的癥結。為了愛面子，在朋友面前我不敢聲張出來，愛與恨的複雜的感情充滿了我的心，我曾動過多次可怕的幻想，怕他發生什麼意外；但等到他安然地又回到家中的時候，便立即消失了。
我原諒他的病態，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體；另外，還感佩著他的才華。於是，只能言歸於好。
許多事情是不能有一個開頭的了。有了第一次，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於無數次的了。有時為了飲酒，又有時為了別的雞毛蒜皮之類的事情，我只須看他眉頭一皺，頭一搖，知道他馬上會重犯老毛病了。有時我總覺得好奇，想探究一下他到底是往何處去的？去做些什麼？為了感情，為了他的安危，我就在後面追蹤他。
兩個人距離二三十步，有時十幾步，更有時好像並行著。不過彼此老是默不作聲，活像兩個陌生的行路者。有時向西行，從住處走到曹家渡，有時又走到霞飛路盡頭，大家自管自地走著。這幾條熟路，都是我們結婚前後攜手同行過的地方。而曾幾何時，心情便各有不同。一種傷感懷舊的情緒湧上心頭，我的步子，便自然而然地緩慢了下來，原來在我前面行走的他，偶爾一回頭，發覺我跟在他後面。時間已經到深夜，他自己也走得有些疲倦了，他就馬上會喊了一輛人力車，叫車夫把車子拉到我身邊，讓我跨上坐定之後，他也就坐了上來，兩個無言無語地回到家中。這樣地走了一場冤枉路，在他總算是已經發泄了悶氣，我卻在受折磨。他倒若無其事地與往日一樣，叫我、逗我、為我倒茶送水，示意我休息。於是我又只能在疲勞里、在悔恨中，度過殘宵。
在上海的這四五年中間，像這樣的情形的反覆，是不計其數的。弄得久了，我亦習以為常，任他自去自來，任他愁煩歡笑。在一次次的糾紛以後，我也曾摸索到了許多教訓，我不敢把心底里真正的思想暴露出來。我孤獨地苦悶地想起了在我和郁達夫結婚前媽對我講的箴言，師長、同學對我的輕視。又想起了我那可愛的令人懷念的故鄉的一切、兒時的一切。我熱烈的真誠的感情漸漸地改變了。同時，家庭影響到我的嬌，社會影響到我的驕，在逐漸發展。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出世，取名雲，小名殿春。這孩子的面貌與性格，從小就特別像他的父親。未到滿月，我就得到祖父在杭州患腦溢血的電報，我和郁達夫就匆促地趕往杭州，總算見到了老人家最後的一面。我從不愛哭，但這次在我祖父的靈前，卻流了不少眼淚。老人家長眠了，從此他再也不知道我此後的日子是歡樂還是悲愁。